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哲學論文】《啟蒙辯證法》中關於人與自然的關係論述

　摘 要：

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啟蒙辯證法》中指出，人類為了自我持存的需要，從臣服自然轉向統治自然，實現了人對外界自然的統治；理性的人為了自我持存的生存需要，對自己的內在自然進行了自我約束，在確立主體地位的同時實現了人對內在自然的統治；為了社會的自我持存，在社會分工和階級分化基礎上，產生了人與人之間彼此作為人性自然的統治關係。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採用自我持存原則檢視人與自然的關係，討論了人與自然的統治關係，對理解人統治自然的工具理性邏輯及其對法蘭克福學派後續理論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

人與自然； 自我持存； 《啟蒙辯證法》； 統治關係；

　　Abstract：

In 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 Horkheimer and Adorno point out that human beings， for the sake of self-preservation， turn from submitting to nature to ruling nature， and realize their domination over the external nature。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self-preservation， rational people self-restrain their inner nature， and realize the domination of human beings over inner nature while establishing the status of subject。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self-existence of the society， on the basis of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class differentiation， there is a ru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s human nature。 Horkheimer and Adorn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ith the principle of self-preservation， which not only discusses the governing relation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but also helps us understand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 logic of man governing nature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subsequent theories of Frankfurt School。

　Keyword：　

man and nature； self-preservation； 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 governing relations；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諾（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在《啟蒙辯證法》中分析了人與自然的統治關係，按照統治自然模式來設想的話，主要指人與外界自然的統治關係，人與內在自然的統治關係以及人與人之間彼此作為人性自然的統治關係。維格豪斯（Rolf Wiggerhaus）認為：“《啟蒙辯證法》的主旨是：全部文明的合理性的核心就是對自然的統治。”［1］91那麼在人類文明程序中，人為什麼要統治自然？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啟蒙辯證法》中採用自我持存原則檢視人與自然關係，認為《啟蒙辯證法》中的人與自然關係反映了人與外界自然、內在自然和人性自然的統治關係。雖然他們過分渲染了人與自然的統治關係，且與現代人對人與自然和諧關係的追求大相徑庭，但是他們的觀點對我們全面理解《啟蒙辯證法》中人與自然的統治關係及其工具理性邏輯，從生態批判、社會批判和歷史哲學層面認識和反思人與自然關係以及理解法蘭克福學派後續理論發展仍然具有重要意義。

一、人類的自我持存與人對外界自然的統治關係

在《啟蒙辯證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把人與自然的關係看成人類與外界自然的關係。他們用啟蒙批判神話，認為從神話向啟蒙的轉變伴隨著作為類的人與外界自然關係的轉變，人與自然關係從自然控制人到人統治自然的轉變。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對啟蒙轉變為新的神話的分析中指出，啟蒙對外界自然的統治與神話自然中外界自然對人的統治邏輯具有同一性。他們認為：“神話自然與啟蒙對自然的統治之間既有差異性，也有同一性。”［2］前言5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啟蒙辯證法》中解釋了神話自然的形成、神話自然轉向啟蒙統治自然的歷史程序，揭示了自我持存原則，從而把歷史的文明程序解釋為一個人類逐步擺脫自然統治和不斷完善人類統治自然的過程。

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解釋了神話自然的產生以及神話自然統治人的內在邏輯。他們認為人們用神話來解釋各種自然現象的原因是早期人類無法認識自然現象，並對那些自然現象產生懼怕的心理。雖然自然現象獲得了神話的解釋，但神話透過幻想使人們失去了自主，強大的自然在早期的人類面前被神秘化，便形成了神話自然。神話實際上只是早期人類解釋自然的一種方式而已，正如古希臘哲學家色諾芬尼（Xenophánes）批判的那樣，神是人塑造出來的，是人的複製品，人們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了神，並把人的性情附加在神身上。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認為神話人物都可以還原為人類主體，折射出早期人類看待自然的方式，即“用主體來折射自然界”［2］4，也可以說，“精神和神靈都是人們自身畏懼自然現象的映象”［2］4。不過，在原初意義上人類並沒有把握精神實體———神的存在，只是正視了個體面對的自然之物，當人們遇到他們不熟悉的恐怖之物時總是發出驚呼，驚呼之詞便成為該物的名稱。“它總是在與已知事物的關係裡確定未知事物的超驗性，繼而把令人毛骨悚然的事物化為神聖。”［2］11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指出了神話自然產生的根源，即人們出於恐怖和無知，用神話解釋自然界中的陌生之物，恐懼的表達變成了解釋，而實際上人們不可能擺脫恐懼，神話成了自然統治人的替代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清楚地意識到早期人類對自然的神話解釋帶有泛靈論的色彩，以至於他們認為“喚醒世界就要根除泛靈論”［2］3。具體的做法就是在通往現代科學的道路上，重視工具理性的作用。多德（Nigel Dodd）指出：“現代社會中工具理性的增長來自於對不確定性的恐懼。”［3］81依據多德的觀點，人們只有依靠工具理性才能擺脫自然對人的統治。霍克海默和阿多諾也說：“人類也只能假想惟有在其無所不知之時，方能最終擺脫恐懼，獲得自由。”［2］11

