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為什麼魏國文學最盛?
知乎使用者7L3Ekr2018-09-08 11:10:28區域優勢：汝穎諸地是後漢文化中心，士人冠蓋天下。
家學優勢：弘農楊氏、汝南袁氏、汝南許氏、龍亢桓氏等名望皆世代家傳。
至於吳越、巴蜀諸地，雖然不乏當世大家，但整體水平遠遠落後於中州諸地。
PS：時人甚至譏諷吳越、巴蜀乃蠻夷居所。
素塵2019-02-05 10:48:11先問是不是，再問為什麼。
張佳瑋張公子認可的，
三國時代所有的文學作品，在後世流傳最廣、知名度最高的是諸葛亮《出師表》。
因此我們可以說，《出師表》一定是三國時期第一流的文學作品之一，就像金庸之於司各特、大仲馬、塞萬提斯、莎士比亞、馬洛、狄更斯、巴爾扎克。
好了，廢話有點多，我們繼續正題。
這本書是張佳瑋張公子的著作《三國志異》。
該書的183頁，張佳瑋張公子提出了一個觀點：
漢末天下大亂，生民百不遺一。這時候還有心思玩弄辭藻的，可以稱
全無心肝
了。
考慮到張佳瑋張公子是當代著名作家，在2004年4月被南方都市報列為“八零後實力派五虎將”之一，其文學成就肯定高於知乎大部分網友，文學是其本職，他的論述是很值得參考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諸如曹植之流，是全無心肝的文人。這種文人肯定是不如諸葛亮的。不要否認，你否認就是沒有情懷、沒有良心、非蠢既壞。
曹植已經不如了，剩下比如說建安七子、竹林七賢就不用提了，大多數人根本背不出來是哪七個，名字都記不住就不要提和諸葛亮比了。
曹丕本人成就主要是《典論》對於文學理論的貢獻，剩下，《燕歌行》打得過《出師表》？比流傳度，比名句數，《誡子書》都能把它按在地上摩擦。而且曹丕比曹植那群人還要沒心肝，《七步詩》就能證明。
還有曹操。但是請注意，曹操歷來都是奸臣的形象，並不如諸葛亮偉光正。所以我們可以說，在其主導下的曹魏文壇，也是缺乏正氣的。對比一下，諸葛亮就要好很多，蜀地文學都三觀極正，這肯定是諸葛亮這個優秀的文豪起到了很好的帶頭作用，所以曹操必然不如諸葛亮，他弄的都是偽文學，他手下都是張佳瑋張公子說的“
全無心肝的擺弄文采的侍臣
”。
至於什麼潘岳陸機左思，一方面是他們可以算到西晉，另外嘛，潘岳是靠臉吃飯的小白臉，陸機他爺爺都不如諸葛亮，左思其貌不揚，且知名度均不如諸葛亮。
再加上，古人曾雲：
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
《陳情表》亦是蜀地文學，《三國志》的作者陳壽亦是蜀國人。
綜上所述，在張佳瑋張公子的幫助下，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全新的結論——三國時期文學最盛的是蜀國，魏晉文學核心在蜀漢，或者我們應該多一點情懷，多一點良心，稱呼它為，季漢。
至於為什麼季漢文學最盛，那當然是諸葛亮起到了帶頭作用，這就叫四篇蓋魏晉，什麼叫國際文豪啊（後仰）。
天不生孔明，萬古如長夜。看到孔明，就看到了成都城凌晨四點的太陽。
正經一點，魏國文學最盛的原因可以參考我哥 @拔矢啖眼司馬師 和 @故紙堆裡寄此生 的回答
三國時期為什麼魏國文學最盛？
三國時期為什麼魏國文學最盛？
沈仁和2019-02-05 18:46:52在曹丕以前，文學大體上還未得到重視，只作為一種“言志”的工具，是經學附庸。
現在我們所稱道的先秦文學中的孟子、莊子、荀子等所作的文章，闡述主張是第一位的，想象比喻誇張等表現手法只是次要的。我們所驚歎的兩漢文學中的大賦，辭藻典故鋪陳是第一位的，而少見作者本人的情感。
在曹丕以前，以表達作者情感為主的“文學”不佔文壇的主要地位。直到曹丕提出文氣說，才正式扭轉這一局面，他強調作家自己的個性，從而使“詩言志”向“詩緣情”發生轉變，一個“人的覺醒與文的自覺”時代正式來臨。相關闡述請自行搜尋“曹丕”“文氣說”“文以氣為主”“意義”等關鍵詞。
這樣開天闢地的文學理論與文學創作的轉變就出現在大魏，魏國文學自然較季漢更有生命力。季漢的兩表一對，依然只是志存高遠的公文，諸葛亮的情感雖然真實而飽滿，但這卻未見作者的個性。我們一般也不把單一的忠君愛國當成一個人的個性，如果一個人的情感只剩下忠，那大機率是史料太少。後世的愛國詞人，除了高漲的愛國主義，往往還有對朝廷不作為的不滿等其他情感因素。
