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孟子的義利觀？

孟子的“義利觀”：一次註定失敗的綻放

正文：“

國家與國家之間，註定要以生存為前提，利益為籌碼進行來往。而仁義只能是屬於強者的奢侈品。”

今天語文課課堂上，我偶然間被孟子對於“利”的看法勾起了興趣。有趣的是，課上竟有一些其他朋友也對此提出了質疑聲。想來也是，相對於一則一則強撐著翻譯、解析下去的《論語》，或許還是能言善辯的孟子的故事更有意思。但也許也正是這能言善辯的鮮明特徵，才使他的學說在某些論點上產生了爭議吧。

那麼，直接進入正題。全文核心僅一個詞：“

義利觀

”。

一、

不難看出，孟子是“嫉利如仇”的。

這裡說“嫉利如仇”固然是有誇張的成分在內的，不過在瞭解一些背景知識後，可能大多數人都會有這樣的想法。

網路上有一些論點認為孟子對於利的看法是具有靈活性的，但我不認同這些觀點。用來論證這些觀點的例子，大多都是“禮與食孰重”這樣的句子。然而這些句子實則論述的是禮的靈活性，而並非義與利的靈活性。

我認為，孟子對於“義與利”的態度是決絕且堅定的：義而不利。“利”對於孟子而言，甚至成為了他的一個“敏感詞”。

孟子為了宣揚他的學說，走了數千裡的路，終於見到了梁惠王。他原本也許有一大堆想和梁惠王攀談的問題，結果梁惠王卻很直接的、冷不丁地問了孟子一句：“你能給我的國家帶來什麼利益啊？”孟子一聽這話，就算有了再多的話也都被他堵回去了。他跟梁惠王一通好說歹說，印證了追求利是沒有好處的，然後又反問梁惠王：“說仁義就夠啦，何必說利呢？”否定了惠王對於以利為先的看法。

這似乎還不足以體現出孟子對於利的態度之明顯。有一天，孟子在外面轉悠的時候，正好碰見了大學者宋牼。恰巧，孟子是宋牼的忠實粉絲，便上去打招呼問：“先生這是要去哪啊？”

宋牼就告訴孟子，秦楚二國要打仗了，他不願看到戰爭的出現，便決定去遊說兩位國君。

孟子也不想多管閒事，於是就隨口一問：“我是晚輩，不敢細問。您大概要怎麼勸他倆啊？”

結果，宋牼的一句回答，卻觸碰到了孟子的禁忌，也讓剛剛還說“不管閒事”的孟子開始了他的長篇大論。

宋牼說：“我要告訴他們戰爭帶來的利益損失。”

果然，孟子開始了：“這就是先生您的不對了，遊說固然是好的，可是怎麼能用利益來說服別人呢？………先生您何必要說利益的事呢？”

（我原是很好奇宋牼究竟有沒有聽從孟子的建議，秦王與楚王是否因此而被說服了的，但上網卻未能找到有關資料，如有結論和依據者可以評論留言指出。）

前面這兩則故事僅體現了孟子對於“利”一詞非常敏感，但並沒能充分說明孟子對於“求利”的態度。在《孟子》中，還有一則直接的體現出了這一點。

在《孟子·盡心上》中，孟子說：“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意思是：早起而謀求利益的人，是蹠這樣的人。蹠，通常寫作蹠，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盜蹠。傳說他殺人放火無惡不作，是個割人肝吃人肉的典型惡人。孟子把求利的人比做蹠，這應該能夠足以說明他的“嫉利如仇”了吧。

但是細想後，孟子的這一觀點不免讓人不寒而慄：照這麼說，那當今社會的大多數人，難道不應該都是蹠這樣的惡棍嗎？顯而易見，孟子的這一棒子拍到太多的人了，而事實也並不像孟子所認為的那樣，求利者皆為極惡。那麼，為什麼孟子會在利這件事情上這麼的偏激呢？