人類只有在認識自然的基礎上才能避免對自然的恐懼，在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諾關注到了理性的力量。他們引用培根（Francis Bacon）的觀點：“人類的理智戰勝迷信，去支配已經失去魔力的自然。”［2］2人類能夠掌握越來越多的知識，把握越來越多的自然規律，運用理性克服迷信，人類用理性揭開了自然的神秘面紗，於是自然失去了原來的魔力。人類用知識、理性對神話自然祛魅之後，利用工具理性徵服自然，進入到啟蒙對自然的統治之中。馬兒圖切利（Danile Martuccelli）認為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把理性和統治連線在一起的根源就在人統治和支配自然的願望中”［4］205。隨著知識的進步、啟蒙工具理性的興起，人類獲得了越來越多的征服和支配自然的能力，也逐漸地改變了早期人類對自然的恐懼，人類對待自然的態度和做法也相應地發生了改變，即由人臣服自然、畏懼自然轉向人統治自然和人統治人，“人們從自然中想學到的就是如何利用自然，以便全面地統治自然和他者”［2］2。啟蒙用知識消除人們對自然的恐懼之後，早期人類從對自然的恐懼轉化為人對自然的統治。不過從人和自然之間的關係看，神話自然對人的統治和啟蒙對自然的統治在統治產生的邏輯上取得了一致，只是關係顛倒了而已。

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認為神話自然向啟蒙統治自然的轉化程序，也就是人與自然關係的歷史轉變程序，即從臣服自然到統治自然，目的是為了實現人類自我持存。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認為自我持存“包含了整個西方文明的真正原則”［2］23，他們認為人類恐懼自然並服從於神話迷信的統治，是出於自我持存的需要；啟蒙用理性取代了迷信，人類統治自然並工具性地對待自然，同樣是出於自我持存的需要。不變的是人的自我持存的目的，變化的是人與自然的統治關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理性已經成為人類統治自然的重要工具，從自我持存的角度審視人與自然的統治關係變得尤為重要。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指出：“理性成了用於製造一切其他工具的工具一般。”［2］23人類出於維護人的自我持存的需要，藉助理性反對迷信對人的統治的同時，也用理性去統治自然，所以，自我持存“正是在其培植理性，同時也是罷黜理性的過程中形成的”［2］25。理性把人們從臣服自然中解放出來，又陷入了統治自然的泥潭之中，因此，人們只是在臣服自然和統治自然之間進行選擇，在神話的迷信與啟蒙的理性之間進行選擇。從人類自我持存的生存論考察人與外界自然的關係，現代文明的發展可以視為是人類統治自然的過程，為了自我持存的生存需要，人們必須透過工具理性統治自然以滿足人類生存發展的需要，因為“外界自然是生存抗爭的舞臺”［1］87-88。人類必須依靠外界自然才能生存下去，正如馬克思所說：“人靠自然界生活。”［5］56啟蒙自然解釋了人類為了自我持存的目的統治了自然，人與自然的權力關係在形式上顛倒過來。

