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秦人的故事】136、變法評介（4）

下面我們談談，商鞅變法對於中國的深刻影響。

首先，我們要說一點，人性都有善的一面和惡的一面。但是我們發現，東西方人性的發揚是不同的。

西方對待外國，可以說是極其邪惡。例如新航路開闢時期的販賣黑奴的行徑。

而中國人對待外國，向來以懷柔政策為主。但是他們對待本國人，卻把惡的一面發揚出來。

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地形封閉，人性惡的一面，他的伸張物件只有本國人。

所以，專制社會已降，種種慘烈之行徑，儘可以說明。

下面我們要討論一部書，就是著名的《商君書》。

《商君書》署名為商鞅所著，實際上不然，可以說大部分的文章，都不是商鞅的思想，而是後世繼承商鞅法家思想的一些人所撰。

這裡面的政策，他把商鞅的思想推到了極端的程度。要知道，商鞅是一個實幹家，他懂得如何調和國內矛盾。而後世這些著書立說的人，未必真正實踐過，往往就帶有某種空想的意味。

其中，有一種思想值得注意，這就是壹民、貧民，弱民等政策。

《商君書》提出，對待民眾，要逼迫他們耕種，然後剝削他們的勞動成果。把他們的財富搶奪過來，然後讓他們淪為貧民，然後再去逼迫他們耕種。

一言以蔽之，對內，逼迫民眾耕種，讓他們淪為貧民。對外，把矛盾輸出到其他國家，所以要發動戰爭，擴張領土，讓國家變成貧國，又形成一次迴圈。

隨著商鞅後學的推動，戰爭就變成了比耕種更為重要的東西。到了後期，君王的權力越發膨脹，形成了獨尊君王，提倡法治兩條治國理念。

這種治國理念，就變成了秦朝的治國思想。但是這種思想其實已經不太符合商鞅本人的思想。

自商鞅以後，法家思想成為秦國的主導思想，其次是融合了策士的功利思想，爆裂的軍事思想。中國文化進而被改造為極富功利性的一種文化體系。

儘管，在一個狹隘的歷史視角看，我們可以把其後中國歷史的發展怪罪到商鞅身上。但是從歷史大背景看，正是春秋戰國近五百年持續，且不斷爆裂化的戰爭的驅動，使得中國形成了最初的文化定型。

我們知道，商鞅變法的核心目標，就是使得國家政治，從貴族血緣制向科層官僚制社會轉型。

這一點變化對歷史而言太過重大。

舉個一個對比例子，中國的鄰國是日本。

那麼日本是一個狀態呢？日本從他立國開始，直至今天，他的國號都叫日本國。

所謂日本國，實際上和中國的秦國、魏國、韓國等等國家是一個性質的國家。所以日本沒有朝代，只有時代的劃分。因為天皇是萬世一系，這個血緣是一直延續下來的。

那麼，為什麼日本能夠如此穩定呢？

原因在於，日本是虛君政治，除了飛鳥時代和院政時代，天皇權力稍微膨脹以外，其他時間，天皇處處受到攝關政治和武家政治的制約。

我們對比商鞅變法和分封制度我們知道，這兩條路線，實際上是兩種思想。

商鞅變法強調的是效率型國家。他的思想就是發展才是硬道理。

分封制度強調的是穩定性國家。他的思想就是穩定壓倒一切。

所以，日本戰後竟然還實行的是終身僱傭制，即個人在接受完學校教育開始工作時，一旦進入一個組織，將一直工作到退休為止，而組織不能以非正當理由將其解聘的制度。其中明顯體現著穩定工作的思想。而這個制度的來源是江戶時代分封制度下的“藩主效忠制”。

後世的專制社會，他就必須把兩者結合起來，既要效率，又要穩定，這無異於與虎謀皮。效率體現在，皇帝要依靠著他的官僚體系，穩定要求官僚體系永不叛變。但是這是做不到，官僚體系才是皇帝的眼中釘，肉中刺。因為官僚體系會貪汙腐敗，會意圖奪權，所以其後中國的政治制度的更迭，不過就是兩者之間的博弈。

而另一方面，底層平民和官僚體系實際上又處於敵對的關係，官僚體系的盤剝使得平民和官吏之間的矛盾加深，使得中國不斷處於官逼民反的情況，而另一方面強大的官僚體系卻促使平民敢怒不敢言。一旦怒了，伏屍百萬。那就是這種民粹化的陰霾始終揮散不去。現代文明體系下的妥協政治始終無法建立。

而由於底層平民他們的權利根本得不到保障，下層民眾沒有權利掌握自己的命運，於是下層民眾傾向於讓一個明君代表他們來掌握自己的利益。但是殊不知，明君聖主是另一個利益集團，反而侵害到他的利益。

所以中國政治無法自主產生現代化文明，因為工業文明的發展依託於個人主義的興盛。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就是提倡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而如此爆裂的社會，官吏的層層盤剝，民眾豈能不怨，一旦民眾發怒，就必然以剝奪私有財產作為基本代價，甚至生命權都無法得到保障。

所以至此，春秋大義的貴族精神，在戰國時代的功利化的縱橫家和法家思想的指導下，在後世專制社會的皇帝和官僚體系，官吏和平民的博弈下，蕩然無存。而所謂的貴族精神，往往是建構在一套傳統文化體系下和宗教體系下，或許有人會認為，這種精神是一種虛偽的表現。

但他們似乎忽視了，虛偽才是最大真。因為如果趨利避害是真，豈不是說善良，利他就是虛偽？而春秋時代，中國傳統的文化體系就是周公所說的以德配天，即天命歸於有德之人。

自由和平等本是矛盾的，在一個自由的狀態下，必然締造不平等。而這個不平等卻是需要限度的，只有在彼此博弈和彼此妥協之下，形成任何人都能接受的體制。這就是目前最好的體制。這就是我們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內。但是枷鎖並非限制了我們的自由，而是保證了我們的自由。

改革不能和人性相違背，儘管商鞅變法是特殊時代下的特殊產物。但是我們並沒有看到商鞅違揹人性。商鞅變法注重民眾的基本保障，這反而是後世的社會不能做到的。

所以《史記》記載，

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

家給人足

這個家給人足可是後世社會賢明之政的標誌之一。在農業文明時代，要做到這一點是非常困難，一個最基本的前提是，就是人人有地種。

當改革違揹人性，違背歷史潮流的時候，這場改革必然失敗。這大概就是商鞅變法給我們的最大啟示。

而商鞅變法締造的專制體制，在其後越演越烈，核心特徵就是中國形成了超穩定超動盪結構，這一點體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從整體歷史來看，中國政治始終沒有突破原有限制，形成了專制體制的超穩定結構

其二、從短暫的朝代來看，朝代會有個兩百年左右的穩定時期，然後突然出現改朝換代的局面，然後又一次迴圈。

而每一次的改朝換代，都會帶來一次不小的文化損失。甚至嚴重的會造成文化斷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