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儒林外史》與《官場現形記》諷刺之差異

作為中國古代諷刺小說最傑出代表，《儒林外史》的出現影響了後世的文學創作，《官場現形記》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影響。首先，在結構上，都是由相對獨立的小故事連綴而成，前一個故事出現的人物就是下一個故事的主人公，都有貫穿始終的中心線索，文章的若干小故事都是圍繞同一主題展開的，結構鬆散。其次，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是透過豐富多彩、形形色色的人物塑造來達到揭示社會不良現象的目的，有的人物還可以在現實生活中找到原型。最後，在題材的選擇上，作者都站在了現實主義的角度來描寫世態人情。儘管如此，兩部作品仍不乏同

有異之處，下面將從諷刺內容和諷刺手法兩個方面來介紹：

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不僅是一定時代經濟、政治制度的體現，還受其作者自身經歷的影響。從吳敬梓的生平來看，他所處的時代是歷史上有名的康乾盛世，民眾不必為了躲避戰亂而背井離鄉，世人也不再被強迫投軍從戎，守軍備戰。百姓安居樂業，因此讀書人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致力於學業。然而經濟的繁榮並沒有帶來思想的解放，清代的君主專制達到了空前的強化，八股取士，大興文字獄，人民的思想被禁錮起來。吳敬梓的祖上是科第興盛的望族，自幼受儒家文化的薰陶，也有對功名的熱望，有對為家族爭光的期盼，但隨著父親的去世，族人對其財產的爭奪，使他逐漸看清了人性的虛偽和醜惡。於是他舉家遷至南京，在南京積累了他後世文學創作的生活基礎。年輕時的他也曾獲得過功名，但因考官聽說吳敬梓生活中有不規範之處，斥責其文大好人大怪，這給他留下了極強的心理陰影，在此之後他也一直困於科場未取得更好的功名。生在這樣一個繁榮與專制的時代，再加上個人經歷的波折，作者盡心竭力展現的那個百態儒林，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己所處時代的真實寫照。他在人生的後半期開始反思“如何父師訓，專儲制舉才”的問題。雖然李伯元和吳敬梓一樣並不是一開始就走上了批判與諷刺的道路但他並沒有像吳敬梓那樣曾熱衷於功名，雖然飽讀詩書，其伯父也曾為其捐過一個官，但他志不在此，終未辦理報到手續。直到其伯父去世，為感念其恩德，他希望自己有所作為，而李伯元所處的是清末，此時封建王朝面臨著分崩瓦解，外族入侵，時局動盪，朝廷對外政策是一味的屈從、忍讓。想要喚起民眾的覺醒，需以報紙為武器。於是李伯元奔赴上海，創辦報紙，對封建官場進行了無情的批判。《官場現形記》最開始就是以在報紙上連載的方式而被大眾所熟知的。所以為擴大其影響，就要採用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的方式，迎合百姓的趣味；就要加深民眾對內容的理解，顯然諷刺小說“婉而多諷”的手法會造成讀者的理解和接受困難，大膽而直露的譴責小說更能得到讀者的喜愛。

兩部作品由於作者所處的時代不同，個人經歷不同，因此他們選擇了不同的描寫內容和表現手法，但他們都在自己所屬的領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一、諷刺內容

（一）儒林之陋與官場之弊

吳敬梓的《儒林外史》主要批判了科舉制度的弊端。它一方面展現了在科舉制度下朝廷不能客觀、正確地選拔人才，另一方面又對科舉制度下知識分子的命運進行了冷靜的思考，並試圖為其探索出一條理想的生活道路。作品的第一部分作者透過科舉制度下形形色色的文人形象來表達八股取士所造成的知識分子的悲慘命運。首先，在文章的開篇第一回，作者就借王冕之口斥責了八股科舉不合法，知識分子沉迷科舉，一味追求功名，不論行文出處，思想僵化，精神空虛，以至於范進在當了主考官之後連蘇軾這樣的大文豪都不知道是誰；其次，這種人才選拔制度易產生“官官相護”之行徑。廣大知識分子一貫遵循“讀書——做官”的生活模式，他們一旦透過這種方式獲得功名之後，很快就會淪為封建統治的幫兇。周進在做了主考官之後，三次閱讀范進的文章，最後稱讚其為“天地間之至文”。試想，如果不是如此相似的人生經歷，他們都是人到中年仍未取得較高的功名，以至於遭受了不少周圍人的白眼和冷落；如果不是一種惺惺相惜的情感因素摻雜其中，周進會有如此耐心來對待范進的文章嗎？我想不會，因為與范進同一考場的魏好古明顯沒有這麼幸運，他所擅長的漢唐詩詞歌賦被周進視為雜學，並在沒有看完所有考生試卷的情況下就被判了第二十名。范進在做了主考官之後因感念周進的知遇之恩，對其學生關愛有加，直到找到荀玫的試卷並確認其有好的名次後才罷休，甚至連謊稱是周進學生的梅玖也得到了特殊的照顧。作為決定文人命運，作為為國家選拔人才的主考官非但不德才兼備，胸懷天下，還如此官官相護，以此種方式選拔出來的人才如何為君王獻計策，為百姓謀福祉。

