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寶良：明代的物價波動與消費支出——兼及明朝人的生活質量
內容提要：社會各階層的生活質量,除了取決於他們收入的多少之外,還與一個時代的物價水平緊密相關。決定物價高低的因素很多,但在明代主要還是取決於社會的穩定與動亂,以及年成的豐與歉。明朝人的消費支出,大致上可以析為日常生活消費、休閒娛樂消費與宗教性消費三個方面。基於奢靡風氣之上,在明代中期以後開始出現了一股追逐奢侈品的風氣,且人們在休閒娛樂消費與宗教性消費方面的支出日漸增大。諸如此類,無不證明明朝人在滿足日常生活需求的同時,進而追求基於更高生活水平之上的生活質量。
一、問題的提出
明代社會各階層的生活質量，除了取決於他們收入的多少之外，還與一個時代的物價水平緊密相關。決定物價高低的因素很多，但在明代主要還是取決於社會的穩定與動亂，以及年成的豐與歉。大體說來，四方無事，則生聚廣而貿遷易，物價就會由貴轉賤；疆域多故，則土地荒蕪，道途梗塞，物流不通，物價勢必由賤轉貴。可見，日用物價的低昂甚或波動，既反映了風俗的變遷，又可藉此驗證“民生之休慼”。①
至於消費支出，一則取決於收入，二則取決於物價。儘管社會等級層次的差異已經決定了消費支出的不同，但物價波動同樣也會影響到人們的日常消費支出。明朝人的消費支出，大致上可以析為日常生活消費、休閒娛樂消費與宗教性消費三個方面。
生活等級層次的不同，決定了人們在產品消費上的內在差異，而與生活質量息息相關的產品，則又可細分為日用生活必需品與奢侈品兩類。明代此兩類產品的物價波動，直接影響到當時人們的生活質量。更為值得注意的是，基於奢靡風氣之上，在明代中期以後開始出現了一股追逐奢侈品的風氣，且人們在休閒娛樂消費與宗教性消費方面的支出日漸增大。②諸如此類，則無不證明明朝人在滿足日常生活需求的同時，進而追求基於更高生活水平之上的生活質量。
二、物價及其波動
通觀明代的物價波動，尤其是直接影響到生活水平的物價，最為重要的是日用生活必需品價格的變化，而奢侈品物價的變動，則同樣關係到人們的生活質量的進一步提升。
（一）日用生活必需品
對於明代普通平民百姓的生活來說，衣、食兩者是維持生活的基本保證。從食的方面來說，日常生活所需，可以“開門七件事”加以概括，亦即柴、米、油、鹽、醬、醋、茶。從衣的方面來說，就包括棉花、蠶絲以及以此為原料的紡織品的價格。
首先從柴來說，鑑於資料的匱乏，系統統計明代的柴薪價格乃至波動，目前尚不現實。然從史料的記載來看，早在正德初年，南京的柴薪價格尚較為便宜，如大的河柴，1兩銀子可買將近30擔，粗略匡算一下，每擔河柴，值銀0。033兩銀子左右。③到了明代末年，江南松江府柴的價格，大約是1擔共計100斤，值新米1鬥，摺合銀子在0。06—0。1兩銀子之間，④明顯高出正德初年南京的價格。
其次，在米、麥、豆方面，由於戰亂與災荒不斷，明代的米價一直處於波動之中，是最不穩定的百姓日常生活必需品，尤以晚明為甚。根據《五倫書》的記載，浙江德清人王軫在家書中曾說：“浙西米價極廉，白米十分一升。”這當然是太平年間的盛事。到了晚明，江南的米價卻是越漲越高。據茅元儀的記載，在他幼年時，每石白米不過7錢銀子，但到了天啟至崇禎年間，已經漲到每石超過1兩銀子，即使賤時也達將近1兩銀子。⑤明末清初人陸衡也記載了明末米價的上漲。根據他的記載，在他幼年時，米價每石只需0。5—0。6兩銀子。萬曆三十六年（1608），因大水之災，米價每石才1。3兩銀子，即有搶米之變。自此以後，米價每石一直在1兩銀子開外波動。至崇禎十三、十四年（1640—1641），更因米價每石高達1。6兩銀子，導致“橫民倡亂，搶掠紛起”。⑥
為了儘可能反映晚明米價的波動狀況，下面不妨詳細列述南北方的米價波動記載，尤其將視角集聚於江南。先來看南北兩京的米價。根據《金罍子》一書所載，嘉靖三十二年（1553），京師鬧大饑荒，甚至出現“人相食”，時米價突然升至每石2。2兩銀子。⑦在整個明代，南京米價之貴，僅僅出現於嘉靖、萬曆兩朝。嘉靖二年，南京有旱疫之災，死亡枕藉，倉米價翔，貴至每石值銀1。3—1。4兩。萬曆十六年（1588）夏，又值荒疫，米價上漲速度很快，其中粳米每石價格升至2兩銀子，倉米亦每石值銀1。5—1。6兩。⑧不過，如此昂貴的米價，亦僅僅維持了一兩月而已。至崇禎十三、十四、十五年（1640—1642），更是遇到了明代近300年來的最大災荒，米每石升至3。6兩銀子。這應該說是歷史的最高價位，且米價仍上升不已，尤其以所屬各府縣為甚。因為糧價不高，以往南京城的居民，從來不吃蕎麥、大麥，然至此時，蕎麥、大麥亦已升至每石值錢5000文。即使如此高的糧價，若與山東、河南鬥粟值錢1萬文相比，還算得上是樂國。⑨
