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變革論的內涵是什麼？

謝邀，正好看過一些。

一、基本概念

唐宋變革論，是一種對歷史時期的劃分，最早由

內藤湖南

提出，主要內容是“唐宋變革期”。

在唐宋時期發生的轉變，有些足夠大的變革以至於可以把唐和宋分成兩個不同的時代，

唐屬於中古，宋屬於近世

。唐宋變革是中國歷史從中古踏入近古的一系列重要轉變，唐宋變革期是這些轉變所發生和逐漸固定的時期，一般認為上起中唐，下迄宋初或北宋中葉，也有說兩宋之際。

唐宋變革論的提出，一開始有政治目的，但作為一種學說發展幾十年，早已不是那麼狹隘的、生搬硬套的“平民社會”、“近世衰落”了，不能僅僅因為日本人最初的政治目的就否認唐宋間的巨大變化以及唐宋變革論。

目前大陸史學界對中古史、近古史也是這樣區分的，如我們所見中日合作連辦十屆的“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聯誼會”、“三至九世紀研究”、“中古史學者孫YG”。

還要注意不要混淆

“轉變”

與

“變革”，

不要混淆

“唐宋時期”

與

“唐宋變革期”

，後者都是包含於前者的小概念。很多歷史愛好者常犯這類錯誤。

二、唐宋的變革

對於隋唐兩宋這七百多年的歷史，我們可以列出

一大堆轉變：

楊、李兩朝皇帝出自世家大族，五代兩宋皇帝來自平民；

隋唐是門閥政治，兩宋是科舉政治；隋唐到兩宋經濟重心往東南移；

隋唐名臣大多出將入相，兩宋則是重文輕武文官政治；

唐代土地屬於國有，宋代土地私有，自由處置；

中唐之前是延續了三百年的均田制，中唐之後兩稅制標誌著古代社會以人丁為本的賦稅制度轉向以土地、資產為本；

唐代依然重農抑商，兩宋農商並舉；

隋唐運河樞紐在洛陽，海陸兩條絲路貫通，兩宋運河樞紐移至東京，陸路斷絕，海路貿易空前繁榮；

唐代是實物交換時代的終結，宋代是貨幣經濟的開始；

唐朝是天下共主，亡於內亂，宋與遼是兄弟國，與金是君臣國，亡於外患；

唐代戶籍依據貧富貴賤，宋代開始城鄉二元戶籍；

唐代坊市制度，限制頗多，宋代城市非常開放，夜市發達；

唐代學術講究

“疏不破注”

原則，宋代則

以己意解經

，不得不說是很大的思想解放；

文學作品的變化更大，新體詩運動、古文運動、新樂府運動、詩文革新運動，這一系列重視思想的文學運動所改變的不只是文風……

一些看來是枝枝節節的改變，其實是某些變革的反映，例如由金碧輝煌的壁畫變為清淡簡樸的卷軸，就是貴族文化讓位與士人文化的具體表現。

這些都是變，其中哪些可以稱為變革，以區別於一般的轉變？“轉變”與“變革”比較，前者可以包含不分大小（範圍）、不分輕重（程度）和不分緩急（速度）的變。用“唐宋轉變”來指稱唐宋兩代的不同，絕對不會錯，只是說了等於沒說。歷史本身就是古今之變，從唐到宋到元到明到清，不用說都知道在轉變。變革則不然，它的重點在“革”，是革命性的重大轉變。

在京都學派祖師內藤湖南看來，唐宋之間有著各種連續，有著各種轉變，其中有些具有革命性的轉變足以把兩個朝代分開。他把中國古代史劃分為三個階段，盤庚遷殷至東漢中期屬於“上古”，東漢中期至西晉是過渡期，東晉至唐朝中葉屬於“中古”，中唐至五代是過渡期，宋元明清是“近世”。在這樣的歷史劃分中，唐和宋不是連起來的，兩個朝代在政治、經濟、學術文藝上有明顯差異。內藤的弟子

宮崎市定

正式提出了“唐宋變革論”，使其成為京都學派的主要學說之一。兩人的不同在於，內藤湖南重點提出了唐宋分野，宮崎市定闡述了宋的“近世”特徵。

來自“中研院”史語所

他們作這些對比所依據的六條主線：

1。政治體制；

2。統治階級的構成，權力的取得與分配；

3。社會組成和階級的構成、流動；

4。經濟的自由化商業化，新的生產關係、交換方式；

5。文化特性、價值觀；

6。國際關係。

有許多史學家持類似觀點。清末的

夏曾佑

在《中國古代史》中認為“自草昧以至週末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為近古之世”；

錢穆

在《中國文化史導論》中也把唐宋分開；

漆俠

從土地私有化後國家與新興地主及佃戶的關係、租庸調製改兩稅法、租佃製取代農奴制等方面具體討論了唐宋的變革；

宮川尚志

和一些

西方漢學家

則用“革命性轉變的時代”來形容宋朝，這些革命性的轉變不光發生於改朝換代之際，也可以發生於同一朝代之中。

鼎盛的唐帝國，680年

鼎盛的北宋，1117年

三、學術分歧

1、具有革命性的轉變?

大陸有一部分史學家對此是否定的。

胡如雷

同意以北宋建立作為歷史分期，但他認為唐宋在社會性質上沒有發生根本變化，而是

量變過程中的區域性質變

使得兩個朝代顯示出某些階段性特點；有些

東西方學者

從新興士人家族的經濟基礎、各階層權利與角色的重新界定、海權國家的形成、經濟發展比如重心南移等方面，認為這些轉變是renovation而不是innovation，從而否定變革論。

2、中古踏入近世?

