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知北遊》新解（十二）莊子說中庸

知北遊（十二）

第十二章 莊子說中庸

歷代莊注將本則寓言誤讀為莊子借孔顏對白來闡述道家思想。其實不然，莊子這裡是在用自己的語言解讀儒家的“中庸之道”。莊子從三個方面揭示了“中庸之道”與道家思想的差異：一、儒道兩家“天人合一”的內涵完全不同；二、儒道兩家“不傷及對方”的出發點不同；三、儒家的“謹言慎行”與道家的“無為”不同。

背景：儒家“中庸之道”第一傳人顏回。

顏淵，名回，字子淵，孔門七十二賢之首，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因其在孔門中獨一無二的地位，被後人尊為“復聖”顏子。顏回出生貧寒，十三歲拜孔子為師，一生追隨孔子，最得孔子真傳，因而深受孔子喜愛。孔子稱讚顏回是恪守儒家中庸之道的典範：“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意思是，顏回以中庸為行為準則，掌握了這一聖人之道，並牢牢銘記在心，一刻也不放棄。孔子認為：“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意思是，國可治，官可棄，死可赴，但中庸卻難以做到。也就是說，要想真正把握中庸之道，比上刀山下火海還要難，而顏回卻不僅領悟了這一道理，且能畢生將其付諸實踐。可見孔子對顏回的評價之高。這則寓言中，莊子精心安排了儒家孔顏二聖的對白，來闡述儒家的核心思想“中庸之道”，揭示了儒道兩家價值觀的本質差異。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

譯文：

顏回向孔子請教：“我曾經聽先生說過：‘沒有賓客將至，便沒有主人相迎。’請教先生，我又該如何踐行這一準則呢？”孔子回答說：“人與環境的相處猶如賓主相將迎。遠古的時候，人們認識不到自然規律，不能順應時勢變化而變化，是賓至而主不迎；如今，人們卻無視天理人倫，一味肆意妄為，是賓未至而主出迎。必須順應時勢變化，但切記有一樣東西它至始至終不變。什麼變而什麼不變？與外界相處時又如何把握這分寸？標準就是中庸：應變講究恰如其分，絕不能過分。

“中庸之道”要義之一：不將不迎。

這裡莊子以顏回之問引出了儒家的“中庸之道”。

顏淵問乎仲尼：

乎，介詞，向。仲尼，孔子字。

“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

嘗，曾經。諸，於。

無有所將，無有所迎

：沒有賓客來訪，就不會有主人出迎；將，將至、來。成玄英把“將”解讀為“送”實屬無中生有！不僅古漢語中找不出佐證，上下文邏輯上也完全不通。

回敢問其遊：

我想請教究竟該如何踐行呢？遊，通遊，本意行走，引申為達到目的的方法。顏回之問顯然另有深意，不是指簡單的迎來送往，而是指其所折射出的經世為人之道。師徒二人心有靈犀，孔子自然明白顏回是在借“賓主將迎”來類比人與外界的關係。換句話說，

無有所將

，

無有所迎

，是借指如果時勢不變，那麼人們也就無需應對；“將”指將有所變，而“迎”指有所應對。時動我動，勢變我變，天人合一，這便是儒家“中庸之道”的核心所在。

孔子對 “不將不迎”正反兩方面的舉證。

先說反例。

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

古之人，指三皇五帝之前的遠古人類。在伏羲氏發明河圖八卦之前，人們不知道觀天象識農時，不懂得要隨季節變化而春播秋收，所以是

外化而內不化。

外化，泛指身外事物的變化，不僅是自然變遷，也包括人倫綱常；內化，內心的變化，從而又導致行事方式的轉變。

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

今，當今，特指東周以來。自周平王篡位，周室日衰，禮崩樂壞，狼煙四起，人們肆意妄為，逆天理人倫而行，這便是

內化而外不化。

外不化，指天理綱常未變；內化，指天下諸侯不尊周禮，僭越起事，獨霸一方。孔子這裡是在說，遠古的人們“將而不迎”，而如今的人們又“不將而迎”，兩者都沒有做到“不將不迎”。何為真正的“不將不迎”？接下來便是答案。

