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詳細說說烏臺詩案嘛？

kayak2019-07-18 00:36:55

起因是蘇子瞻之前莫名其妙的嘴欠把李定得罪死了

當時李定為新黨中人，因為自己的乳母死了（其實是親媽不過自己老爹沒承認，自己也不敢違背父命說出來）然後以侍養老父為名義，辭官回鄉，為生母持喪

然後舊黨發現了，跟打了雞血一樣用隱匿父母之喪的理由瘋狂攻擊李定……認為這是打擊新黨的突破口

如下↓

御史陳薦疏：“定頃為涇縣主簿，聞庶母仇氏死，匿不為服。”詔下江東、淮、浙轉運使問狀，奏雲：“定嘗以父年老，求歸侍養，不雲持所生母服。”定自辯言，實不知為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養解官。曾公亮謂定當追行服，安石力主之，改為崇政殿說書。御史林旦、薛昌朝言，不宜以不孝之人居勸講之地，並論安石，章六七上，安石又白罷兩人，定亦不自安，蘄解職，以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八年，加集賢殿修撰、知明州。

此時一位毫不相干沒有利益牽扯，職位上不搭界，私下裡沒有往來，公事私事都沒有瓜葛的靚仔路過……決定邀請一幫文人寫詩嘲諷一下李定，讓李定所處的風波一下達到了最高潮

這位靚仔就是蘇子瞻，專門給一位孝子寫詩來嘲諷李定

如下↓

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

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長大心念苦。

羨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

不羨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升青天。

愛君五十著彩服，兒啼卻得償當年。

烹龍為灸玉為酒，鶴髮初生千萬壽。

金花詔書錦作囊，白藤肩輿簾蹙繡。

感君離合我酸辛，此事今無古或聞。

長陵朅來見大姐，仲孺豈意逢將軍。

開皇苦桃空記面，建中天子終不見。

西河郡守誰復譏，潁谷封人羞自薦。

這……這不是故意得罪人嘛？嘴欠啊！

後來李定出任御史中丞，作為皇帝的御用槓精都會找靶子練練手，很自然就瞄準了把自己得罪死了名聲又大的蘇子瞻

蘇軾有著文人的一切毛病，愛抱怨，喜歡依靠自己的文采說些酸話，想要從中找到一點對天子的抱怨，以及對國事的攻擊，不費吹灰之力

而天子正是志得意滿的時候，居然發現還有官員對新法一句好話都沒有，還嘲諷自己嘲諷國事……嘿嘿，還有蘇軾文高八斗詩詞對低層官員和民眾影響很大，天子自然不能容忍

烏臺詩案就開始了

ps：蘇軾真的是天真爛漫啊……還有蘇子瞻和蘇東坡不是一個人吶

西湖好2019-10-02 23:48:08

整個詢問記錄都有記載，司法官員頂住御史臺壓力判蘇軾無罪。後神宗貶斥黃州以示懲罰。

以下分幾次詳細展示過程：

烏臺詩案之一

三月的徐州，空氣中已經蘊含了一絲暖意。蘇軾在自己的官府中，望著窗外的飛花，有點得意的回想起來自己治水的經歷了。古人云上善若水，沒想到水氾濫起來有這麼可怕。好在自己毫不退縮，親自住在城牆下，算是把這股飛來之水給降服了。雖然不如大禹治水那麼蕩氣迴腸，可是蘇軾有的是文采，“水穿城下作雷鳴，泥滿城頭飛雨滑。黃花白酒無人問，日暮歸來洗靴襪”，很好的表現了自己治水的辛苦與付出，估計又要流傳千古了。

夜深人靜之時，蘇軾也曾想過，朝廷該給自己提一提了吧。自己的名氣自不待說，但就治理密州蝗災和徐州水災的兩件事功，已經足以說明蘇軾是一個能力很強的地方官了。雖然對於變法始終沒有轉過彎來，但是地方從政的這些經驗，也足以讓自己在朝廷論事的時候能夠提供一些真知灼見。再不濟，也至少把自己換換位置，換到離開封更近的州縣吧。

蘇軾一直頂著少年天才的名頭，但是算起來今年已經42歲了，在古代這算是一個比較尷尬的年齡了。周瑜30出頭就完成了赤壁之戰的壯舉，自己蹉跎歲月，在州縣之間反覆輾轉，這樣的日子何日是盡頭呢？

