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論文】楊憲益《離騷》英譯作品的翻譯方法探析

摘 要：《

楚辭》中《離騷》開創了中國文學上的“騷”體詩歌形式， 表現出積極浪漫主義精神， 曾多次被收錄入教材， 對中國文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在漢代以後， 後世文人無不對屈原推崇備至。《離騷》作為《楚辭》的代表篇章， 其英譯質量的好壞直接反映了所選譯本的英譯質量。本文以楊憲益、

戴乃迭

所翻譯的英譯本《離騷》為切入點， 從格律、修辭、文化負載詞三個層面分析其選詞技巧， 並分析其採用的翻譯策略， 為翻譯工作者們提供有價值的借鑑經驗， 對我國的文學典籍英譯工作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

選詞技巧； 翻譯策略； 楊憲益； 《離騷》； 英譯本；

戰國時期楚國政治家、詩人屈原的代表作《離騷》， 是中國古代詩歌史上最長的政治抒情詩， 也是影響最為深遠的一首楚辭作品， 在典籍翻譯中佔有重要地位。《離騷》這一作品開創了中國文學上的“騷”體詩歌形式， 並且“加以詩人奇特浪漫的聯想與絢爛多彩的幻想， 輔之以徐徐鋪展開來的描敘， 把現實人、歷史以及神話中的人物交織在一起， 把天、地、人和幻境交織在一起， 構成了獨具魅力的形象世界”表現出積極浪漫主義精神， 對後世有深遠影響。

屈原開闢了中國文學浪漫主義的源頭， 其藝術創造對後世的文人創作影響極為重大。以《

詩經

》為代表的“風”和以楚辭為代表的“騷”， 形成了中國古代文學的奠基石和古典詩歌的兩個最高標準。然而就其傳播歷史來看， 一直到1852年， 經由奧地利漢學家奧古斯都·費茨梅爾 （August Pfizmaier， 1808-1887） 的德譯， 《離騷》才開始傳入西方。此後不久，

派克爾

於1879年首次發表了《離騷》的英譯本， 由此隨後的百年間， 才逐漸先後出現了十餘本《離騷》的英譯本， 如理雅各、

翟里斯

、韋利、霍克斯等譯者都有嘗試。相對而言， 國內《離騷》的翻譯開始較晚， 我國的第一版英譯的《楚辭》於1953年問世， 由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合作完成。而後， 孫大雨、許淵衝、

卓振英

等翻譯的版本相繼發表。

為了更加直觀地瞭解國內具有代表性的英譯作品本身所具備的獨特的文學性， 並藉此研究為翻譯工作者們提供有價值的借鑑經驗， 本文將著重楊憲益先生的《離騷》英譯作品， 從選詞技巧以及翻譯策略這兩個方面入手， 分析研究其選詞技巧與翻譯策略的鮮明特徵。

一、《離騷》的文學特徵分析及對其翻譯現狀闡釋

從語言特徵來看， 《離騷》參差不齊的句子形式、錯落變化的句子結構、“兮”字的普遍使用等， 表現出其較於其他作品的文學特徵上的鮮明特別之處；從藝術特色來看， 《離騷》深深植根於現實盼積極浪漫主義， 運用比興手法、對比手法， 並在抒情中加入故事情節的敘述。這些無不為《離騷》的英譯工作增添了極大的豐富性， 同時也增加了翻譯難度， 尤其在選詞上對於翻譯者提出了更為複雜多樣的要求。而對於不同翻譯家在英譯此經典過程中的選詞技巧與策略的研究尚有待補充。目前對於《離騷》英譯的研究， 也趨於繁榮。

縱觀近年對於《離騷》譯本的各類研究， “如風格標記、象似性理論、人際意義視角、思維方式、闡釋學視角， 多采用對比研究方法， 透過對比不同的譯本， 使用一個獨特的視角切入然後分析解讀。這種不同理論與翻譯實際的結合， 可以發現很多翻譯中的問題， 使未來的譯者能夠發現譯本的特色與不足， 從而揚長避短。” （

彭家海

， 樊琳， 2016） 然而值得強調的是， “相對而言， 從文學特徵的視角切人， 首先理解詩歌本身的內涵， 然後最大化地展現騷體詩的特點與美， 才能真正地做好《離騷》的翻譯工作。”從這一角度出發， 可見英譯《離騷》的文學特徵研究極為重要， 作為翻譯的最基礎的一步， 選詞的技巧與策略的採用可以說是譯本的文學特徵最為直觀的表現形式了， 而對於國內英譯作品中此方面的研究尚有待補充。

二、選詞技巧與翻譯策略研究

（一） 選詞技巧與文學特徵

1。格律

漢英兩種語言屬於不同語系， 漢語詩詞的格律與英語詩歌的韻律也因而各具特色。從文字形式來看， 漢字大多為一字一音， 相對而言形態穩定。中文的詩歌由於漢字本身的“字本位”特質， 對於字數、格律與韻法的要求嚴格， 所以漢詩相對十分工整。而英語的詩歌， 往往是詩節一一詩行——-音步層層劃分下來， 與漢字中的音節相對應的就是由重讀音節和非重讀音節按一定規律排列而成的音步。不同的排列方式構成不同的英詩的格律。詩行的長短以音步數目計算， 所以對於單詞數沒有明確要求。因此， 英詩在形式上看起來沒有漢詩齊整。