二、個人的自我持存與人對內在自然的自我規訓關係

在《啟蒙辯證法》中，個人主體的歷史可以視為人與外界自然打交道歷史的補充現象，表現為人在改造外界自然的過程中不斷進行自我伸張，不斷獲得自我確認，此時人與自然的關係被看成人與內在自然的關係。在早期人類懼怕自然的背景下，人遭受漠視，人的內在自然受到壓抑，而在啟蒙工具理性的召喚下，人的地位得到重視，人以工具性的方式控制外界自然。當人們樂觀地憧憬一個適合於個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社會到來的時候，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則指出，為了自我持存的生存需要，人們將不得不對自己的內在自然進行規訓。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解釋了祭祀活動中的犧牲和啟蒙的自我持存及其關係，並論證了個人出於自我持存的需要而對自己的內在自然進行了規訓。

在神話自然中，個人對自然危險採取單純消極防禦並服從自然的方式，反映在祭祀活動中就是人們向神靈供奉犧牲。在《啟蒙辯證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認為最初人們依靠感知和直覺行動，依靠神的啟示、儀式和巫術而行動，以抵禦自然的危險。他們重點分析了祭祀活動，認為在祭祀活動中人類向神供奉了大量的犧牲，祭祀活動“變成了人與神之間的合理交換的巫術模式”［2］41，儘管人和神的交換活動純粹是象徵意義上的，但犧牲“變成了一種人支配神的工具”［2］41，人們為了達到讓神服從人的目的而向神供奉犧牲。霍耐特（Axel Honneth）把祭祀和巫術看成是集體導演的一種模仿，反映了人類對自然危險的單純的消極防禦。他說：“巫術是集體導演的一種模仿。這種人為地使群體適應自然環境的做法，履行了這樣的功能，即透過虛構來減輕實際上不可控制的自然過程的危險的影響。”［6］37啟蒙取代神話後，人採取了積極統治自然的方式應對自然危險。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把祭祀供奉的犧牲與人的自我持存的合理性結合起來進行考察，神話世界中的神靈鬼怪、儀式、巫術逐漸被啟蒙的科學知識和理性等取代，導致“自我的確立割斷了人們與自我犧牲所確立起來的自然之間起伏不定的聯絡”［2］42。人們藉助於技術性的知識從自然力量中解放出來，開始進行重複性的、有規律的依據計算和權衡而採取的行動，併發揮統治自然的作用。

隨著神話自然向啟蒙對自然統治的轉變，理性得到高揚，人的主體意識不斷得到提升，當人類以控制自然的形象出現的時候，也就意味著人把自己從自然界中分離出來，人的思維方式也相應地發生了改變。人最初把自己視為自然的一部分，對外界自然產生恐懼，現在由於人的主體地位的確立，人們把自己看作主體，自然則被看成是主體作用的物件。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認為：“儘管自我從盲目的自然中把自己解救出來，但自然的支配權還依然在犧牲中持續不斷地顯現出來。”［2］44為什麼會這樣呢？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認為自我持存雖然取代了犧牲，但仍然像犧牲一樣，不過是一種交換而已，不過這一次是以人自己否定內在自然為代價。他們指出：“由於人的自然被否定了，因此，不僅控制外部自然的目的，而且人類自身生命的目的，也都遭到了歪曲。”［2］44意思是人不僅畏懼外界自然而且也畏懼內在自然，人們為了自我持存就需要自我束縛，這種自我束縛就類似於祭祀活動中人把自己作為犧牲，只是人們是用理性對自己的內在自然進行束縛。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指出：“在廢除犧牲的過程中產生了能夠始終維持同一性的自我，但自我很快就會變成一種頑固僵硬的祭祀儀式，在這種儀式中，人們只有透過把自我意識與自然條件對立起來，才能宣佈自身的勝利。”［2］44這樣造成的後果是，一旦人不再意識到其本身就是自然，他維持自身生命的所有目的就變得毫無意義。“人類對其自身的支配，恰恰是以自我本身為依據的，它幾乎總是會使其得以發揮作用的主體遭到毀滅；因為自我持存所支配、壓迫和破壞的實體，不是別的，只是生命，是生命的各種各樣的功能。”［2］45

