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民族主義對人文學科的影響？
GutenTag2017-03-31 11:29:15民族主義對人文學科的最大影響就是讓本來就難以到達歷史地，批判地，反思地研究變得難上加難。但是我們畢竟是我們國人，我們在接受時就是我們的選擇的，即便我們說的是全面學習。有空補充 謝邀 在中國近代史課上回答這個問題。我的水平很低，理論上談不到什麼，就據例子好了。多圖。可能會點一些知友的名字。
這是一些我經歷的在知乎上的例子，還有很多啊，就不枚舉了。其實這裡面就是兩類情況：壞 傻。貫穿的思想就是民族主義思想。我其實不覺得這個很奇怪，因為這種撕逼現象在歐洲各國之間都有存在。究形成原因，既有當下政治的，也有長期以來的民族文化想象的。我個人認為對於這個問題的理解，可以從揚·阿斯曼的“文化記憶”理論來思考。
M3小蘑菇2017-03-31 18:49:03正好昨天做MOD時看到的：
維欽託利_百度百科
維欽託利淹沒在歷史長河中無人關注，直到十九世紀中葉。這時法蘭西第二帝國皇帝拿破崙三世突然對維欽託利產生濃厚的興趣。拿破崙三世急於為法蘭西民族定位，尤其需要和日爾曼民族的英國德國，以及拉丁民族的義大利西班牙劃清界限。他發動法國所有的歷史學家投入一場尋根運動，結果維欽託利在一千八百年以後突然走俏，他征戰過的地方湧進大批考古學家，到處掘地三尺。拿破崙三世表彰維欽託利為法蘭西民族英雄，親自為他寫傳記，維欽託利的雕像也在法國各地樹立起來。其實從血緣關係上講，蘇格蘭人或愛爾蘭人和維欽託利更接近。維欽託利泉下有知，也許會嘲笑法國人張冠李戴，病急亂投醫吧。
其實維欽託利一來和現代法國人血緣關係不是很密切，二來他在阿萊西亞戰役中的做法堪比長春圍城時的鄭洞國，安史之亂時的張巡
阿萊西亞城內只有一個月的存糧，維欽託利於是做出了一個決定，成為他個人名譽上的唯一汙點。維欽託利把城內的老弱婦孺全部驅趕出城。這些人向羅馬人哀求，願意賣身為奴，請他們收留，遭到拒絕。結果他們在兩軍陣前的無人地帶風餐露宿，哭告無門，沒有幾天就盡數餓死。
Han Solo2017-04-01 11:47:10維欽託利已經有別的答主說了，窩來講另一個人，另一本書好了：阿米尼烏斯和《日耳曼尼亞志》。這個例子可以說是人文專案先觸發了民族主義，然後在其發展過程中民族主義和人文互相影響和糾纏。
和維欽託利不太一樣，在德國關於阿米尼烏斯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5世紀。此時雖然民族主義尚未發展到18、19世紀時期那樣達到全盛的狀態，但民族之間，尤其是尚未成型的德意志人和義大利人之間的對抗情緒也是很濃。但這種對抗更多的是基於宗教上的對抗。北方的世俗的神羅的德意志貴族和南方義大利的天主教教廷之間在中世紀時期摩擦次數非常頻繁。而諷刺的是讓德意志民族主義得到覺醒的這本號稱“最危險的書”（笑）的塔西佗所著的《日耳曼尼亞志》居然還是義大利人先挖出來的。
1455年，教皇尼古拉五世的一名被稱作阿斯克利的伊諾克的手下，從德意志中部富爾達的一所修道院中獲取了包含塔西佗作品在內的一份叫做Hersfeldensis的手稿，並帶回了羅馬教廷的圖書館。隨後這份手稿便落入了此時還只是紅衣主教的
恩尼亞·席維歐·皮可洛米尼
的手裡。皮克洛米尼便是日後成為教皇的庇護二世。
庇護二世
在1457年，時任美茵茨大主教的馬丁·梅爾給作為教廷代表的皮克洛米尼寫了一封信，抱怨了羅馬教廷過高的稅收以及對神聖羅馬帝國造成的負面作用。梅爾大主教將當今狀況與中世紀時期更為繁榮的帝國作比較，指出是教廷的稅收導致了帝國整體的衰弱。皮克洛米尼則寫了一篇叫做
De ritu， situ， moribus et condicione Germaniae descriptio