根據以上對於漢英兩種語言的文字形式分析可見， 在進行漢語詩歌翻譯的時候， 應重視兩者之間的對應關係和對應規律， 並在成文抓住韻律的協調性， 使詩歌的美學價值得到較全面的再現。在這一點上， 楊先生的選詞無疑將韻腳的魅力展現得淋漓盡致。《離騷》被譽為後世騷體詩的模板。但屈原在《離騷》裡未曾著意格律與音韻， 或者說當時的語言條件離形成格律詩尚遠。所以， 雖然六字詩行為主， 也有短至五字， 長達十字的詩行。漢詩有音調分平仄， 而英詩則根據輕重讀音節來展現詩歌的抑揚頓挫。對詩歌韻法的翻譯， 楊先生先生翻譯的版本模仿了

德萊頓

的風格， 採用英雄雙韻體這種典型的英詩韻律方法， 韻腳按照aabbccdd的形式處理。歸化翻譯使譯文形式簡潔， 句式均衡整齊， 更方便西方讀者的閱讀。如：

例 （1） ：“路漫漫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

The way was long， and wrapped in gloom did seem，

As I urged on to seek my vanished dream。

此句上半句對“

路漫漫

”並未進行強調， 而是用long和下句中的urged on中的on尋求音律一致， 並且採用了倒裝手法， 選用seem表達明知路漫漫的客觀視角， 放在句末， 在下半句選用了dream這個詞來直指“求索”的內容， 尋求seem和dream的押韻。

例 （2） ：“濟沅湘以南征兮， 就重華而敶詞”

To barbarous south I went across the stream，

Before the ancient I began my theme。

沅湘是指沅、湘水。楊譯本把“沅湘”譯成the stream， 對地名的處理方法採用了模糊和淺化的方法， 以實現格律和音韻的美感， 同時也方便了西方讀者的閱讀。

《離騷》音義精美， 聲調激昂。屈原雖未著意格律與音韻， 然韻之所至， 自然清切， 意到筆隨， 誦之節奏緩急有序， 辭氣濃郁。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獨特的語言形式和風格所決定的， 尤其是“兮”字調的獨特運用， 不僅為讀者帶來了美的享受， 也給譯者帶來了一定的挑戰。而在對於《離騷》的翻譯中， 楊先生則選擇省略兮這一虛詞的翻譯， 極盡其對於譯本在格律上的追求， 使得英譯作品也保留了詩歌創作本身在格律上的藝術效果， 給讀者帶來形式和韻味上的美的享受。

2。修辭

修辭是《離騷》不可忽視的風格標記。漢詩中的修辭標記常用的有擬人、擬聲、比喻、用典、誇張等等。為了再現原詩的意境， 譯者有時必須擺脫原詩的語言形式， 酌情改換修辭。在這一點上， 楊先生嚴格要求格律的同時， 也並沒有忽視修辭的重要性， 選詞時採用了適當的改換修辭的方式。如：

例：“攬茹蕙以掩涕兮， 沾餘襟之浪浪。”

Andmelilotus leaves I took to stem，

The tears that streamed down to my garment&apos；s hem。

可見在翻譯的過程中， 楊先生適當地採用了誇張的手法， 在選詞上以stream表現出了淚水“浪浪”的誇張意象， 使浪漫主義情懷躍然紙上。不僅如此， 楊先生化靜為動， 將“浪浪”的淚水用動詞傳達， 更是達到了“淚水如河水般湯湯流下”的美感， 進一步渲染了悲傷的情感， 豐富了譯文的藝術效果。

3。文化負載詞

“在翻譯過程中， 譯者很難找到與文化負載詞完全對等的表達。因此， 選擇文化負載詞翻譯的翻譯方法不僅是技巧問題， 同時也會影響文化負載詞內涵在譯入語中的準確再現。” （李丹， 2015） 從文化負載詞的採用來看， 楊先生正是受中西文化差異的影響， 尊重中西文化中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漢語和英語詞彙中， 尤其是具有象徵性意義的詞彙所蘊含的特殊含義的差異， 選擇避免直譯具有中國特色的植物名稱， 因此詩中的物名、地名等多處理不當， 如他曾將“杜若”一詞被譯為“fragrant herbs”。而這一點在《離騷》譯本中也有充分的體現。如：

例：“攝提貞於孟瞰兮， 惟庚寅吾以降。”