再來看江南蘇州、松江、嘉興三府的米價。據《芸窗雜錄》記載，崇禎十年（1637），蘇州府的米價，其中冬粟米每石價銀1。2兩，白粟米每石價銀1。1兩。如此糧價，時人已經感到“大為可駭”。等到了崇禎十四年，糙米漲至每石2。2兩銀子，冬粟米更是高達每石2。5兩銀子。如此飛漲的糧價，若是與萬曆年間相比，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如萬曆十七年（1589），吳中大飢，鬥米值銀1錢6分，亦即每石值銀1。6兩，時人已稱之為“異事”。⑩當然，如此高的糧價，屬於“荒歲之價”，且蘇州百姓也已經習以為常。（11）究其原因，還是因為江南百姓家庭副業相當興盛，足以補貼荒年家計。在松江府，自萬曆十六年（1588）遭遇水災之後，米價頓時上漲，鬥米值錢160文。（12）至這一年的冬至，糙米的價格達到每石1。2兩銀子。第二年，米價繼續上漲，每鬥值銀0。16兩，折成每石1。6兩銀子。崇禎五年（1632）夏天，白米的價格為每鬥值錢120文，摺合銀子是1錢，即每石值銀1兩。到了當年的秋收以後，早米每石值錢只需650—660文之間。此後，米價大體上維持在每石值錢1000文上下波動。至崇禎十一二年間，錢價跌落，米價上漲，每鬥米值錢300文，摺合銀子0。18—0。19兩之間，即每石1。8—1。9兩銀子。至崇禎十五年，錢價繼續下跌，每千錢不過值銀四錢幾分，於是白米每石摺合銀5兩，摺合錢12000文。此後，米價大體維持在每石值銀2—3兩之間。（13）至於浙江嘉興府桐鄉縣，早在萬曆十六、十七年間，因為水災與旱災，米價每石值銀1。6兩，即使朝廷蠲賑，還是餓殍載道。至萬曆三十六年，因為大水，米價升至每石1。6兩銀子，此價維持了數日。至崇禎十三、十四年，水災、旱災、蝗災接踵而至，米價突然漲至每石3兩銀子，而當時的朝廷不再蠲賑，民間百姓只得賣田宅、妻子，或望富室之炊以求食，飢死相望。自萬曆十六年至二十三年這七八年間，水旱繼作。尤其是萬曆十九年，米價最高，達到每石5兩餘銀子，一般年份，大體維持在每石3兩銀子。這其間最好的年份有兩個：一是萬曆十八年春天，米價每石值銀1兩；二是萬曆十七年，米價每石處於1。6—1。7兩銀子之間。（14）
除了大米之外，麥子也是明代民間百姓日常生活糧食的必要來源。再以松江府上海縣為例，崇禎十四年（1641），當地遭受旱災。至崇禎十五年，圓麥每石值錢6000文，摺合銀子在2。5—2。6兩之間；小麥的價格也大體相當，只有大麥稍為便宜，每石值錢3000—4000文。（15）豆子在民間的使用也很廣泛，除了榨油或做豆腐之外，餵馬、肥田（用豆渣），都可以用上豆子。豆之種類頗多，下以黃豆為例，將明末松江府上海縣的黃豆價格列如下：黃豆的價格，在平常年份，較米價稍為便宜，大約豆1石可準米8—9鬥。至崇禎十四年（1641），早豆多而米少，糶米1石，可以糴豆2石。（16）
綜上所述，明代自嘉靖、萬曆以後，米價出於不斷的波動之中，有時高漲，尤其是在荒年之時，米價曾短暫地上升至每石5兩銀子。按照明代普通民眾的經濟實力乃至心理承受能力，米價理應維持每石1兩銀子以下，超過每石1兩，百姓生活就有壓力。所以，當時地方政府為了平抑米價，就將平價米的價格定為每鬥值錢90文，摺合紋銀8分，亦即每石0。8兩銀子。（17）由上面所列晚明米價變遷史實，大抵可證晚明百姓生活質量儘管有所波動，但總體呈現出一種下降的趨勢。
第三，為油。根據現在掌握的資料，尚難以就明代食用油價格加以系統的分析，但根據明末的一些史料記載，大抵可以知道明末的食用油價格及其波動狀況。如在崇禎末年，蘇州一帶的油價突然猛升，達到每斤70—80文錢，讓時人感到“大為可駭”。（18）至於處於西北的陝西華州，在崇禎十六年（1643）時，清油的價格更是高達每斤0。16兩銀子。（19）若與蘇州相比，更是高出許多。
第四，為鹽。明代的鹽價，大抵亦可以明末松江府與陝西為例加以說明。崇禎初年，松江府的鹽價為每100斤（平秤，實際有120斤），值銀0。15—0。16兩之間。至崇禎十六年（1643），因大水的原因，鹽價有所上漲，每斤漲至值銀5分，即每100斤值銀0。5兩。（20）松江屬於產鹽區，價格相對還算較低。若是在陝西華州，則鹽價相對較高，每升鹽值銀9分。（21）其實，上述兩項記載，其鹽價並非昂貴。因為按照明末人宋應星的記載，每50斤鹽，價格貴時，需銀5錢多，但價格便宜時，則只需4錢多銀子。（22）可見，按照正常的價格體系，在明代，鹽每100斤，其價格大致徘徊在值銀0。8—1兩之間。
第五，為茶。茶的品種很多，價格不一。在明末，一般的好茶，每斤最高不過二錢銀子。（23）松江府上海縣最好的茶葉岕片，其價格為每斤值銀在2—3兩之間，應該算是一種極品。（24）品茗既是一件雅事，更是一件奢侈之事，對於一般百姓人家而言，這種極品茶葉價格實在難以承擔。
第六，為白糖。在明末，松江府上海縣，若是上白的糖，每斤值銀三至四分。（25）
