南懷瑾先生：即使出家學道，為了成仙成佛，也還是在求利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

“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梁惠王與孟叟

這一段的文字記載，無論是孟子本人或是門人們的記述，措辭用意都很妙，而且也很坦率，不加故意的掩飾，直截了當描述當時孟子見梁惠王一段不太愉快的談話。尤其我們瞭解了梁惠王後來對騶衍的接待，再來一看他對孟子滿不在乎的樣子，很顯然的，大有厚薄輕重之分了。

而且最不可耐的，便是梁惠王對孟子的稱呼，既沒有像春秋時代諸侯對孔子的敬重，尊稱一聲夫子；也沒有像戰國當時諸侯們禮賢下士的作風，尊稱一聲先生。他卻乾乾脆脆地稱呼一聲“叟”。這個“叟”字，好聽一點來講，便是老先生的意思。不禮貌一點，便是老頭兒的意思。當然，梁惠王當時的一聲“叟”，究竟是代表老先生呢？或是老頭兒呢？無法考查。這要看他當場的禮貌態度，和稱呼的聲調來決定它的涵義了。可惜當時沒有電視錄影（一笑）。但無論如何，這一聲“叟”，並不表示尊重，大概是沒有疑問的。

而且本章的記述，描寫這一段不太愉快的談話，在文字的氣勢上，表達得很明白。如此直接記載這一個“叟”字的稱呼，對孟子的偉大倒沒有什麼損失，反而襯托出梁惠王始終不成器的風格，一副吊兒郎當、不莊重的浮躁相。

孟子在聽了梁惠王“何以利吾國”的問題以後，就很莊重地對梁惠王說：“您何必只圖目前的利益？其實只有仁義才是永恆的大利。”

“如果都像你惠王一樣，謀國的居心，只圖以急功近利為目的。那麼，等而下之，那些高位的大臣、卿大夫們，也只求顧全自己的家族利益。這樣影響所及，一般的國民，也就只為自己身家的利益打算。這種觀念發展下去。一定會使全國上下各階屬，都變成以利害為生活的重心，造成‘當利不讓’的風氣。這樣的話，國家就太危險了。”

“因為唯利是圖，‘當利不讓’的結果，自私自利的觀念會越來越嚴重。在歷史上，有許多的事實可以證明，互相爭權奪利的結果，便形成臣下反上的叛亂逆行。那些本來具有萬乘之尊的大國，發生弒君叛變而自據稱王的，都是當時那些高位重臣，所謂千乘之家做出來的絕事。同樣地，那些千乘之家，被巨下叛變所謀害的，也都是那些百乘之家的重臣所幹的事。”

“至於侵略吞併的思想，更是由於‘權利慾’的驅使，所以目前萬乘之尊的大國，便想吞併千乘之邦。那些千乘之國，便想吞併百乘之眾的小國，這些古今的事例，不能說不夠多的。原因在哪裡呢？都是為了急功圖利、爭奪權利的結果。如果不瞭解先行仁義，而只求近利為前提，自然而然要變成非侵略他人、奪取別人的所有，就不能滿足自己的利益。”

“其實，真能實行仁義之道，大利自然就在其中。真有仁心的人，絕對不會有遺棄其近親的可能。真有義氣的人，絕不會有背叛君上的可能。所以我認為您—— 惠王只有推行仁義之道，才是最高明的政略和政策，又何必舍大取小而只顧目前的急功近利呢？

我們根據《孟子》的原文，概略演繹它文字的內涵，略略加以說明，大致就是這樣的對答。當然，如果說是譯文，那便大有問題。因為這樣的說法，與古文原文的簡練原意，也許略有出入，或大有出入。不過，大意是不會太過差錯到哪裡去的。而且這樣一來，把孟子對梁惠王的答話，看得很明白。孟子並沒有太過迂腐古板，只一味地叫他行仁義，而不管梁惠王當時所處的情勢，以及急功好利的迫切需要。這樣孟子才不失為一個識時務的聖哲。只是在政略上有思想、有遠見、有抱負，與梁惠蘭急功近利的政見不能相合而已。