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

物，指外物，即外部環境。

一不化

，是說人雖然要順應時勢變化，但有一樣東西是至始至終不變的。安，何，疑問代詞。靡（讀磨），通䃺，磨合的意思，引申為與外界相處。之，代指外部環境。

莫多

，不要過分。真正的“不將不迎”就是一切都要順應時勢，因勢而變，但“變”中卻又有“不變”，所謂“不變”就是“凡事不能過分”，這是應對一切變局所必須牢牢把握的準則。通俗地講，就是與人與事相處都要把握好火候，既不能搶跑，也不能落後，這就是莊子借孔子之口說出的“中庸之道”。

“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

譯文：

“狶韋氏馴養牲畜，黃帝推廣農耕，虞舜創立朝堂，商湯周武實行分封，都是恪守中庸之道的典範。

孔子“不將不迎”的正方舉證：下例都是踐行“中庸之道”的典範。

狶韋氏之囿

：狶韋氏，首見於《莊子·大宗師》，按時代順序，出現在伏羲氏之前。狶，大豬。韋，通圍。從命名方式上推斷，狶韋氏應該是指某位發明了圈養野豬並將其馴化為家畜的遠古部落首領。後續的儒家著作並沒有提及狶韋氏，而是把發明馴養牲畜歸功於伏羲氏，這也許正是莊子筆下的儒家與真正儒家的區別。（儒家推崇伏羲和黃帝，貶抑其他歷史人物的貢獻，包括女媧和神農氏。）囿，養動物的園子。狶韋氏之囿，指狶韋氏教會人們馴養野生動物，發展飼養牲畜，使人們從單一的遊獵方式過渡到定居模式，馴養家畜保障了食物來源，促進了人口發展。

黃帝之圃：

指黃帝推廣開荒種地，發展農業生產；圃，本意為種植花草的園子，這裡引申為開墾的農田。開拓農耕時代通常認為是神農氏的功績，孔子將神農氏的功勞記在黃帝身上，似有莊子刻意嘲弄孔子之嫌。農耕時代的到來進一步釋放了生產力，有了更多的糧食，不僅能養活更多人口，而且能使部分人口脫離農業生產，為手工業和城市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有虞氏之宮

：黃帝曾孫、顓頊之子虞幕，受封於虞地，遂取封地為姓氏，始稱有虞氏；舜是虞幕的五世孫。這裡的

有虞氏

不是泛指，而是特指虞舜。據《尚書·舜典》記載，虞舜在接受了帝堯禪讓的王位後，對部落聯盟的治理進行了改革，內設司空、后稷、司徒、士、共工、虞、秩宗、典樂、納言九官，分別執掌水土、農業、祭祀、刑法、百工、山林、禮儀、音樂和教育、頒佈命令和收集意見；外設四嶽十二牧，管理十二州的部落。有虞氏之宮，就是指虞舜對部落聯盟制的改革，創立了九官十二牧，形成了最初的朝庭。這一變革是劃時代的，從各部落各自為政過渡到了早期的中央集權制，從而能夠集中更多的人力和資源與異族和自然災害相抗衡。

湯武之室：

指商湯王和周武王實行諸侯分封制，從而藉助宗室和親信的力量，使其統治的疆域迅速擴大。分封制始於商朝，最早用於商人對夏人的征服區，但此時的分封制尚不成熟。周朝滅商後，周武王為了控制遼闊的疆土，統治商代後裔，便大規模實行分封制，劃分土地及當地人口用以封賞王室宗親和功臣，賜爵封侯，具有世襲統治權，這便是各諸侯國的由來。在當時交通和通訊不發達的情況下，分封制使天子的統治半徑得以覆蓋華夏九州，周朝的版圖也從中原拓展到了東夷，從而實現了最初的天下大一統。孔子所舉的這四個例子，旨在說明這些帝王順應了時勢，果斷採取了變革。這些變革既是時代發展的需要，反過來也推動了社會的進步。這些變革的實施抓住了時機，恰逢其時，故而能夠成功，是典型的“不將不迎”。