盼望著盼望著，朝廷的文書還真就來了，蘇軾掩飾不住自己的激動，顫巍巍的打開了卷軸，看到的卻是“罷徐州，知湖州軍州事”，不僅心頭一涼，這不是離開朝廷越來越遠了嗎？在徐州雖然事務繁忙，可是好歹是兵家必爭之地，重要程度還是很靠前的。前往湖州，雖然說江南風景秀麗，可終不是樞紐之地，難道抱負滿滿的他，就要開始虛度歲月了嗎？

罷了，朝廷即不待見，蘇軾也有點王安石的傲氣，不會往上湊。乾脆去湖州換幾首好詩吧。想到這，蘇軾寫《湖州謝上表》的語氣就有點決裂：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養小民。雖然已經是四十不惑之年，寫的還是有點賭氣。寫完感覺良好，似乎出了心中一口惡氣。蘇軾沒有多想，就開始準備去湖州了。

一路上蘇軾興致不錯，去泗州僧伽塔轉了轉，寫下“今我身世兩悠悠，去無所逐來無戀。得行固願留不惡，每到有求神亦倦”的詩句，表達自己了無掛礙的態度。話雖如此，晚上在船上驚醒的時候，又寫下“此生忽忽憂患裡，清境過眼能須臾！”，似乎對自己的人生有所預見，前半生頗多憂患，如今在微風蕭蕭的船上享受這一時寧靜，是否能夠長久呢？這種無事一身輕的狀態，又是否是自己想要的呢？不僅，他就將發現，就是這種清淨，也將成為一種奢望。

蘇軾的名氣太大，所以就是謝上表這樣的官樣文章，也有人拿來細細研究。不久就有人發現問題了，何正臣，一個小官，為了搏一把，開始對蘇軾開刀了，指責蘇軾表中那些話是在“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其實，他說的倒有幾分道理，把之前蘇軾的《徐州謝上表》拿出來一對比，就能發現其中的細微差異了。這張表裡，蘇軾的表述是“知臣者謂臣愛君，不知臣者謂臣多事”，對於皇上還是充滿了期待的，而後來說自己難以追陪新進，雖然主要是對於一些變法急臣的一種嘲諷，暗地裡也有諷刺皇上不會用人的意思。好在神宗一心處理變法的事宜，顧不上處理這個小官的嘰嘰歪歪了。

但是一波還未平息，一波又來興起。李定登場了，他聯合其他幾個人一起收羅了蘇軾的罪狀，匯成一本《錢塘集》，開始了對蘇軾的系統性攻擊。

這下子事情變得嚴重了，宋神宗看完這本集子，氣不打一處來。先是安排審理，後來又忍不住下一道聖旨將蘇軾捉拿歸案。接到聖旨，御史臺如獲至寶，連忙派出自己最得力的干將皇甫遵追捕蘇軾。

皇甫遵將這件事作為頭等要事來看待，他知道事關重大，甚至在追捕過程中兒子突發疾病也顧不上了，簡單求醫問藥之後便繼續前往湖州，終於在蘇軾猝不及防的時候趕到了湖州。蘇軾沒想到災星來的這麼快，穿著朝服就出來了。皇甫遵作為司法官員，見到官職比自己大上許多的蘇軾也毫不怯場，直勾勾的盯著蘇軾。把蘇軾盯得有點發毛，不知道該說什麼，只好等待皇甫遵先說話。

誰知道皇甫遵也愣愣的站在那兒，一言不發，只是微微碰觸手中那份文書。

蘇軾心中一驚，如果是正常的程式，皇甫遵應該很快宣讀文書啊，哪怕是要當庭打上二十板子，也應該吩咐動手了。難道這份不起眼的文書當中，竟然隱藏著殺機？看著氣勢洶洶的皇甫遵，難道也動了一絲惻隱之心，不忍宣示？

想到這裡，蘇軾的身體有點顫抖，又糾結了一會，也看皇甫遵還是沒有動靜，只好請求到：“看來我今天難逃一死了，死倒不怕，請允許我和家人道個別再上路吧”。

聽到這話，皇甫遵微微有點得意，名滿天下的才子，遇事也不過如此嘛，一點沒有慷慨激昂的樣子，難怪王安石看不上。於是他冷冷的說：“死倒不至於，跟我們走一趟吧”。說完，便給蘇軾帶上手銬，將其帶走。