我們先要解決了這個問題，再來從兩方面看這一段對話，討論他的內涵。

第一，是司馬遷的記載。第二，是歷史的證驗。

司馬遷對梁惠王和孟子的觀點

司馬遷寫《孟子列傳》，是把孟子與荀卿的列傳合寫成篇的。關於孟子傳記部分，他也是以孟子見梁惠王這一段思想作重心來述說的。如說：

孟軻，縐（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剛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臏）、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根據史記列傳的記載，關於孟子的生平，只有短短一百三十七字。有關孟子千秋事業的思想方面，已有他自己七篇的本書，用不著司馬遷再來述說。他在本傳裡，只提出他政治思想的要點，是主張傳統文化的王道精神，即不願講當時侵略吞併的不義之戰，也不願只講霸術。所以和梁惠王當然也談不攏，這是王道與霸業、聖賢與英雄分野的必然結果。

但是他又把孟子與梁惠王這一段主要的對話，比較詳細地埋伏在魏世家中有關梁惠王的一段記述裡，他說：

惠王數被于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騶衍、淳于髡、孟柯皆至梁。

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

叟，不遠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

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慾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

由於司馬遷寫《史記》，處理資料的手法太高明瞭，如果不再三仔細地讀完全部《史記》，細心留意揣摩，往往把許多歷史哲學的重點被他的手法瞞過，也被自己粗心大意讀書所誤，而不知道司馬遷的微言重點所在了。

他寫孟子傳記，只是述說孟子之所謂孟子的正面，等於照相的正面全身大照。但是對孟子的側影或背後的記錄，司馬遷也不免有些惋惜之意的微辭。可是他把它插進魏世家當中去隱藏起來，要讀者自己慢慢去尋找、去體會。

他說梁惠王自從兵敗國破，遷都到大梁以後，心情也真夠惡劣萬分。但是他還想力圖振興，還肯“卑禮”——很有禮貌地，“厚幣”——用很高的費用，邀請招待各國的名賢當顧問。例如騶衍、淳于髡，孟子都因此而被邀請到大梁來了。梁惠王也很坦率地告訴他們自己的心境非常惡劣，處境也很尷尬（如記載所說：

“我（寡人）真不行！這多年來打了三次敗仗，我的兒子（太子申）被齊國俘虜了，我的得力上將也戰死了。弄得國家非常空虛，實在羞對祖宗和國人，我對目前的局勢覺得太慚愧了。”

他又對孟子說：“老先生，你不辭千里的辛勞來到敝國，實在是我們的榮幸。不知你將如何為我國謀利？”

孟子說：“惠王，你不可以這樣過於注重利益。你做領導人的這麼重視利益，那些高階臣僚的卿大夫們，也就只顧自己的利益。等而下之，所有國民，就都爭取自己的利益。這樣子上下爭利，你的國家就太危險了。做一個領導人，只要提倡仁義的基本精神就好，何必講究什麼利呢？”

如果依照司馬遷這一段的記載，我們讀了以後，不免拍案叫好，好極了！可愛可敬的孟夫子，講的道理是真對。但是梁惠王這個時候，好像是百病叢生，垂死掙扎的危急。你這包顛撲不破、千古真理的仁義藥劑，他實在無法吃下去，而且也緩不救急，你叫梁惠王怎麼能聽得進去，接受得下呢？

可是司馬遷寫到這裡，誰是誰非，他卻不下定論——實在也很難下定論。因為千古的是非，本來就不容易有真正的結論。所以他不寫了，但是，他在《孟子列傳》裡，卻寫了一句“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多情。”就這樣的輕輕帶過去了。這是多麼有趣、多麼耐人尋味的手法！

義利之辨

把上面一些正反的史料講過了，現在我們再來研討《孟子》本節的重點。首先要了解，孟夫子生當戰國時期，而且也遠遊過各國，難道他真的是那麼迂闊不懂現勢嗎？難道他對騶衍，甚至如當時風尚遊說之士們縱橫捭闔的作風，一點都不會嗎？