拔矢啖眼司馬師2019-02-13 10:24:08@司馬昭
弟，你開嘲諷什麼的，我管不著。。。不過該下的功夫還是要下。。。（實在是因為看你回答跑題太遠了，哥教你個新姿勢）
三國時期的文學，不能脫離兩漢，尤其是東漢，不然孤立地來談三國文學等於瞎說
文學作為文娛方面逼格最高的種類，箇中的延續性也是考察文學發展不可忽視的一方面，有時甚至是最關鍵的因素，如果拋棄這一方面孤立地去談環境對於文學的影響，或者說文學應該如何適應環境，我只能這麼講，這樣的人來談文學你最好離他遠一點，不然打雷的時候容易誤傷
三國時期，曹魏文學鼎盛固然是因為文化資源的世家大族都集中在中原地區，如藝伎帝所言的汝南，潁川是東漢的文化中心，又有各種家學，在底氣上就甩開了同時期季漢、孫吳一大截，但這一優勢起碼在建安初期，很不明顯，中原的戰亂各大世家東遊西避，南下北上者不計其數
以荊州為例，劉表主政期間，荊州文壇顯赫一時
建安七子內，多人起先並不在曹操的帳下，不少人是做了俘虜來到的許昌或是鄴城，比如王粲、比如陳琳
而西晉初年，江東的陸家（陸機、陸雲）直接影響了太康年間的文學，也就是說在中原戰亂時期，世家大族的避禍躲藏，也將家學擴張至非中原地區，換言之，世家大族的家學更多的指向是儒學或者是當時的名詞經學，與文學的含義並不重合。當然，我並不是否定儒學對於文學的作用，這是一個底子，不認識一二三四五，天地玄黃，相信文學也到不了這人身上
但一個人如果僅僅是認識了字，那麼文學就可以獲取了嗎？當然不能，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依舊離不開文學的審美性，所謂
詩賦欲麗，
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就是因為其有高度的自我審美功能，這一審美追求，將不可避免的對於文學創作中的聲律、修飾、情思、比興等等手法進行全方位的影響，這是正常的文學活動，並不應該上升為附加了政治意味，或者是個人喜好的文藝判斷，不然這種判斷將失諸武斷
比如近代中國，魯郭二位，他們的文字，又應作何判斷？大先生的散文，散文詩也是非常講求辭藻，格律的
文風的迥異，不能成為判斷文章優劣，好壞的標準。。。不然，作此論斷者與鍾嶸又有何區別？（鍾嶸作《詩品》，曹操因古直悲切，作品被判為下品）
閒話說完，說回正題，曹魏的文學為啥最盛
第一，東漢中後期，遊宦風氣再起，為文學的崛起打下初步根基。。。遊宦在某些情形下等於跑官，不過這個跑官，靠的不是錢，而是文章
當然，遊宦裡有個最牛的，那人在數百年後，姓李名白，所謂仗劍去國辭親遠遊。。。
在這種風氣下，詩文開始成為士大夫進身的重要資本，甚至皇家也成立了專門的地方教授詩文技藝（靈帝時的鴻都門學），詩文開始突破經學的藩籬，獨立出來
第二，文學的自覺，文人對於文學的探索深入。由上文我們可知在東漢中後期，詩文在廟堂與江湖都已湧動，在這種浪潮下，對於文學的要求自然進一步開展，這是無法阻攔的趨勢，從蔡邕開始，文人就已經有意識地對文學進行了分類
等到二丕的時候，《典論》橫空出世，將文體分為四類：奏議、書論、銘誄、詩賦
而且二丕更是將文學抬高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所謂“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三曹中雖然曹植寫詩不是針對誰，但對於文學理論發展以及文學自覺的推動，二丕更是我真不是針對誰
至此，中國文學復興開始了，在此之前，文學與經學或者說儒學緊密捆綁，文學的道德與政治教化被放置於文學的首位，在此之後，文學開始注重起個人的情感表達，以及文學的寫作技巧，音韻聲律
可以說，在漢末三國南北朝，中國文學自覺發展與推動的時期，曹魏已經在三曹的帶領下，從詩歌，辭賦乃至文藝批評理論，全方位的佔領的文學發展高地
