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慕孫何許人也？
匿名使用者2021-12-26 07:33:22正如曹聚仁所說，”‘幽默’就怕碰上了‘老實人’，把正面文章看反了，又把反面文章看正了”（《<論語>與幽默》），《志摩與我》雖然表面上在講作者跟徐志摩的交往，其實目的是諷刺攀親道故自我吹噓的風氣呀。不過幽默到底是需要語境的，所以即使在當時也有讀者看不懂，“竟有人寫信給《論語》社，說不應該刊用這類文字”。除了上面說的這層意思，或許也有諷刺以”我的朋友胡適之“聞名的章衣萍的意思。
至於韓慕孫其人，雖在《論語》長期撰稿員之列，其實跟名單裡的宰予一樣，不過是個論語社同人共用的筆名。且看“他”發表過的三篇文章，分別是第一期的《書報介秋：政治工作大綱》、第二期的《書報春秋：人生之價值及意義》和第三期的《志摩與我》。前兩篇說是書評，不妨稱之為賣書廣告；第三期正文之後附有《韓君來函》和《編者覆函》，如果細細品讀應該能讀出雙簧的味道。然而斷然地說韓慕孫就是某某某，倒也太魯莽了，我看到曹聚仁也說記不清了。好在只是個諷刺小品，當作論語社的共同主張也無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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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韓慕孫《志摩與我》
我今天收到《論語》半月刊的信，說無論如何九月六號以前一定要稿子，這樣一來倒把我難倒了。我原來想再寫一篇書評，但一來像李石岑先生的《人生價值和意義》和何容同志的《政治工作大綱》這一類的傑作實在不大多，二來書評要想寫得與所評的書一樣地有精彩實在並非易事。
同時要我寫諷刺政治的文章，《論語》的主編者應該知道我是不來的，因為我站在忠實同志的立場，決計不肯對於黨國有所非難或指摘。稿子總是要繳的——這又如何是好呢？有了，讓我就拿我的亡友徐志摩作題目！
志摩是去年十一月裡遭難的，所以我本想到了十一月再做文為他週年忌的紀念。但仔細一想，實在沒有什麼大關係。這篇文章命名為《志摩與我》。志摩雖然是十一月死的，但我可是十月生的。既如此，就現在動筆，又有何妨。
我生在前清光緒甲午年的廢歷九月，屈指一算，現在已是快到四十幾歲的人了。我這四十年當中，只有一個知己，不消說，就是志摩。但如今他竟棄我而逝，嗚呼痛哉！
我認識志摩是在北大。那時我已快畢業，志摩與我既是同鄉，又比我年幼，所以總是不時到我的宿舍請教這樣，請教那樣。他在學生時代雖是個聰明活潑的小孩，不過太喜歡聽戲，太愛修飾和打扮；因此我總是規勸他，叫他多讀蕭伯納，少塗雪花膏。所以到了後來，志摩見了我，總是口口聲聲說，當時要不是我，他必定會墮落得不成樣子。
大家都知道志摩是個新詩人，不過很少人知道他的新體詩頗得力於他早年舊詩的習作。我還記得他在北大的時候，作了詩詞，總是拿來就正於我。我不惟修改他的詩，並且他每次作國文總是讓我看過一遍，再交進去。他那種很誠懇，很虛心，而好學不倦的態度，現在想起來還歷歷如在目前。
志摩在北大不久，就去留學歐美了。我呢，因為生計所迫，所以畢業以前，就在北平任教。教書餘暇，我也寫了好一兩篇短篇創作小說及新詩，向XX雜誌及XX報文學副刊投稿。志摩在劍橋看見我那首“我的心絃在震動了！”的詩登載出來，曾寫了一封信給我說道：“效文（附註：這是我的號）兄，像你這種Lyrical的天才，西方只有雪萊能夠望你的項背。勉之哉！”志摩呀，志摩！你九泉有靈，應該知道我現在還是很感謝你的誇揚，並且對於詩的Lyrical興味一方面還是在不斷地努力。
