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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大道廢有仁義

作者:由 子弗山人 發表于 繪畫時間:2022-04-18

通行版本: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文始道版本:故大道廢,安有仁義?六親不和,安有孝孳?邦家昏亂,安有正臣?

承接上一章內容。“

太,上。下,智、有之;其次,親、譽之;其次,畏之;其下,侮之。信不足, 安有不信?猷處,其貴言也。成事述功而百省,曰“我自然也”。

故:

由上一章得出這一章的結論。

廢:

本義是閒置不用,引申為丟棄、拋棄。

仁:

由我及他、親近他人。一般是指思想、想法。

義:

正確、且應該採取的行動。一般是指具體的行為、做法。

故大道廢,安有仁義:

大道廢,哪裡還有仁義?建立在“不道”前提上的仁義,還能叫仁義嗎?也就是說,在大道缺失的情況下所說的仁義,都是“假仁假義”。

六親:

指父子、兄弟、夫婦。

和:

本義是相應、響應。引申為和諧、沒有爭端、互相認可等等。

孝:

上老下子,寓意子女尊老。引申為子女對於父母報養育之恩,善待父母。

孳:

上茲下子,寓意繁衍子女。引申為愛護、善待子女,保障子女長大成人。孳,是行為,是實實在在的行為。慈,是思想,有可能是有心無力。二者是有一定區別的。

六親不和,安有孝孳:

六親不和睦,哪裡還有孝孳。建立在六親不和睦基礎上的孝孳,還叫孝慈嗎?都是“假孝假孳”。韓非子曾經講過這樣一個故事,楚國有個人偷盜被兒子舉報,但是兒子卻被楚王給處死了,理由是不孝。請問,這個兒子如何表現他的孝?是跟從老子一起偷盜?還是心理反對、表面並不表露?如果是後者所表現出來的“孝”,那就是建立在“不睦”基礎上了,這就是“假孝”。“假孳”也是這個道理。只有建立在“六親和”基礎上的孝孳,才是真正的孝孳。

邦家:

夏商周時代諸侯與君主、諸侯與士大夫的關係不是臣屬關係,而是類似於俄羅斯聯邦的關係。君主統領的區域叫“天下”,分封給諸侯的區域叫“邦”,邦的首都城池叫“國”,諸侯分封給士大夫的區域叫“家”,士大夫屬下的每一戶叫“臣”。

昏:

本義是太陽失去光芒,寓意諸侯失去德行。

亂:

家臣犯上、叛逃士大夫,叫做“亂”。

正:

通“徵”。“徵,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徵也”,以上征討下叫“徵”;平等的不叫“徵”,叫“戰”。徵,一般與“召”連用,用於表述周天子與諸侯國、諸侯與士大夫、士大夫與家臣等等各階層的義務關係。

臣:

本義是指奴隸,後專指士大夫的家臣,用於表述諸侯士大夫與其私屬之間的關係。士大夫對於諸侯不能稱之為“家”。諸侯更不能對於君主稱之為家。

臣,有義務自帶乾糧和兵器跟隨大夫出門打仗,叫做“臣從”;大夫有義務自帶乾糧和兵器跟隨諸侯出門打仗,叫做“徵從”;諸侯有義務自帶乾糧和兵器跟隨君王出征。

如果君主無道,諸侯可以選擇不從徵、不朝,一般君主會自省,等君主改過了,諸侯又會來朝;如果諸侯無道——“昏”,士大夫可以選擇跳槽,社會不會指責跳槽計程車大夫,反而會指責諸侯的無道;但是即便是士大夫再怎麼不是人,臣不能跳槽,否則就是“亂”,天下共誅之,就連收留那些跳槽的“臣”計程車大夫,也會被整個社會聲討。

透過這一處,我們又可以清楚地看到老子用詞的嚴謹性。他用“徵臣”來對應“邦家”,給我們呈現了當時社會制度下的等級秩序。

邦家昏亂,安有正臣:

諸侯“昏”,士大夫誰還從“徵”;家臣犯上作亂,“臣”的秩序有從何談起?“昏”和“亂”出,就標誌著,“徵”和“臣”這兩種秩序的喪失。歷史也確實如此,春秋還算殘存的這些個“徵臣”的秩序,到戰國後期幾乎徹底就消亡了,幾乎沒有人再遵從了。正臣,這個詞的意思後來演變為“堅持某種信念不動搖”的正直臣子。正臣與忠臣是有區別的,正臣“認理不認人”;忠臣“認人不認理”。