第三，相對的穩定的社會環境；需要承認的是三國是一個亂世，但在亂世中，曹操最先一統北方，穩定了中原局面，使社會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穩定，並在漢天子的旗幟下，與個人征伐過程中大量的吸納人才，更有甚者，其個人也是一名卓然的文學家（文學雖然是由人民創造的，但在其發展中不可避免的會出現帶領文學進一步發展的“英雄”人物），這樣又進一步引領了曹魏的文學發展，所謂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來也會謅。。。
等到劉備，孫權安穩好地方以後，舉目望去，曹魏已經搶佔了文學的陣地，並且這一陣地比實際的政權，疆域還要穩固與穩定，屬於不可抗衡的領域
到這一步，曹魏文學最盛，還有什麼疑問嗎？
總論：曹魏的文學興盛，一方面是因為自東漢末年文學自覺趨勢發展得來，文學逐漸擺脫經學自立，並形成風氣，在這一風氣下曹魏的文人們最先一步的響應了這一歷史發展趨勢，並將這一歷史發展全面推動；另一方面，三曹，以及七子實在是太能打，包括受到他們影響的阮籍，嵇康等人，這就形成了一個良性的迴圈，社會注重文學，文學有領頭羊，也培養，有繼承，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才導致了曹魏文學的大發展。。。
故紙堆裡寄此生2019-02-13 20:28:52觀 @司馬昭 知友引
「
@張佳瑋
答主相關言論」
而推出的結論，明確可知這是自以為「石破天驚」的言論，也可以說是「誤人子弟」的觀點。
徐公持《魏晉文學史·三國文學》之「曹魏文學（九章）」
第十章·吳蜀文學
看看「魏國文學」所佔的比例及作家。
徐公持《魏晉文學史·三國文學》
一、魏國文學
三國時期，包括
建安時期
（後漢）在內，總共七十年（196-265）。從
文學史
角度看，顯然可以再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即習慣所稱
建安文學
及
正始文學
兩部分。前後期的劃分宜以
太和六年
（232）為界，理由是建安文學最重要作者
曹植
於本年病卒，建安其他重要作者在此前基本都已謝世，所以這是建安文學的終結。而正始文學的主力
阮籍、嵇康
，此時尚未步入創作高潮，但阮已二十三歲，嵇則十歲，正在文學起跑線上蓄勢待發。所以這是一個天然的文學分水嶺。而且以此為界，前後時限各佔其半（前期35年，後期34年），頗為平衡。而文學上分期，固不必與政治時期相印合。當然，在此前後兩個時期內，也還可細分出若干小的文學階段來。
三國前期文學
，大致可分為三個小的階段：
第一階段為
建安十三年
（208）之前；
第二階段為
建安十三年至二十四年
（208-219）；
第三階段為
黃初元年至太和六年
（220-232） 。
在第一階段，
建安文士們
經歷了一個
由分散到聚合
的過程。這就是
曹植
在事後說的：「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
仲宣
獨步於漢南，
孔璋
鷹揚於河朔，
偉長
擅名於青土，
公幹
振藻於海隅，
德璉
發跡於此魏，
足下
（指楊修）高視於上京。……
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
（《與楊德祖書》）
曹操霸業不斷取勝擴充套件的過程，也就是原本散處各地的文士先後投身曹魏陣營、陸續來到鄴城的過程。
最早入曹操幕中的是
孔融
，其次為
阮瑀
，稍後為
陳琳、徐幹
等，建安十三年曹操克荊州，長期流寓南方的
王粲
北歸，最後一位重要文士入鄴，標誌著各方文士聚合過程的結束。在此階段，亦即建安前期，文士們大都身歷了漢末戰亂，體嚐了兵燹之災，其創作則以描寫戰亂、抒述憂患意識為主，如阮瑀《駕出北郭門行》、王粲《七哀詩》，以及曹操本人的《薤露》、《蒿里》等。這些都是產生於戰亂衰世中的不朽傑作。在文學格調方面，這些憂時愍亂作品充溢著慷慨悲涼之氣。劉勰謂：
「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文心雕龍·時序》）主要即指
鄴城之前時期的建安文學