第七，為紡織面料。人們生活，離不開衣食住行。其中之衣，就牽涉到衣服的面料。普通民眾所用面料，平常就是棉布，稍好者則為絲綢。至於更為高檔的面料，則已近乎奢侈品，非一般民眾所能享用。在明代，松江府是棉花與棉布的產地，號稱“衣被天下”。當然，棉布的價格，與棉花的價格緊密相關。在明末，最初棉花的價格是每擔值銀在1。6—1。7兩之間。到了崇禎初年，價格大漲，每擔棉花漲至銀子4—5兩之間。明代松江所產棉布，種類很多。一般的棉布，其價格基本保持在每匹值銀0。15—0。16兩之間；即使最精緻的棉布，價格也不過是每匹值銀0。17—0。2兩之間。（26）在蘇州府，棉布分為兩類：一類是普通在市場上售賣的棉布，其高階者，每匹值銀0。3—0。5兩，至於品質較差者，則每匹只值銀0。07—0。1兩。（27）這是相當實惠的價格，大致可以滿足普通民眾的服飾需求。至於較為普通的絲綢一類，其價格顯比棉布為高。以蘇州府為例，其所產之綾，每匹值平價銀2兩以上。若與松江府所產棉布價格作一比較，綾的價格至少比棉布貴10倍。（28）
通觀明代的物價波動，自明代中期以後，大致呈價格日漸上漲的趨勢。為示說明，不妨詳引三張物價單子，其中兩張分別為正德年間與天啟年間的物價單子，一張則為崇禎年間陝西華州的物價單子。正德初年，繼弘治承平之後，南京的物價堪稱“甚賤”，如：豬肉，每斤值好錢7—8文；牛肉，每斤值錢4—5文；水雞，以一斤為束，每束值錢4—5文；蓮肉，用抬盒盛賣，每斤值錢4—5文；大的河柴，每銀1兩，可以買將近30擔；魚、蝦，每斤值錢4—5文，若是買得少，價格稍高，亦不過每斤值錢7—8文。（29）至天啟元年（1621）正月，南京物價驟貴，如：鵝1只，值錢500余文；鴨1只，值錢200余文；雞1只，值錢200余文；豬肉，每斤值錢40余文；羊肉，每斤值錢40余文；牛肉，每斤值錢20余文；驢肉，每斤值錢20余文；紅布，1尺值錢15文；綠布，1尺值錢15文；女子所用圊桶，亦即民間俗稱的“子孫桶”，每個值錢500余文。（30）至崇禎十六年（1643），陝西華州的物價，其上漲之速更是令人咋舌，如：稻米、粟米，每鬥值銀2。3兩，摺合每石23兩；小麥，每鬥值銀2。1兩，摺合每石21兩；大麥，每鬥值銀1。4兩，摺合每石14兩；蕎麥，每鬥0。9錢，摺合每石9兩；莞豆，每鬥值銀1。8兩，摺合每石18兩；麩子，每鬥值銀0。5兩，摺合每石5兩；穀糠，每鬥值銀0。1兩，摺合每石1兩；柿果，每鬥值銀0。15兩，摺合每石1。5兩；核桃、棗子，每升值銀0。1兩，摺合每石10兩；鹽，每升值銀0。09兩；清油，每斤值銀0。16兩；豬肉，每斤值銀0。18兩；紅白蘿蔔，每斤值銀0。01兩；棉花，每斤值銀0。32兩；麻，每斤值銀0。1兩；梭布，每尺值銀0。05兩。（31）
在上面的三張物價單子中，顯然可以透過可比性的部分加以比較，大致斷定晚明日用生活必需品物價的上漲幅度。先以正德年間與天啟年間南京的物價稍作比較。如正德年間，豬肉價格，為每斤值好錢7—8文；至天啟年間，上漲至每斤40余文。可見，豬肉價格的上漲率達到400%。牛肉，正德年間為每斤值錢4—5文；至天啟年間，上漲至每斤值錢20余文。牛肉價格的上漲率達300%。南京物價可直接比較者，唯有上面兩項，稍作平均，那麼，從正德年間至天啟年間，南京的物價上漲了350%。再來看南京物價與陝西華州物價的比較。正德年間，南京的豬肉價格，為每斤值好錢7—8文，若是以每1000文折銀1兩的平價計算，則為每斤0。007—0。008兩；崇禎年間，陝西華州的豬肉價格，則為每斤值銀0。18兩。兩相比較，崇禎年間陝西華州的豬肉價格，已經比正德年間南京的豬肉價格高出22倍多，其上漲率為2150%。至於布，天啟年間，南京紅、綠二色之布，均為每尺值錢15文，折成平價銀為每尺0。015兩；崇禎年間，陝西華州的梭布，則每尺值銀0。05兩。兩相比較，崇禎年間陝西華州布的價格，已經比天啟年間南京布的價格高出3。3倍多，其上漲率為233%。
（二）奢侈品
所謂奢侈品，對於一般百姓而言，並非日常生活所需，而是在年節才能偶爾享用甚至在年節時也無法享用之物。而對於富貴人家而言，這些奢侈品其實也不過是一些平常之物而已。所謂的奢侈品，可以分為普通奢侈品與高階奢侈品兩類。在明代，諸如豬肉、鵝一類的肉食，屬於普通奢侈品；而燕窩菜、蝦與鮑魚、大絨、山東繭綢、葛布、氈單、細瓷、眼鏡一類，則屬於高階奢侈品。
第一是豬肉。在崇禎初年，松江府的豬肉價格一般為每斤值銀2分上下。豆油和菜油的價格，一向視豬肉的價格為低昂，說明食用油對小民而言，也是一種奢侈品。（32）在肉食製品中，在晚明，一隻金華火腿，其價格更是高達銀子3—4錢。（33）
第二是鵝。鵝在明代屬於美味，價格相對也比較高。萬曆十七年（1589），松江府1只鵝的價格高達4錢銀子。（34）
第三是燕窩菜。在明代末年，松江府燕窩菜的價格相當高昂，每斤需要銀子8錢。（35）
第四是水產品。在水產品中，蝦與鮑魚均屬美味。明末溫州大蝦的價格，不到一尺長的蝦，每隻價格高達1000文錢。另外，明末北京市場上賣的鮑魚，每斤值300文銅錢，後來用海螺肉冒充，價格相對便宜一些，也需要每斤100文錢。（36）
第五是紡織品。除了棉布適合一般小民生活之外，其他諸如大絨、山東繭綢、葛布、氈單，均屬於奢侈品，價格並非一般百姓所能承受。在崇禎年間，松江府此類紡織品的價格如下：大絨，每匹長10餘丈，價值高達100兩銀子；山東繭綢，價格也與大絨相等；葛布，好的為每匹值銀3兩，長不過3。1—3。2丈，次的葛布，價格也並不便宜，每尺需要0。05—0。06兩銀子；氈單，雙紅氈單每條值紋銀2兩，單紅的氈單每條也需銀1兩上下；松江府上海縣露香園所產的顧氏繡品，海內馳名，向來價格最貴，尺幅之素，精者值銀幾兩，全幅高大者，價格超過數兩銀子。至於上好的靴子，每雙在北京也值7錢銀子。（37）