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分析了人對自然危險的單純消極防禦和積極統治自然之間的內在關係。他們說：“啟蒙摧毀神話想象依靠的是內在性原則，即把每一事件都解釋為再現，這種原則實際上就是神話自身的原則。”［2］8也就是說，在神話中，人們用儀式、巫術反覆強化了對自然臣服和對人的統治，現代人們透過運用理性掌握自然規律來統治外界自然，此過程實際上也是人的內在自然受到控制的過程。因為一方面，人們依靠內在性原則，透過作用於自然，從重複出現的現象中概括出事物的規律並自認為掌握了統治自然的規律，但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必須按照規律採取行動，才能達到自己的目標，人們把規律看成他獲取自己生計的手段，這其實就是“把自我持存當作適應手段”［2］8-9。神話轉變為啟蒙的過程也是人的主體地位得到確立的過程，這個過程改變了人與外界自然的關係，即人類從臣服自然到統治自然，也改變了個人與他的內在自然的關係，人們依據經驗直覺行動到依據理性行動，這個過程實際上也是個人的自我規訓過程，人們透過理性確立了人的主體性，也要求主體依照規律行動。可見，神話的內在原則成為啟蒙的內在原則，只是表現形式上發生了變化，即把神的啟示和儀式強化的主體意識認同的形式轉變為主體自覺接受規律約束並依據規律行事，這產生了頗為弔詭的現象，人確立主體地位的過程，也是一個主體自由受到約束的過程。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弔詭的現象？這是個人出於自我持存的生存需要，採用理性對自己進行了自我規訓的結果。維格豪斯指出：“只有懂得自我規訓的人才能生存下來。”［1］88個人為了自我持存的需要應該遵從自然規律活動，人們控制自然、感知和體驗世界，意味著自我控制的主體的確立，人們因為成功的自我控制而把自己視為主體。出於人的自我持存需要，只有擺脫自然界中為生存需要進行的鬥爭，人的主體地位才能確定下來，自我規訓的人才能依靠理性或科學知識去統治自然，從這個意義上說，《啟蒙辯證法》關於人類文明程序的公式是“靠控制內在自然的主體來控制外界自然”［1］88。因此，神話自然對人類的統治和啟蒙對自然的統治都是透過主體人的自我規訓來實現的。

　三、社會的自我持存與人對人的人性自然的統治關係

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啟蒙辯證法》中指出了人與“第二自然”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被看成是人與人之間彼此作為人性自然的關係，把社會看成是非人的自然過程，他們認為：“人性的墮落與社會的進步是聯絡在一起的。”［2］前言3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基於社會統治的歷史哲學的考察，分析了社會分工及其強化的自我持存，指出在社會進步的過程中，產生了階級社會中的權力關係以及人統治人和社會統治自然的現象。

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從社會分工出發分析了早期社會維護自然對人的統治以及社會對人的統治關係。他們分析了早期的社會分工及其產生的權力關係，表現為人臣服自然和世俗權力對人的統治。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指出，祭祀和巫師成了解釋神話的大師，為了維護神話權威而與世俗權力結合起來。他們指出：“誰要是損害了符號，誰就要以超自然權力的名義，將其置於它的世俗權力的支配下，而經過篩選的社會機構正是這種世俗權力的體現。”［2］15在早期的社會分工中，祭祀、巫師們、各種社會機構以及違反符號的人各自在神學世界中代表不同的力量。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認為“神聖存在把它的本性移植給它‘私交甚密’的巫師”［2］16，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則認為祭祀和巫師們“被視為神靈之物和道德義務的共同體規範的唯一詮釋者”［7］175。祭祀和巫師們使用神話語言，象徵著神對人們的命令，由於社會機構是為了維護宗教統治的工具，因此，遵從祭祀和巫師們的儀式和神話語言既反映了人對自然的臣服，也反映了人們對特權者代表的普遍社會權力的懼怕，誰若違反了宗教禁忌就會受到來自神靈的懲罰，實際上就是遭受世俗權力的制裁。

社會勞動分工的深化反映出社會統治自然和社會統治人現象的出現。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指出了在遊牧生活的早期基於性別分工男女所從事的勞動，“男人狩獵，女人則從事無需嚴格管制的勞作”［2］16。部落成員以個體方式影響自然的程序，自然的演化過程被視為必須服從的規範。在遊牧生活的後期，統治正以社會結構的方式呈現出來，社會已經開始分化為統治者和被征服者，被統治者總是在壓迫下進行勞動。對於被統治者來說，“反覆出現、永遠相同的自然過程總是在每一種野蠻的鼓聲、每一個單調的儀式中，在棍棒皮鞭的抽打聲中，變成勞動的節奏”［2］16。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認為，“由統治發展而成的社會分工使一切被統治者得以自我持存”［2］16，被統治者要生存下去必須服從權力的統治。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決定了文明程序，並進一步加深了權力與服從的分化。“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看來，由此形成了對自然的工具性關係的諸多方面，隨後產生了施令者和聽令者，即預先確定目標的人、腦力勞動者，與執行者、體力勞動者。”［1］89這種社會分工形成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對立關係，兩者的關係實際上是對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的反映。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把社會統治外界自然的方式和社會統治人的方式作了類比，“啟蒙對待萬物，就像獨裁者對待人”［2］6，人們用科學對待萬物就是為了統治自然，統治者只有瞭解人才能更好地去統治人。