When Sirius did in Spring its Light display，

A Child was born， and Tiger marked the Day

此句中的“攝提”被翻譯成Sirius， 意為

天狼星

， 而實際上“攝提”指紀年的“攝提格”， 即中國文化中的寅年， 很明顯寅年這一概念與西方古希臘 （及古埃及） 天文學的一顆星名即天狼星並不對應。

由此可見， 楊先生為使譯文更為讀者所接受而規避了一定的文化內涵。本著便於西方讀者閱讀的原則， 楊先生在選詞上以西方文化中具有象徵意義的代表性事物， 代替了中國文化中需要讀者進一步深入瞭解才能達到一定程度上的理解的詞彙。從利於讀者繼續閱讀的角度來講， 在新增充分註解的前提下， 基於對文化差異的尊重進行適當的詞義替換， 採取此選詞技巧， 也不失為一種高效的方法。

（二） 翻譯策略

“《離騷》整篇詩歌是個性化鬥爭的過程， 是一種把各種心理活動調節整合成一種整體的過程。” （Jerah Johnson， 1959） 在進行翻譯的過程中， 譯者除了需要選擇恰當的翻譯技巧和策略之外， 其自身的主體性也必然會發生一定的作用。因為譯者的創作個性不同， 對生活的認識、感受、評價也存在差異， 從而也就影響了其創作構思、翻譯策略、譯文技巧以及語言的運用， 最終形成了譯本風格的多樣化。人格的形成受到先天和後天的影響， 是遺傳、成熟與環境互相作用的結果。這也就充分解釋了為什麼不同譯者會生成完全不同的翻譯結果。這主要是不同的人生經歷、生活道路、個人修養、學術背景、審美趣味甚至是性別的不同而導致的差異。

楊憲益將“忠實”置於翻譯原則的首位， 不主張譯者對原著進行過多的主觀改動， 而這也正是楊先生自身的主體特徵決定的。正是楊先生從小的見多識廣、獨立思考以及對祖國的熱愛， 使其翻譯出了獨具特色的《離騷》譯本， 至今仍被視為經典屹立在歐洲多所高校圖書館的書架上。如：

例 （1） ：“僕伕悲餘馬懷兮， 蜷局顧而不行。”

My slaves were sad， my steeds all neighed in grief，

And， gazing back， the earth they would not leave。

原句中針對“僕伕”一詞， 楊先生選擇忠實於原文， 直譯為slaves， 體現了他將“忠實”置於翻譯原則首位的主體特徵。

例 （2） ：“舉賢才而授能兮， 循繩墨而不頗。”

Exalted were the wise， the able used，

The rule was kept and never was abused。

在這一例句中， “繩墨”和“皇輿”是具有特定象徵的詞語。據王逸和朱熹的解釋， “繩墨”是木工在做傢俱時畫直線用的輔助工具。楊先生在翻譯詞句時， 選擇了rule這個詞直接表明“繩墨”的象徵意義， 即“規則”之意。這是楊先生本身對於中國文化的深刻了解所產生的結果。

由此可見， 楊憲益先生的翻譯特點是忠實於原文， 但同時在選詞上適當地採用字面翻譯、歸化和省略的方法。“詩的翻譯不僅是一種語言轉換， 還可被看作是文化之間的對話。這種對話不僅在文字中， 而且還與作者的修養、所處環境、所受教育等有很大的關係。總之， 透過對不同譯本的詳細比較和分析， 不難得出當涉及到詩歌、文學和文化的翻譯問題時， 是很難用語言來轉換的結論。因此， 翻譯就是一種再創造。” （

李靜茹

， 2016） 這也正說明了楊先生自身主體風格表現出的在選詞上的原因， 同時充分體現了譯者主體風格對翻譯策略選擇上的影響。

楊憲益《離騷》的英譯本， 從選詞技巧上來看， 在格律方面追求一致， 達到藝術美感的同時方便了西方讀者的理解；在修辭方面適當改變修辭手段， 適當地採用了誇張的手法， 加深了對浪漫主義情懷的渲染；在文化負載詞選用上， 楊先生為使譯文更為讀者所接受而規避了一定的文化內涵。從翻譯策略上來看， 楊憲益先生採用了“忠實”的翻譯策略， 在選詞上適當地採用字面翻譯、歸化和省略的方法， 充分體現了不同的人生經歷、生活道路、個人修養、學術背景、審美趣味甚至是性別的不同會導致的譯者主體風格的差異， 從而形成主體自身的風格， 對翻譯的技巧和策略的運用產生極大的影響。因此， 翻譯是具有創造性的， 它不僅是一種境界， 一種文化碰撞， 還是一種個性化的追求。

參考文獻

［1］彭家海， 樊琳。《離騷》兩個英譯本的文學特徵翻譯比較分析［A］。湖北武漢：

湖北工程大學

學報， 2016。

［2］李丹。目的論視角下《離騷》中文化負載詞的翻譯策略研究［H］。吉林大學， 2015。

［3］Jerah

http：//

Johnson。Li

Sao：A Poem on Relieving Sorrow A Prose Transla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Miami：Olivant Press， 1959， p。1， p。11， p。7， pp。9-10。

［4］李靜茹。論《離騷》的翻譯及其文化比較［A］。湖南大學，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