言。此後這種「慷慨」詩風雖仍被文士們「雅好」（曹植語），在作品中續有表現，但時勢變易，「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環境既變為相對安定，文士處境亦已不同，所以「志深而筆長，梗概而多氣」的文風自然有所減弱。
第二階段為建安十三年至建安末（208-220）。此階段
文士們
已完成
由分散到聚合
的過程，
「鄴下文人集團」
正式形成。這個文人集團
規模
頗大，用
鍾嶸
之說就是：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
（曹操、曹丕）
，篤好斯文；平原兄弟
（曹植、曹彪）
，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
次有攀龍託風，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
——《詩品·序》
筆者注：「平原兄弟」
指
曹植
與
曹彪
，非「陸平原
陸機、陸雲
」兩兄弟，陸氏兄弟屬於
由吳入晉
的文人。
曹植
曾被封為
「平原侯」。
黃初四年（223）五月，曹植與兄弟任城王
曹彰
、白馬王
曹彪
按例來到京師洛陽「朝會」。在那個「生命脆弱短暫」的時代，幾兄弟能齊聚是非常難得的。不幸的是，任城王
曹彰
在朝會期間暴病而亡。在歸途中，曹植打算與曹彪一起順路東歸，不過
「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
，曹植感而為詩，寫下千古名篇
《贈白馬王彪》
。其中
「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
就是後來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的先聲。
看來其人數超過此前任何
文人群體
，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高潮由此興起。這個
文人集團
是有
首領
的，他就是
曹操
。事實上，
文士們投身鄴城的首要原因並非文學，而是政治，是曹操「唯才是舉」方針吸引著他們前來圓建立功業之夢。
誠如王粲始歸曹氏時在漢水之濱所發表的一篇讚詞中所說：
方今
袁紹
起河北，仗大眾，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
劉表
雍容荊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俊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
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內歸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
——《魏志》本傳
文人們
自以為是「奇士」，是「俊傑」，是「英雄」，他們
為了能被曹操「置之列位」來到鄴城，曹操是他們的當然領柚。沒有曹操就不會有鄴下文人集團的出現。
這個文人集團是有核心的，就是
曹丕、曹植
兄弟。丕、植兄弟既有貴公子身份，而文士中的不少人又直接任過他們的屬吏，如徐幹、劉楨、應瑒等，所以在政治上本有一層主從關係；加之丕、植兄弟的文學天資足以籠蓋群倫，其核心地位無可替代。
曹操自建安九年克鄴以後，即將自己的大本營安置於此，鄴城在漢末戰亂中受破壞較小，加之曾經袁紹經營多年，無疑可算是當時全國最繁盛城市。
建安後期的鄴下生活，物質條件是相對優裕愜意的，而丕、植兄弟作為貴介公子，在父親霸業日盛背景下，不免滋生驕矜之氣，閒暇日多，貴遊風氣轉盛；諸子文士，當時多任曹操屬吏，甚至就是丕、植兄弟的屬吏，以故時常追隨左右，
事實上形成以丕、植兄弟為首的貴遊群體。
由此，描寫貴遊活動詩賦驟增，成為
鄴城時期
文學中一大景觀。鬥雞走馬，宴飲遊樂，成為文士們寫作一大題材。
三國後期文學
，指曹植卒後至司馬炎代魏稱帝（233-265）之間三十餘年文學。
其間年號以正始最長，且正始末發生了高平陵事變，是為司馬氏篡政之始，以故
文學史上常以「正始文學」代指本期文學，猶以「建安文學」代指三國前期文學。
