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寡人之於國也》看孟子的思想

孟子思想精髓是什麼

氣勢磅礴如滔滔江水噴湧而出，激情論辯如電閃雷鳴應接不暇。一腔熱血執著於仁政流傳千古，濟世之說性善之論星耀山河流芳百世。

面對百姓，孟子比梁惠王更加真誠。梁惠王是一個好戰之君，在群雄逐鹿的戰國，他無法不把自己時刻放在戰場上。在他的心中，能服役之人才是他真正需要的“民”。

梁惠王喜歡的是青壯年，因為他“好戰”。青壯年需要移到糧食充足的地方，留在饑荒之地的只可能是老人和孩子。朱熹說：“移民以就食，移慄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由此可以看出，梁惠王心中裝的只是適合作戰的“民”，他保的也只是適合行軍的壯“民”。顯然，梁惠王心中“民”的範圍是有限的，概念是模糊的，是“小民”“寡民”。

孟子心中的“民”要比梁惠王心中的“民”的範圍廣。孟子明確提出“五十者”“七十者”以及“黎民”等概念，具體而明確。在孟子心中，“民”涵蓋了所有的老百姓，是“黎民”“全民”。正是因為二者對“民”的理解不一樣，才有不同的行為主張。

老人和小孩是青壯年的牽掛，青壯年是老人、小孩的依靠。他們誰也離不開誰。如果需要青壯年服兵役，最起碼應該讓他們沒有後顧之憂，這樣他們才肯在戰場上為君王賣力、效忠。所以，不管從哪個角度看，我們都可以發現孟子的“全民”思想才真正有利於國家的穩固與長治久安。

那個時代的百姓，很大程度上不會選擇生活在梁惠王的統治之下。第一，“河內兇，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慄於河內。河東兇亦然”，意味著人民生活不安定。第二，“王好戰”，意味著社會動盪不安。第三，“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享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意味著國家不解困濟貧，人民憂患不安。

在民本思想基礎上，孟子對於大同社會的設想也極具誘惑力，對現代社會也很有參考意義。

首先，“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署不入冷池，魚鑑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遵循自然規梁律，保護資源，合理開發，走可持續發展道路。這是物質生產。它最解決了百姓最基本的溫飽問題，保證了百姓的生存權。

其次，“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條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這實際上是要不斷提高百姓的生活質量。要讓百姓也享受到富貴人家所能享受的“帛”和“肉”，這實際上就是身份平等權

再次，“謹序序之教，申之以孝涕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這是說在保證物質的基礎上要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提高百姓的精神文明水平，這保證了百姓的受教育權。孟子的這些構想可以讓百姓不僅活下去，而且還能活得好，活得有意義、有品位。

而實現百姓的這一系列權利，也意味著國君王道的實現。“王道之始”的標誌是“養生喪死無憾”，這意味著活著的人與死去的人都有歸屬感。“王道之成”的標誌是“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這意味著透過社會教育，百姓特別是們老人這一弱勢群體的生活質量提高了，幸福指數增長了。

孟子雖然提出了“王道”的思想，但落腳點卻是“民本”思想。只不過他是要藉助“王道”達到“經世濟民”的目的。“王道”的根本目的不在於擁有天下，而在於有利於百姓。

孟子的論辯語言藝術也非常值得品味。孟子聽了梁惠王的言論，瞭解到梁惠王的困惑與顧慮，明白了梁惠王的政治目的在於富國強兵，梁惠王盡心於民的目的無外乎增強國家的軍事實力。在這一點上，他與其他各國君主是一樣的。孟子同時還意識到在當時戰亂頻繁的時代，每個諸侯國都逃不出爭霸角逐的格局。戰爭是當時君王一個不可迴避的話詳題，孟子自然也不能離開戰爭這個話題而言其他。拿戰爭打比方說事再妥當不過了，能激發梁惠王的興趣。這是其一。其二，“戰喻”可以直抵問題的實質。

從梁惠王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發現，鄰國也曾有“移民”政策。可見，當時諸侯各國基本上都採用相同的應對災荒策略。因此可以更進一步看出，當時各個諸侯國都以武力爭霸作為強國方針。在這種情況下，一個諸侯王如果只認識到武力爭奪這一點，要想戰勝鄰國基本上是無望的。這就需要謀求新的道路，那就是孟子的“王道”思想，因此要在“民”上下功夫。首先應該認識到“民”的豐富內涵，從而形成“民本”思想，在這個基礎上，先養民，再教民，從而構築和諧的社會。從這裡，我們看到了一位政論家的風采：在宣揚自己政治思想主張的過程中，步步深入，層層逼近，讓人心悅誠服。

讀《寡人之於國也》，我們讀到了那顆博大仁愛的心，它閃爍著人性的光芒。讀《寡人之於國也》，我們讀出“千年亞聖”孟子的思想精髓，他的鑿鑿言辭中浸染著“經世濟民”的社會立場。我們讀經典，我們感受到古聖人那穿越歷史夜空的靈魂。他在人類的頭頂盤旋，用犀利的目光逼視著後人向人性看齊，向道德看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