如果說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揭露了儒林之陋，那麼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則諷刺了官場之弊。吳敬梓的筆下描寫了儒林和科場，李伯元則轉向了仕林和官場。

《官場現形記》對封建官僚體制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在作者的筆下無官不貪，不給人性一絲亮色。有公開賣官鬻爵者，在文章的第四回中，當何藩臺得知自己不久就要回任後，夥同自己的幕友、官親，明碼標價，公開賣官，完全符合了本回的標題“黃金有價快升官”，最後還因官缺的價錢問題與自己的兄弟三荷包反目；有卑躬屈膝、崇洋媚外者，文制臺對比自己官階小的本國人員，拳打腳踢，但他對洋人卻尊重備加，當他管轄下的百姓與洋人發生衝突時，他急的拍桌子說到：“中國人死了一百個也不要緊，如今打死了外國人，這個處分誰耽的起？”“我平生最恨的就是這班刁民！動不動聚眾滋事，挾制官長”。當談及國土遭受瓜分時，勞祖意說：“無論這江南地方屬那一國，那一國的人做了皇帝，老百姓總要有的。咱們只要安分守己做咱們的百姓，還怕他們不要咱們嗎？”身為知縣的梅颺仁更是滿不在乎地說：“他們要瓜分就讓他們瓜分，與兄弟毫不相干。”由此我們看到了官員們骨子裡的奴性靈魂，當國家面臨危難的時候，他們只是一味地屈從，絲毫沒有國家將亡的危機感，更不要說民族大義了。整個官場被錢權交易所籠罩，人性的異化已達到了家國意識的喪失。

（二）儒林之秀與墮落人性

當吳敬梓看到科舉所制度的弊端後，用作品三分之二的內容來探索解決之道，企圖讓知識分子跳出“讀書——做官”的枷鎖，以尋求新的出路。而李伯元卻重在暴露，他幾乎用了全部的內容來描寫封建政治體系崩潰前夕日益腐敗的社會現狀，他所希望的是進行徹底的社會變革。在《儒林外史》中，王冕、虞育德以及市井四大奇人都是作者想要塑造的理想文士。王冕，他本是一介平民，也曾讀書作畫研究學問，看清官員依附權貴，欺壓百姓的本質後，斷然不與其相見。再看翟買辦拜訪王冕時秦小二的出場方式：倒騎水牛。就連回話也不正襟危坐，可見其並不將官員放在眼裡，王冕自身也言行一致，當他為吳王出謀劃策後，朝廷想要徵其做官，他悄悄離家，隱居山林，賣畫為生，自食其力。如果說王冕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讀書——做官”的生活軌道，那麼虞果行仍在其籠罩之下，因為他之所以去應考是要靠俸祿來維持生計。然而他與周進、范進不同，並沒有淪為封建統治的幫兇。他曾對武書說：“我也不耐煩做時文”。當他卸任離開南京時也曾對杜少卿說：“我本赤貧之士，在南京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積幾兩俸金，只掙得三十擔米的一塊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是州縣，我多則做三年，少則做兩年，再積些俸銀，添二十擔米，每年養著我夫妻兩個不得餓死就罷了。由此可見，雖為國子監博士，虞育德卻有很多無奈，迫於生計，他即使厭倦這樣的生活模式，也不忍心決然與其劃清界限。難道讀書人真的逃不出科舉取士的牢籠嗎？於是吳敬梓借市井四大奇人來對這一問題進行更深一層的探索。季遐年，擅長寫字，既以寫字為生，又以此來娛人娛己，他每次動筆都是自己高興時的率性而為，當施御史的孫子叫他寫字時，他非但沒有寫字，他劈頭蓋臉把人家罵了一頓；王太，擁有精湛的棋藝，卻甘願以賣紙火筒子為生，當他贏了馬先生，眾人邀他去吃酒，他卻大笑到：“天下那裡還有個快活似殺矢棋的事！我殺過矢棋，心裡快活極了，那裡還吃的下酒。開著茶館看詩畫畫的蓋寬；做裁縫的荊元，琴技高超，卻只與老者在園裡撫琴交談。他們身上體現了文人墨客所向往的琴棋書畫四種才能，他們各有一技所長，然而並不以此為生，只做生活的消遣。他們是作者所塑造的一批儒林新秀，是作者為知識分子探索的新的出路，是作者理想中完美人格的化身。

