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覺得宋仁宗是不是一個渣男？

仁宗像個乖乖男。但是， 這樣的老好人在政治上，往往是雙刃劍。所以，不能太絕對地說對和錯。在感情上，他對郭後確實有點過分了，特別是作為皇帝，廢后確實不是一件隨便的事情。後來仁宗也很後悔，但是一切已經來不及了。他對張貴妃確實非常好，好到寧可去做出一大番出格的事情。比如，提拔張的親戚到不適合的高位上。但是總體來講，他作為皇帝，他對於他身邊的女性，還算可以的。

學界對仁宗政治方面的評價，褒貶不一，以下摘抄最近在讀的《北宋覺醒——慶曆新政與鼎革之殤》一書中關於仁宗的評論，對於他的性格的評價還算客觀，供您參考。

宋仁宗（1010-1063年）

作為宋代立朝後的第四位皇帝，在仁宗成長的時間裡，雖有外患的壓力，雖然也有些許小規模的國內叛亂，但是都不至於發生對王朝有著直接威脅的危機。因此，對於仁宗而言，這表面上的太平盛世，處於一個靜默流動的狀態，但是一切如蘇軾說的“天下之憂患，最不可為者，即表面上為治平無事，而其實存有不測之憂”。

此時距趙匡胤陳橋兵變已經有83年，而距與遼國簽訂和平協議的

澶

淵之盟也有近四十年了。西夏戰事剛落，東京歌舞昇平，這又是一個戀愛的季節，又是一個開滿鮮花的時代。

在他之前，開國的宋太祖，宋太宗還算雄武之君。但仁宗則如同他的父親真宗一樣，長於宮中，未經艱難。仁宗只是在一個已有穩定的框架中，又幸好在一個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執政者。他按部就班，毫無逾矩。王安石評價他是“恭儉仁恕”，他就像是一箇中學的模範生一樣，寬仁心善待人，謹守成憲行事。對於大臣們勸誡或批評，他常常會顯示出願意傾聽的樣子，但至於能不能付諸行動，那又是另一回事了。雖然他偶爾會因這些刺耳的諫言而意氣用事般地懲罰大臣，如廢郭皇后時他貶逐孔範二人一樣，或是如景祐年間，他二十餘歲時，可能是由於少年的他縱情聲色，諫官滕宗諒提醒他近來他上朝時羸形倦色時，仁宗便把他貶到信州。但是，這樣的偶爾的怨怒的結果也只是止於貶官而已。相較於明代對待直言的臣僚，輕則杖打，重則殺戮來講，幾近天壤之別。也就因為這樣的性格，他對於圓融處事但無所建樹的呂夷簡特別信任。

大臣們曾反對他不要擢升他寵愛的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為宣徽南院使，他置若罔聞，直到諫官包拯在大殿上激烈抨擊此事，連唾沫也濺到仁宗臉上了，仁宗才如犯錯的孩子一樣感受到巨大壓力而放棄這項任命。慶曆前後，如果不是西夏和北方的遼國的雙重壓力，如果不是當朝京官們每月上奏的大量未粉飾太平而是疾呼危局的奏章，仁宗，可能還會慶幸於西北戰事結束，又可以做太平天子了。

當形勢危急必須要做出調整時，仁宗會嘗試去改變。但是，他性格中的優柔寡斷，主見不明往往造成事難善終。慶曆之後，仁宗還可在位約20年，從他年少即位到1063年他去世，他活了53歲，在位41年。廟號為仁宗的趙禎在性格上，對得起“仁”這個諡號。但是作為一個執政者，他偶爾的改革衝動並不能掩飾他在更長的時間內的執政上的庸碌無為。在這樣一個相對和平穩定的局勢下，加之慶曆諸子，如范仲淹，歐陽修，韓琦等人都是一時之選的社稷之臣，可供堅實輔弼的機會中，他沒能把握時機，韜光養晦，革弊強國，反而是應付般的補苴罅漏，有時甚至是在掩耳盜鈴，對問題視而不見。他毫無強烈更張的企圖心與執著。他只有菩薩心腸，卻無雷霆手段。這樣的性格於一個大家庭中會是一個好的家長，但於國家大政的指引中，卻往往是災難性的。

他留給他的兒子英宗的遺產，除了幾位饒有風骨卻已是暮氣沉沉的大臣外，就是經濟發達，還算穩定的社會局面。但這個朝廷自從真宗開始的痼疾，卻絲毫未有改變。而這樣的問題，在真宗身後不到十年，便激起王安石的熙寧變法。慶曆年間變法的失敗，實際是仁宗的失敗。如果仁宗有後來神宗的果毅和堅決，或許慶曆新政可以一扭宋代的沉痾痼疾。而在此新氣象基礎上或許能生成更為強大計程車大夫政治，並改變中國的專權帝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