三月的江南，正是草長鶯飛之時，風景明媚，可是滿腹心事的蘇軾再也顧不上欣賞沿途風景，滿腦子都是琢磨自己這次是不是在劫難逃了。看著皇甫遵的架勢，蘇軾感到很屈辱，何以折騰半生，竟然受辱於這樣一個人？看著滔滔奔流的揚子江，蘇軾下定了決心，對這個事情做個了結。於是他看著兩個隸卒，只見兩個人也是長途往返，臉上疲態顯現的很明顯。兩個人的眼睛也半眯縫著，看樣子是睡著了。

蘇軾把心一橫，自己小時候對楚辭用力很深，想不到今天要做屈原了。罷了，把身子往船舷上翻滾過去，眼看就要掉下去了。這時，其中一個隸卒抓住他的腳死死不放。原來這些隸卒平時押送多了，什麼人都見過，確實也有自尋短見之人。如果真的讓犯人死了，自己也脫不了干係，屁股上少不了也要吃板子。所以雖然旅途勞頓，仍不敢放鬆警惕。

蘇軾掙扎了一會，畢竟自己當官太久，力氣比不上這些幹粗活的。只好作罷。於是就這樣子乖乖被帶到了開封御史臺的監獄。

御史臺的監獄顯得陰森而恐怖，類似於一個深井，只是在靠上的位置開了一個小窗，淡淡的光線照射進來，讓人不至於十分的絕望，但也看不到希望。御史臺的官員下了嚴令，任何人不得探問蘇軾。名為防止串供，實則是給蘇軾製造心理壓力，讓其心理防線崩潰。人生道路十分順遂的蘇軾果然經受不住壓力，乾脆不吃飯，只求速死。個別獄卒懂點文化，也看過蘇軾的詩文，忍不住勸蘇軾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懇求了幾次蘇軾才開始恢復飲食。

微笑的魚2019-11-13 16:23:33

“烏臺詩案”是宋代第一起震動朝野、影響深遠的“文字獄”，也是北宋後期黨爭的一次惡性發作。“烏臺詩案”儘管有“政治案”的成分，但至少在形式上，還是按照一個“普通法律案”來處理的。我們從“烏臺詩案”的進展，看到了宋朝政治與司法制度的一抹文明底色。正是這文明底色，使得“烏臺詩案”不同於明清時期的“文字獄”。

北宋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的一天，剛從徐州調任湖州沒多久的蘇軾，和往常一樣，處理完當日公務下班回家。

仕途的鬱郁不得志，似乎並不會對蘇大文豪造成太大困擾。

在地方任職期間，蘇軾一向很會玩，活得足夠灑脫。只要心裡想得開、看得開，昨天、今天和明天，都是愉快的一天。

然而，三月的這天，註定不同尋常。

蘇軾官服還沒解下，忽聽府外一陣急促的敲門聲。

來人進門後，只見神色緊張，面容甚為疲憊，似乎連夜趕了很長的路。

“蘇大人，禍事！”

來人根本沒時間解釋太多，隨即拿出蘇軾胞弟、遠在南京的蘇轍寫的親筆信。

蘇軾趕忙接過信件，拆開一看，頓時有些恍惚。

只見信上赫然寫道：兄被小人汙衊，朝廷已派欽差趕赴湖州捉拿兄長，兄暫放寬心，且看事態發展。

1。

蘇軾不清楚，其實在接到蘇轍的告急信之前，朝廷上早已為此事鬧得不可開交。

事情的導火線，實在很不起眼，一篇《湖州謝上表》，作者蘇軾。

蘇軾自徐州調任湖州前夕，例行公事寫了篇《湖州謝上表》，這只是規定動作，朝廷讓你調任，證明組織信任你，你自然得上表謝恩。

蘇軾很謙虛，整篇文章除了闡述自己毫無政績，忝列門牆外，就是大段大段感念皇恩浩蕩，如沐春風。如果僅是這樣，那肯定過關。不知蘇軾是無心還是有意，他在文章的最後不經意吐槽了一句：

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意思就是，陛下知道我愚昧不堪，不合時宜，難以和變法派共事，又考察我年老不愛生事，在地方管理普通百姓勉強及格。