我們的答案可以肯定地說：不是的。他對那些只圖個人進身之階的作法，和博取本身功名富貴的辦法，完全懂得。他之所以不肯那樣作，實在是“非不能也，是不為也。”而且可以加重語氣地說：是不屑於那樣作。為什麼呢？因為他是抱著古聖先賢的淑世之道，尤其拳拳服膺孔子的仁道主義，完全從濟世救人的宗旨出發。他希望在那個只講霸術、爭權奪利的時代中，找出一個真肯實行王道仁政，以濟世為目的的領導人物，促使他齊家、治國而平天下。

所以他針對梁惠王的問題，當頭一棒，便先提出政治哲學上義利之辨的中心思想。他也明知道梁惠王不一定能接受，但是他還是存著梁惠王也許能接受的希望。此所謂“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乃聖人之用心也。再說，無論是謀國謀身， “仁義之道”的確是真正大利。只是人們都只貪圖眼前的急功近利，而不顧及長遠的巨利。所以都變成心知其為然，而行有所不能也，如此而已。

其次要研究的是，根據司馬遷的《史記》等史料的記載，當時孟子是先到齊國而後才到魏（梁）國的。《孟子》這部書，不問它是孟子自己寫的，還是他門下弟子們記錄了他的話而編成的，為什麼發生在後的事情，卻偏放在最前面呢？因為孟子的思想學說中，義利之辨是最重要的要點之一。

孟子與梁惠王各言其利，在梁惠王的一面來說，根據前面所說的魏國的歷史背景，所處的地理形勢，西有強秦，東有剛打敗了他的齊國，南有強大的楚國，北接的韓、趙，雖然同是自晉分出，獨立的同源邦國，但亦各有懷抱。在客觀形勢中，又恰逢弱肉強食的時代，他自然希望自己的邦國強大起來，甚至於最好成就霸業。假使你我是當時的梁惠王，大概也同樣會有這種想法。所以他一見到孟子時，不談仁義，開口就問：“亦將有以利吾國乎？”這句話，又怎能指責他是錯的？這實在是人情之常。”

這也是我們讀書要注意的地方。讀任何書，先要絕對的客觀，然後再設身處地地，作主觀的研究分析。譬如對於梁惠王一見到孟子，就問孟子對於魏國有什麼有利的貢獻，經過前面一番較為客觀的分析，就不會主觀地認為他完全不對了。可惜以前大多數的讀書人，多半不作這樣絕對客觀的分析，乃至於把自己一生都在誤解仁義中埋沒了。

孟子答覆梁惠王說，你梁惠王何必談利呢？你只要行仁義就好了。這是中國文化千古以來，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義利之辨的最大關鍵。而在後世的讀書人，大多看到利字，就望望然聯想到“對我生財”的錢財之利這一方面去了；站在國家的立場來說，也很可能誤認為只是經濟財政之利。至於義，則多半認為和現實相對的教條。因此便把仁義之“利”錯解了，而且把仁義的道理，也變成狹義的仁義觀念了。如此一來，立身處世之間，要如何去利就義，就實在很難辦了。

舉一個例項來說，我們假使在路上看到一些錢，這是利，我要不要把這些錢拾起來呢？這就發生了義利之辨的問題了。以我們傳統文化來說，這些錢原非我之所有，如果拾起來據為己有，就是不義之財，是違背了義的道德，是不應該的。在利的一方面看，自己的私心裡認為，路上的這些錢，乃是無主之財，我不拾起來，他人也會拾去，據為己有，也沒有多大關係。但是到底該不該拾為己有？儒家對這種問題，在個人人格的養成上就非常重視了，由此便形成了中國特有的、非常嚴謹的個人的道德觀念。