在所有同意唐宋之際發生“變革”的人中，分歧在於，這變革是否讓中國從中古踏入近世。這也是日本

京都學派

和

東京學派

的一大分歧，東京學派認為唐宋變革讓中國從上古進入中古，引發了日本史學界大論爭。這場論爭一直貫穿於二十世紀的唐宋史研究，有力地推動了唐宋史研究的開展。

3、變革期的起止點?

鉅變的起點，就是它們發生的時間，鉅變的終點，卻不一定是它們結束的時間，而是穩定下來並開啟新時代的時間。例如王安石廢除科舉制，毫無爭議是巨大變革，但是隻開花不結果，科舉很快恢復，並沒有過渡到新時期。

張澤鹹

認為“唐宋變革論者認為唐宋之際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內部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觀點，在我看來，唐宋之際變革說還不如唐中葉變革說有力”，他這話實際上是支援變革始於中唐但沒有說明終點；

張躍

從儒學角度認為始於晚唐終於北宋中葉，傳統儒學在唐代後期衝破了舊經學的籓籬，開啟了新的思想天地，但這天地並不是一片光明，而是不斷受到佛道兩家的侵蝕，直到北宋中葉的儒學復興運動，才得以生根茁壯，建立了道學體系，至此，始於唐代後期的儒學思想的轉變也就大功告成了。這個新產生的道學與業已建成的統治體制相配合，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提供了成熟穩定的模式。沒有大功告成或產生了一個新的模式，轉變或變革就不能謂之完成。

一般認為，唐宋變革期起自中唐，標誌事件是安史之亂（755至763）和兩稅法實施（780）所引起的連串變化，這個爭議不多；下迄則主要有三種說法：

a） 北宋初年，這是最早的說法，即近世從宋初就開始；

b） 北宋中葉，歐陽修古文運動的勝利，他和蘇洵創立的新家譜法反映新家族形態的流行，范仲淹等人歷次興學、改革和擴張教育，王安石變法強化君主獨裁和中央集權，並改革經濟，及神宗以敕代律等，才真正與中古斷裂。如是，則近世從北宋中葉才開始；

c） 兩宋之際，例如

林文勳

在〈唐宋歷史觀與唐宋史研究的開拓〉指出：“在唐宋何時轉型的問題上，多數人認為從宋代開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

劉子健

認為變化發生在北宋和南宋之交。” 也就是說，近世從南宋初年開始，元明清所繼承的，其實是南宋而非唐或北宋的特徵。

來自“中研院”史語所

四、總結

目前史學界認為在不同的領域，如政治、法律、經濟、社會和思想等等，有著發生在不同時間的“變革期”，有些發生在唐宋之交，有些在兩宋之交，有些在宋元之交，有些在元明之交，而每個變革期的意義也未必相同，有些從中古過渡到近世，有些是從中古過渡到現代甚至後現代等。就拿法律領域來說，主要的變革是發生在宋初，並且很快就確定下來，而這個變革不是獨立發生，它有著若干社會和經濟變革作為後盾。過去太重視朝代，執著於以“唐宋”或“明清”來指稱變革期，假如以領域為主體，那就是法律變革發生在宋初而定型於北宋中葉，政治變革發生在中唐而定型於宋初，和儒學變革發生在晚唐而定型於北宋中葉了。學人為了把它們塞進唐宋兩朝，便把唐宋變革期一再延長，從原來的中唐到宋初，一延至中唐到北宋中葉，再延至中唐到南宋初，甚至出現了“唐宋變革–宋元明過渡–明清變革”這種一直在“變革-變-變革”的說法，將來說不定有可能要再往後延至南宋末，向前提早至隋初。

柳立言

認為應先找出各個領域的變革期，然後疊在一起，看看它們重覆的時間點座落在哪裡，再加以分析。

內藤尤其是宮崎提出“近世”之說，很早就被視為帶有政治目的。例如他們認為中國的近世始自宋代，不是始自西方的到來，中國含有土生土長的近代化種子，但因各種緣故，先在日本開枝散葉。當袁世凱密謀恢復帝制時，內藤在《zhi那論》提出近世庶民的興起，認為不必恢復貴族政治，中國終能成就共和政體等，不禁令人懷疑庶民的興起，究竟是宋代的史實還是別有目的的政治主張。當然，在

馬克思主義者

眼中，宋代的資本主義傾向和租佃制的剝削關係就不是目的了。由此可知，向近世發展是不是一個目的，會因人而異。

“近世一詞可以棄而不用，但中國歷史經過唐宋變革期之後，出現哪些特徵？或進入哪種政治、經濟及社會等型態或模式呢？利用後見之明未嘗不可以深化我們對歷史問題的研究。中國歷史不必步上西方的後塵，不必走過西方的近世，不必照搬西方的民主，不必追隨西方的資本主義模式，我們的確需要以中國土生土長的變化形態來說明中國史的發展過程，不必牽強附會（例如有名的資本主義萌芽情結）。”

總之，唐宋變革是一個由某些特定史實和史觀所構成的概念，雖無專利，但總令人想到內藤湖南、宮崎市定和京都學派。談唐宋變革而不理會其中的史觀（

中古文化型態→近世文化型態

），已是奪其魂魄，再不針對其中的史實（根本或革命性的鉅變），簡直是屍骨全無，徒具空名。我們固然可以不談“變革”，只談“轉變”，但歷史不斷在變，唐五代宋有六百六十二年，不用說都知道有各種轉變，所以只說“唐宋轉變”，其實跟說“唐宋兩代”並無多大分別。問題不在有沒有變，而在變的重要性和對後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