與上一章聯絡起來解讀就是:“道”,是“恆”的,是完備的,只有那些個對“道”認識不全面、且“信不足”、且又不懂得“猷處”“貴言”的人才會具體提出並強調一些諸如“仁義”、“孝孳”、“正臣”等等片面、偏執一隅的概念。

要了解這一點,建議大家參考《韓非子》是如何辨老子反儒墨的。所謂辨老子,就是對於老子的思想給出與眾不同的新解讀,這就是法家的思想。那麼諸子百家誰對誰錯呢?或者說有對錯嗎?他們沒有對和錯!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得知道諸子百家是怎麼產生的?因為社會病了,他們要開出藥方。他們的主張就是針對他們那個時代的問題開出的藥方。那麼開藥方所依據的《藥典》是什麼呢?就是“道”。諸子百家無一不在談“道”。都覺得自己所談才是“真道”,批判其他為“非道”。我們都知道,從中醫的角度說,符合“辨證施治”思想的藥方,才叫良方。那麼,諸子百家的藥方符合“辨證施治”的宗旨嗎?可以說,都不完全是。

孔子的儒,無非就說了一個“禮”字,把等級社會制度融入到“禮”中呈現出來。周遊列國無非是推廣自己的思想,想要讓社會秩序——“禮”恢復到“文武之治”的那個時代。就是周文王、周武王那個時代的社會秩序。而這個禮,孔子是向誰學的呢?老子。孔子年輕的時候曾經向老子“問禮”,學習周禮。

那麼老子是什麼人呢?是周朝歷史檔案館館長。老子透過研究周朝檔案館裡的歷史檔案,在總結周朝及其以前的人類歷史發展基礎上,寫了一部天地社會、自然萬物總結性的哲學著作——《道德經》。我們可以認為老子是一個人,也可以認為老子是一批人,是歷任周朝歷史檔案館館長或研究人員,是一批前赴後繼總結天地自然哲學的人。《道德經》是一部完備的宇宙哲學辯證法。

而諸子百家呢,都只是試圖解決當時社會問題的“應時之作”,或者說,在某一方面比較完備的著作。比如,以《道德經》宇宙哲學辯證法為基礎而產生的一部完備軍事哲學辯證法——《孫子兵法》,以及一部完備的政治哲學辯證法——《韓非子》。玩兒軍事,你跳不出《孫子兵法》;玩兒政治,你跳不出《韓非子》;但玩兒全面的哲學,你跳不出《道德經》。

《道德經》所講的哲理是完備的,既說陰又說陽,既說無為又講有為,既推崇愚又提倡智等等,就好像中醫的辨證施治,強調的是應該對於一個“度”的把握。孔墨孟莊韓等等都試圖給當時社會給出一劑良方。理論基礎都跳不出《道德經》。在這裡我們不得不說兩個“先知”一般的“高人”。一個是韓非子,準確寓言了一個大一統新社會時代的到來。韓非子死後十二年,秦帝國一統天下,建立了一套古代從沒有的社會制度。

再一個就是那個“鳳歌笑孔丘”的狂人接輿。《論語·微子》記載說孔子周遊列國時,楚國有個狂人唱著歌從孔子的車旁邊走過去。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翻譯過來就是:鳳凰啊鳳凰啊,你咋就傻到這麼不透氣兒。過去的已經不可挽救,將來的還可以追逐。算了,算了,當今的那些從政者已經無可救藥了。

這些話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孔子自比鳳凰,但在接輿看來,卻是個不識時務的傻帽兒。接輿說孔子說錯了嗎?當然沒有!孔子要幹嘛?他要恢復“周禮”,讓社會倒退回到“文武之治”時代時那樣的秩序,怎麼可能?孔子“絕糧陳蔡”就說明了“純儒”已死。接輿所言“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就是要告訴孔子不要開歷史倒車,要以發展的眼光看世界。要治理當前的亂象,復古——恢復“先王之法”是不能解決問題的。《道德經》說“執今之道、以御今之有”,要根據當前實際情況想出新的辦法來相應解決。道是沒有古今之別的,只有世界的發展才有著古今之別。新社會必將取代舊社會、新制度必將取代舊制度,妄圖只靠某幾個當權者解決這麼大的問題,那是辦不到的,這就是接輿要告訴孔子的道理。一句“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是多麼的氣勢磅礴!

