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干的世界》第17章 銅盤銘傳 第1節 銅盤銘考辯

第1節 銅盤銘考辨

周武王攻滅殷商後，名為表彰比干的忠君報國，實為宣示自己的仁德功勳，當眾砍掉帝辛殘缺不全的腦袋，當眾侮辱帝辛兩位寵妃的屍體，當眾大封比干墓，刻十六字銅盤銘文碑立於比干墓前。此等愛憎分明之舉若借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詞彙，跡近“階級報復”、“階級敵人亡我之心不死”、“挑動群眾鬥群眾”，或今一些境外媒體人慣用說法“有意製造族群分裂”。

周武王銅盤銘經累世輾轉流離，原碑刻銅盤據稱已佚失，今河南衛輝比干廟的銅盤系後人仿製。周武王銅盤銘的內容也有多種版本，各方釋義每有分歧，現總錄如下：左林右泉（又作“左泉右林”），後崗（又作“岡”）前道（又作“前崗後道”），萬世（又作“事”）之寧（又作“藏”），茲（又作“於”）焉是寶（又作“保”）。

今河南偃師縣也有比干墓，據傳為周武王敕封銅盤銘最早出處。《汲縣文物志》記載：查《偃師縣誌•卷三》：“太師比干基（墓），一統志在治西北。唐開元中，鄉人耕地得銅盤銘，篆法甚古，其文曰：左林右泉，後崗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汲縣文物志》還說：“今汲縣有墓。按比干諫死在朝歌時，殷遷都河北已四世矣。墓當在汲”。這兩條官方記載直指比干墓在汲縣（今衛輝市），銅盤銘則出於偃師。

有學者考證，偃師比干墓為比干的衣冠冢，其應不止偃師一處。一說該墓的墓主為“何比干”，姓何，名比干，漢朝人，官大司馬，偃師比干墓非殷太師比干墓。

傳世《封比干墓銅盤》現存衛輝比干廟，據方家雲，出土於唐玄宗開元四年（公元716年），銅盤銘文最早著錄於北宋仁宗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夏竦所作《古文四聲韻》一書。該書前言部分“古文所出書傳”刊有《比干墓銘》，書中僅卷一“之”字下與卷三“左”字下標有“比干墓銘”四字。其後一百年間，南宋高宗紹興十四年（公元1144年），薛尚功所作《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卷十六第一百七十九頁（影印朱本）載有銅盤銘摹本並附釋文，附跋雲：“右開元四年遊子武之奇於偃師耕耘獲一銅片，盤形，四尺六寸，上鏤文深二分。……考諸圖籍，即比干之墓”。再其後，孝宗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王俅《嘯堂集古錄》下卷第六十九頁續《古逸叢書》本，書中亦有載錄，題為《比干墓銅盤銘》，所附釋文同於薛尚功所錄書，但描摹字劃迥異，且未附跋語。

清朝馮雲鶴兄弟二人合著的《金索》第六十一頁載《殷比干墓銅盤銘》跋雲：（此）“得之偃師。刻於《汝帖》，臨於墓石者”。比干墓銅盤銘“得之偃師”之說，顯應源出宋人之書。這裡的“刻於《汝帖》，臨於墓石者”，指明瞭此摹刻於墓石之“銅盤銘”來源於北宋大觀三年（公元1109年）汝州太守王寀刻於汝州（今河南臨汝縣）的《汝帖》。馮氏兄弟的《金索》跋雲：“明萬曆十五年，衛輝知府周思宸作《銅盤辨》”。此跋又是根據乾隆二十年徐汝瓚纂修《汲縣誌》中衛輝知府周思宸所撰《殷太師比干墓銅盤銘辯》而略有刪節。考據成癖的周思宸疑惑地寫道：“武王克殷，封比干墓。若銅盤銘，則傳自《汝帖》。元延佑間，衛輝路學正王公悅曾臨摹石上”。當時代的研究者們並未注意到《薛氏款識》、王氏《嘯堂》諸書。

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王俅《嘯堂集古錄》兩書所收錄的銅盤銘文，皆為四行十六字。雖筆劃大異，而行款字數相同。有人猜想或許周武王銅盤在唐朝出土後，即有歷代的摹本。《古文四聲韻》卷一“之”字所收摹本同於《嘯堂集古錄》；而卷三“左”字下所收摹本分別同於歷代摹本和《嘯堂集古錄》，這說明在北宋年間即有兩種以上的摹本刊行於世。《古文四聲韻》和《嘯堂集古錄》兩種摹本較為權威，可信度闕有，互為優劣，但皆不免有失察失真之處，且無旁證。《嘯堂集古錄》一書有宋版留傳至今，其他歷代摹本現存最佳者當屬明末崇禎六年（公元1633年）的朱謀湮刻本，屢經翻刻，其可信度稍遜於《嘯堂集古錄》。

