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一談海瑞

《萬曆十五年》是黃仁宇先生的著作，以萬曆十五年，即1587年。這一年實際上並沒有發生什麼重大的歷史事件，既沒有什麼戰爭發生，也沒有什麼巨大的政治變動。但是，實際上，在平平淡淡的1587年間卻有著重大的事件發生的癥結，就如同地震之前的預兆。明朝帝國表面上看似波瀾不驚，平穩安逸，但實際上內部矛盾已經日趨明顯，文官集團的統治已經僵化，可謂是“廟堂之上，朽木為官。” 在這個時期雖有眾多忠義之士欲挽大廈於將傾，但依舊不能改變明帝國一發不可收拾的頹勢。海瑞就是其中的一員。

海瑞像

海瑞自明朝及其以後一直被稱頌為正義廉潔之士，甚至有“海青天”的美名，不過在當時他卻譭譽參半，有人說他清正廉明，有人說他古怪，迂腐。無論其他士大夫如何評論，海瑞始終如一地貫徹著自己的原則，將儒家所講的仁義，忠信發揚光大。由此，海瑞就被當作了道德的一面旗幟，他恪盡職守，嚴格自律，就算是想要栽贓陷害他的人也抓不住半點把柄，於是乎大多參劾他的官員都以莫須有的罪名，而海瑞作為明帝國道德的標杆，青年學生與官員站在他這一邊也就見怪不怪了。

但是

道德能解決技術的問題嗎

？海瑞給了肯定的回答，他認為憑藉著道德倫理的精神力量可以把整個社會拉到正軌上來，可是在實踐當中，現實卻給了他否定的答案，海瑞在蘇州擔任南直隸巡撫時，雖頒佈了許多條令，但未能實際解決問題。帝國的財政，司法，貨幣，法律制度都存在著極大的漏洞，並且各方的利益摻雜在一起，解決起來極其複雜，而海瑞就妄圖用個人的道德水準來將之一併解決，這難免被視作天方夜譚之事，帝國的政治措施已和立法精神脫節，道德倫理是道德倫理，做事時則另有妙法，再要在陰陽之間找出一個折衷之點而為公眾所接受，也就越來越難了。

“現代化的技術和古老的社會組織斷然不能相容，要不是新的技術推動社會組織趨於精確和嚴密，那就是鬆散的社會組織扼殺新的技術，二者必居其一。”

《萬曆十五年》

明帝國很顯然是後者，明帝國的行政體系以文官制度為基礎，，只要是有礙於文官集團所力圖保持的平衡，文官集團就會給予其深刻的打擊，海瑞也是其中的一員，他所深惡痛絕的一些事情，在文官集團內部看來已經是司空見慣之事，為了維持整個帝國內部體系的平衡，一些“非法”與“非道德”的領域也鑲嵌進入了整個社會結構中，成為維持平衡所不可或缺的成分了，可是這再海瑞看來任何不合理之事都要被揭發，打擊，這種結果就只能被大眾看成膠柱鼓瑟，不合乎時代的潮流。因此，由於與文官集團格格不入，海瑞也就始終沒有進入到帝國的權力核心之中。他也就很少再被賦予實權，而成為士大夫眼中的道德標準的象徵了。

海瑞作為一個模範官僚，在明朝的體制中處於一種十分尷尬的地位，一方面，海瑞的執政理念十分尖銳，眼裡容不下一個沙子，這被深諳官場之道計程車大夫們所厭棄，而在處理社會問題方面又簡單而又缺乏深思熟慮，實在算不上是一個具有優秀行政能力的官員；但在另一方面，他的清廉卻被全帝國所熟知，成為了明帝國的道德楷模，社會輿論的壓力又使政府不得不給他一官半職，使之成為一方水土的長官。海瑞在北京吏部中可謂是一塊燙手的山芋，實在是無處安放。不過，在萬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海瑞駕鶴西去，朝廷可算是長舒一口氣，終於不用再操心這位帝國的模範官僚了。

海瑞算的上是一個成功的政治家嗎？從他的角度上來講，是不算的。因為他從來沒有真正實現過他的政治理想。但是，如果從個人的修養方面，海瑞還是十分成功的，在和海瑞同時代的官員中，幾乎沒有人能將“仁義禮智信”貫徹得如此徹底，也幾乎沒有人能像他一樣把自律，“慎獨”做到家中未嘗有金銀的地步，作為道德楷模，海瑞無疑是成功的。但是明帝國的問題不是道德能夠解決的，行政管理制度，財政與稅收制度，司法制度，法律制度，商業制度，貨幣和貿易體系這些都是技術層面的東西，只憑借道德去處理無疑於為隱蔽的“非法”領域打開了方便之門。

“人至察則無徒。”也許在明朝的政治博弈之中是正確的，與海瑞相比，張居正，申時行，戚繼光之流都懂得和文官集團進行一定程度上的妥協，為了達成自己的一些政治目的，不惜喪失掉一些原則，對一些不道德的骯髒之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是雖付出瞭如此代價，但對於國家也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奉獻：申時行在任期間解決了萬曆的皇儲問題，基本維持了文官體系的平衡，而張居正推行改革，使明帝國的壽命大大延遲。戚繼光抗倭有功，保持了帝國的領土完整。在這場政治的博弈中，道德原則和政治成就的同軌並行看起來是很困難的，而此類人物能帶著鐐銬跳舞，實乃不易之事。

也許，海瑞只是做出了自己該做的貢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