但是，由於這種義利之辨的觀念根深蒂固，後世讀《孟子》的人，大致統統用這個觀念來讀《孟子》，解釋《孟子》，於是就發生了兩種錯誤。

第一是誤解了梁惠王問話中的利，只是狹義的利益。第二是隻從古代精簡的文字上解釋，而誤解了孟子的答話，以為他只講仁義而不講利益，把“利”與“義”絕對地對立起來了

。其實並不如此，依照原文用現代江浙一帶的方言來讀，就可從語氣中瞭解到他的涵義，知道孟子並不是不講利，而是告訴梁惠王，縱使富國強兵，還都是小利而已；如從仁義著手去做，才是根本上的大吉大利。

瞭解了孟子這句話的真正涵義所在，於是我們就可認識孟子，並不是那麼迂腐的了。他並沒有否定利的價值。他只是擴大了利的內涵，擴大了利的效用。如果孟子完全否定利的觀念的存在，那麼問題就非常嚴重了。

試看幾千年來中國文化的整個體系，甚至古今中外的整個文化體系，沒有不講利的。人類文化思想包涵了政治、經濟、軍事、教育，乃至於人生的藝術、生活…… 等等，沒有一樣不求有利的。如不求有利，又何必去學？做學問也是為了求利，讀書認字，不外是為了獲得生活上的方便或是自求適意。

即使出家學道，為了成仙成佛，也還是在求利

。小孩學講話，以方便表達自己的意見，當然也是一種求利。仁義也是利，道德也是利，這些是廣義的，長遠的利，是大利。不是狹義的金錢財富的利，也不只是權利的利。

再從我們中國文化中，大家公推為五經之首的《易經》中去看。《易經》八八六十四卦中的卦交詞，以及上下系傳等，談“利”的地方有一百八十四處；而說 “不利”的，則有二十八處。但不管利與不利，都不外以“利”為中心在討論。《易經》思想最主要的中心作用，便是“利用安身”四個字。所以《易經》也是講利，而且告訴我們趨吉避凶，也就是如何求得有利於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的道德因果律，也是告訴人們以積善的因，可以得到餘慶的果。相反地，積不善因，便得餘殃之果。所以，積善是“利用安身”最有利的行為。

如果探討孔孟思想的文化源頭，絕對離不開《易經》。所以說假如孟子完全否定了“利”的價值，那麼《易經》等等我國的所有傳統文化，也被孟子否定了。但事實上並非如此。由此，我們研究孟子，首先就要對義利之辨的“利”字，具有正確的認識。

同時，我們還可以提出兩點來作反證

：

第一，韓非子說：“輿人慾人富貴，棺人慾人死喪。人不貴則輿不用，人不死則棺不買。非有仁賊，利在其中。”他說，棺材店老闆希望別人死，並不是心壞，並不是不義；汽車廠老闆希望大家發財，也並不是心好，並不是好義。兩種不同的心理，都是為了自己的生意好，多賺些錢，都是生意人本分的想法。

韓非子的這段話，等於為“利”字下了一個這樣的定義：或者是人，或者是物，或者是事，當某一時間，某一空間中，能夠產生“利用安身”的功能效果，那麼它就具有“利用安身”的價值；也就是在當用、該用、要用、可用、適用、值得用的條件下，那麼對這人、或事、或物來說，就構成了價值；也就是對這人、或事、或物的利。

第二，《易經》中卜筮方面所顯示的，可歸納為“吉。兇、悔、吝”四種現象。實際上就只有吉凶兩端。吉是好的；兇是很壞；而悔為煩惱；吝是困難。簡單說，悔、吝也就是小兇。天下人、事、物，都不外吉與兇兩端。吉、兇怎麼來的？《易經·系傳》上說：“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凡是一動，就會發生或吉、或兇、或悔、或吝的結果；不是吉就是兇，不是兇就是吉。有了這項理解，就知道利與不利之間的辨別，須要從動用之間而分。

由這裡引申出來，可知孟子對梁惠王說的仁義，就是大利。因為在戰國時代，國與國之間，都在互相征伐的動亂之中。如果有一個國家，真的以仁義作為治國的最高原則，運用在內政外交上，那麼最後的勝利，就必定是屬於這個行仁由義的國家。