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社會分工發展到極致，“以統治關係和財產關係為主導的社會機制變成物化的虛假自然關係”［8］125。社會一方面強化了對自然的統治，“社會對自然的暴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2］前言4，另一方面財產關係強化了人對人的統治，“在經濟權力部門面前，個人變得一錢不值”［2］前言4。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分工影響了社會自我持存，對資本家而言，勞動能夠帶來更多的剩餘價值，“對一部分人而言，勞動所帶來的是豐厚的剩餘價值”［2］23；對於無產階級而言，勞動只是謀生的手段而已，“對另一些人而言，勞動則意味著對剩餘勞動的投入”［2］23。於是，我們能夠看到資產階級不再把生存當作基礎，已經完全成為施令者，他們習慣於組織和管理，而與具體生產勞動越來越遠，也就是遠離了自然。對於無產階級而言，要謀求生存，自我持存是他們的首要任務，無產階級作為勞動者非常接近自然，但是不能享受勞動的快樂，只是統治自然的工具，這是因為“他的標準是自我持存，即是否成功地適應他職業的客觀性以及與之相應的行為模式”［2］22。就資本主義經濟系統的維繫而言，商品的生產和剩餘價值的追求都以消耗自然資源為代價，必然導致對自然的統治和破壞。正如庫克（Deborah Cook）所說：“為了更好地保障自己的生存，我們把自我持存的任務交給了資本主義經濟，我們繼續透過征服外界自然和內在的、本能的自然來保護自己。”［9］437

霍耐特指出：“在社會勞動中，人類把對自然過程的實際控制作為尺度來維持和拓展其社會生活，而批判的活動卻恰恰對社會的這種自我持存過程的既有組織方式提出質疑。”［6］13因此，從自我持存的歷史哲學層面分析，社會分化為少數擁有特權的精英和多數從事體力勞動的大眾，從人無力統治自然的這一階段看，這種社會不平等是無可替代的進步力量，為全社會在以後掙脫自然的桎梏及其對人類生存的控制提供了必要條件。然而，隨著人們統治自然能力的不斷提高，人們的生存條件也得到改善，但並沒有改善社會統治的關係。至少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對自然統治程度的提高，並不是擺脫社會統治的必要條件。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其實並沒有告訴我們統治自然是為了人的解放，實際上他們只是以類似的方式解釋了人被統治的原因，人們用統治自然的同樣方式控制了自身和他人。人們看到對外界自然的控制越來越高效，自我規訓的主體就越遠離自然，主體創造出越來越多的人化自然，社會統治就越來越嚴密，主體就越發與主體針鋒相對。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主義壟斷了一切經濟決策權和政治決策權，個體的自主性遭到更大程度上的約束。霍耐特指出：“人如今作為他自己理性的犧牲品無能為力地屈從於這種無主體的對策性和技術性思維的系統。”［6］33可見社會自我持存並不意味著個人的解脫，而是社會結構的持久穩定，社會自我持存產生的結果是使每一個人成為統治物件，社會統治結構變得更加穩定。

　四、人與自然的統治關係及其後續影響

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採用自我持存原則考察人與自然的關係，在霍耐特那裡得到印證。他說：“《啟蒙辯證法》勾勒的不是人類支配自然的那種解放過程，而是理性自我毀滅的過程。他的論證依據的是這樣的信念，即人的思維從一開始就是為主體的自我持存服務的。”［6］33他們把人與自然的關係解釋為三種統治形式；作為類的人與自然的關係表現為在人類自我持存的要求下把其自然環境抽象為可支配的事物；個人與自然的關係表現為在個人自我持存的要求下規訓了人的內在自然，個人只有進行自我控制才能順應生存的需要；社會與自然和人的關係表明在社會自我持存的要求下，不僅自然環境被客體化，而且人也以類似的方式受到權力的控制。所有三種人與自然關係的形式，都被解釋為統治關係，這與《啟蒙辯證法》的總體悲觀論調保持一致。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對此也作出了評論：“在阿多爾諾和霍克海默看來，人受到的不斷強化統治的根源，最終說來就在人和自然最初發生的分裂中，在這種分裂導致的統治願望中。”［4］206儘管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對人與自然的統治關係的解釋與現代人要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規範大相徑庭，但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用自我持存原則解釋人與自然統治關係的觀點及其後續理論影響仍然值得我們重視。

