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到底牛逼在哪兒？

胡適的眼光還是很獨到的，當初中華民國退往臺灣的時候，很多人勸他留下來，甚至胡適的小兒子胡思杜也不肯走，北大的地下黨也勸他留下，說延安專門對他廣播了，請他留下繼續做校長，但是胡適還是走了，還留下一句名言，美國人來了，有面包，也有自由；蘇聯人來了，有面包，沒有自由；他們來了，既沒有面包，也沒有自由。

胡適既首倡新文化運動，又是古典文化的真實理解者和研究家，以深厚的古文化底蘊一生推動白話文，是二十世紀之初世界上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漢文思想家暨文學家。他積極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禮。1962年3月，蔣中正手書輓聯對此高度概括，雲：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8］：101。胡適一生受困於名教，但當別人有同樣境遇，他會作文施以援手。如江浙的李氏富家才女因為過繼的哥哥被迫輟學且因此抑鬱成疾時，他曾於報紙予以揭露。過去儒教國奉行嚴格的同姓不婚制度（如“田陳”之忌），他亦有戲劇對其進行委婉的批判。胡適對蔣介石曾經說過，我希望你不要是因為我才肯開放黨禁。一生寬以待人，生誕百年之際，少年時曾猛烈抨擊他的後進紅學家周汝昌受邀撰文，自謙出生已逢五四，本不當臧否先生；回顧與胡適之交往的半生，感慨之餘唯有自知，所謂“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胡適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時期的中國大陸是個受到官方批判的人物，尤其是的史達令主義學者的攻擊物件，其時的中國大陸的教材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50年代初，曾對胡適展開大規模的批判運動。1950年代中期，毛說：“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43］［44］

“wg”結束後，近幾十年來的研究都傾向於肯定他應有的歷史地位；並且，胡適的《我的母親》一文也被選入大陸全日制語文教育初中課本；在大陸的報刊雜誌中，亦屢見有追念胡適先生精神的文章。

在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中，被稱為“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而胡適自我定位是：“有時我自稱為歷史家；有時又稱為思想史家。但我從未自稱我是哲學家，或其他各行的什麼專家。”［45］：214

魯迅曾發表過《“好政府主義”》等文，實則抨擊胡適的盟友梁實秋，卻也含蓄地批評胡適“軟弱”革命立場。

胡適晚年期的思想，與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沒有什麼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剛先生所說，讀過胡適《四十自述》的人，在這一本口述（《胡適口述自傳》）中很難看到新東西。但是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提到：“所以吾人要了解晚年的胡適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際，於私人朋友談笑之間求之。胡先生沒有梁任公那樣憨直。對自己思想挑戰的文章，在胡氏著作裡是找不到的。”

余英時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稱：“對於這樣一個啟蒙式的人物，我們既不能用中國傳統‘經師’的標準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專業哲學家的水平去測度他。”《〈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也說：“他沒有深入西學固是事實，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沒有滅頂在西學的大海之中。”在《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又稱：“他在西方哲學和哲學史兩方面都具有基本訓練則是不可否認的。這一點訓練終於使他在中國哲學史領域中成為開一代風氣的人……我們也不能過分低估他的哲學知識，他在美國最後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學訓練已達到了當時的一般水準，足夠他研究中國哲學史之用了。”

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書中給他相當高的評價：“胡適之先生的了不起之處，便是他原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山宗師，但是經過五十年之考驗，他既未流於偏激，亦未落伍。始終一貫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開風氣之先，據杏壇之首；實事求是，表率群倫，把我們古老的文明，導向現代化之路。熟讀近百年中國文化史，群賢互比，我還是覺得胡老師是當代第一人！”

溫源寧在《不夠知己》（Imperfect Understanding）中評價道：因為胡博士已在國立北京大學講授哲學多年，人們稱他為哲學家。當然，他是個哲學家。但是“哲學家”這個稱呼卻肯定不足以描述他所有的活動。因為他時常給刊物寫文章，對普遍關心的問題發表議論，他也被稱為“小冊子作家”。不錯，他是個“小冊子作家”，但是，如果認為他也有“小冊子作家”那種機會主義和心理狀態，這一稱呼對於他就成了極大的汙衊。因為胡博士從不擯棄世俗財富，有人就說他是個俗人，是的，他也實在是個俗人，不過，能夠產生這樣一種印象的，也只限於宴會上結識的一幫酒肉朋友。如果世界上有一個名稱能夠用來稱呼胡博士這樣一種人，我想18世紀那樣一種用法的philosophe〔請注意philosophe和philosopher（哲學家）的不同，原本是指18世紀以狄德羅、盧梭和伏爾泰為代表的那些啟蒙思想家和哲學家，瞭解了他們便了解了這個詞的含義。〕——“哲人”就恰好合適。

伏爾泰、達朗貝、霍爾巴赫、愛爾維修、狄德羅和傑列米·邊沁全都是“哲人”。在他們身上，俗人、學者、實幹家和哲學家的成分全都有。他們對宇宙的結構模式全都有個精確的看法，寫東西全都有一種實幹家的樂觀和自信，全都用明快而有權威的文筆談論太陽底下各種各樣的問題。無論是對是錯，他們全都有勇氣發表和堅持自己的主張。放在這樣一群“哲人”中間，胡博士也不是最不出色的一個。

軼事

季羨林曾評價胡適“是一個書生，說不好聽一點，就是一個書呆子。”並舉一小事稱，胡適一次會議前宣告要提前退席，會上忽而有人談到《水經注》，胡適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擻，眉飛色舞，口若懸河起來，乃至忘了提早退席這件事。［46］

胡適的代表作《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皆有始無終，只有上卷而沒有下卷，以致被黃侃譏諷為缺失“下面”一截的太監，成了將沒有完稿的小說、論著稱為“太監”的起源。

胡適與傅斯年的友誼亦是眾人皆知，而兩人的機緣的起因在於北大的時期。時年傅斯年21歲，胡適26歲。當時胡適任職北大並作為哲學史的教授，但是大部分的學生對於胡適沒接續前任教授講解的商朝哲學史作更進一步的說明感到不滿。先前傅斯年曾經替班級稟報教授不適任，進而替換教授，因此班級希望傅斯年再向校長稟報一次。傅斯年聽了幾堂課後對同學說：“這教授雖然書讀得不算多，但至少沒出現什麼錯誤，諸位就別鬧了”。此事讓胡適感激不已，時常稱傅斯年為“保駕人”。［47］。

胡適喜歡玩一種稱為過五關的骨牌遊戲，在1946年6月24日的日記還認為是世界最好的單人遊戲。［48］1960年11月23日，雷震事件發生時，胡適因心情不好玩此戲解悶。［49］

晚年胡適和李敖有一段往事，當時李敖作為學生比較窮。1961年10月，胡適就寫了一份信並附送的1000元的支票並邀請李敖雙十節後去玩。［50］

胡適反對包辦婚姻，並以婚姻自由為主題寫過一個劇本《終身大事》，影響甚廣，但是他自己與包辦婚姻的妻子江冬秀廝守終身。

諾貝爾獎提名

根據諾貝爾獎官方資料庫，胡適曾於1939年和1957年分別被瑞典考古學家斯文·赫定和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5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