玩弄仁義的權智

漢代桓譚《新論》說：“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由仁義，五霸用權智。” 指出上古時代的三皇，是以道治天下，這是最高的無為而為的境界。到了後來五帝的時代，以德來治天下，這已經差了一層——有為而為了，但是仍然是非常高超的政治。等而下之三王用仁義，五霸用權智，可以說是每下愈況。

又《長短經》的《反經》第十三說

：

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陳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尹文子曰：仁、義、禮、樂、名、法、刑、賞，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失。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偽。

這是道家思想的論點。這裡指出，仁義的確是一種好德行；但是這德行用久了，便走了樣，變成人們用來爭權利的一種工具。由此就可以瞭解道家的代表人物—— 老子和莊子說的那些話。

老子曾說，道德頹落，才有禮義之說，他也經常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當時老子對於仁義禮樂的道德觀念批評得很厲害。莊子也曾說：“仁義者，先王之蘧廬，可以一宿，不可以久處。”因為在春秋戰國時代，各國諸侯的征伐口號，大體上也都是標榜仁義，而實際上並不是真行仁義，只是利用仁義的美名，以達到爭權奪利之目的。所以莊子說仁義只是先王所留下的一幢臨時寓所，一幢別墅，並不是自己久遠安身的家，只可以偶爾住一住，不可以長久住下去。意思就是說，仁義這種道德觀念，只可以在道德極其衰微的時候，偶然用一下，不可以長久地死用。如果長久用下去，就會被壞人利用仁義之名，作為政治上爭權奪利之實了。

孟子思想被夾纏不清

綜合上面這些分析，來看孟子對梁惠王所說的關於義利之辨的話，試作一個結論。

第一，孟子一開始就對梁惠王說，你何必去貪求這種眼前短暫的近利、小利呢？你應該提倡仁義的道德觀念，推行仁義的道德政治，才是你長遠的大利。因為孟子的中心思想，是想實行中國傳統文化的仁義道德之治，所以他對梁惠王就這樣直接地提出來，不保留，不婉曲，不虛飾，這態度本身就是一種不問利害的道德行為。

同樣是孟子的這個意思——勸梁惠王行仁義政治的意思，假如換了當時另外一些遊說之士，例如蘇秦、張儀這一班所謂縱橫家的謀略之士來說，那麼他們就絕對不會像孟子那樣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去拂逆梁惠王的意思。這一班人，一定會拐另一個彎，婉轉地對梁惠王說：“我有一個使你得到最大利益的長遠之計，你梁惠王想不想聽？”這樣先賣一個關子，吊梁惠王的胃口。

等梁惠王很想知道究竟怎麼回事的時候，他才慢條斯理地說，現在天下是如何混亂，道德淪喪，人人都在渴望仁義。你不妨如何利用仁義，如何以仁義為口實，頒佈一些政令，那麼天下的人民都到你魏國來了。你有這許多人民，領土也會增加，國家富強，自然就完成你的霸業了……等等，迎合梁惠王的心理，誘導他聽從他們的說辭，慢慢實行仁義的政治。當然，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是為了自己有進身之階。

第二，無論東方或西方，任何一種文化、一種學術思想，都是以求利為原則。如果不是為了求利，不能獲利的，這種文化、這種思想，就不會有價值。

從哲學的觀點看，一切生物，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離苦得樂”。飢餓是苦，吃飽了則得樂。疾病是苦“，醫好了則樂。天氣太熱則苦，到樹蔭下乘涼，或到有冷氣的房子裡，全身清涼則樂。一切生物的一切行為動態，目的都在“離苦得樂”，也就是我們中國文化《易經》上的“利用安身”，也就是現代觀念想辦法在我們活著時，活得更好。像設法利用太陽能，淨化空氣，防止水源的汙染，目的都是使我們好好地活著，這些都是《易經》中所說的“利用安身”。所以任何文化，任何學說思想，如不能求利，沒有利用價值，則終必被淘汰。

