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五經信心崩潰的根源在“廖平問題”

中國對五經信心崩潰的根源在“廖平問題”

易經的卦象包含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經卦階段，第二個階段是重卦階段。這一點中國傳統文獻的記載中，在中國的易學觀念中，都是非常確鑿的。但是，重卦具體在什麼時候發生的，分歧很大，存在很多版本，有說文王重卦的，又說神農重卦的，甚至也有說伏羲重卦的。

所謂的經卦，指的三畫卦，重卦是兩個三畫卦相重而形成的六畫卦。在第一講中，我們已經指出，易經的卦不是象徵性的符號，而是數字。每一卦的生成和排列都是遵循數學規律的。易經看重的是數字的奇偶，而非數字的絕對值，所以，易經數學更接近二進位制。一個三畫卦，即一個經卦，就是一個三位的二進位制數字。所有的二進位制三位數的數字總數為2的3次方，結果是8，即經卦的總數是8。所有的二進位制六位數的數字總數為2的6次方，結果是64，即重卦的總數是64。只不過，易經卦象的數字排列順序不是象現代數學是從左至右，而是從下至上。值得注意的是，後來出現的中文傳統的上下式的書寫習慣很可能與易經卦象的上下式結構有關。

傳統中之所以對重卦的時代分歧嚴重，源於歷史資訊的遺忘，以及更重要的歷史知識固有的結構缺陷。既然重卦是一個歷史事實，就有其發生的準確時間，或準確時代，但是後人對這個時間點，對這個時代的記憶消失了，而只記住了重卦本身。而有關重卦時代的歷史記憶之所以那麼容易消失，可能與中國傳統的歷史知識的結構性缺陷有關。

在中國傳統的歷史知識中，對中國之外的民族和文化知之甚少，而一併視之為蠻夷。而歷史事實是，在中國之外，還存在更廣闊的區域，生活著數量更多的人們，他們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態與中國迥異，甚至嚴重對立。更嚴重，也是更重要的是，這些與中國迥異和對立的文化元素，會週期性地隨著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而大規模傳入和潛入中國。但是，歷史知識結構的缺陷，讓傳統的中國人無法意識到這些新的文化元素是外傳的，而統統將其視之為內生的。

歷史本身是立體的，而我們的傳統歷史知識卻是平面的，這樣導致傳統的歷史認知對歷史本身的呈現是扭曲的，簡化的，將立體的扭曲和簡化成平面的。這樣以來就對本來很重要的歷史節點失去敏感性，從而失去記憶強度。更重要的是，這種扭曲和簡化導致我們以歷史為基石的《五經》充斥著矛盾。

自康有為以來，中國對傳統經典，對傳統歷史知識的信心開始崩潰，我們不但不再相信以《五經四書》為核心的傳統經典，而且也不相信這些經典所傳達的歷史圖景。於是中國逐漸進入了一個疑古時代，對古人的任何說法都進行懷疑和否定。

“古”在傳統中一向是中國人的信心之源，心靈之錨，人心的安穩、安定是掛在“古”上的。《尚書》的開篇是《堯典》，《堯典》的開篇是“曰若稽古”，鄭玄把“稽古”直接註釋為“同天”，“古”就是“天”。用現在的話說，在古人眼裡，“古”就是真理。

疑古風潮的出現，則打掉了中國對“古”的信仰，從而打掉了中國人的信心之源，銷燬了中國人的心靈之錨，使人心失去了掛靠，從無法獲得安穩、安定。

目前存在的一個錯誤成見是，認為中國之所以出現對自己經典和歷史的懷疑和否定，根源在西方文化的衝擊。實際上，儘管西方文化的衝擊的確存在，但只是外因，中國人自己對自己經典的考據和窮究才是內因。康有為並非疑古思潮的始作俑者，而只是讓中國人信心崩潰的最後一根稻草。

疑古思潮的始作俑者是清初的幾位大儒，包括顧炎武、黃宗羲等。但他們的初衷恰恰相反，不是疑古，而是尊古。他們認為，宋明兩朝的理學偏離了孔孟儒學，他們對五經四書的解讀也都偏離原意，混雜了個人私見。於是，清儒便孜孜於做考據，企圖恢復五經的原貌。

然而，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出現了，隨著清儒考據學的深入，《五經》所存在的系統性矛盾清晰地呈現出來。清朝的考據學非但沒有增強人們對《五經》的信心，反而讓人們對《五經》的信心越來越失去基礎，越來越覺得不可信。