這句話本身沒毛病，只不過看的人覺得有毛病，摳了摳字眼，就琢磨出味道來了。

你說你不愛生事，那就是我們這些變法派愛生事嘍！我們力主改革叫愛生事，那聖上全力支援變法，不就是說聖上無事生非唄！這是做臣子的該說的話嗎！

監察御史裡行何正臣最先跳出來，以上的解釋權也歸其所有。

何正臣造好討伐蘇軾的聲勢，緊接著，古代全能科學家、《夢溪筆談》的作者沈括跑來發聲：蘇軾許多詩詞都是洩憤之作，意在譏諷朝政。

原來，早在熙寧六年（1073年），沈括受命巡察兩浙農田水利，當時蘇軾任杭州通判。沈括來到杭州，與蘇軾暢敘舊情，順便搞了蘇軾近期很多新作，帶回了開封。

回京後，沈括認真研究蘇軾的作品，並用附箋的形式，把自己認為有誹謗朝廷嫌疑的詩句做了詳細的註解。

《湖州謝上表》被爆出猛料後，沈括分分鐘掏出小本本，把這些做過註解的詩詞送給監察御史裡行舒亶。

舒亶是個堅定的倒蘇派，他花了將近四個月的時間，潛心鑽研，最終篩選出誹謗朝廷嫌疑最大的幾首，公之於眾。

比如，《山村五絕》中“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明顯是在諷刺青苗法；“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是在譏諷新法改革科舉制度；“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是公開和朝廷大力推廣的農田水利法唱反調。

其中，最有分量的一句“恨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好傢伙，你是有多恨當今聖上，非要到九泉之下去尋找真龍，當今聖上可沒死呢！

汙點詩詞爆出來後，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聯名上奏，在神宗面前歷數蘇軾四大罪狀：身無學術卻濫竽充數，急於提拔而依附權貴，聖上待其寬容卻拒不領情，以詩誹謗朝廷大政實屬叛逆。

是叛逆！殺了也不為過！

2

湖州知州府中，一向淡定的蘇軾變得有些慌亂，收到蘇轍的信件後，他立即告病請假，由湖州通判祖無頗暫且署理州事。

沒過幾日，朝廷欽差皇甫遵抵達湖州知州府衙。大難臨頭，蘇軾手足無措，主要是搞不清到底犯了什麼罪、罪有多嚴重，心裡沒底就很慌，竟然慌到不敢面見欽差。

通判祖無頗勸道：事已至此，無可奈何，需出見之。

蘇軾一聽，就準備出去。

祖無頗連忙提示：大人，官服官服！

蘇軾擺了擺手：有罪在身，不可穿朝服。

祖無頗又說：未知罪名，仍當以朝服相見。

於是，蘇軾穿上官服官靴，出門面見欽差。

蘇軾見皇甫遵不說話，氣氛有些尷尬，只得認罪說：蘇軾近來疏於口舌筆墨，著惱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賜死。死固不敢辭，乞歸與家人訣別。

皇甫遵一聽蘇軾這話，趕忙回道：老兄，淡定淡定，不至於此，你想得太嚴重了。

皇甫遵隨即讓隨從宣讀聖旨，原來聖旨只不過是蘇軾“詩文訕謗朝廷，傳喚進京”而已。

劃重點，蘇軾必須立即啟程，不得有誤。

為何這麼急！看來罪過還是很重。

途經揚州江面和太湖時，蘇軾兩次頭腦發熱，想跳水自殺，可反過來一想，自己這一頭霧水地死了，萬一牽涉到弟弟蘇轍還有眾多好友，實在有些不義氣。

在接到蘇轍的書信後，蘇軾已經提前燒了許多與友人的書信和手稿，想必朝廷再派人搜查詩作、書信和公文時，估計翻不出什麼花樣了。

蘇軾不禁長出了一口氣，幸虧早點銷燬了證據，若是再找到更多所謂誹謗朝廷的“證據”，那可真就罪孽深遠了。

其實，蘇軾的罪過已讓宋神宗格外生氣。到京後，蘇軾隨即被關押到御史臺。由於御史臺園中種了許多柏樹，時常引來成百上千的烏鴉在這裡棲息。時間一長，御史臺就被稱為“烏臺”，蘇軾犯事也就被稱為“烏臺詩案”。

3

關押期間，蘇軾無奈認罪，供出某些詩作中，確有誹謗新政的意味。

為什麼叫“無奈”？這是一個心機深不深的問題。

蘇大文豪填詞在行，耍心眼可差得遠，御史臺這幫屬狐狸的東問西問，從天氣好不好問到吃了嗎，從吃了嗎問到地方百姓生存狀況，從生存狀況問到對青苗法的評價，很快就把蘇軾套進去了。

