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國安殘局：2000億巨頭終成“老賴”，480億機構資金踩雷，債券、信託、私募全面淪陷
廠長的話
產品全面淪陷、鉅額債務壓身、評級接連跳水、資產輪番凍結。。。作為中信集團曾經的親兒子，北京國安的老東家，中信國安爭渡三十載，卻只爭來個“老賴”的名號。現在看來，聲勢浩大的混改果然成了一地雞毛，其狂飆猛進的業務模式也受到反噬，並傳輸到一眾投資機構（人）的身上。實際上，這並非中信國安一家的夕照，也是一箇舊時代的黃昏。而槓桿造作釀下的遺禍，勢必要一一清算，無可倖免。
千億資產的“老賴”
“比什麼別和中信比有錢！”
八年之前，北京國安的老總羅寧，曾有這樣一句半真半假的“狂言”。
八年之後，中信依然穩坐釣魚臺，可“國安”卻身處在風雨飄搖的黃昏陌路。
據天眼查的公開資訊顯示，這家坐擁2000億資產的老牌集團，因兩項未履行義務，已被安上了“失信被執行人”的帽子：
而繼4月“15中信國安MTN001”和“15中信國安MTN002”之後，該公司發行的中期票據“15中信國安MTN003”也於近期構成實質性違約。
對此，中信國安解釋為“流動資金緊張”，而公司正透過多種途徑努力籌措本期債券利息，並加強自身經營，儘快向投資人支付本期中期票據的利息。
實際上，中信國安早就成為了今年的“產品違約之王”。比如今年3月時，它就曾有一筆25億的保險債權投資計劃宣佈逾期，還牽連了擔保方的北京銀行來為其背鍋。
無妄之災從天而降，北京銀行只能自嘆一聲識人不明，全盤認栽，可諸如此類的倒黴蛋絕不止它一家。
實際上，截至到2018年年底，僅各類金融機構，捲入中信國安債務泥潭的家數就已超過40多家，型別上將銀行、信託、資管到私募一網打盡，其涉及到總金額高達481。95億：
如果算上其他公司的債務其明面上的總債務共有1568億之多——這麼說吧，光是已公開的債券及貸款的利息部分，就足足要有10個億之多！
而為了追討債務，由此引發的法律訴訟和股權凍結也在今年輪番上演。。。至於國安的還錢前景嘛，評級機構聯合資信已給出了C的答案。
話說回來，從情況良好的AA-迅速惡化至“無法還債”的C，中信國安的信譽崩塌只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它現在舊的拿不出，新的拿不到，只能使出“盤外招”——據媒體披露，中信國安曾於今年3月向監管層發出一份《懇請函》，“跪求”有關部門協調解決中信國安重組過程中的有關問題，即希望追債的各位英雄好漢能看在監管的面子上刀下留人，不要逼得太緊。
曾經不差錢的中信國安，怎會淪落到如此卑微作態的境地？
要知道，中信集團絕非尋常的民企土豪可比，有著萬億資產的“親爹”坐鎮，堂堂國安府不該淪落得如此狼狽。
廠長這裡要給大家提個醒，今日之國安，早已不是中信之天下。
這一切的源頭，恐怕還從五年前的那場“中國第一改”開始。
一地雞毛的混改
中信國安成立於1987年，其最初的身份還是一家招攬外賓的“國安公館”。
1989年它搖身一變，成為北京國安實業發展總公司，後又改名為中信國安總公司——為大家熟知的中超豪門北京國安，也正是它在1992年時和北京市體委一同建立的。
直到2014年前，中信國安還是根正苗紅的集團全資子公司；而在14年那場震動中國資本圈的“世紀大拍賣”之後，中信國安本質突變，由一家國企變成了國、民參雜的“公眾企業”。
具體而言，當時有五大民企入局，其分別是黑龍江鼎尚裝修工程有限公司，廣東中鼎集團、河南森源集團、北京乾融投資以及天津萬順置業。據統計，這五家民企的總注資額達到80億元，其股份佔比高達79。06%，中信集團的股份縮水至20。54%，從親爸爸降格到了非控股第一大股東。
而時過境遷，風水輪轉，在此後的五年時光裡，“城頭變換大王旗”，當年的民企們似乎只是熱衷投機的過客，如今的五大股東里只剩下了黑龍江鼎尚和天津萬順置業，而中信集團仍舊以20。94%的控股比佔有最多股份，但實際上卻並不擁有公司的控制權。
至於實控人到底是誰，表面上是沒有的，或者說是不知道的。現在媒體上有些捕風捉影的論斷，把當年落馬的王雪冰還牽扯在內。。。不過從現股東間千絲萬縷的關係來看，中信國安背後操盤也不是沒有可能。
廠長查了下這五大民企股東的背景：合盛源的大股東為中信國安基金；瑞煜的控制人為中信國安實控的中非信銀；剩餘的三家民企又分別將所持股份抵押給了中非信銀實控的上海巨合。從這點來看，表面上中信、國安“骨肉分離”，但追本溯源，似乎依然在藕斷絲連著。
當然了，不管實控人真相如何，有一個資訊還是始終明確的——透過混改，中信國安獲得了一定的資產擴容，並從此開啟了它來者不拒、矇眼狂奔的狂買模式。
到如今，其現有的主營業務包括了能源、通訊、房地產、文化、旅遊、體育等十二個大類，二十五個小類。除此之外它還大舉殺入證券市場和海外專案，18年時它的總資產從五年前的1100億狂飆到了2100億！