那麼,孔子及其弟子知道這個道理嗎?我們不知道孔子是怎麼看的,但是他的弟子子路卻有一番表白。

在荷蓧丈人諷刺孔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後,子路說了這麼一番話:“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啥意思?子路的意思是:咱們這些人東奔西走,不就是想做官嘛,求得一官半職。做官的目的只不過是為拯救天下儘儘義務罷了。但我也知道然並卵,“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儒家這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死馬當活馬醫”的精神,還是值得我們學習的。看到社會有病,總算是給出了一個藥方,管不管用那是另一回事兒。

諸子百家都在講“道”,但他們的“道”有是各有不同的。儒墨兩家的態度,我們可以看做是“以有為求有為”。墨家從“武士哲學”出發來講“兼愛”的道理,地長萬物而無私,我們可以稱之為“地道”;儒家從“文人哲學”角度出發講“仁愛”的道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別親疏遠近而成社會等級,這是“王道”;而莊子呢,是“以無為求無為”,從“隱士哲學”角度講人性的釋放,這是“人道”;韓非子呢,是“以無為求有為”,從“謀士哲學”出發來論政治,講的是“霸道”。我這裡所說的“霸道”不是春秋時期諸侯爭霸的那個霸道,而是戰國時代逐漸興起的“大一統”的爭霸兼併之道。

而老子呢,該無為無為、該有為有為,相機而行。無為、有為都是手段,“無不治”才是目的,是包容百家的一套辯證哲學思想體系,這是“天道”。不但講“地長萬物”,還講“天殺萬物”。老子《道德經》所言之道,是完備哲學辯證法。道是天地自然之理,道是“本元”的規律,就算宇宙毀滅消亡了,“道”依然存在!

下面咱們來看一段《史記·太史公自序》: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司馬遷也認為,道家乃是集百家之大成者。

班固《漢書·藝文志》也說《道德經》講的是“君人南面之術”(“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

那麼為什麼歷史會讓儒家自漢以降一家獨大呢?很簡單。除了後世儒家改造孔孟併兼容他家而成新儒家思想外,還有另一層因素。那就是,道家的思想學會了,那就是人王地主;儒家的思想學會了,那就是良臣順民。請問統治階級希望社會上流行什麼學術?儒家思想被統治階級利用國家機器推廣就可以理解了。所以,從漢代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家天下以後,《老子》的社會價值,也隨之悄然發生了變化。社會已經不可能允許那種人人都可以學的“南面之術”廣而告之了。社會需要的是奴性,需要的是為君主馴化奴才的學術。到底是統治階級組織人員篡改了《道德經》,還是一批儒生有意無意地篡改,我們現在已經不得而知了。但是,通行本《道德經》徹頭徹尾在宣揚什麼“無為”思想是人所共知的。這“無為”“不爭”與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無條件順從說教,又有什麼本質區別呢?沒有,都是封建統治階級需要的!

那麼,歷史上就出現了一個有趣現象,幾乎歷代統治者都“好道”,而被統治者都“好儒”。或者說,打天下的時候用的是“道術”,坐天下用的是“儒術”甚至是“佛法”的教化。

我們現代社會,已經不是家天下了,民主是大趨勢。所謂民主,從某個角度來說,就是一個人可以透過自己的努力,攀登到社會各階層的頂點,於政治可以成為總統、於經濟可以富可敵國、於技術可以成為首席專家等等,這是個百舸爭流的時代。在這個時代,我們不是為了臣服於誰,如果非要找一個物件的話,我們可以說自己在順應大道。

道,是自然的法則;術,是執行自然法則的方法;德,是術的手段高低,是執行道的能力大小。明白這些道理,天地自然人間萬事都在你的股掌之中。好心眼兒、壞心眼兒都得有,有壞心眼兒不一定要用。如果說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是一種惡的話,勝方謀士肯定比敗方的謀士惡的手段更高。你只有比壞人有更壞的“大壞”心眼兒,才能識破壞人的“小壞”心眼兒。“大壞”心眼兒可以不使,但不能被那些“小壞”心眼兒算計了。這就叫“防人之心不可無”。

老子在《道德經》裡講了大量的“物極必反”的辯證邏輯,比如“大巧若拙”“大直若屈”等等,我們可不可以把這個邏輯再進一步呢?比如大公若私、大私若公、大善若惡、大惡若善,當然是可以的。“以其無私也,故能成其私”嘛。所以,聖人既有大善、也有大惡。你善也善不過他,惡也惡不過他,這樣的人才能叫做聖人、智者。不管是大善、還是大惡,怎麼做到不留痕跡,這就是“術”。你可以選擇無為,但如果你選擇有為,憑藉這些“術”的智慧就會比他人更有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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