然而在《官場現形記》中我們卻沒有看到承載著作者理想的清官形象，除了官場的黑暗腐敗，我們還看到了腐化的人心，淪喪的道德。在第三十一回中，冒得官為了討好自己的上司，齷齪到花盡心思設計自己的女兒；時筱仁恩將仇報，為了洗清自己，對故主舒軍門落井下石。世人在“真誠”的外表的掩蓋下對信任自己的人佈下重重陷阱：陶子堯奉命置辦機器，卻在外用公款吃喝玩樂，當收到退機器的通知時，由於他擔心補不上錢的空缺，去找自認為值得信任的朋友幫忙，而他的這個朋友魏翩仞卻心口不一，企圖趁機敲詐其錢財；當戴大理知道自己的缺是斷送在周果甫手中時，便挖空心思尋機報復，口蜜腹劍，笑裡藏刀。就連自己的履歷都寫不對的劉大侉子、黃三溜子因為有錢也躋身在了官員一列，可見當

時的官場中胸無點墨得現象也屢見不鮮。縱觀全書，人性的墮落已達到觸目驚心的地步。在文章的最後一回，作者也明確指出了當時的社會現狀——“畜生的世界”，與吳敬梓所倡導的知識分子自身發生改變不同，李伯元想要的是來自社會的變革，並指出要拯救貧弱的中國，就要興學堂，教官員以做官之道，先改變官員的思想，只有官員以身作則，百姓上行下效，才能改變社會不良風氣，出現理想的太平盛世。

二、諷刺手法上

不可否認，兩部作品在諷刺手法上有相似之處，因為對比幾乎是所有的作品普遍採用的描寫方法，這兩部作品當然也不例外。即透過人物自我言行的矛盾對比形成強烈的諷刺效果。如嚴貢生剛在知縣面前吹噓完自己不佔鄉鄰半縷便宜，就有小廝來報告鄰居要豬，於是他圈豬要錢的事實就與之前所說的不佔半縷便宜形成了對比；在《官場現形記》第五十三迴文制臺見洋人的故事中，兩次大罵巡捕，前言與後語加以對照，所體現的不僅是他在洋人面前的卑躬屈膝，更是其奴性靈魂的暴露，頗具諷刺意味。兩部作品在諷刺手法上的差異主要體現在：

（一）婉而多諷與大膽直露

《儒林外史》是中國古代小說史上諷刺小說的典範。所謂的諷刺小說，在文學史上的定義為：作者以嘲諷的態度，諷刺敵對的思想、勢力或事物的小說。以“婉言隱語相譏諷”是其最主要特點。如作品對一些著名的情節進行仿寫，以取得諷刺效果。匡超人停妻再娶，作者有意將其與《琵琶記》中的蔡伯喈相聯絡，匡超人也曾試圖借蔡伯喈的故事為自己再娶正名，然而在兩者表面相似的現象下有著本質的區別。首先，蔡伯喈並沒有隱瞞自己已婚的事實，而匡超人為了自己的面子，並沒有承認自己娶了衙役的女兒為妻；其次，匡超人的困境是自己造成的，而蔡伯喈卻是遭到了權貴的威脅，從一定意義上來說蔡伯喈的境遇是值得同情的，而匡超人的行為卻沒有令人信服的理由。這樣，作者以《琵琶記》中的故事與匡超人相比較，對匡超人的諷刺就顯得委婉含蓄，耐人尋味。與此相比作為譴責小說的《官場現形記》的描寫卻是大膽直露的。所謂的譴責小說，其名最初由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提出，魯迅先生因為這些小說多直露的譴責而少含蓄的諷刺，故稱之為“譴責小說”。譴責一詞在字典中的解釋為：對個人、團體、黨派、國家等荒謬的言行或錯誤的政策進行嚴厲責備，帶有莊重色彩。在胡統領剿匪的故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上層官員無中生有，欺上瞞下；下層官員圓滑世故，左右逢源。一眾官員倚仗朝廷的報銷揮金如土，為了從朝廷的賑災銀中大發橫財，為了獲得保舉機會，在本無土匪的嚴州為了把戲做足，身為朝廷命官的胡統領，率領大小官員高舉剿匪的大旗，以百姓為匪，自身做著土匪行徑，欺壓鄉里，魚肉百姓，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慘遭摧殘的百姓將正義的希望寄託在知縣莊大老爺身上，莊大老爺是官場中的老油條，他既不想開罪胡統領，又想在百姓心中樹立清官的良好形象，他一邊為百姓發放撫卹金，一邊要求百姓呈交被官員欺辱的真實證據，說出施暴者的真實姓名，否則就要治其誣告之罪。連哄帶騙地讓一眾滿腹委屈的百姓簽了假的供詞，以至於讓受苦的百姓再也有苦難言，有冤難伸。在這個“畜生的世界”裡作者將一眾官員的種種醜行大膽而真實地顯現了出來，以表達對民眾的同情與對黑暗社會勢力的控訴，並沒有像吳敬梓那樣以代寫明朝之事而諷今的委婉手法。