第六是瓷器。瓷器雖是日常生活用品，但其中也有細瓷與粗瓷之分，細瓷對於一般老百姓家庭來說，同樣是一種奢侈品。在細瓷中，也有上、下兩等：上等細瓷，崇禎年間松江府的價格一隻賣到3—5錢銀子；下等的細瓷則3—5分銀子可以買10只。（38）
第七是眼鏡。在明代，眼鏡屬於稀罕之物，更是一種奢侈品，尤以西洋所製為佳。這種眼鏡“以玻璃為質，象皮為幹”，“非大有力者不能致也”。眼鏡的價格相當高昂，每副眼鏡值銀4—5兩。（39）
（三）田價
在明代，田產的多少決定了家庭財富的豐薄。明代田土價格，不但呈現出一種區域差異，而且從總體上看，由於賦稅、徭役的加重，田地價格呈下降之勢。從田土價格的區域差異來看，當數浙江蘭溪縣的價格最為踴貴，上好之田，每畝值銀70—80兩；稍次之田，每畝值銀30—40兩；最劣之田，也每畝值銀10兩。（40）即使同屬一個區域，田價的差別亦不小。如崇禎年間，松江府青浦縣、華亭縣的上好之田，每畝值銀10餘兩；而上海縣的上好之田，則每畝僅值銀3—5兩而已。（41）
從田地價格的總體下降趨勢來看，原先徽州府的田地價格相當昂貴，每畝值銀20—30兩；但隨後由於賦稅、徭役日重，田地價格驟然下降，每畝不過值銀5—6兩，即使如此便宜，尚無買主。（42）最為便宜的田價，出現在明代晚期。如崇禎十五年（1642），吳某有祖遺田604畝，當時每畝值銀4—5兩。追溯其田買入的時間，則在六七十年前，大概是萬曆初年，購入價僅每畝值銀0。8兩。這應該是明代歷史上最為便宜的田價。即使至清初順治年間，唐甄賣田40畝，僅得銀60餘兩，摺合每畝值銀1。5兩。這也是相當低廉的價格。（43）
（四）銀錢比價
就明代的交易貨幣來說，明初錢、鈔並用。明代中期以後，鈔已近乎廢紙，使用銀子蔚然成風，進而形成銀、錢並用之勢。相比之下，民間交易，更為喜好或看重銀子。所以，銀、錢比價的波動，直接影響百姓的生活質量。從明代中後期銀、錢的比價大勢來看，銀子日益貴重，而銅錢則日賤。
明朝的制錢有京、省之異，京錢稱為“黃錢”，每文約重1錢6分，70文值銀1錢，亦即700文折成銀子1兩。外省錢稱為“皮錢”，每文約重1錢，每100文值銀1錢，亦即1000文折成銀子1兩。一般說來，明代北京的銀錢比價，大致為紋銀1兩，可以兌換制錢600文。自崇禎六、七年（1633—1634）之後，制錢價格漸輕，銀價日漲。至崇禎末年，京錢100文，僅值銀5分，即京錢2000文，才能兌換1兩銀子；皮錢100文，僅值銀4分，即皮錢2500文，才能兌換1兩銀子。（44）
三、消費支出
在考察了明朝人的物價之後，不妨再來看明朝人的消費支出。就其大概而言，明代的消費指出，可以區分為日常生活消費支出、休閒娛樂消費支出與宗教活動消費支出三大項。
（一）日常生活消費支出
明朝人的日常生活消費指出，大抵包括衣食住行四大項，尤以衣食為大宗。由於人們所處社會階層的差別，他們的日常生活消費支出亦呈高低不同之勢。
首先就官員來說，明代官員每年究竟需要花費多少銀子，才可以維持較為體面的生活？若欲回答這一問題，拋開物價的漲落不論，其實京官與地方官的消費水平亦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以京官為例，按照明代的物價水平，一個官宦八口之家，在京城維持一年的生計，需銀50兩。（45）年支出50兩銀子，可能是官宦在京城生活的最低標準。另據王世貞《觚不觚錄》的記載，一個剛中進士在京城做官之人，需要贄見大小座主，拜會同年及鄉里官長，酬酢公私宴醵，賞賜座主僕從與內閣、吏部的轎伕，等等，其花費著實不少。細算下來，最為節儉的需要每年100兩銀子，一般歲費300兩銀，最多者則可達600—700兩。（46）以地方官為例，明人李樂的記載，同樣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解剖的例子。他在任福建按察司僉事並出巡地方之時，一個月內，衙內諸如魚、肉蔬菜的開支，共計銀子2兩多。（47）每月官員的基本生活開支為2兩多銀子，一年即為24兩多。這或許不包括家眷的生活開支與官員的日常應酬在內。若是將這些開支納入其中，一年的消費支出，至少亦達50兩銀子。
其次是庶民。明代普通庶民的日常消費支出，當然不可以與官員相提並論，然其基本的日常消費，還是可以透過史料的鉤稽而得到一些清晰的解讀。若欲對明代普通民眾家庭的日用開支有深入的瞭解，就必須涉及家庭的日用開支簿。明代曾任福建惠安縣知縣的葉春及，曾為當地百姓設計了節用之法，其中之一就是在家中設立開支簿。從他的開支簿內容中，可知明代百姓一年的主要開支。其中最大的支出，可能就是“糧役”，亦即賦稅徭役。只有除掉必須交納的田賦、雜役之銀外，剩下的才算得上是淨收入。在家庭一年的淨收入中，大體可以分為十分，其消費支出可以分列如下：其一，十分之三留作水旱之備；其二，十分之一作為祭祀之需；其三，剩下的十分之六，分別作為一年12個月的基本開銷，若有閏月，則應為13個月的開支。其日常應該維持的基本開支包括茶飯魚肉、賓客酒漿、子孫紙筆束脩及奴僕等費用。在這十分之六中，尚不能完全用於日常開支，必須留出一些剩餘，以備不時之需，諸如冬夏添設裘葛之衣、修葺牆屋、醫藥喪葬，以及弔喪問病、時節饋遺等。（48）
