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種說法是:將六藝解釋為六經:《詩經》《書經》(即《尚書》)《禮經》《易經》(即《周易》)《樂經》《春秋》,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載體,是我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所以,真正讓中國人最終對《五經》和中國歷史失去信心的不是來自西方的壓力,也不是廖平-康有為的陰謀論,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基本歷史事實,那就是中國的五經,乃至包括《史記》在內的歷史文獻中,的的確確存在大量的無法解釋的矛盾
(圖:《明史·選舉二》)從史料我們能夠知道當時科舉考試的命題範圍是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和五經(《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
按《明朝肇運紀》:永樂十二年十一月甲寅,上諭行在翰林院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
說者又云,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
之所以出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現象,是因為生產力有了很大進步,農業有了很大發展,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社會進入了動盪變革期,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社會結構的變化,有些仕階層(只有仕階層以上的貴胄子弟才有可能接受文化教育,那時候養仕之風興起
漢朝的話,用後世的總結,是儒學在政治、社會上的實際操作,朝廷的基本統治思想和制度都是圍繞其進行,關注的重點是應用,理論和文化深層次的討論並不夠深入,又有著讀經博士等具體政府職務的刺激,有漢一代,對儒學的研究比較注重其學術精英化和具體應用化
簡而言之就是班固序六藝為九種,九種之中,《易》、《書》、《詩》、《禮》、《春秋》合成五經,剩下的四部書,樂、《論語》、《孝經》、小學合成四部
又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雲:「孟荀同為儒學之宗,鹹歸於師法聖人,誦說王道,大張仲尼之說於後世
這種把五經子史的文章當作文學看待的說法,不僅打破了推尊經史、卑視文學的舊傳統觀念,而且就我國古代散文發展的歷史過程來說,就五經、諸子、《史記》等作品對後代文學的影響來說,就早期的哲學、史學著作還沒有與文學嚴格區分的情況來說,韓愈、柳宗元的主
大家最為熟悉的應是“四大名著”,全稱中國古典長篇小說四大名著,包括明代吳承恩的《西遊記》、元末明初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元代施耐庵的《水滸傳》、清代曹雪芹的《紅樓夢》
四書:《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五經:《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1
至於對《論語》的解讀,古人註釋有魏何晏《論語集解》丶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丶清劉寶楠《論語正義》等,又有近人程樹德《論語集釋》這種集解體集大成之作
新約稱之為“律法”(太5:17,路16:17,徒7:53、林前9:8)二、五經的分析創世記是起源之書,它敘述宇宙、人類、罪惡及救恩的由來,自然受到撒但的攻擊,科學主義的懷疑,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它對基督教那麼重要,因為這是我們信仰當中一個資源
子路)曹雪芹直接把《四書》內容用於《紅樓夢》中的還有:《紅樓夢》第五十回“蘆雪庵爭聯即景詩,暖香塢雅制春燈謎”:這年冬日,李紈因賈母讓他們制燈謎,對園中姐妹說了自己編的兩個謎語,兩個謎語的謎底都在《四書》之中
《論語》在漢代即是婦孺必讀的書,《四書》自宋代以來是中國人必讀的書,作為當時人們的基本信仰與信念,成為其安身立命之道,是家傳戶誦之學,哪怕是鄉間識字不多甚至不識字的勞動者,也是透過口耳相傳,蒙學讀物與民間文藝,接受並自覺實踐其中做人的道理
從五經,到“論說辭序、詔策章奏、賦頌歌贊、銘誄箴祝、記傳盟檄”等等演變成的各種文體——文章的源流開始顯現
當時又有太學博士馬嘉運批駁穎達所撰《正義》,唐太宗下詔令孔穎達更改,孔穎達最終沒有完成更改便去世了
這樣的經典權威性自然高於“四書”(《禮記》在三禮中不如《周禮》《儀禮》,何況其中區區兩篇,孟子地位遜於荀子,還未稱亞聖,《論語》算地位高的,然而和五經比只是“小學”,五經才是“大學”)
“三星”原指獵戶座中央三顆明亮的星,民間稱為“福、祿、壽”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