儒道兩家的“天道”之別。

順應時勢，換言之就是與天相合，天人合一。從表面上看，儒家與道家似乎都秉承天人合一的理念，但儒道兩家的“天道”卻有截然不同的內涵。簡而言之，道家的“天道”是客觀的，是獨立於人的認知而存在的客觀世界及其規律，這些客觀規律對人和物沒有偏頗，視貴賤如一，體現的是公正、平等和自由。而儒家的“天道”則是主觀的，是天理和人倫的結合，既有仁愛和忠信，也有君臣父子、男尊女卑。儒家的禮制是階級社會的產物，也是維護階級社會的工具，本質上是不公正、不平等和不自由。儒家的“天道”已從自然之道演變成了人文之道，用“天命”解釋一切不公。雖然儒道兩家同樣信奉“天人合一”，但由於“天道”內涵的不同，針對同一社會現象的分析判斷，儒道兩家得出的結論也截然不同。孔子認為，狶韋氏、黃帝、虞舜、商湯、周武都是恪守中庸之道的典範，他們推陳出新，順應了時代發展，這是與天相合。然而，莊子的觀點則恰恰相反。我們在《知北遊·第七章》“道隱三皇”中已經認識了莊子的歷史觀。莊子認為，從伏羲氏到黃帝，再到堯舜，伴隨著文明的進化，生產力的發展，王權和等級制度逐漸取代了矇昧時代的自由與平等，所以道德日漸衰落。何為“天道”？道家的“天道”就是自由平等，而儒家推崇的禮制恰恰是對自由平等的徹底踐踏。伴隨著權力的日益集中，統治集團和貴族不斷掠奪社會財富，貧富日益懸殊，伏羲時代之前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演變成了商湯時代的奴隸社會；堯舜時代的禪讓制被大禹之後的世襲制所取代，隨著商湯周武推行諸侯分封制，公天下又變成了家天下，最終導致了春秋戰國的亂世。所以，儒家的“天道”在道家眼裡就是“天敵”。莊子透過孔子向顏回講授“中庸之道”，將儒道之爭展現的淋漓盡致。

“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䪠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

譯文：

“儒墨未分之際，先輩們堪稱君子，卻也緣於是非而互相詆譭，更何況現在的人呢！聖人“仁”字當頭，與外界和諧相處，決不傷及它物。己不傷物，物不傷己。唯有不傷及對方，方能與人禮尚往來。

“中庸之道”要義之二：處物不傷物。

墨子是墨家的創始人。孔子去世時墨子大約剛剛出生，所以孔子在世時墨家尚未創立。孔子論及墨家在時間上可謂穿越，但此處莊子以寓言待之也就自然能夠令人接受了。

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䪠也，而況今之人乎！

這句是在說，儒墨未分之際，先師們可謂君子，雖無門派之別，卻也會因是非之辯而互相詆譭，何況今日之儒墨之爭，根本利益不同，自然要鬥得你死我活。䪠（讀擊），詆譭。

聖人處物不傷物。

上一句說得是君子之為，現在來說聖人之道：聖人處世為人，從不傷害對方。物，它物，即對方，泛指任何人和事物。

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

莊子特地安排了這一句，道出了儒家處物不傷物的目的：不傷害對方為的是對方不能傷害自己！這難道不是對儒家的冷嘲熱諷？

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

只有不傷及對方，方能與人禮尚往來；為，行為，引申為處世為人；相將迎，相互尊重，和睦相處。

儒家的“處物不傷物”與道家的“道不棄物”不同。

莊子在這裡點明，儒家的“處物不傷物”乃明哲保身之伎倆，名為仁愛，實則自保，這在儒家論述中是見不到的。無論是出於仁愛，還是出於自保，或是為了營造和諧，儒家的“不傷及對方”都是人們為了達到某種目的所作的抉擇。同是“不傷及對方”，道家的“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則是毫無目的的，是道一視同仁、無有所棄的結果。正因為“道不棄物”，所以能“為天下貴”。單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莊子這是在說儒，而非論道。