但隨著體量的增加，其揹負的債務也在不斷累高。根據國泰君安的研究資料，國安的資產負債率始終維持在80%一線，而它的有息負債佔比也在逐年增高。
與之相對的，中信國安的造血功能卻並不理想，因為這些投資大多還處在“培育期”，不但未來收益存在不確性，同時也無法快速變現到報表中去。
要補充說明這個問題，廠長這裡還有個“經典案例”。
早在2010年時，中信國安曾在北京宣武門的黃金地段拍下並開發了一個“優質專案”——高檔住宅“國安府”，當時的專案投入高達200億，預售款達300億。
然而到了2017年的時候，集團卻因地塊轉讓糾紛而被法院認定為“惡意違約”，不但回籠資金無望，還落了個“拆樓還地”的悲慘處境。。。可這樣一來，不但200億資金和七年的心血打了水漂，等待國安的，還有上百起付款業主的官司。
除了投資收益的不理想，集團本身的業務也難有起色。實際上，集團營收構成裡50%以上的收入貢獻都來自於有色金屬貿易，但該業務的毛利率常年在個位數徘徊。而從這幾年的年報來看，中信國安的淨利潤始終被壓制在10億元之下，而從18年到今年一季度，中信國安已是連續虧損：
總而言之，集團所奉行的負債擴張策略未能創收，公司卻反受其累。至於17年後的政策變動，不過是壓垮這個巨頭的最後一根稻草。
殘局何解？
大廈將傾，主幹尤能“搶救一下”，可細枝末節自是照拂不到，淪為自生自滅的棄子。
既然銀行、保險都追討無門，那作為投資結構底層的個人投資者，恐怕更是不能倖免。
廠長這裡就以部分私募產品為例。據相關媒體爆料，由於所投私募產品到期未付，今年上半年曾有百餘名個人投資者前往中信國安總部要錢。
據瞭解，中信國安曾透過歌倫資本，發行了十餘隻私募產品，其總規模有17億，涉及到的投資人多達1300多名。
根據中基協的資訊顯示，歌倫資本成立於2014年11月，備案於2015年4月，註冊資本為5882萬，機構型別屬於其他私募類。
從官網上了解到，歌倫資本主攻“基礎產業投資”、“多元地產開發”及“另類資產投資”，其中基礎產業的投資規模已超百億。它與中信國安集團建立了戰略合作關係，目前備案登記的20只產品裡，“安盈系列”是投向國安專案的主力。
具體來講，它還分為兩大類，一者是實際投向中信國安的短期流動性貸款，主要是三個月、六個月的應收賬款專案，收益率為7%-8%。其中已經到期的部分未能完成兌付。
除此之外，他家的東壩專案也“很有問題”。
根據投資者的爆料，歌倫資本透過“安盈系列”的7、8、9、10、21號等私募產品，來為國安募集資金，全部用於東壩土地相關區域專案的收益權收購。
但在今年5月，據北京市規劃資源委員會朝陽分局的《信訪事項答覆意見書》透露，“收益權轉讓合同由北京國安控股有限公司和歌倫資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簽訂，我局土地儲備朝陽分中心並非合同當事人，無法依據該合同將相關款項轉至私募投資基金託管賬號”。
也就是說，朝陽土儲中心可能連權益轉讓的通知都沒收到，國安控股已然違背合同義務，而作為管理人的歌倫資本也有“知情不報”，未盡其責的嫌疑（甚至問題更大）。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產品的基金銷售公司均為信誠基金，而信誠基金也是諾大中信系裡的一員。
說起“中信爸爸”，這理應是國安至暗時刻裡的救命稻草。
實際上，在稍早之前，中信集團就已啟動了對中信國安的資產重組工作，去年三季度還剛打過35億的委託貸款。。。然而從中信國安接連不斷的違約事件來看，中信的援助不過是杯水車薪，未能改變集團現狀的實質。
其實在廠長看來，這已經不是救不救得了的問題，而是值不值得救的問題。
要知道，中信國安的“死局”並不在於債務多少，而是其不合理的業務架構和低效的盈利能力，說白了，救助成本太高但回報太少，且與中信自己的金融佈局也不相匹配。
再說了，如今的國安早就是個過繼出去的棄子，對於“子嗣眾多”的中信集團來講，做做姿態已經是給足面子、仁至義盡的表現。
現在回頭再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實這些危機的伏筆早已埋下。近年來由於銀行放貸提高門檻，部分企業轉而藉助P2P、金交所、信託、私募的融資渠道來轉移風險。從這個角度來講，前些年尤其是16年時大量購買私募、信託固收產品的投資者是最為危險的一批人。
廠長這裡再提醒大家一點，對於投資方來說，融資方的大股東背書不可迷信，融資方的“還款來源”才最為重要——尤其要避免那些負債驅動型的公司。而當企業出現大規模產品兌付的時候最好不要介入，以免當了借新還舊的冤大頭。。。順便一提，這一波的“滯後性風險”還未發酵完，各類房企、債券、信貸的集中兌付期還要持續到明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