誹謗新政，就是公開和朝廷叫板，這樣的罪過並不輕。

這一點，蘇軾心裡很清楚，在御史臺的關押地，他有些看不到希望，更不奢望有人搭救。

當然，沒人搭救是不可能的。只不過真正在“烏臺詩案”中對挽救蘇軾起到關鍵作用的，竟然是蘇軾的兩大政敵，變法派前後兩大領袖——王安石、章惇。

“烏臺詩案”初起時，王安石已罷相，閒居金陵。當他聽聞此事後，頗感驚異，雖然蘇軾屬於保守派，可王安石並未因政見不同袖手旁觀。

很快，王安石就給神宗寫了一封信，信中最為關鍵處，是這樣一句話：安有盛世而殺才士乎？

這是一句能頂一萬句的話。

他沒有從搭救蘇軾的角度說事，而是站在神宗的角度去評價問題。

這是盛世，您是聖君，您可不能做殺才士這種事情啊！對您的名聲不好。

這句話，基本點醒了神宗，才士是不能殺的，而且曹太后臨終前還曾特意囑咐神宗：“仁宗皇帝在世時，常以科舉納入蘇軾、蘇轍兩兄弟頗感欣慰，以為‘吾為子孫得兩宰相’，聽說蘇軾因幾首詩作吃了官司，估計是被仇家惡意中傷所致，你可不能因為幾句詩文就對他過於苛刻。”

至此，蘇軾基本性命無憂，何時能放出來？就要看與蘇軾一生相愛相殺的好友、政敵、對手章惇的出手援救了。

4

蘇軾和章惇早年關係很鐵，兩人本有同年之誼，入仕後又同在陝西為官，經常結伴遊山玩水，既是驢友，又是知己。

此後，熙寧變法逐步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章惇堅定地跟在變法領袖王安石鞍前馬後，蘇軾則始終堅持變法不利於國家。

曾經的摯友選擇站在不同的立場，友誼的小船自然說翻就翻。

不過，蘇軾吃了官司，章惇同樣不會袖手旁觀。

參知政事王珪嫉妒蘇軾的才華，想趁機要了蘇軾的命。他時不時就上綱上線，對神宗吐槽：“陛下飛龍在天，蘇軾豈能不知，他尋找地下之蟄龍，肯定有不臣之心。”

章惇這時就很不爽，他站出來駁斥王珪：“龍又不是皇帝的專屬，人臣也能稱龍。人家諸葛亮還叫臥龍呢，也沒見劉備急眼呀！”

神宗表示贊同：“詩人的詞作而已，不要這麼深究。”

王珪誣陷蘇軾的嘗試基本告吹，退朝後，章惇跟在王珪身後繼續理論：“你是不是想把蘇軾全家都整死啊！內心為何如此歹毒！”

章惇素來以暴脾氣著稱，又是個不要命的主，惹惱了他指不定會被暴打一頓，王珪心虛，趕緊打馬虎眼：“章兄誤會了誤會了，這些都是舒亶此前說的，我只是按照他的意思複述一遍而已哈。”

章惇見王珪推卸責任，氣不打一處來，直接怒道：“舒亶的口水你也吃，要是舒亶拉了泡屎，讓你吃你吃嗎！我都替你丟人！”

此時，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也替蘇軾說話，他給神宗上奏：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語罪人，把敢說話的文人抓起來，就不怕後世罵你不能容才嗎？

最終，神宗下令對蘇軾從輕發落，免去死罪，貶謫為黃州團練副使，不準擅離黃州，並無權簽署公文。

元豐二年（1079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聖諭下發，蘇軾離京，轟動一時的“烏臺詩案”就此了結。