提出《五經》中存在系統性矛盾，對這種系統性矛盾進行總結描述，以及對這種系統性矛盾出現的原因進行探究的，是清末大儒廖平。廖平以“今古”之分來作為《五經》中系統性矛盾的總綱，認為《五經》中矛盾其實就是“今古”矛盾。所謂的“今”指的是“今文學”，所謂的“古”指的是“古文學”。

“今古”的參照時間是西漢，當時每一經都有不同的流派不同的版本。一類版本本來是口耳相傳，後來用西漢當時的文字書面化，這個版本就是“今文”版。另一類版本一經出現就是書面形式的，不過是用西漢以前的“古文字”寫成的，這個版本就是古文版。按理說，古文版應該比今文版更古老更真實，然而事實恰恰相反，很多打著古文名號的版本都是當時人故意用古文寫成的，意圖無非是人為做舊，以提高自身的權威性和可信度。但對這一點人們並不知情，也不太敢太大膽、太徹底地去質疑，直至清朝考據學之前，更準確地說，直至康有為之前。

在以五經為核心的傳統經典中存在大量的，甚至系統性矛盾，這個蓋子被清朝考據學逐漸揭開，而對這一問題進行系統總結的是廖平。但是，發現和總結矛盾是一回事，對矛盾進行合理的解釋是另一回事。遺憾的是，包括廖平在內的清儒的貢獻，也僅僅在於發現了總結了矛盾，卻沒有能力對矛盾本身提供合理的解釋。只提矛盾，而不提供解釋，這意味著清儒工作的結果，考據學的結果，最終是破壞性的，而且是嚴重的破壞，嚴重到中國對自己經典和歷史出現信心大崩潰。

廖平本人為解釋中國經典中所存在的系統矛盾做出了大量的努力，也提出了不同版本的解釋，他本人的學術思想也就隨著新版本的出現而不斷地發生變化。包括梁啟超、錢穆在內的所謂的民國大師，都是以嘲諷，甚至不屑的態度去看待廖平的多變。事實上這恰恰說明了他們自身的淺薄，因為他們壓根沒有看懂廖平，沒有看懂清朝考據學的實質，沒有看懂“今古”學之爭的實質，對中國經典中所存在的系統性矛盾視而不見。

在廖平對矛盾解釋的諸多版本中，其中一個經過康有為的添油加醋之後，引起了轟動。用現在的說法，康有為因此而搞了一個大新聞，成了“網紅”。這個版本認為，中國的經典之所以出現“今古文”的系統性矛盾，根源在於古文經典是假的，是被人偽造的，被誰偽造的，是王莽的御用文人劉歆。王莽篡漢，建立新朝，為建立政權合法性，王莽決定指使劉歆篡改經典。總之，這是一個陰謀論觀點。

這一充滿大膽想象的觀點首先被廖平提出，但並未引起太多關注，但被康有為添枝加葉改編成《新學偽經考》後，卻迅速走紅。“新”即王莽的新朝之新，“新學”即莽新時期的五經學術，“偽經”是說莽新時期的五經是劉歆偽造的，而且一直流傳下來，世人都被其矇騙。2000年來，人們奉為圭臬的五經其實是假的，是劉歆偽造的。

儘管，劉歆篡改經典的陰謀論一直為主流學界所不齒，並且很快被證實是不過是一種怪誕的歷史想象，一種無知的臆斷，即便是廖平本人，也很快放棄了這一觀點。但是，陰謀論下卻包含著一個基本歷史事實，中國的《五經》中充斥著自相矛盾的觀點和描述。陰謀論是假的，但是《五經》中的系統矛盾卻是真的。《新學偽經考》透過陰謀論的方式，把五經的矛盾揭露在公眾面前。因此，《新學偽經考》本身卻直接引發了中國對《五經》乃至整個中國歷史的信任信心的崩潰。

所以，真正讓中國人最終對《五經》和中國歷史失去信心的不是來自西方的壓力，也不是廖平-康有為的陰謀論，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基本歷史事實，那就是中國的五經，乃至包括《史記》在內的歷史文獻中，的的確確存在大量的無法解釋的矛盾。如果不能對這些大量的矛盾進行合理的解釋，那麼，人們唯一能得出的結論便是，中國的五經，乃至歷史典籍都是胡編亂造的，都是假的，當然不可信。

前文已經提及，清儒的最大貢獻是發現矛盾，但卻沒有解決矛盾。他們提出了問題，但卻沒有能力去解決問題。我們不妨把這一問題稱之為“廖平問題”：中國的五經和歷史典籍中存在系統性矛盾，問題的關鍵在於該如何去合理地去解釋這些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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