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竦“江州德安人”辯證

夏竦“江州德安人”辯證

重慶 夏慶瑜

夏竦（公元985—1051年），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登賢良方正直諫科，北宋名臣，仁宗慶曆七年（公元1047年）封英國公，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改封鄭國公，諡文莊公。一生著述頗豐，其長孫夏伯孫組織彙編成集，曰《文莊集》。

一、有關夏竦祖籍及生長地的史籍記載

夏竦本人文莊集中《上晁迥舍人書》載：“伏念某生長閭巷，結髮事師，抱六經知談仁義，執刀筆知為紀述，先哲之行，從政之事，雖失其具體，而得其枝葉，其如恓恓京輦間，困於塵埃。”

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夏竦葬於許州陽翟縣三封鄉洪長之原，仁宗詔王珪（公元1019—1085年，仁宗慶曆二年即公元1042年進士科榜眼）撰《夏文莊公竦神道碑銘》載：“公諱竦，字子喬，姓夏氏，其先九江人。”又載：“始以孤童，朅來京師。”

曾鞏（公元1019—1083年，建昌南豐人，仁宗嘉祐二年即公元1057年進士）逝後，部分遺著經人整理彙編為《隆平集》，其卷十一載：“夏竦，字子喬，江州人。”

李燾（公元1115—1184年，四川眉州人，南宋高宗紹興八年即公元1138年進士）於孝宗隆興元年至淳熙四年（公元1163—1177年）間，分四次上進《續資治通鑑長編》，其中卷六十五載：“竦，德安人。”

晁公武（公元1105—1180年，南宋高宗紹興二年即公元1132年進士）《郡齋讀書志》卷十九別集類《夏文莊集》條下，按曾鞏、李燾著述所載而錄：“右皇朝夏竦子喬，江州德安人。”

後來南宋至元代文人，多承襲曾鞏、李燾、晁公武“江州德安人”之載。

元順帝至正六年（公元1346年）按曾鞏、李燾、晁公武等宋人記述修成的《宋史》列傳四十二中載：“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

明萬曆年間郭正域（萬曆十一年即公元1583年進士）校勘《韻經》並提序載：“梁吳興沈約撰類，宋會稽夏竦集古，明宏農楊慎轉註，江夏郭正域校。”

二、對夏竦“江州德安人”的質疑

第一，夏竦本人《文莊集》及宋敏求、江邈先後撰《序》中，並無一處提及夏竦與江州德安之間的關聯。

第二，夏竦文莊集《上晁迥舍人書》中明確記載：“某生長閭巷，結髮事師……其如恓恓京輦間，困於塵埃”。閭即里巷之門，巷者城中胡同。閭巷指民間裡巷，古時五戶為鄰，五鄰為裡，因此，這裡的閭巷是指城市中數十戶平民聚居的衚衕。夏竦生長在北宋京城開封平民小巷，少時無奈孤寂地生活在達官貴人車輦喧囂之中，象塵埃一樣渺小困頓。如果夏竦生長在江州德安鄉下，他本人就不會記述為“生長閭巷”，而應該是“生長鄉曲”或“生長僻壤”，更不可能“其如恓恓京輦間”。

第三，夏竦文莊集《謝起復知制誥表》載：“適屬咎積私門，悲纏陟屺，爰扶旅櫬，遠泛重江。四海無家，指都畿歸葬。”又《謝皇太后表》載：“果由譴累，出守藩條，奔走九年，既無替日；艱難六郡，敢望於生還。爰屬偏親，奄終暮齒，式尊命制，歸葬近畿。”說的是仁宗天聖三年（公元1025年）夏竦在洪州任上，母親病逝於洪州，因四海無家，於是只得伴扶客死他鄉母親的靈柩，遠涉重重江河，歸葬於京城開封周邊。“歸葬”一詞，足以說明夏竦父母家在開封。如果說夏竦生長在江州德安，六親故戚應該多在德安，洪州距德安甚為近便，竦母去世後，夏竦為何不將其母就近歸葬於德安故土？“四海無家”更直接表明：除京城開封以外，其他任何地方（包括洪州附近的德安）都沒有家宅產業及家人近親。

第四，王珪奉詔所撰《夏文莊公辣神道碑銘》載：“公諱竦，字子喬，姓夏氏，其先九江人。”這是的“先”指祖先（先祖），從古代科舉考試必須填寫曾祖、祖父、父親名諱和追贈將臣先代僅止於曾祖、祖父、父親三代較近先輩的體例來看，祖先應指高祖及以上較早先輩。由此可以推斷，夏竦曾祖、祖父、父親較近先輩並不生活在九江，夏竦何為“江州德安人”呢？如果說夏竦生長在九江，王珪所撰碑銘就應該是：“公諱竦，字子喬，姓夏氏，九江人”，而不應該是“其先九江人”。並且，王珪在碑銘中“始以孤童，朅來京師”之載，也說明夏竦原本就是一個往來於京城中的孤寂兒童。王珪在《夏文莊公辣神道碑銘》中，並無一處提及夏竦與江州德安之關聯。

第五，我國曆史上存在官員迴避制度，唐朝官員任職必須地域迴避，官員的籍貫與就職轄域不得相同或接鄰。宋承唐制，官員任職地域迴避制度更加完備。夏竦在仁宗天聖年間曾任職洪州知事，而江州德安與洪州接鄰，有違官員任職的地域迴避制度。因此，夏竦並不是江州德安人。