即如宗教家們的修道，也是為利。修道的人，看起來似乎與人無爭。實際上出世修道的宗教家，是世界上最講究先求自利的人，他拋棄世間一切去修道，修道為了使自己昇天或成佛，這也是為了自已。雖然說自利而後利他，那也只是擴充層次上的差別，其唯利而圖是一樣的。為了昇天成仙之利而修道，這也是為了利。

自從孟子講仁義，強調了義利之辨以後，影響到後世的重視義利之辨，而漸漸地，後世的義利之辨，又與自私無私之別，混為一談，以為“義”與“無私”同義， “利”與“自私”不殊。因此漢唐以來，儒家的義利之辨，大多混淆了私與無私之別，兩者分不開來。所以談義利之辨時，往往在邏輯上就會夾纏不清，而使我們現在的一些人仍然弄不清楚，乃至於產生“儒家思想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錯覺。

因為後世受此影響，每談義利之辨，就成了談有私與無私之辨。遂進一步牽涉到中國文化思想的中心，乃至牽涉到人類文化的中心，尤其是政治行為的中心—— 公與私之辨的問題。

以我們春秋戰國的歷史文化來說，關於公與私之辨，有兩派極端相反的思想。一為墨子，一為楊子。其實他們都由道家的思想脫胎演變而來。

墨子講“義”，但是墨子講的，和孟子講的，雖然同為一個“義”，卻有不同的觀念，含義上是有所差異的。墨子講的義，是主張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從頭頂到腳底，都可以放棄自己而去為別人謀利，是徹頭徹尾的犧牲自我，以利別人。

而楊子——楊朱的思想，則與墨子絕對相反，他主張“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但並不是我一毛不拔，而你卻該全部給我。他是主張天下每一個人都是這樣一毛不拔，都能不妨害他人的利益，才為自己的利益著想，假如能做到這樣，又是另外一種社會形態了。

如果把墨子和楊子兩人的思想，作一番仔細的研究，那會怎樣呢？依墨子的思想，要想天下人，人人都自我犧牲，只圖利他人，這是做不到的。那麼依楊子的思想，普天之下，每一個人都只為自己利益著想，絕對不為別人的利益犧牲一根毫毛，那是否做得到呢？答案很明顯，那當然是不行。人類可真是奇妙的動物，固然自私的心理人人免不了。但若要自私到這個程度，卻也沒有人做得到，更不可能全人類都這樣做。反之，要人人都大公無私，也難做到。

如果依墨子的思想去做，人人都能大公無私，則天下共利，結果自然很好。或者依楊朱的思想去做，人人都只為自己，絕對不妨害別人，各守本位，不犯他人，也就是現代所說的，爭取自己個人的自由，也尊重他人的自由

。倘使做到，那麼也可天下太平。但這兩派的主張，事實上都做不到。

既然墨子和楊子兩種極端相反的主張都做不到，只有再看看儒家思想，這是中庸的。中庸不是調和論，是相容幷蓄而仲裁為適可而止的中道。孟子秉承了孔子的儒家思想（但不是秦漢以後變了樣的儒家思想），當然是崇奉了仁義之義，向梁惠王提出建議。同時，在提出建議時，也不採用當時縱橫家們為博取富貴權勢所慣用的遊說態度。孟子雖懂得遊說的辭令技巧，但卻不用，還是很嚴正地主張行仁由義，極力宣揚仁義的美德，向梁惠王直說只有仁義最好。

我們不妨引用清人的兩句詩：“

莫言利涉因風便，始信中流立足難

。”正好作為孟子對梁惠王直言忠告的風格，其難能可貴的定評。

或者說，所謂義利之辨的道理，就是孔子所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大義之義。義理之義，義者，宜也之義，並非狹義廣義等的義利之義。其實，都是一樣，不管是什麼偉大的義理，都是力行於義，才能有利於成其為君子，所以這也是利便是義，義便是利的真實道理。

由於義利之辨的文化思想發展下來，到了宋明以後，構成中國文化的商業道德，便有“貿易不欺三尺子，公平義取四方財”的說法。即使專事求利求財的商業行為，也要心存“不欺”和“公平”的義利之辨。可以說這是孔孟文化思想在商業道德上的教育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