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如明：《遼金元散文》導言

丁如明編著《遼金元散文》，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

提到遼、金、元三朝文學，一般人就會想到諸宮調、雜劇、散曲，連帶會想起文詞優美的董《西廂》、王《西廂》、“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之類。至於這三朝的詩詞，人們也還可以記起一些，但唯獨對這段時期的文章，對不住，就所知甚少了。這也怪不得讀者，因為目前書坊中所出的各種古文選本，留給遼、金、元的地盤是過於吝嗇了，有一些選本則乾脆闕如；文學史也大都對這三朝的文章評介惜墨如金，甚或一字不提，從南宋的陳亮、葉適、謝翱一下子跳到了明初的宋濂、劉基，似乎這三百年間的散文園地是一片空白。

這種看法也並非始於今日，早在明代時就已經有人說過類似的話了。例如後七子領袖之一王世貞就說，元無文章。元代尚且無文，更遑論遼、金兩朝。王世貞是以“文必秦漢”的老眼光來打量元文的。因此他得出這種斷然的結論，倒也不足為奇。但這說法對後世的影響很壞，容易使人將這幾朝的文章視為無足輕重的一堆廢紙，不屑一顧。

平心而論，遼、金、元三朝的文章，就總體而言，當然比不上以前的幾個朝代，似也難以與後繼的明清文抗衡，但是我們還是應當去了解它，應當給它在文學史上留有一個位置。

為什麼呢？

首先，它是唐宋散文與明清散文之間的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這三代的文章，尤其是金、元兩朝之文，是直接繼承北宋的文統的。這一點，前人早已提到過。阮元《金文最》序說：

金之奄有中原，條教詔令，肅然丕振。故當大定以後，其文章雄健，直繼北宋諸賢。

莊仲方《金文最》序則說：

……為金文之極盛。及其亡也，則有元好問以宏衍博大之才，足以上繼唐宋而下開元明，與李俊民、麻革之徒為之後勁。跡其文章雄深挺拔，或軼南宋諸家。

近人吳梅在《遼金元文學史》（實為顧巍成代作）中評述元代文章時指出：

其文或蒼茫渾灝，或淳泓演迤，或崛強可喜，或瀟灑不群，上足以嗣響唐宋，下亦無慚於有明。

這些論述，雖然未必一定很全面，但其中都指出金、元文章繼往開來的重要作用。

這種繼承與開啟自然是指思想與藝術兩方面而言。王惲對劉祁的輓詩說：“道從伊洛傳心事，文擅韓歐振古風。”說得頗為確切。“伊洛”指北宋程顥、程頤的理學。《宋史·食貨志下》：“（宋真宗景德）三年，詔民以書籍赴沿邊榷場博易者，非九經書疏悉禁之。”元豐元年，又重申賣書北界告捕之法。可見遼代初期，所得書主要是一些儒家經學著作。金兵攻下汴京後，圖書經籍，滿載以歸。金熙宗還親自瞻拜孔子廟，北面伏謁如弟子禮。蒙古軍攻克德安時，姚樞獲江漢先生趙復，於是獲睹周、程性理之書，河朔之間，儒學始振。《元史·劉因傳》載，因初為經學，只鑽研漢儒的訓詁疏釋之說，嘆日：“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即說：“我固謂當有是也。”這些都說明北方的文人都是以繼承程、朱之學為己任的。就文章而言，金、元兩代大抵不出韓、歐、蘇三家。韓文雄健，歐文平易，蘇文快利。若細分之，則北地作家學韓的為多，南方作家則以師法歐蘇為主。當然各個作家還有其本身的特點，由於經歷、修養的差異，形成不同的風格。學韓學歐學蘇，只是就其大體、主要方面概乎言之。

其次，三朝之文，儲存了不少史料無論從史學、思想哲學史、經濟史、社會史、風俗史及文學史、藝術史來說，都有其一定的價值。我們讀了王鼎的《焚椒錄》，就可以知道那皇宮深院中竟也會有這檔子男男女女恩恩怨怨的情事；讀了《焚驢志》，我們還能知道那時候的人們是如何來對待自然災害的，從現代的科學眼光來看，實在荒唐可笑；讀了馬祖常的《送簡管勾序》，我們就可知目前個別地區大造佛寺道觀、塑菩薩、起造城隍廟，搞得金碧輝煌，香菸繚繞，而另一方面則教學經費不足，校舍破舊，斯文墜掃，原來是古已有之的事。這些情況，正史上有的己有記載，但是語焉不詳，有的則根本沒有記載。三朝大量的文章，正可以起到補充正史的作用。

最後一點是，這三朝文章中自有不少較好的篇章，若僅以“披沙揀金，往往得寶”來形容，似乎還嫌太看輕了一點。總之，遼、金、元三朝之文同樣是我國古代文化的寶貴遺產，我們對待它必需有一個正確的態度，別讓王世貞之流牽著鼻子走，人云亦云。