第六，夏竦“江州德安人”源自宋人邏輯錯誤。王珪《夏文莊公竦神道碑銘》載有夏竦“其先九江人”，而宋時江州在隋大業三年至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07—621年）曾更名為九江郡，江西南豐人曾鞏根據王珪撰銘中的“其先九江人”，認為夏竦是江州人了。又因南宋時江州德安境內居有夏氏一族，高宗紹興十八年（公元1148年）創譜中載有夏竦世系，距曾鞏百餘年後的李燾得知，就以為曾鞏所說江州人夏竦出自德安夏族。用形式邏輯學來講，他們進行了一個三段式推理：曾鞏根據王珪“其先九江人”，認為九江就是江州，因此其（夏竦）為江州人。李燾不僅承襲九江就是江州，而且依據德安夏族譜牒載有夏竦世系，進而推斷其（夏竦）為德安人。這裡犯了兩個邏輯錯誤：（1）曾鞏把大前提中“其先”概念變換成了結論中的“其”，（2）李燾還進而把小前提中的江州等同於德安。既然邏輯推理中存在偷換概念和小前提錯誤，當然推論“其為江州德安人”就不能成立。

三、夏竦“其先九江人”之九江指以壽春為治的古漢九江郡

中國古代先後曾經存在過“九江”這一行政域名。但自唐初至元代後期並不存在九江行政域名，現在的九江域名是元末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朱元璋打敗陳友諒，才改江州路為九江府。因此，北宋王珪《夏文莊公竦神道碑銘》中所稱“九江”，應該是借古道今之習俗稱謂。

中國古代九江行政域名有秦漢九江和隋九江之分。

秦漢九江：戰國末期秦國於公元前223年攻佔楚都壽春，公元前222年攻佔荊楚江南之地，於楚地置九江、長沙、會稽三郡，九江郡治壽春，轄今淮河以南及江西大部。公元前221年，秦統一六國建立秦王朝，分天下三十六郡，九江郡轄域縮至長江以北，治仍在壽春。經西漢、東漢至曹魏，九江郡轄域逐漸縮小至安徽中部淮河以南至巢湖一帶，多數時間治仍在壽春。魏黃初二年（公元221年），廢九江郡為淮南郡。秦漢九江歷四百四十餘年之久，人文歷史印跡廣泛而深厚。

隋九江：隋大業三年（公元607年），改江州為九江郡，治潯陽；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廢九江郡復為江州。隋九江前後僅十四年而廢，其間戰亂頻繁，人文歷史印跡遠不及秦漢九江深厚。

大唐立國後，並不沿用隋朝九江郡域名，廢九江郡復為江州，治潯陽。五代十國及北宋沿用江州域名。作為唐代、北宋官方沿稱“九江”域名，應是指存續時期悠久的秦漢九江，而非短暫存在的隋九江，以下四例可以佐證：一是《舊唐書》卷四十志二十地理三所載淮南道壽春、合肥、慎縣、定遠、鍾離、烏江、歷陽、全椒、清流等州縣時，都記載為“漢縣，屬九江郡”；而載江南道潯陽時，雖陳述江州在隋時曾改稱九江郡，但仍載潯陽為“漢縣，屬廬江郡”，而非“隋縣，屬九江郡”，可見當時對古地名的稱謂，從漢不從隋。二是《宋史》真宗本紀載：“祥符八年十二月辛卯，皇子慶國公（名禎）封壽春郡（九江郡別稱）王”，說明以壽春為治的漢九江是一個可封王號的郡國，而以江州為治的隋九江，並非一個可封王號的郡國。三是曾獲封“九江郡開國公”的夏竦，在《壽州相公啟》中載：“右，某伏念閫外之邦，宜嚴所守，弗當便道尊仰貴臺。託身坱圠之均，早繄大庇之託。熒煌之坐，合謹彝儀恭惟（意為：壽州相公大人，我去京城之外任地方官員，應當嚴守所職，沒能順道去壽洲增益對你的敬仰。我以前受封九江郡開國公獲浩蕩奉祿，有皇恩庇護得以依託。榮耀的地位，完全應當恭謹地儀崇）。”可見，夏竦“九江郡開國公”封號中，其“九江郡”是指與壽州相關聯的漢九江，而非與江州相關聯的隋九江。四是宋朝一切官方文書涉及隋九江郡時，都稱江州或潯陽，而不稱“九江”。五是元代評書口傳、元末明初成書的《水滸傳》中，多處記載將犯人“刺配江州”，而非“刺配九江”。因此，北宋王珪奉詔所撰《夏文莊公竦神道碑銘》中“其先九江人”之九江，應指以壽春為治的漢九江，而非以潯陽為治的隋九江。

四、郭正域“會稽夏竦”論釋疑

唐末昭宣帝（哀帝）天祐年間，後梁與南吳在壽州、廬州間形成拉鋸爭奪，時居壽州的夏竦先祖為避戰亂，沿淮河南遷至當時南吳鎮治揚州附近的江南一帶，夏竦近代先輩（曾祖昱、祖父奐）均生活在這裡，其祖父奐曾出任南唐晉陵（現常州）尉，因仕不得志，退居於家，旋就近改投吳越，其父承皓生長在吳越，早年曾為吳越小吏。江南一帶屬秦漢會稽郡，以近代先輩生長於此，故郭正域在校勘《韻經》序中載“會稽夏竦”，應為合理。當然，郭正域也可能根據歷史上公認的會稽為夏氏郡望而載“會稽夏竦”的。

綜上所述，夏竦並非江州德安人，其祖先籍在以壽春為治的古漢九江郡地域，近代先輩生活在江南古會稽郡地域，其本人實際生長在當時宋都開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