在“烏臺詩案”中，真正救了蘇軾的並非特指個人，而是天地的正氣和文人的胸懷。否則，蘇軾必死無疑。

誰也想不到，在案中真正發揮關鍵作用的，是兩個與蘇軾政見不和、理想不同的變法派。

這是北宋文人應有的風骨，我可以在得勢時打壓你，失勢時吐槽你，卻絕不會無中生有、置你於死地。

這股浩然正氣和文人坦蕩的胸懷，才更值得後世借鑑與銘記。

參考資料：

《蘇東坡傳》林語堂

《宋史·章惇傳》

《續資治通鑑長編》李燾

鹽選科普2019-12-29 12:15:22

「烏臺詩案」對於蘇軾的仕途人生而言是一個低潮。他針對王安石新法中出現的問題所寫的一些譏諷性的詩文引起了他人嫉恨，因此獲罪入獄，次年，蘇軾被流放至黃州。

蘇東坡，我們用他自己的話說，他過去生活的態度，一向是疾惡如仇，遇有邪惡，則「如蠅在食，吐之乃已」。不過到目前為止，還幸而安然無事。可是在他吐到第一百次時，他就被人抓住了，在神宗元豐二年（一〇七九）三月，他調任江蘇太湖濱的湖州。在他到任後的謝恩奏章上，他說了幾句朝廷當權派覺得有點兒過分的話。只要他單歌詠人民的疾苦貧窮、捐稅、徵兵，那派小人還能裝聾作啞，置之不顧。現在他直接指明那些小人，其中有在王安石勢力下躥升起來的李定和舒亶。朝政是在無以名之的第三流人才的掌握中，這類人是唯利是圖隨風轉舵，既無所謂東，也無所謂西。蘇東坡過去曾不斷給皇帝上表，每次皇帝看了他的表章，就向侍臣讚美蘇東坡。現在我們想起來，這些小人以前曾經阻擋蘇東坡進京城。萬一蘇東坡蒙召當權，可就真有危險，因為新政的領導人物那時不是已經失勢，便是已然退隱。

蘇東坡到任呈謝恩表只是例行公事，譬如略敘為臣者過去無政績可言，再敘皇恩浩蕩，以此美缺相賜。但是蘇東坡說：「伏念臣性資頑鄙……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新進」一詞，在王安石口中是指突然升遷的無能後輩。在過去為新政的朋黨之爭裡，這一名詞是固定代表那種含義的。李定和舒亶心想蘇東坡為什麼會自信能逃得出他們的手心呢？並且他說在他那個年紀，擔任地方官是因為他不可能再惹是生非。他是不是暗示那些在朝為官的必然會惹是生非呢？古之文人學者，因為沒有民權的保障，在措辭造句上，便發明出一種極其微妙難以捉摸的表現法，而閱讀的學者也養成一種習慣，樂於於字裡行間之中尋求含義。在中國古代，朝廷的公報是固定按期出版的，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報紙。蘇東坡所寫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這次謝恩表，使那些「新進」成了讀者心目中的笑柄。

在神宗元豐二年六月，一個御史把蘇東坡謝恩表中的四句挑出來，說他蔑視朝廷而開始彈劾他。數日之後，舒亶，當時尚在御史臺，找了幾首蘇東坡的詩，內容關於農人青苗貸款，農人三個月無鹽吃，還有燕子與蝙蝠爭論的寓言。他說寫的那種詩，顯示蘇東坡不但考慮欠周，也是不忠於君。舒亶隨同彈劾表章，附呈上蘇東坡印出的詩集。李定，現今升為御史中丞，也隨後跟上一表，陳述有四個理由，蘇東坡必須因其無禮於朝廷而斬首。一共有四份彈劾蘇東坡的表章。這件案子交與了御史臺。李定，當年因隱瞞母喪，司馬光罵他禽獸不如，現在擔任檢察官。他挑選了一個極其能幹的官吏到湖州去，免去蘇東坡的官職，再押解入京受審。御史請求，一路之上蘇東坡必須關入監獄過夜，皇帝不許。神宗皇帝從無意殺害蘇東坡，不過這個案子既然依法控告，他也願予以充分調查一番。

蘇東坡的一個好友王詵，是他印了蘇東坡的詩集，聽到這個訊息，趕緊派人去給南部的蘇子由送信，子由立刻派人去告訴蘇東坡。這可以說是使者之間的大競賽。朝廷使者偕同他的兒子和兩個御史臺的兵丁火速出發，但是他兒子在靖江忽然生病，於是耽誤了半天的行程，結果蘇子由派的使者先到。

這個訊息到達時，蘇東坡是何等心情，我們必須要知道。他到達湖州不久，也很喜歡這個新職位。他常和長子去山林間漫遊，同遊的還有子由的女婿、女婿的弟弟。在蘇東坡記遊飛英寺的詩裡，他說自己「莫作使君看，外似中已非」。。他最好的朋友畫竹名家文與可已在二月去世，他一直哭了三天。在朝廷的差官正趲程前去逮捕他時，他正再度瀏覽他蒐集的名畫，那是七月七日，正拿出來到院子去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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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一絲不滿2021-02-02 00:11:49