第一，人與自然的關係被解釋為遵循工具理性的統治關係。斯通（Alison Stone）認為阿多諾主張“所有的理性和認知都是工具性的，它們的作用是研究人類如何能夠實現預先設定的目標，即滿足其自我持存的興趣”［10］237。霍克海默和阿多諾也確實是從工具理性角度討論人的自我持存，認為工具理性的應用使人擺脫對自然的恐懼，從而人統治自然變得可能。為了使統治自然變得可能，人們必須從內心接受理性的思維方式，使自己的行為按照規律辦事並進行自我約束。“對內在自然和外部自然的征服就會成為人類生活的絕對目的。”［2］25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者為了自我持存或生存的需要必須使自己符合職業的需要、滿足生產車間的生產需要，人們越來越受制於他們的物件化，也就是受到作為人化自然的社會的統治。正如霍耐特所說：“人類藉助於工具思維的原初歷史衝動而學會對付自然，而這種工具性思維的原初歷史衝動被逐步移植到規訓人的本能、弱化感知能力以及構造社會統治關係的過程之中。”［11］32可見，人與自然關係的三種統治形式的模式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工具理性原本作為人類支配自然和控制自己的理性工具，已經轉變為大工業的自我維護的工具。霍耐特認為人統治自然的三種形式都遵循了工具理性邏輯：“《啟蒙辯證法》描寫的是從對自然過程的那種工具性支配的人類歷史步伐中產生的心理和社會影響。”［6］95

第二，人與自然統治關係的後續理論影響。《啟蒙辯證法》關於人與自然統治關係的後續理論影響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賦予人們理解當代生態問題的理論意義。《啟蒙辯證法》對人與外界自然關係的論述很好地預見了現代社會的生態問題，“預示了從生態角度反思與自然的關係這一動機”［8］126，人類無節制地控制自然、消耗自然資源，破壞了人們同自然的物質交換關係。因此，必須改變人對自然的統治關係並與自然和諧相處。二是強調對人與第二自然關係的社會批判和工具理性批判。哈貝馬斯認為，自我持存不僅體現在物質世界的生產勞動過程中，而且體現在生活世界中人們的語言符號交往中。庫克認為哈貝馬斯“重新定義了自我持存，使交往行為成為今天個人自我持存的主要手段”［9］432。哈貝馬斯進一步重新理解了人與自然關係，他認為在人與外界自然的關係上，人藉助於工具理性徵服和統治了自然；在人與第二自然的關係上，則需要主體間藉助交往行為進行相互合作和尊重；在人與內在自然的關係上，個人的社會化是在生活世界的層面實現的，因此也並非完全出於工具目的的需要。三是強調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歷史哲學批判。霍耐特認為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歷史哲學忽視了社會性，“由於在他們的歷史哲學中把文明史解釋為人類對自然的支配、社會的階級統治以及對個體本能的控制的那種必然的螺旋上升的過程，阿多諾和霍克海默不得不得出這樣一種理論上無視社會行為的中間領域的存在的結論”［6］52。為了彌補這一不足，霍耐特強調了社會主體間的鬥爭關係，以解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依賴關係，當被統治者感受到蔑視的經驗時，他們能夠起來反抗並重新獲得個體的尊重。《啟蒙辯證法》中的生態思想引起了生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重視，不過，包括哈貝馬斯和霍耐特在內的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都不是主要從生態意義上反思人與自然的關係，而是集中研究人與內在自然以及人與第二自然的關係，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對人與自然關係的生態研究。“與社會生態學相反，當代理論家們認為除了間接地把他們的思想應用到環境研究中外，法蘭克福學派的遺產並沒有給予環境足夠的重視。”［1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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