曹植卒後，建安文士凋落幾盡，新一代文士嶄露頭角，重新構築曹魏後期文壇。
後期文學與前期文學相比，呈不同面貌。
首先規模略小。
後期雖然也存在士人群體，主要有被稱為「正始名士」與「竹林名士」的兩批人物，但遠不及建安文士的「蓋將百計」之數。
正始名士
包括傅嘏、 荀粲、裴徽、何晏、夏侯玄、王弼、鍾會等，
竹林名士
包括阮籍、嵇康、向秀、劉伶、山濤、王戎、阮咸等。
不過「名士」不等於文士
，其中真正可算文學之士的也就是何晏、阮籍、嵇康等數人，其餘主要是思想家、學者；有些連學者都不是，如山濤、王戎、阮咸等。總觀此時期，優秀文學家不多，唯嵇康、阮籍二人而已，其次為應璩、劉劭、何晏、向秀、劉伶等。此情形與前期大相徑庭。
究其因，主要是此時期玄學勃興，作為新興學術，吸引諸多士人注意，人們專注於幽思玄想，校練名理，詩賦文章之事，遂相形見絀。
其次在文學精神上
，三國後期與前期亦有明顯不同。
建安前期
，文學在戰亂時代產生，文士以憂國憂民心情關注時事，針砭社會，由此湧現一批「詩史」式作品；
建安後期
，文士追求功名，熱情高漲，文章寫作被當作「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予以重視。
即使到了黃初、太和年代
，曹植身受迫害，發出大量憂生之嗟，其詩賦文章中仍念念不忘時政，要求「名掛史筆，事列朝榮」（《求自試表》）。
建安文學的主流，顯然是積極用世的文學，是重人事的文學，是修齊治平的文學。三國後期則異於是，玄學的興起改變了士人的生活態度及文化觀念。
玄學的基幹是老、莊思想，老、莊對世俗社會生活的疏離，對傳統儒家道德倫理的蔑棄，影響了一部分士人的人生態度，他們服膺「以無為本」（王弼《老子》第四十章注），強調自然之旨，提出「名教出於自然」（王弼），甚至「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釋私論》）。所謂「以無為本」，所謂「自然」，都是與儒家重人事、重政教相反的精神。
部分文士處於
「魏晉易代」
之際。關於魏末晉初正式形成的「魏晉風度」（魏晉風流）可參《魏晉風度是什麼？怎麼形成的？》
魏晉風度與竹林七賢
二、吳蜀文學
三國時期
，政治、軍事上魏、蜀、吳鼎足而立，但
在文學上，吳蜀二國卻難與曹魏相抗衡。
究其因主要有二：
一為曹魏控制北方中原地區，古來即為全國政治文化重心，文物鼎盛，人材輩出，文學傳統深厚，僻處東南和西南的孫吳及蜀漢皆不如之；
二為魏國統治者曹氏祖孫三代對文化事業都較重視，本人又富文學才華，他們出於政治、文化需要及個人興趣，廣納文學人材。
自建安初開始，在戰亂中流散全國各地的文士，陸續進入曹操幕中，遂漸形成文士集團，即
「鄴下文士集團」
，以此為基礎，遂出現文學創作高潮。
相形之下，吳、蜀兩國統治者本人既缺乏文學才具，對文學事業也遠不如曹操父子重視，因此在他們治下，文學相對寂寥。
其實在漢末初平、興平大亂期間，自洛陽、長安兩都逃亡荊州計程車子頗多，包括王粲、邯鄲淳、士孫萌等等，可說已經形成文士群體，而且層次頗高，「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俊傑也。」（王粲語）只是荊州牧劉表「不知所任」，使文士們產生失落感和思鄉情緒，終於「風流雲散」（王粲《贈蔡子篤詩》），不少人又返回北方去了。建安十三年冬赤壁之戰，雖以曹操大敗告終，但他率領殘部返回鄴城大本營時，隊伍中卻多了一批荊州文士。孫權、劉備雖是戰勝者，他們得了荊土，卻未收荊士，亦可謂得中有失，勝中有敗。
儘管如此，吳蜀兩國也還有一些文士從事寫作，他們中有些自中原流徙而來，也有若干本土文人。
他們在相對淡薄文化氣氛中，創作出一些有分量作品，開拓了本地文學苑囿，雖屬「邊緣文學」範疇，亦頗難能可貴，不可忽略。
（一）吳國文學
吳主
孫權
，繼承父兄之業，少年任事，終成鼎峙之功，可謂一時人傑。不過他在文化上並無太深修養，不容諱言。
曹丕
曾當著吳國使者嘲笑：
「吳王頗知學乎？」
（《吳志·吳主傳》注引《吳書》）使者答道：「
吳王
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歷史，藉採奇異，