下面。我們對遼、金、元三代之文作一個概略式的介紹。

公元十世紀時，契丹族崛起於黑龍江流域，興兵擴張，建立遼國，“東自海，西至於流沙，北絕大漠，信威萬里”。建國之初，遼人以鞍馬為家，不尚禮文，至景宗、聖宗時期，才開科舉，崇尚儒學。帝王、后妃、朝臣漸好文學，吟詩作文。但是由於遼國“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沈括《夢溪筆談》），所以流傳下來的遼國文章不多，今人難以見到全璧。但就本書所選的幾篇短文來看，可以見出遼代作家們努力從事文章的情形。蕭觀音《諫獵書》理切辭正，引經據典揮灑自如。其文出自深宮弱女之手，確是不易。王鼎為文更臻成熟，漸可與宋室一般文士爭一席之地。耶律孟簡的《放懷詩自序》，粹然是一位風雅文士的口吻。耶律乙辛雖為權奸，但其《私伶官疏》，渲染點繪，從文章的角度來說，可謂奇篇。這樣的文字，漢族正統文人非但是寫不出，恐怕也不敢寫。

金國為女真族，原為契丹的附屬部落。遼天祚帝天慶五年（1115），處於白山黑水間的生女真酋長完顏阿骨打（金太祖）叛遼稱帝，改國號為金。金國建立初期，還沒有文字，但金太祖十分注意文化建設，在這一點上與遼國很不相同。他要求詔令都應選取善於為文者來寫，每攻略一地則令人訪求博學雄文之士，送赴京師，並參照漢文、契丹文創造了女真文，還鼓勵諸王子學習漢語漢文。太祖之孫金熙宗曾親自謁孔廟，追悔少年時的荒唐，發憤讀《尚書》、《五代史》、《遼史》（當是金朝耶律固等人修撰，非元代脫脫等人所著），夜以繼日。至後來的海陵、世宗、顯宗、章宗都能詩文，雅好文學。“惟帝王宗親皆與文事相浹，是以朝野習尚，遂成風會。金代文物，上掩遼而下軼元，非偶然也。”（趙翼《廿二史札記·金代文物遠勝遼元》）

《金史·文藝傳》載金源文士三十餘人，但尚有更多的文士及帝王貴族大臣不入“文藝傳”，當時都有文集傳世。但是大量的著作至元代中葉以後就亡佚了。元代蘇天爵《三史質疑》說，蔡珪、趙可、王庭筠等金人文集，兵後往往不存，他為了尋找金代史料，只能到京郊各大族的墳地上去摹拓他們撰寫的碑文，以備採擇。當時已是如此，則經歷明、清兩代之後，金文的散佚情況就可想而知了。

金代文章興於大定、明昌之際（1189），盛於貞祐南渡之後（1214）。前期作家以王寂、党懷英為代表。王寂宦途曲折，所為古文“博大疏暢”，時有感懷抒憤之作，略見衷曲。《與文伯起書》、《三友軒記》，可見一斑。党懷英，字世傑，泰安人，大定十年（1170）舉進士，事章宗為翰林學士承旨，高文大冊，俱出其手，當時被推為文壇盟主，聲名遠在王寂之上。為文踵武歐陽修，能得歐公之筆。可惜他的集子已經失傳，吉光片羽，散見於各金石碑誌及府志、州志中。

後期作家則以趙秉文、王若虛、元好問為代表。趙秉文也是宗韓祖歐的，體格雄大，所作《磁州石橋記》、《寓樂亭記》，健筆縱放，橫空結構。如《磁州石橋記》：“每夕陽西下，太行千里。明月東出，二川合流。徘徊近郊，則銅雀之臺，西陵之樹，高齊、石趙之所睥睨，信陵、平原之所馳逐。山川興廢，森乎目中，信天下之雄勝，而燕南之偉觀。”真可以當得起高響入雲、雄秀俊逸的考評了。

王若虛對韓愈、柳宗元、歐陽修常露不滿之意，以為“凡文章須是典實過於浮華，平易多於奇險”，持此標準，對韓柳歐文多所指摘，而獨傾倒於蘇軾，曾謂“東坡，文中龍也，理妙萬物，氣吞九州，縱橫奔放，若遊戲然，莫可測其端倪”。然其自作則不逮，體弱不能起其文。本書所選《詠白堂記》、《焚驢志》還算是可以一讀的文章。《詠白堂記》，直言無礙，揭露了一般士大夫所慕在此而所歸在彼、口誦玄元而心存利祿的虛偽面目，對今人有一定的認識意義。文字也收放自如，條達疏暢，意到筆隨。