鑑於目下諸多明代百姓日用開支專案難以有史料的支撐，重建一份完整的明代百姓家庭的開支簿尚屬難事。然在明代普通民眾家庭的消費支出中，食米、食鹽應算是家庭開支的大宗。在明代，一個人究竟需要多少米，方可免除飢餓之苦？直接的史料記載，暫時無從尋覓，卻可以從其他的史料得以佐證。據明代史料記載，一個僧人或道士，一年大概需要吃米6石。（49）這應該是一個飽食的食米數，若僅僅免除捱餓之苦的食米數，可能一年用不著6石米。如成化年間，朝廷賑濟京城流民的食米數，是保證大口每人每月食米3鬥，小口食米1鬥5升。（50）折算下來，大口每天的食米數為1升。若按最低標準匡算，大口一年需食米3。6石，小口一年需食米1。8石。一個五口之家，兩個大口，三個小口，那麼一年單是糧食消費就需要12。6石，按照平價計算，需要支出12。6兩銀子。
至於一個家庭的食鹽數，乃至食鹽消費支出，同樣可以根據史料稍加推測。按照徐光啟的推測，每一丁口，每年大體需要食鹽15斤，必不可少。（51）不過，宋應星的記載與徐光啟稍有不同。他認為，從計口食鹽的角度，一個人每年大概要吃掉鹽50斤。這50斤鹽，價格貴時，需銀5錢多，賤時則需4錢多銀子。（52）兩種推算記載，差距較大。若是取其平均數，則一個成年人，每年需要食用鹽32。5斤。一個五口之家，大抵每年需要吃掉鹽162。5斤。若以50斤鹽值銀5錢計算，可見每斤鹽的價格為0。1錢銀子，那麼五口之家每年的食鹽消費需支出約為1。63兩銀子。
食米、食鹽兩項相加，明代一個五口之家的全年消費，至少需要14。2兩銀子。若是加上諸如柴薪、油、醬、醋、茶的日常開支，以及其他的人情消費，當不下20兩銀子。
根據明末清初人陳確的記載，大抵可以就明末江南一個養蠶之家的收入與支出加以具體的剖析，以作示範。在明代的江南，一個家有八口的中等之戶，養蠶10斤，其主要支出如下：消耗口糧50日，共計需米4石，而魚菜油醬之費尚不計在內；蠶每斤吃掉桑葉150斤，需用蹈草50斤，繅絲樹柴50斤，煮綢繭柴10斤，燈油半斤，炭3斤。根據當時的物價，桑葉每100斤值錢4000文，其桑葉的成本支出為6000文；蹈草每百斤值錢700文，其蹈草的成本支出為350文；樹柴每100斤值錢800文，其樹柴的成本開支為400文；炭每斤100文，其炭的成本開支為300文；米每鬥值錢850文，其米的成本開支為34000文；油每斤值錢400文，其油的成本開支200文。上面幾項相加，其成本開支總數已達41250文。折算下來，每養1斤蠶，需付出成本4125文。根據陳確所列幾項開支，可以得出上面的結論。惟陳確在記載中又有“養蠶家每斤所出，已不下萬二千文”之說，似乎養蠶之家，尚有其他開支未列。至於養蠶10斤的收入，可以分為上、中、下三等：上等蠶每斤收繭12斤，得絲15兩，得綿3兩，那麼養蠶10斤可得繭120斤，得絲150兩，得綿30兩；中等蠶每斤收繭10斤，得絲12兩，得綿3兩，那麼養蠶10斤可得繭100斤，得絲120兩，得綿30兩；下等蠶得繭在3—8斤之間徘徊，若是取其平均值，則可得繭5。5斤，共計55斤。當時蠶繭的時價為每斤值錢100文，絲的時價為每兩值錢100文。上面所說的繭，是養蠶的初級產品，而絲、綿則屬進一步加工產品。陳確沒有列出綿的時價，這裡暫且不作計算，只以初級產品與加工產品加以計算。以初級產品蠶繭來說，養蠶10斤，上等收入者可得錢12000文，中等收入者可得錢10000文，下等收成者可得錢5500文；以加工產品絲計算，養蠶10斤，上等收入者可得錢15000文，中等收入者可得錢12000文，下等收入者可得錢5500文。若是以陳確所列諸項支出匡算，養蠶10斤，其成本總支出為41250文；而其收入，若以時價最高的加工品絲加以計算，則僅得15000文，共計虧損26250文。這是養蠶人家年成不好時的收支情況，陳確所說的“十止一償”，或許稍有誇大，然辛苦養蠶一季，到頭來反而虧損，這應該是事實，其結果則導致“窶人不支，至有中道廢業者”。當然，若是碰到桑賤之年，養蠶人家還是可以得到“息嘗數倍”的回報。（53）
第三是商人。明代的商人形形色色，財富的佔有亦各不相同。就經商能力乃至財富佔有情況而言，明代商人當數江南的徽州商人與江北的山西商人最為聞名。徽州商人以魚鹽為業，富賈家庭財產，甚至達到100萬兩銀子，至於有二三十萬銀子的家產，則僅屬“中賈”而已。山西商人所業，或販鹽、絲，或轉販窖粟，其財產之富超越徽州商人。由於典型性資料的缺乏，就明代商人日常生活消費加以統計性分析，目前尚存在著諸多困難。然就生活習俗乃至日常消費來看，徽州商人與山西商人有共同之處，就是儉嗇。山西商人日常消費之儉，在明代已是名聞遐邇。至於徽州商人，儘管在外有尚奢之名，然其衣食生活，仍是相當“菲嗇，薄糜鹽齏欣然一飽矣”。（54）徽州商人日常生活儉樸，在明代也相當聞名。如小說《豆棚閒話》雲：“徽州風俗，原是朴茂，往往來來，只是布衣草履，徒步肩挑。真個是一文不捨，一文不用。”（55）就是徽州商人生活儉樸的明證。