其他回答大多是在說這個案子本身，但放在一個更大的背景上，它並不是一個偶發性的孤例。其本質並非單純是偶然的，幾個小人對蘇軾的嫉恨陷害，必須要回到黨爭的整個事件中去觀察才能明瞭。

首先，蘇軾在參加考試的時候，王安石就對他有所不滿。

蘇軾參加的是制科考試，在前去考試前需要提交一篇論文集以供參閱檢驗。其中有一篇是《賈誼論》，大意是講，賈誼為人處世太過剛硬，如果懂得變通，先與其他大臣搞好關係，再實施政治理想，是更好的途徑。

但王安石的想法和這剛好相反：

上日：“軾有文學。。。。。”安石日：“邪儉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狀。

作《賈誼論》，言優遊浸漬，深交絳、灌，以取天下之權

”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六，神宗熙寧二年十一月己巳條

又有詩：

賈生

一時謀議略施行，誰道君王薄賈生？

爵位自高言盡廢，古來何啻萬公卿。

王安石認為，賈誼的政策雖然在死後才被實施，但青史留名，於人生無愧，並無不妥。

再觀察蘇軾其他進卷，所論述之事不少，但缺乏宗旨和核心理論思想，這也和王安石的風格相違背。總而言之，蘇軾在還沒當官的時候，王安石就已對他不滿，而後以王安石為領導的新黨，從一開始也就對他有敵意。

考完試後蘇軾又逢母喪，於是回家守喪。

熙寧二年（1069）二蘇服喪完畢前去京城，同年王安石先剛好任副宰相，再升正宰相。

五月，新科舉制度出臺，變法正式開始，蘇軾上奏《議學校貢舉狀》，反對新法，新舊黨爭逐漸激烈，而後舊黨紛紛被貶到地方任職。

熙寧三年（1070）二月，被貶到地方的前宰相韓琦從河北交來一封奏摺，以大量例項表明的新法害人。韓琦當時在朝野聲望很高，所以此事非同小可，甚至傳出韓琦要帶兵入京“清君側”的訊息。王安石因此事稱病二十天不出來對抗。

此時新舊黨爭已進入白熱化階段，蘇軾也上書推波助瀾，但神宗又一次支援了王安石，從黨爭開始到此時，朝內外舊黨老臣，司馬光，歐陽修，範鎮，韓琦，程顥等都被責罰或罷斥。

三月，此時蘇軾仍不服輸，再次借進士殿試的事上策攻擊王安石。

八月，王安石抓到一個機會，有人彈劾蘇軾，說他冒充朝廷差遣以謀私利，王安石下令調查此事，雖然最後並無結果，但這事激怒了司馬光，為蘇軾說話，並主動要求離開朝廷，前去地方赴任。

熙寧四年（1071）六月，蘇軾再被貶到杭州任通判。

到目前為止，新舊黨爭雖然激烈，但仍在一個正常的範圍內，因為總體上保持著一個兩派互相爭論，皇帝裁決的模式，雖然皇帝此時是偏向新黨的，

但從沒有不允許誰提出反對意見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罷斥也多是自我申請離職或調任，且貶謫也就是貶去地方一段時間，並不會因此

問罪

。

重要的轉折點發生在熙寧七年（1074）至九年這段時期（1076），新黨內部發生分裂。

王安石遭到了以呂慧卿為代表的少壯派打壓，兩次罷相，最後閒居於金陵（現南京）。但神宗和王安石交情仍在，又無法啟用呂慧卿，也沒合適人選，失去了主心骨的神宗

不得不親臨政務

。這在中國傳統政治上是一件極危險的事，朝廷中本有諫官，作用就是提出意見，以制衡宰相，但皇帝一旦親政，政策便成了一股無法阻攔的力量。

自他親政開始，接連出現了李逢謀反案、大理寺受賄案等很多大案，王安石也曾對此有過嚴厲批評。

而這時候蘇軾對於新黨的指責等，就成了非議“

聖政

”。

元豐二年（1079）七月初，有人彈劾蘇軾，七月二十八就已經趕到湖州衙門逮捕他：

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雞犬。

孔平仲《孔氏談苑》

同朝人就已對詩案有所定性：

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

與朝廷爭勝耳

。馬永卿

《

元城語錄

》

蘇軾的態度其實從頭到尾都沒發生過任何改變，只是判定標準從無罪變成了有罪，實際上背後是北宋從熙寧到元豐政治環境改變的一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