元好問是有意自創格調的金代大家，不屑為韓柳歐蘇所牢籠。他留心世事，慨然以網羅前朝文獻及修史自命。所為碑誌，典重高華，雄渾挺拔，如本書所收的《雷希顏墓誌銘》，深得史法，且將個人感情投入，確是情文並茂之作。此外，元好問還表現出多方面的寫作才能和風格的多樣性，如《故物譜》、《送秦中諸人引》兩文，前者沉鬱，筆端飽含人世滄桑之感；後者輕快流動，讀者欣賞此文時，簡直像在聽一首指法跳動的鋼琴曲。而《市隱齋記》尖銳潑辣，直刺偽隱者之心。而且文中多用短句，語語如匕首投槍，真是快意之文。

本書所錄其他幾篇金文，或以語言波俏見長，或以閒雅夷猶著聞，或以自然天趣為人稱道，都是值得一讀的作品。

十二世紀中葉，蒙古族迅速崛起漠北，至十三世紀初，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統一了蒙古各部，隨即揮戈南下。到忽必烈至元十六年（1279），先後滅夏、滅金，出師西征，滅宋，鐵騎縱橫萬里，建立了強大的元帝國。

蒙古崛起之初，有語言而無文字，於文學之事無暇顧及。至太宗滅金後，金源文士悉歸蒙古；世祖滅宋，南宋文士，全歸大元。所以元朝文事之盛，大致上是借重他族。元朝的最高統治者，大都不識漢文，自然也不親風雅，與金代諸帝異趣。再說，元朝的開科取士，雖然議論得很早，但實行得很晚，而且時行時輟。終元一代，仕進有多歧，銓衡無定製，一般讀書人缺乏應有的上進原動力。所有著名文人，不是前朝遺老，就是他們的門人。

元朝一代文章作手，向有北派、南派之說。北派奉元好問為圭臬，羽翼之士有郝經、楊奐諸人，繼承者有劉因、王惲、姚燧、許衡之徒；南派則以吳澄、趙孟頫、虞集、揭傒斯、歐陽玄、戴表元、黃溍、柳貫為大家。北派的散文，以韓愈為法，力追唐音，以奇崛為氣勢，矯正蘇文之弊；南派為文平易流轉，渾成天然。

縱觀元朝一代散文作家及其作品，可以得到下列幾點印象：

一、元朝散文家大都是粹然大儒，所為文章大抵是儒者之文，所以《元史·儒學傳》說：

元興百年，上自朝廷內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經能文顯著當世者，彬彬焉眾矣。今皆不復為之分別，而採取其尤卓然成名、可以輔教傳後者，合而錄之。

所以在《元史》中不設“文苑傳”或“文藝傳”，而只有“儒學傳”。對於那些文名特大的儒者如許衡、劉因、吳澄、程鉅夫、姚燧、虞集、揭傒斯等人則列入專傳，而不入“儒學傳”。蓋《元史》的修撰者認為，僅以“文”不足以概括這些人的全貌。他們這批人所寫的文章一般都是典雅醇正，高華正大，這是元代散文的總體特點。

二、如前所述，元代文人大都緒自金朝與南宋，土生土長的文人很少。這批人雖然身入新朝，但故國之思未絕。有些人則表現出與新朝統治者堅決不合作的態度，而以金朝與南宋的遺老自居。這情形在本叢書《南宋散文》中當有述及，茲不贅。另有一些文人，雖然在新朝中做了官，甚至位置顯要，但黍離之感畢竟還是鬱結心頭，“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即使如深得元世祖器重賞識、後來地位顯赫的趙孟頫，在岳飛墳前也不禁發出“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句，水光山色不勝悲”的浩嘆，可見故國之心尚未泯盡。有一些人在無奈之下，入新朝為官，不久即託故辭歸；朝廷一再徵召，他們百般推託，寫出的文章悽惶婉轉，充分表現出不安與無奈的心情，令人動容。

三、元朝的文人，在新朝為官既不十分心甘情願（當然也有少數例外），則唯有放情山水，留連光景；或則以骨董書畫自娛；因此在元代散文作品中，這類題材也不算少。這類文章大都清新自然，有較多的抒情成分，或者託物寓意，發一點小感慨。

綜上所述，元代散文自有其思想藝術特色，不能等閒視之。

本書選錄遼、金、元三代文章四十九篇，按情感與內容分為十二類。同一門類中的作品則以作者出生年代先後排列。入選的文章，見於別集的，則以較好的別集為底本；不見於別集的，則取較好的金、元、明、清及經近人整理的選本、總集為底本；並均用他本校勘，文字擇善而從。註釋儘量做到有根有據，但限於篇幅，不引經據典。由於編著者學識淺陋，有無法作注者，也加以明白說明，以待高明者補闕。“鑑賞”部分，以闡明篇章結構、句法詞法及縱橫比較為主。

編著者對遼金元三代散文涉獵不深，見聞有限，而可以參考依傍的著作又不多，因此本書在選目、註釋、鑑賞方面難免會存在不妥之處，懇請讀者加以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