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
！」這辯解未能掩飾孫權文學根底相對淺薄，與曹氏父子差距遠甚。所以
曹丕
以明顯的教訓姿態
「以素書所作《典論》及詩、賦與權」
（《吳志·吳主傳》注引《吳歷》）。
從史傳載記看，孫權除黃龍二年（230）立「都講祭酒，以教學諸子」（《吳志·吳主傳》）外，未聞有何文化方面舉措。在三國中，唯獨吳國始終未設太學。
史籍所載吳國首次收集校書，已是孫休時，命韋昭依劉向故事校定眾書，見《吳志·韋昭傳》。
吳國亦有一批
儒者
，前期如
張昭
精於《左氏傳》、《論語》，
顧雍
少時曾從蔡邕學琴書，
諸葛瑾
治《毛詩》、《尚書》、《春秋》，
張紘
曾為漢末太學生，習京氏《易》、歐陽《尚書》，嚴畯善《詩》、《書》、三《禮》、《說文》，
虞翻
有《易》、《老子》、《論語》、《國語》注，為當時著名儒者；後期如
陸績
「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吳志》本傳），
程秉
著《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等等。諸儒各有專攻，文化素質不低。
然而此皆儒者，文學專門人才偏少，又無核心領袖，未能形成聲勢。
當時建鄴城中，文士詩賦酬唱風氣基本不存，與北方鄴城文學繁榮局面成鮮明對比，與正始文學亦難並論。在孫權長達五十餘年統治期內，吳國文學大體呈冷寂狀況，即有少數詩賦產生，純屬個人行為，不成氣象。至後期三嗣主期間，稍見起色。
總體冷寂之中，亦有少數文士
，出於一己愛好，發揮自身才力，從事文學創作，產生若干詩賦文章，為吳國文學點綴設採。主要作者有
張紘、胡綜、戴良、韋昭、華核、薛綜、薛瑩、楊泉
等。其中
戴良、楊泉
二人，文學貢獻較大，尤應予注意。
（二）蜀國文學
在漢末戰亂中，劉備集團實力較弱，南北流寓，依託他人，靡所底定。至建安十三年末赤壁戰後，佔領荊州六郡，方得據有一方，以為根基。建安十九年又得益州，入成都，始奠定政權。劉備本人少時曾學於同郡名儒
盧植
門下，雖學業無成，卻頗尊重儒者。黃巾軍起，北海相
孔融
被圍，遣使求救於備，劉備受寵若驚，謂：「孔北海亦知世間有劉備邪？」即馳赴救之。事見《後漢書·孔融傳》。但因創業艱危，輾轉流徙，劉備前期難以吸引許多文士為己所用。以故在他幕中，除
諸葛亮
等外，文士不多，未能形成群體。劉備入主成都後，雖人員缺乏，財力窮促，仍建立太學，興復儒業。「先主定蜀，承喪亂曆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眾學，
（許）慈、（胡）潛
併為學士，與
孟光、來敏
等典掌舊文。」（《蜀志·許慈傳》）然而
劉備作為一現實政治家，深知當時要務在於足食強兵，以抗衡曹魏。以故他對文化，注重的是治政鑑戒及戰爭韜略，
此自劉備遺詔敕後主中可以窺知，劉備告誡其子說：
「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
（《蜀志·先主傳》注引《諸葛亮集》）
可見劉備、諸葛亮重視之書，皆軍國實用之作，基本不涉於詩賦之類。
要之，蜀漢因國蹙民少，國力相對弱小，所以諸葛亮長期治戎講武，獎勸農耕，不遺餘力；而對文學事業少有關心。諸葛亮治政尚樸，重實用，「庶事精煉，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蜀志》本傳評），對詩賦之事並不提倡，亦蜀國文學不興原因之一。
其實
諸葛亮
本人頗好文學。他少時「躬耕壟畝，好為《梁甫吟》」（《蜀志》本傳）即為證據。只是他出山輔佐劉備之後，面臨嚴峻形勢，肩負軍政重任，長期「鞠躬盡瘁」，不敢稍有怠忽，無暇再事藝文。儘管如此，諸葛亮所作軍國文書，仍具相當文學價值。如
前後《出師表》，
洵為千古名篇。此外，
蜀國文士
，尚有
譙周、文立、秦宓、向朗、費禕、楊戲、郤正
等，而作為蜀國後期主要領軍人物
姜維
，亦頗具文采風流。
吳蜀文學
，與
曹魏文學
相比，在總體成就上未能蔚成大國，勉為附庸。作者既少，作品亦不多，此皆
文化環境歷史情勢
使然。但是，
第一，吳蜀兩國，雖未產生大作家，卻也有若干各具特色個性鮮明作者湧現，為三國文學作出重要貢獻，其人不應輕忽，其作豈可湮沒！