今人所見對周武王銅盤銘最早擬作的原文，首推薛尚功的《鐘鼎彝器款識》，其所附釋文雲：右林左泉，後崗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

《嘯堂集古錄》以下，諸方家皆從其說，一朝流傳天下知。周思宸《銅盤辯》釋為“萬世之藏，於焉是寶”。《金索》作者馮氏兄弟在該書所附釋文下加按語云：“吹景集”引高似孫《緯略》作“右林方泉，後崗前道，於義為順，今從之云云。諸家所釋，大致相近，皆以為篆文奇古，不可盡識。”自此，後世方家對此銅盤銘再無新的考辯，後世附庸者闕如。

銅盤銘的文字內容難於盡通，見仁見智者眾，以今人的思維方式，若似方位記載，若似隱喻暗涵，若似讖語預言，若似另有所指，通篇閃爍其詞，神龍見首不見尾。若僅根據銘文的字型及其句例，可判定為戰國時期的方物。《漢簡》、《古文四聲韻》兩書為北宋人收集到的先秦簡帛碑刻文字資料的專科全書，根據兩書中的文字來複原盤銘，可推知其字型確為戰國時期流行的筆畫較多的所謂“古文奇字”，兼因其輾轉摹寫，多數字已難以辨認。今國際比干學界多數認同的仍為明朝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所附釋文：右林左泉，後崗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

有學者認為偃師出土的銅盤並非偽器，但與比干墓無關。帝辛一朝以朝歌（今淇縣）為常駐都城，周武王經牧野之戰攻進朝歌，比干墓在距離淇縣僅二十多華里的汲縣（今衛輝市）而不在偃師，這一點符合史實和常理。而銅盤銘確定為戰國文字，其內容與這一史實無從聯絡，且偃師出土的銅盤銘文字形體甚異，文句鶻兀，應該是戰國時人輾轉摹抄而來。

《四庫全書總目•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雲：“其中如十六卷中載比干墓銅盤銘之類，未免真偽雜糅”；古文字學家、金文專家容庚所著《宋代吉金書籍述評》在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條下曾引述此語，表明其本人也同意《四庫全書》的見解。

以上諸書皆提及封比干墓銅盤，均未指明今衛輝比干廟所存銅盤為哪一時期仿製的器物或其真偽。

清朝金石學家武億纂著《偃師金石遺文記》在《漢何比干銅盤銘》條下，引述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之後，夾註：“康少山影抄本雲：開元四年遊子武之奇於偃師耕耘，獲一銅片。盤形，四尺六寸，上鏤文深二分。其左右前後崗道與泉並存，唯林無考矣。考諸圖籍即比干之墓”。其又引金石文字記考張邦基《墨莊漫錄》曰：“政和間，朝廷求三代鼎彝器，程唐為陝西提點茶馬，李朝孺為陝西轉運，遣於鳳翔府，破商比干墓，得銅盤徑二尺餘，中有款識一十六字，又得玉片四十三枚……，然則，此碑之得自鳳翔，不自偃師”。在這段文字的後面，近代藏書家、校勘學家章鈺曾加按語：“《一統志》及《金石志》以為偃師有比干墓銅盤銘，所謂比干墓者，非殷比干乃漢何比干也。”這就有兩個比干了，殷比干與何比干。

據考，《偃師志》裡記載的何比干為河南汝陰人，漢武帝時任廷尉。新的問題來了：若此偃師出土的銅盤銘記載的偃師比干墓的墓主是何比干，但銅盤銘文字卻非漢朝的文字，而是戰國文字，又有穿鑿附會之嫌。清朝金石學家武億對此考辯說何比干之墓“不當在偃師”，可能是唐開元年間，有人在偃師得此銅盤之時已聽聞何比干墓的傳說，才和殷商的比干墓聯絡起來，此比干非彼比干。

《偃師金石遺文》所引明朝郭胤伯的《金石史》雲：“銅盤銘似非三代語，第銘字頗類淮南王故宮所出古戈銘”。這是又一類新說。郭胤伯此說雖不甚精準，於考辯比干墓真偽無補，但能有這等古文字和考辯知識，已屬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