民十二志摩回國以後，我們在北平差不多每個禮拜都要碰頭。每碰頭，他必定要朗誦他的新作，並且要問我：“效文哥，你看還有什麼音節不和諧，或者用字不妥帖的地方？……來，來，來，請你老實不客氣的告訴我！”
本黨北伐成功以後，我就南下到福建去作政治工作，同時因為事忙，三年以內，與志摩通訊不到十次。民二十的夏天，我重來滬上，才又與他聚首，那時，他就告訴我他下學期就要回北大去教英國文學，同時他說與邵洵美、孫大雨諸人要辦一個《詩刊》，叫我也來投稿。“效文哥，你近來為何不大發表你的著作？我希望你的自信心還是堅決如昔。我對於你十二萬分的信仰，我知道你要是肯努力，將來在中國語文學史的地位一定是不朽的！”志摩說這話時，伸出了他那巨靈似的手掌，使力地拍我的背脊，給我一種不可言喻的“煙士披裡純”——一種神秘得令我周身震盪的愉快和靈感！
我尤其記得的，就是去年十一月的一晚。志摩坐在我的書房裡，烤著火爐，一面吐菸圈，一面翻閱我尚未出版的詩集。我在旁邊，只見他點頭，只見他擊節。他的眼睛發出一種異樣的光輝，那種出神的情形，彷彿孔子在齊聞韶的樣子。
“效文哥，佩服，佩服，佩服之至。像你這個才是真正的詩！我那些比起來簡直是一錢不值。我……完了……唉！”志摩嘆了一口長氣。
“我……完了。’’一一料不到以後這便成了讖語！
志摩，你的確是我惟一的知己！
一九三二年十月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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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曹聚仁《志摩與我》
這一小題，並非我要寫我和志摩之間的交往，而是想到30年代刊在《論語》半月刊上一篇諷刺名文，題名《志摩與我》。當年，林語堂先生提倡“幽默”，主編《論語》半月刊，由邵洵美兄的《時代》半月刊刊行。這刊物，由邵洵美、李青崖、林語堂等十人組社編刊，十人之中，也有章衣萍在內，每人出大洋一百元作為股本。可是，《論語》社有十條戒律，一條是“不說自己的文章不好”，已經夠幽默了；另有一條是“不說‘我的朋友胡適之’”，這一條便刺痛了章衣萍的心病了，因此，《論語》刊行那麼久，章衣萍不曾寫過一篇文章，等於不是股東，不是社員了。我已記不起《志摩與我》是誰寫的，這文中並非寫志摩與他交往的事，只是用“我的朋友胡適之”的口吻在寫，對章衣萍嘲弄了一番，使他啼笑皆非的。
到了今天，未必有人願意再說“我的朋友胡適之”了，在30年代，胡適之可真赫赫有名呢！三十年前，我在衡陽，真的看見過一位刻著“蔣委員長舅父”署銜的名片，那時趙君勱兄任衡陽市長，正在敬而禮之。十五年前，我在奉化溪口，看見這位舅父，他在賣大餅為生，當然不再用那張名片了。志摩呢，在30年代也正如日中天，時人許之為歌德、拜倫，難怪“志摩與我”可作為諷刺題材的，昔有題銘旌的，大書“文華閣大學士府下廚子某某隔壁王婆之靈位”，這便是“我的朋友胡適之”的另一種諷刺語。章衣萍之為世人所譏刺的，不獨那部冒牌的《情書一束》呢。（《情書一束》中的情書，一半是我的同學葉天底兄寫給吳曙天小姐的信，跟衣萍毫不相干的。）
世代遷更，徐志摩早已為世人所淡忘了。臺北《傳記文學》社替他刊行了《徐志摩全集》，龐然六大輯，售價六十元，依我所知在香港的銷數，實在很差，浪淘沙去，沒人再寫《志摩與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