（二）休閒娛樂消費支出
從總體上說，明朝人的生活風尚是由明初的儉樸向晚明的奢侈轉變，而這一風尚的轉變，顯然建立在一般小民得以維持基本的溫飽之上。從具體的生活質量來看，一般老百姓的生活開支，在維持日常的衣、食所需之外，娛樂已經成為很大的一種消費。民眾的娛樂或其他精神享受，包括年節、廟會。即以松江府為例，民眾的迎神賽會活動，無論是豐年，還是災年，無不舉行，而且尤其崇尚一種奢侈之風。演戲的行頭，如扮演狀元走街所需珠鞭三條，就價值100多兩銀子。每次迎神賽會日期，四、五天不等，每天需要花費1000兩銀子。（56）這種花費是由眾人平攤，而且一些富貴人家總是出了其中的大部分，但如此大的開銷，對一般百姓實在不是一筆小數。如萬曆年間，浙江秀水縣濮院鎮醵金為“神會”，民間百姓需要出“醵金”之錢。迎會之日，民間親戚紛紛來聚，其家又需要“漿酒藿肉”招待，“費用甚侈，貧者至典質以應之”。（57）這種迎神賽會，名則娛神，實則悅人。廟會期間，民間百姓舉國若狂，趨之若鶩，不能不說是人們消費乃至生活觀念的一種變化。這就是從維持物質性的溫飽生活，轉而變成追求更多的精神性享受。
至於富商大賈，尤其是徽州商人，儘管日常生活頗為儉樸，但在休閒娛樂消費方面不乏一擲千金之舉。按照明代的史料記載，徽州商人的大宗消費，大多集中在娶妾、宿妓與爭訟三項，除了爭訟不屬休閒娛樂消費，其他兩項，均可歸於休閒娛樂性消費。以娶妾為例，明人謝肇淛曾舉他的友人王宗姬為例，並說他為了娶一妓女為妾，甚至花費萬金。（58）如此奢侈的娛樂性消費，當然是一個特例。然根據明代的史料記載，萬曆年間，如果想從南京上新河娶一位美妾，其價格是140兩銀子。（59）如此價格，還是頗顯奢華。至於宿妓，明人陳鐸與薛論道各有一首以《鹽商》為題的歌曲，藉此揭示鹽商的“風月”生活，諸如說鹽商“風月花胡哨”，“花鄉酒鄉，處處隨心賞”之類，（60）無不說明商人在宿妓一類的消費支出上數額頗為驚人。
（三）宗教性消費支出
明代一般民眾佛道信仰等宗教性活動消費，值得引起進一步的關注。明人呂坤雲：“民間耗財，第一修建寺廟，鑄塑神佛、刺繡幡袍、買燒金紙、打醮進香、暗室密施，此小民妨業耗財之大蠹。”（61）“妨業”云云，並不一定符合事實，然“耗財”一說，大抵已經道出了明代民間百姓宗教性消費支出堪稱相當驚人。譬如，民間百姓參與普通的“隨會進香”或者“蓋廟”，就需要花費三五百文錢。（62）
在明代民間的宗教性消費中，大抵以進香支出為大宗。明人遠途進香，以普陀山、武當山、泰山為主。即以泰山進香為例，香客的消費主要包括以下兩項：一是旅途車馬、飲食、住宿之費。因香客離泰山遠近的不同，乃至消費水平的不一，一個香客究竟需要花費多少銀子，目前尚難加以統計。然泰山腳下旅店業的發達，為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香客消費資料。從資料記載可知，當時香客到了泰山腳下，首先需要付出的錢財有“稅房”錢、募轎錢、山稅三項。所謂“稅房”錢，就是每位香客到大廳掛號，每人交納店例銀3錢8分；所謂山稅，即每位香客交納銀子1錢8分。至於募轎錢，因無記載，暫不知曉。客店根據進香客家底的厚薄，提供上、中、下三等客房，且提供不同的服務，收費高低不一。二是宗教用品及佈施所產生的費用，諸如：打發山上乞丐的錫錢，將上山時，客店的牙家會給香客提供錫錢，以便上山時打發乞丐，香客需要付錢1貫7分；供佛之法錦、綢帛、金珠、寶石，乃至膝褲、珠鞋、繡帨；泰山頂上求福之醵錢，如求子、因眼疾求光明之類，就進一銀範小兒，以及進香者從柵外向裡投擲銀錠，以得中為得福。（63）上述種種，對於進香客來說，均是一筆不小的開支。以近處進香為例，明人馮夢龍所編《山歌》中有一首《燒香娘娘》的民歌，將蘇州城中小戶人家婦女外出到穹窿山進香的費用作了很好的記錄。至於如何籌集燒香所需經費，民歌中的“燒香娘娘”自己一語道出：“我先脫各小衣裳洗漿洗漿，打發兩人轉背，就央個姑媽外甥，收銅杓注子兩件，同兩領補打個衣裳，替我拿來典當裡去噹噹，買停當子紙馬牙香，蠟燭要介兩對，還要介一塊千張，糴了三升白米，明朝煮飯，一箍松箍今夜燒子個浴湯。兌介錢半成銀子，還個船轎，換介三十新銅錢，我打發個叫花婆娘。”可見，外出燒香所需要的花銷，包括燒香必需的“紙馬牙香”、“蠟燭”、“千張”，路上所帶飯食，燒香旅途上必要的“船轎”錢，以及伴隨燒香的“叫花婆娘”的辛苦錢。所有這些費用，對於一個市井小民家庭來說，顯然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在家中無餘錢可使的窘況下，只好透過典當家中的衣服、日用器皿來籌集燒香旅費。（64）
四、餘論:透過物價波動與消費支出看生活質量