這也許就不得不提到孟子所倡導的、與利相對的：“義”了。

二、

要說儒家的“義利觀”，還要從作為孟子“亞聖”的老大：孔聖人說起。《論語》作為高中必讀書目、古代文學中的經典，我們對於孔子的瞭解普遍比對於孟子的瞭解要深刻。孔子在我們的印象中，是一個更隨和，更包容的有學問的長者的形象。而孔子的儒學相比於孟子也要更包容。對於義利觀的看法，孔子曾說過：“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見利思義”，“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等。據此不難看出，孔子抱有的也是義大於利的思想，但是卻沒有孟子那麼偏激。孔子認同人們追求達官富貴的期望，但是卻以義為前提，且要以義優先行事。而孟子，則是否定了一切對於“利”的追求。孟子這麼做的原因，結合他所推行的理念來看，似乎就容易解釋的多了。

相比於提出“仁”為核心理念的孔子，孟子在原先孔子對於“仁”的基礎和“義”的理念上加以擴充套件和改變，創造出了他自己獨特的“義利觀”。“仁”是孔子的主流思想，而“義”則是孟子的主流思想。

那麼，孟子又是怎麼看待“義”的呢？《孟子·告子下》中說道：“羞惡之心，義也。”此處的“羞惡之心”，指的是一個人最基礎的道德判斷，是衡量做事是否正確的標準。孟子認為，所謂義，便是是否能夠明辨是非，區分善惡的能力。因此，如果沒有義，那麼人們就沒有是非觀，就會不知何為善惡，也因此會導致人性，國家乃至社會的崩塌。

而利，正是孟子認為的“義”的對立思想。孟子認為，“利”是“義”的對立面，當人們追求“利”時，必定要捨棄“義”以獲得最大化的“利”。這個基礎觀點，使得孟子認為：無論如何，凡是想要追求“利”，就必定會或多或少的破壞“義”的存在；也正是因為這點，孟子才那樣的“嫉利如仇”。

“義”的重要性，在《孟子》中得到創新和改善，達到了儒家學派的最高峰。

而相對於孟子而言，孔子對於義利之間的看法就寬鬆的多了：先義後利，以義求利。

那麼，同樣都是儒學大家，為什麼孔子和孟子對於義利觀的看法差別這麼大呢？

原因，註定與時代脫不了干係。

三、

孔子所處的時代背景：春秋末期，由於生產力的效率變化，使生產關係的結構動搖，人們對於“傳統文化”與“傳統禮教”的觀念越來越淡薄。在社會氣息動搖不定的情況下，孔夫子出現，並宣揚他的儒學思想。孔子推崇“仁義”，宣傳“禮”的重要性，無不是為了讓社會安定，讓傳統禮儀得到重視。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社會的動盪還不是那麼嚴重，孔子的言論自然也就相對更緩和，更現實可行一些。

而孟子所處的時代是戰國中期，是天下紛爭的社會大變革時期。劉向解釋戰國時期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攻爭強， 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的時期。戰爭已經打起來了，而且打得可以說是民不聊生。孟子看不下去戰爭帶來的殘酷的後果，他希望社會能夠重新歸於和平，百姓安居樂業。他無比厭惡戰爭，他認為戰爭是“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他厭惡那些好戰的掌權者，認為他們“罪不容死”，是一群自己錦衣玉食，卻讓百姓捉襟見肘的“罪人”。在如此厭惡戰爭的前提下，孟子意識到人們發動戰爭，無非就是為了爭“利”一字。因此，孟子對於“利”的厭惡與排斥，想必也是可以得到理解的了。

理解歸理解，但孟子的政治主張和儒學思想卻並沒有得到實施。放在現實中，其實真正的“仁政”也是不可能被實現的。放在現在，孟子的這種“言義而不言利”的思想可能都會被認為是幼稚的。而在古代，君主的目的也同樣是“以利為先”，更何況是在動盪的戰國時期，自身難保的前提下，讓一個國家重義輕利也是不現實的。

國家與國家之間，註定要以生存為前提，利益為籌碼進行來往。而仁義只能是屬於強者的奢侈品。

因而，孟子的義利觀可謂是“應運而生”，但也正因為這“運”，讓他註定無法實現他的政治理想，也讓孟子的“義利觀”註定成為了儒學上遺憾、而又輝煌的一座高峰。

——完成於2019年3月2日15：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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