吳蜀優秀作品，如張紘書檄，縱橫揮灑，有類陳琳、阮瑀佳作；如楊泉辭賦，精妙圓熟，堪與鄴下諸子比肩；如戴良七言詩，不讓曹丕《燕歌行》；如姜維《蒲元別傳》，上承劉向，下啟魏晉，於志人小說領域別開生面。諸如此類，並應志之載籍。
第二，吳蜀兩國在政治軍事上雖與曹魏為敵，但在文化風尚、文學精神上，卻與中夏頗通聲氣。
如憂患意識及慷慨悲涼文風，既為建安文士所固有，亦為吳蜀作者所愛好。諸葛亮所作《出師表》正是慷慨悲涼力作。魏吳蜀三國文士，以各自生活感受及創作取向，構成三國文學共同時代精神及時代風格。若無吳蜀文學，三國文學便是金甌殘闕，難言完整。
第三，吳蜀二國文壇，前期倚仗中原流寓文士支撐局面；在度過草創期後，內部社會初定，文化事業亦有一定發展，文學人材成長也有起色，後期文壇遂出現一些本土作者。
人
晉
後，出身吳國的
陸機、陸雲
，出身蜀國的
陳壽
等，皆成為一流文學家，亦是吳蜀文學匯入主流後成果。此亦應視為吳蜀文學之一貢獻。
（全文完）
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之《全三國文》
據筆者統計《全三國文》共
75
卷
294
人，其中魏文
56
卷、蜀文
6
卷、吳文
13
卷。
觀其佔比
（75%）
，魏國屬於三國「文學中心」、「文學最盛」自不言而喻。
除掉闕名者
粗略
統計，魏文167人、蜀文36人、吳文73人。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總目》
看了 @司馬昭 知友列舉的 @張佳瑋 知友的大段言論，覺得有點眼熟，去搜，果然見過。
《為什麼三國時期有那麼多文學家，在後世流傳最廣、知名度最高的卻是諸葛亮的《出師表》？》
去年10月半夜睡覺前
，筆者曾在那個問題下實名批評反對。
張知友言論：
不過可惜。這裡
首先就把「建安風骨」解釋錯了
。說得越多越使人痛苦。總之，建安文風從未主張「質樸口語化」而反對「辭采華麗」。
張佳瑋讀過哪些書？讀書歷程是什麼樣的？
我對張知友的建議：莫強答有關「文史哲」的回答
筆者當時的評論：
不過筆者贊成張知友關於《出師表》其他方面的論述：
它是一篇文質並重的千古名篇。
《出師表》
不是三國第一文，而是第一文之一。在
某種程度上
筆者不太贊成使用《出師表》這種
「實用性章表」
文章來討論魏晉
「文學」
，而應該用
「詩、賦」
代替。
其實《後出師表》也不賴（但是又有幾人讀過）。就像平常人稱譽《赤壁賦》而忘記《後赤壁賦》一樣。
但是，
三國時期還有很多詩、文名篇。
只知道《出師表》，那是因為很多人或許
只
熟悉這一篇。
換句話說，文學也是「有門檻的」。
並且「發現不了」
其他詩、文
的優缺點（不認為它們是名篇），則可以推匯出此人
非古代文學專業出身明矣。
關於「風骨」與「風力」的解釋可參《古代文論雜說·風骨（三）》。
「風骨」與「建安風骨」有一點差異。「建安風骨」前面
有個時代限制「建安」
，不過大同小異。
推薦一篇媲美甚至超過《出師表》的同型別文章：
魏徵《十漸不克終疏》
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並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徵，使孫策坐大，遂並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逼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窮兵罷，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以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三國志·卷三十五·蜀書五·諸葛亮傳第五》裴松之《註》曰「張儼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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