的文章回擊，在文章中，他將現有的德意志模樣和塔西佗筆下的茹毛飲血的野蠻人對比開來，來反駁大主教是羅馬的教廷將昔日的日耳曼蠻族帶到了現有的文明程度。
1471年，已成為教皇的庇護二世差遣他的外甥喬萬尼·安東尼奧·坎帕尼前往雷根斯堡作為聖座代表參加會議。自從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後，三代教皇致力於說服德意志王公貴族再一次發動十字軍，從異教徒手裡奪回君士坦丁堡。然而出於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考慮，德意志的貴族們紛紛表現的興趣淡乏。喬萬尼在會上如同他的叔叔那樣，引用了《日耳曼尼亞志》中關於古日耳曼人的描寫，將如今的德意志人和充滿武德，能征善戰的日耳曼人相提並論，試圖喚起他們對於先祖的榮耀感。然而喬萬尼的說辭並未能打動貴族們，十字軍也永遠沒有成功。
但是這本日耳曼尼亞志很快就落入了公眾的注意。1470年初版於威尼斯印刷出版，3年後德語版也在紐倫堡出版了。書中塔西佗關於日耳曼人的描寫很快就受到了人們的興趣，一時間關於日耳曼人和其歷史的書目如雨後春筍般陸續出版。
1492年，帝國首位桂冠詩人
康拉德·策爾蒂斯
在因戈爾施塔特大學的就職演說上引用了《日耳曼尼亞志》描寫古日耳曼民族好戰的片段來聲援與教廷國對抗的神聖羅馬帝國。8年後當他移居至維也納後開始第一個教授這本書。對於德意志人民，至少是其中的知識分子們而言，他們對於自己擁有的這段歷史十分欣賞。而這段歷史也將他們聯絡在了一起，無論他們屬於哪個城市或者地區，公國或是王國。而曾經與羅馬人差距甚大的日耳曼人也讓他們想到了自己。和高盧人不同的是，日耳曼人從未被征服過。那麼，如今作為日耳曼人子孫的他們又有什麼理由要臣服於拉丁文化的法國人和義大利人之下呢？
康拉德·策爾提斯
時間到了1515年，也是我們的主角阿米尼烏斯作為德意志的英雄開始登上舞臺的時候了。
塔西佗的編年史的初版在這一年成書出版。而切盧斯克酋長阿米尼烏斯在前兩卷裡則是扮演了羅馬人的仇敵以及羅馬最受歡迎的名將，日爾曼尼庫斯的對手這一重要角色。塔西佗對他的評價是“無需置疑的日耳曼解放者”。終於德意志人擁有了屬於自己的民族英雄，更不要說這位英雄還是對抗南方義大利的羅馬人的領袖。昔日羅馬與日耳曼之爭，得以在今日的義大利和德意志身上繼續。
兩年後的威騰堡，僧侶
馬丁·路德
將抗議贖罪券的《九十五條綱論》定在了諸聖堂的大門上，引發了著名的新教改革。這次改革吸引來了一大批德意志知識分子，並極大地加劇了南北兩方，義大利與德意志之間的對立。由此開始的新教與天主教之爭，也不免帶上了一絲民族之爭的情緒。
而在這兩年間，阿米尼烏斯的形象，尤其是在各類文學藝術作品中被高大化。 德意志詩人
烏爾裡希·馮·胡滕
與1515年在義大利接觸到了塔西佗的《編年史》以及路吉阿諾斯的《亡者對話》。《亡》的十二卷中，在米諾斯王的庭上西庇阿，漢尼拔和亞歷山大爭論關於古來將領的排名。而胡滕則根據這段故事，自己寫了一本《Arminius。 Dialogus Huttenicus quo homo patriae amantissimus patriae laudem celebravit 》，可以翻譯成“阿米尼烏斯，胡滕關於給予祖國榮光的祖國最為被愛戴之人的對話”，胡滕在這裡兩次使用了“patriae”，著重體現了阿米尼烏斯是所有德意志人的英雄，無論是哪個地區或邦國的德意志人。
烏爾裡希·馮·胡滕
在胡滕的故事裡，阿米尼烏斯也一躍而上，被加進了《亡者對話》裡的眾人的交流。胡滕作品中除了原有的三位將領，新加了阿米尼烏斯，米諾斯，墨丘利和塔西佗本人。阿米尼烏斯在負責仲裁死者的米諾斯王前提出了自己的事蹟，並請塔西佗擔當證人。塔西佗則朗誦了自己在《編年史》卷二末尾對阿米尼烏斯的評價。最後阿米尼烏斯在仲裁中獲勝，也得以爬升至亞歷山大、漢尼拔和西庇阿的行列中。米諾斯則做出瞭如下判決：