綜上所述，透過物價波動對消費支出的影響，基本可以看出明朝人生活質量的時段性變化。換言之，以社會變遷為背景，以及由此折射出來的物價波動及其消費支出，明代生活質量的變遷基本呈現出一種規律性的變化，亦即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從洪武立國到天順年間，人們的生活質量從戰亂中得以逐漸恢復與提高；二是從成化、弘治以後到萬曆初年，國力大增，財富積累，百姓生活質量達臻頂峰；三是從萬曆中期直至明亡，戰亂紛起，天災不斷，百姓負擔隨之加重，生活質量驟然下降。
一朝一代的生活質量，歸根結蒂就是民生問題。民生之好壞，則又關乎民心的向背；民心之向背，則取決於吏治之善惡。可見，民生、民心、吏治之間的互動關係，無疑將成為考察明朝人生活質量的關鍵。
註釋:
①葉夢珠：《閱世編》卷7《食貨》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53頁。
②關於明代日常生活用品及其奢侈品的消費，已有的研究成果可參見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中華書局，2008年；宋立中：《閒雅與浮華：明清江南日常生活與消費文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③周暉：《金陵瑣事剩錄》卷4，轉引自謝國楨選編、牛建強校勘：《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下冊，第96頁。
④葉夢珠：《閱世編》卷7《食貨》6，第158頁。
⑤茅元儀：《掌記》卷5，明崇禎刻本。
⑥陸衡：《嗇庵隨筆》卷3，清光緒二十三年刻本。
⑦袁枚：《隨園隨筆》卷15《米價》，清嘉慶九年刻本。
⑧顧起元：《客座贅語》卷1《米價》，中華書局，1997年，第25頁。
⑨吳應箕：《留都見聞錄》下卷《時事》，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39頁。
⑩丁國鈞：《荷香館瑣言》卷下，收入《丙子叢編》，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
（11）葉紹袁：《啟禎記聞錄》卷2，收入《痛史》，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六年鉛印本。
（12）李紹文：《雲間雜識》卷1，民國二十四年上海瑞華印務局據上海黃氏家藏舊本印行。
（13）範濂：《雲間據目鈔》卷3《記祥異》，清光緒四年上海申報館仿聚珍本。按：明末清初人葉夢珠所記明末松江府上海縣的米價，亦大抵與上述記載相同。如葉氏回憶道：“崇禎三年庚午，年荒谷貴，民多菜色，郡縣施粥賑饑。予時尚幼，未知物價。然越二載，壬申夏，白米每鬥價錢一百二十文，值銀一錢，民間便苦其貴，則庚午之米價，概可知已。迨秋成，早米每石價錢止六百五十、六十文耳。自是而後，米價大約每以千文錢內外率。至十一二年間，錢價日減，米價頓長，鬥米三百文，計銀一錢八、九分，識者憂之，然未有若十五年春之甚者。時錢價日賤，每千文值銀不過四錢幾分，白米每石紋銀五兩，計錢十二千有奇。自此以後，米價以二、三兩為常。”參見葉夢珠：《閱世編》卷7《食貨》1，第153頁。
（14）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卷17《狷士記》，中華書局，2002年，中冊，第506-507頁。
（15）葉夢珠：《閱世編》卷7《食貨》3，第156頁。
（16）葉夢珠：《閱世編》卷7《食貨》2，第155頁。
（17）按此平抑米價的標準，取自明萬曆四十年（1612）蘇州府吳江縣的的一張平價米票。相關的記載與討論，參見謝國楨：《記明萬曆四十八年平價米票》，載氏著：《明末清初的學風》，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5頁。
（18）葉紹袁：《啟禎記聞錄》卷2。
（19）《感時傷悲記》，載《考古》1960年第10期。按：原碑現存陝西省博物館。
（20）葉夢珠：《閱世編》卷7《食貨》6，第159頁。
（21）《感時傷悲記》，載《考古》1960年第10期。
（22）宋應星：《野議·鹽政議》，載氏著：《宋應星佚著四種》，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37頁。
（23）宋應星：《野議·軍餉議》，載《宋應星佚著四種》，第22頁。
（24）葉夢珠：《閱世編》卷7《食貨》6，第159頁。
（25）葉夢珠：《閱世編》卷7《食貨》6，第160頁。
（26）葉夢珠：《閱世編》卷7《食貨》4、5，第156-157頁。
（27）顧清：《傍秋亭雜記》捲上，收入《涵芬樓秘笈》，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間印本。
（28）顧清：《傍秋亭雜記》捲上。
（29）周暉：《金陵瑣事剩錄》卷4，轉引自《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下冊，第96頁。