（二）漫畫式誇張與哲理式誇張

所謂漫畫式描寫就是抓住事物的某一外貌特徵，運用誇張和比喻等手法進行勾勒形象來表現性格特徵的一種手法。其特點有：一是能抓住表現性格的外貌特徵進行簡單的勾勒；二是誇張和對比手法的運用；三是有畫面感。在作品中作者都是現在現實的基礎上對藝術加以漫畫式的誇張、變形，但卻表現出了不同的特點。在《儒林外史》中寫廣有田產，銀兩數萬的嚴監生臨死前苦苦掙扎，直到其妻子滅掉了燈盞裡兩莖燈草裡的其中一莖時，他才放心地閉上了眼。作者用漫畫式的筆法將嚴監生的吝嗇寫的生動傳奇。使人閱讀時會不由自主地想到當時的場景，極具畫面感。而《官場現形記》中體現的較多的則是誇張與變形，高爾基說過“藝術的目的是誇大美好的東西使它更加美好；誇大壞的東西——仇視人和醜化人的東西，使他引起厭惡，激發人的決心。”如傅署院高呼節儉與理學，一時之間整個官場成了“丐幫”的天下，看劉大侉子和黃三溜子初見署院時“平金的蟒袍，平金的補服”，當他們得知署院不喜歡新衣服後，再見署院不僅外褂反穿，還有補丁，之前的光鮮亮麗與後者的破爛形成鮮明的對比。而一眾官員面見署院時爭相比較誰穿的衣服破爛，爭相購買破舊的衣服，從而使得市面上舊衣物比新的還要貴。由此可見，作者對當時官場所盛行的“偽節儉”進行了誇張、變形。至此會讓人覺得或許署院真的是理學與節儉的崇尚者，只是在推行的過程中，被下層官員歪曲醜化了，但在文章的第二十二回卻出現了“扣轅門蕩婦覓情郎”，而署院的真面目也得以揭露。作者透過這種誇張和對比的寫法，使得作品對當時官場的諷刺更加深刻，這與《儒林外史》所表現出的的畫面感是不同的。

就諷刺手法而言，《儒林外史》把中國古代的諷刺手法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為後世諷刺小說的發展開闢了新的道路，《官場現形記》顯然是受了其影響，但在繼承的過程中又有所改變，尤其是在諷刺的廣度和深度上，它所揭示的不是某個官員的黑暗與腐敗，而是整個封建政治制度。

讀兩部作品，分析其內容和手法，在重視其文學意義的同時，其現實意義和警世意義亦不可忽視。我們慶幸生活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今天，相比《儒林外史》的科舉制度，我們有相對完善的人才培養和選拔制度，國家為知識分子提供了多種選擇，不再是吳敬梓筆下的“讀書——做官”一條道路，然而各種考試能否真的做到公開透明還有待時間的考證。當今社會，不得不說人們的思想道德水平得到了大大的提高，真善美也成了人們最熱切的期盼，而貪汙腐敗依然存在，國家也在積極推進反腐倡廉工作，相信經過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徹底改個社會弊端，中華民族躋身世界最強民族之列將指日可待。多年以後，當我們重讀《儒林外史》與《官場現形記》的時候，我們將無愧於民族的歷史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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