Necesse est vero hunc qui norunt Arminium， praeclaram ob indolem valde ament， proinde auctum honore decet esse te， Germane， neque nos tuarum virtutum fas est unquam fieri immemores。
“對於那些知道阿米尼烏斯的人而言的確有道理為他傑出的特性而深深愛戴他，而你們，日耳曼人也應該感到榮耀，我們也不應該遺忘你們的優秀品質。”
胡滕的作品於1538和1557年在威騰堡（剛好和馬丁·路德和墨蘭頓同一個地方）出版，可是諷刺的是出版的只有日耳曼人敵對的羅馬人的拉丁語版，而德語版要直到1815年才出版。
而馬丁·路德也在關於阿米尼烏斯的大眾化中出了力。阿米尼烏斯的德文名字Hermann也是他取的。選了這麼一個通俗的德語民族更能有助於拉近德意志人和阿米尼烏斯之間的關係。而關於阿米尼烏斯的詩歌劇目更是數不勝數。布卡德·瓦爾迪斯（Burkard Waldis）的詩中列舉了十二位最偉大的日耳曼君王，阿米尼烏斯根據時間順序位列第十一。1676年到1910年間，足足有75場以阿米尼烏斯為主題的歌劇。
很難說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亞志》以及《編年史》前兩卷有沒有直接引發德意志民族主義的誕生，但毫無疑問的是，塔西佗的著作讓德意志人認知到了曾經的他們不僅僅與羅馬人對等，還甚至凌駕於其之上。而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期間，這種以阿米尼烏斯這位古代英雄為中心的信念在德意志民族覺醒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民族主義開始崛起的19世紀，阿米尼烏斯已經不再是昔日的切盧斯克酋長，已經成為了赫爾曼的他就是德意志的代表，
Hermann der Cheruskerfürst
。著名詩人、戲劇家和小說家海因裡希·馮·克萊斯特在1808年開始編寫關於阿米尼烏斯的戲劇
Die Hermannsschlacht
， “赫爾曼的戰鬥”但可惜由於第二年的瓦格姆戰役中的失利，該劇直到1821年才完成並且1860年才得以公演。每當民族浪漫主義被需要時，該劇便會被重新放上舞臺表演。在納粹德國期間尤其受歡迎。
赫爾曼紀念碑的樹立毫無疑問代表了阿米尼烏斯的形象在德意志民族主義的最高潮的來臨。1839年，在位於條頓堡森林之外的戴特莫爾德開始施工。令人震驚的是，整個雕像只由一個人完成。雕塑家恩斯特·馮·班德爾在數十年間經歷了數次財政緊張和其他許多困難，終於在1875年完工並獻給了在幾年前的普法戰爭中大獲全勝的新生的德意志帝國。
赫爾曼紀念碑
雕像腳下踩著象徵羅馬軍團的鷹旗以及羅馬權威的法西斯束棍。高擎的寶劍兩面刻著字，“ Deutsche Einigkeit meine Stdrke and Meine Stdrke Deutschlands Macht”，統一的德意志是我的力量，我的力量就是德意志的力量。
在二戰之後，德意志的民族主義被迫消散，逐漸衰亡。甚至阿米尼烏斯和他的勝利也作為民族主義的象徵從教科書中刪去。2009年，條頓堡戰役2000週年紀念德國政府也沒有做任何的表態。但是阿米尼烏斯並沒有完全的消逝，而是以另一種形式，一種更為真實的形式再次來到了公眾的眼前。1987年，一名手持金屬探測器的英國軍官在奧斯納布呂克縣的卡爾克里斯村發現了一大批古硬幣，經鑑定全部都早於公元9年。隨後的開採和挖掘發現了更多的羅馬時期文物：彈矢、面具、骨骸……最後被發現這裡才是塔西佗筆下記載的日爾曼尼庫斯發現的瓦盧斯的軍團喪命之處。在十餘年的考古工作進行之後，一家關於羅馬時期日耳曼的博物館在當地開展，吸引了眾多遊客。在這裡他們看到的並非那個被神話數百年，象徵了德意志的日耳曼民族英雄，而是一個真真實實的擊退了羅馬軍團入侵的存在過的日耳曼部落酋長。縱然沒有了神話的加成，但是在數百年後，阿米尼烏斯終於無需繼續扮演德意志的傳說，而是以真正的自己展現在眾人面前。
