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與逍遙：詩人自殺的意義（一）

我現在在這兒，除此一無所知，除此一無所能。我的小船沒有舵，只能隨著吹向死亡最底層的風行駛。

加繆令人驚異的隨筆《西西弗斯神話》一開首就說：

真正嚴峻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這就是可否自殺。

斷定了人生是否值得活下去，等於回答了哲學的根本問題。如果這一論斷就某一型別的哲學來說正當而且真實，詩人自殺就應該是這個嚴峻的哲學問題中最為嚴峻的部分。

一般人的自殺是向暖昧的世界無意義性邊界發起的最後衝擊。既然生沒有意義，主動選擇死就是有意義的，其意義在於畢竟維護了某種生存信念的價值。

詩人的自殺卻不是這樣，而是對這種最後衝擊的否定。

詩人的自殺逼迫人們想到，最後衝擊所必得擁有的價值信念是否真實，其至迫使人們考慮：

人是否應該擁有某種信念。

通常的自殺（當然不是指那些因世俗事務的偶然脫節引起的自殺）依據這樣的信念：世界不應該是這個樣子。詩人的自殺不依據這樣的信念，否則詩人就不會自殺。

詩人的自殺與其說是依據信念所發起的最後衝擊，不如說足對信念的徹底絕望發出的“求援呼籲”。

詩人自殺是20世紀最令人震驚的內在事件。之所以是內在的，就因為它發生在人的信念內部。一般的自殺是對暖昧的世界感到絕望，

詩人的自殺起因於對自己的信念，也就是對世界所持的態度的絕望。這一在事件表明，詩人對世界作為整體的意義已徹底喪失了忠信。

19世紀以來，西方詩人生活在科學理性和技術文明的進步之中，但在他們眼裡，世界從來沒有像現在的世界境況那樣，如此令人困惑不安。

然而，自稱在拼著全部思想力量思索沒有信念能否活下去的加繆，竟然把這一問題撇在一邊，對詩人的自殺事件隻字不提。為什麼加繆看不到詩人的自殺，因為一時的思想疏忽？加繆的荒誕哲學提供了答案：在荒誕的世界中，人最終能夠堅持一種信念——擔當荒誕。荒誕信念為加繆拒絕自殺提供了理由，當然就會無視詩人的絕望。

加繆的信念（擔當荒誕）堪稱一種信念嗎？

其實，詩人與哲人一樣，早就認識到世界的無意義性。

莊子學派、斯多亞學派以及伊壁鳩魯學派的詩人和哲人的信念都基於對世界無意義的認識。

他們的信念不僅是對世界無意義性的一次解決，這些信念本身連同自己的根據一起又被別的信念所解決。這就是儒家新理性（理學）和基督教精神的解決。

文藝復興之後，基督教精神對世界無意義性的解決遭到了懷疑。莎土比亞重新確認世界的無意義，而且，看到人的信念的荒唐。

對莎士比亞來說，正是由於感到自己所崇奉的基督教人文主義精神的荒唐，世界的無意義性才顯得是不可能解決的問題：準要負起重整乾坤的責任，命中註定要倒黴，因為他站到了一個沒有信念依恃的危險邊緣。

用歌德的話來說，

誰站在這樣的邊緣，就得自殺或者發瘋，別無出路。

歌德筆下的維特真的開槍自殺了。他發現自己的生命與整個世界格格不入。與其讓曖昧的世界以讓人不能接受的方式贏，不如自己以絕對肯定的方式讓它輸。不管維特最終輸還是贏，這一事件起碼充分表達出歌德的如下感受：

Es ist eine absurde Welt，die nicht weib，was sie will，und die man rnub redden und gewahren

（這個世界是荒謬的，它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人們只得讓它願說什麼就說什麼，一切聽其自便）。

說這話的歌德本人並沒有自殺，只讓維特死了。詩人自己還不能接受自殺，他還有自己所堅持或正在確立的信念。

詩人筆下的人物可以為了信念而死，詩人自己卻生來是為信念而活的。

加繆說得對，確實不曾有過為形而上學問題而死的人。

然而，為了信念而活的詩人終至於自殺了，虛無主義己侵入人詩人的骨髓，所有傳統的價值信念都進入了末日審判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