（30）周暉：《金陵瑣事剩錄》卷1，轉引自《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下冊，第98頁。
（31）《感時傷悲記》，載《考古》1960年第10期。
（32）葉夢珠：《閱世編》卷7《食貨》6，第159頁。
（33）李樂：《續見聞雜記》卷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58-859頁。
（34）範濂：《雲間據目鈔》卷3《記祥異》。
（35）葉夢珠：《閱世編》卷7《食貨》6，第161頁。
（36）姚旅：《露書》卷10《錯篇》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7頁。
（37）葉夢珠：《閱世編》卷7《食貨》6，第162、163、165頁；宋應星：《野議·軍餉議》，載《宋應星佚著四種》，第23頁。
（38）葉夢珠：《閱世編》卷7《食貨》6，第164頁。
（39）葉夢珠：《閱世編》卷7《食貨》6，第163頁。
（40）王士性：《廣志繹》卷4《江南諸省》，中華書局，1981年，第75頁。
（41）葉夢珠：《閱世編》卷1《田產》1，第22-23頁。
（42）俞弁：《山樵暇語》卷8，收入《涵芬樓秘笈》。
（43）鄧之誠：《骨董瑣記》卷1《田價》，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頁。
（44）李王逋：《蚓庵瑣語》，載《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下冊，第89頁；顧公燮：《丹午筆記》41《崇禎末年錢價》，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頁；鄧之誠：《骨董瑣記》卷1《銀價米價》，第3頁。
（45）李延昰：《南吳舊話錄》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21-222頁。
（46）俞樾：《茶香室續鈔》卷8《京官歲用》，中華書局，1995年，第2冊，第655頁。
（47）李樂：《見聞雜記》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45頁。
（48）葉春及：《石洞集》卷7《惠安政書·節用二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98頁。
（49）倪嶽：《青溪漫稿》卷13《止給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49頁。
（50）《明憲宗實錄》卷266，成化二十一年五月丙子條，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年校印本。
（51）徐光啟：《徐光啟集》卷5《欽奉明旨條畫屯田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53頁。
（52）宋應星：《野議·鹽政議》，載《宋應星佚著四種》，第37頁。
（53）陳確：《陳確集》，《詩集》卷1《丙戌年蠶謠並序》，中華書局，1979年，第627頁。
（54）謝肇淛：《五雜俎》卷4《地部》2，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第74頁。
（55）艾衲居士編：《豆棚閒話》第3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4頁。
（56）範濂：《雲間據目鈔》卷2《記風俗》。
（57）李日華著、屠友祥校注：《味水軒日記校注》卷2，萬曆三十八年四月二日條，遠東出版社，2011年，第105頁。
（58）謝肇淛：《五雜俎》卷4《地部》2，第74頁。
（59）姚旅：《露書》卷7《雜篇》，第167頁。
（60）路工編：《明代歌曲選》，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第16-17、109-111頁。
（61）呂坤：《實政錄》卷2《民務·小民生計》，載氏著，王國軒、王秀梅整理：《呂坤全集》，中華書局，2008年，中冊，第950頁。
（62）呂坤：《實政錄》卷2《民務·積貯倉谷》附《救命會勸語》，載《呂坤全集》，中冊，第953頁。
（63）張岱：《陶庵夢憶》卷4《泰安州客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9-40頁；張岱：《琅嬛文集》卷2《岱志》，嶽麓書社，1985年，第66-75頁。
（64）馮夢龍：《山歌》卷9《雜詠長歌》，載《明清民歌時調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18-42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