參考文章：
Benario， Herbert W。 “Arminius into Hermann： History into Legend。”
Greece & Rome
51。1 （Apr。， 2004）： 83-94。 Web。
菱喵2017-04-22 21:47:37謝
@Friedrich Zhang
的邀請。
首先先說明，民族主義情緒是可以有的。正如儘管歷史提倡客觀敘述，但是作者的立場總是存在一樣，人文學科也不可能苛求學者，要求學者完全拋棄民族主義情緒。但是，一個學科的發展，也必須拋棄偏見和不客觀。
就以歷史學科為例，因為歷史是一個准入門檻比較低（許多人以為）、同時被許多人扯上政治的人文學科，因此可以說是民族主義氾濫。先是許多人受到西方的刺激，一味地抬高西方，陷入逆向民族主義，企圖否認中華文化的一切成就，最後來否認現當代的中國。當年濫濫的“大河文明”概念就是最好的例子。然而時過境遷，隨著國力的發展，越來越多人看到了西方的不足，也就看到了西方歷史和史學的不足，卻又矯枉過正（大抵很多人並無辯證邏輯，只有非此即彼的概念還有將無法理解的歸於陰謀的心理），陷入了無腦民族主義。許多人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使得他們又全面肯定古代中國，完全不顧其侷限和黑暗面，完全不顧現當代中國是對古代的批判繼承。甚至有人因此鄙視甚至仇恨現在的中國，因為他不夠“華夏”。諷刺的是，我們可以看到兩撥人其實是同一個邏輯，得出的結論也大同小異，甚至我不乏看見有在二者之間自如轉換的。這種民族主義，又怎麼能有益於歷史學呢？恰恰相反，甚至十分有害，兩撥人，都完全沒有基本的對學術的尊敬和學術精神，他們只是在宣洩自己的情緒，拿著歷史的一片葉子，宣傳著他們內心的那片森林，用心的傳播瞎編與偏見。可悲的是，大眾卻只能看到這群人，也因此，大眾並不能知道真正的森林，他們甚至因此認為，這片森林並不存在，也即是在民族與逆民族的浪潮當中，歷史虛無主義理所當然的誕生。這些民族主義存在的越久，就越傷害史學的土壤。
至於這幾種人的例子，我並不想舉，一是沒有意義，二是有一些事確乎讓我察覺其中有相當部分別有用心的人，為了不讓他們得逞，我決定不說出他們的名字。
但是民族主義對於歷史，也不一定就是阻礙，當中國史學曾經式微的時候，正是許許多多先達內心的民族主義情緒，使他們堅持下來。實際上，中國近代以來史學的產生，本就也與民族危亡分不開，正因熱愛這個民族，所以想了解這個民族以前的文化成果；正因熱愛這個民族，才希望從歷史的發展中尋求救亡的藥方。
所以，對於歷史這一個人文學科而言，民族主義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懂民族主義的民族主義者，打著愛國的旗號來傷害這個國家，真是最可惡不過了。
木葉蕭蕭2018-06-11 22:19:07抄書之前的引子：
民族主義對人文學科產生影響的過程，其實也是民族主義自身孕育和發展的過程。對於這個過程，很多研究民族主義的學者都做過論述。（那麼為什麼我準備抄安東尼·D·史密斯而不是里亞·格林菲爾德呢？答曰：雖然我更認同後者的理論，但是她老喜歡複數的民族主義這種敘事，而前者雖然也搞民族主義的分類，但是他更喜歡研究一般性的民族主義。說人話就是前者抄起來方便，完。）
下面開始抄書。
《民族認同》安東尼·D·史密斯 P106-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