“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譯文：

那山林秀色，曠野原美景，令我心曠神怡，縱情奔放！可好景不長，轉眼悲愴來襲。悲喜率性而來，我不能拒，又任性而去，我不能止。可悲啊，人竟成了情感之物的棲息客棧。悲喜想來就來，想去便去！可人不能駕馭的又何止情感？凡事物，相見方知，不見不知；凡事情，能為方知何為能，不為則不知何為不能。人皆有長短，超出人的認知和能力範圍的事，在所難免。勉為其難，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豈不可悲！言多必失，故君子謹言；為多必咎，故君子慎行。人若想事事都能，樣樣皆知，其結果只能是蜻蜓點水，淺嘗輒止！”

“中庸之道”要義之三：君子謹言慎行。

這裡莊子借孔子之口說出了儒家明哲保身的第二個理由，那就是“藏而不露不捱打”。相反，儒家自己的表述通常是“含而不露，虛懷若谷。”褒貶自可見一斑。

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

與，同歟，感嘆助詞，啊。皋壤，平原。孔子話鋒一轉，開始論及人間喜怒哀樂：面對山林美景，曠野田園，是喜；轉而正視人間亂世，戰火紛雲，又悲。悲喜交加，瞬息而變。

哀樂之來，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

直為，竟然成了；直，簡單、草率。物，這裡特指喜怒哀樂等情緒。逆旅，旅舍。孔子接著說，人並非自己情緒的主宰，喜怒哀樂來去自如，但人們只能聽之任之，來不能拒，去不能止，束手無策，就好比悲喜把人當成了它們遊歷途中歇息的旅館。這是典型的莊子浪漫主義表現手法。

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

凡事物，遇見了才知道有，沒有遇見就不知道有；凡事情，嘗試了才知道自己是否能幹，不嘗試就不知道自己不能幹。也就是，事情的成敗不可先知，離不開嘗試，而嘗試就有失敗的可能，就有可能付出代價。所以呢？請看答案。

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

固，本來。免，避免。務，一定。乎，於。人都有各自的侷限，超出自己知識和能力範圍的事情在所難免。硬要逞能去做那些自己無法勝任的事，豈不可悲嗎？

至言去言，至為去為。

至，完美。去，減除。最明智的言論就是不說話，最聰明的舉止就是不折騰。既然人出錯在所難免，要少犯錯，就要謹言慎行。

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齊，全部。要想什麼都知道，能夠明白的只能都很膚淺。人的精力有限，想樣樣都懂，就難以做到樣樣都精。

儒家的“謹言慎行”與道家的“無為”不同。

流行莊注將“至言去言，至為去為”解讀為道家的“無為”，實屬荒謬。莊子在這裡說得很清楚，儒家的“至言去言，至為去為”完全是為了避人之短，少出差池，是明哲保身之舉，是出自“私心”。而道家的“無為”既與私慾無關，也無權衡利弊之考量，只是順應天道之舉。因為道無所不能，故順應天道者，便能乘天地之正氣，無為而無不為，又何須勞心費神，妄自菲薄？

莊子筆下的“中庸”與子思的“中庸”有何不同？

“中庸”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有關“中庸之道”的經典論述，見於《禮記·中庸》，傳為孔子嫡孫子思所著：“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裡，“中”是指獨立於人的感性而存在的理性世界，所以有“喜怒哀樂之未發”；“中”不僅僅指客觀世界，還涵蓋了人倫綱常，是天理和人倫的結合，為“天下之大本”，故“中”可以理解為儒家所說的“天道”。“和”是指人的感性與理性的統一，人的慾望和行為與天理人倫的契合，這便是 “發而皆中節”。能達到這種境界，便是天人合一。以此而論，子思的“中庸”與莊子筆下的“不將不迎”十分貼切。不同之處在於，莊子轉而進一步去探究，儒家的“中”究竟是不是“天道”，以及儒家奉行“中庸”的動機何在。透過莊子的剖析，儒家的“天道”根本不是道家的“天道”，儒家奉行“中庸”的動機也多半是為了明哲保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