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記》人文思想：音由聲起，樂由心生
《禮記•樂記》是一篇關於音樂的專論，在社會教化中，《樂記》要求統治者應當用音樂來培養薰陶人的道德情操、淨化人的心靈、鑄就人高尚的審美情趣，主張將音樂與治國理政、端正社會風氣相配合，發揮社會人文教化的作用。
關於音樂的起源
，《樂記》中認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鏚羽旄，謂之樂。”說明音由聲起，樂由心生。由於人心受外界事物的感發而動，所以就會有感而發，形成聲；各種不同的聲相互應和，就會產生變化，形成了長短高低、抑揚頓挫的不同旋律，然後將各種旋律加以排比編次，再用樂器來演奏就成為音樂。
同樣，音樂形成之後對人心又具有反作用，可以用健康、高尚的音樂來陶冶人的情操，淨化人的心靈，產生社會人文教化的作用。可見，從音樂的起源來看，音樂與人心是緊密相聯、相互作用的，健康、高尚的音樂對培養人高尚的人文精神有重要的作用。
在音樂與政治的關係上
，《樂記》中說：“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透過不同的音樂，可以反映不同的世道。人們從不同的音樂中，不但可以感受到世道的純正和民風的純樸，而且也可以感受到世道的混濁和民風的乖僻。因此，儒家在治國理政中十分重視禮樂的作用。
《樂記》中說：“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
人心之感於物也
。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可見，樂對人教化作用的根本在於“人心之感於物也”，也就是說，取決於人心對外界自然物、人類社會的感受和理解的程度，從而在音樂中表現出來，是人心“感於物而後動”的結果。所以，
古代統治者注重用“禮”來引導民眾的心志，用“樂”來淨化、融合民眾的心聲，用政法來統一民眾的行為，用刑法來預防民眾的不當心思和邪念。
總而言之，
“禮樂刑政”
的終極目標就是要實現上下同心同德、齊心協力，社會和諧穩定，人民安居樂業，國家吏治清正廉潔，人們都能做到守本分、勤耕作的大治之世道。因此，《樂記》中說：“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由此可見，禮樂產生的社會人文教化作用與政刑有機地統一起來，實現“以禮樂治國”、“以德治國”和“以法治國”三者剛柔相濟、相輔相成的理想目標。
在人文教化中，禮樂與其他的政教手段相比，在治政安民方面具有其獨特的優勢。《樂記》中說：“樂也者，聖人之所以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說明禮樂可以對民心產生深遠而積極的影響。《樂記》中又說：“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禮樂的人文教育作用與政治的有機結合從中可見一斑。因為“樂”可以協調人的好惡之情，使之趨於一致；“禮”可以讓民眾認識到貴賤等級的差別，使民眾也懂得做人做事應當遵循禮的要求。
由於“樂”能協調人的好惡之情，所以讓人相親相愛，關係融洽；“禮”能分出貴賤等級，所以能讓人產生相敬之情。雖如此，但在社會人文教化中又要求人們要善於把握“樂”、“禮”的尺度，做人做事、為人處世要符合中庸之道。如果人與人之間的相親超過了“和與同”的要求，就會變得散漫隨便，而無尊卑之敬；同樣，如果過分強調人與人之間的貴賤等級，那麼，人與人之間就沒有相親的感覺，就會變得隔離而疏遠。這兩種情況都不是“禮樂”所要達到的教化目標。因此，“禮樂”在社會人文教化中的作用，應該是“相親中有敬，相敬中有親”，這是“禮樂”人文教化的最高境界。
同時，“禮樂”在治國安民的人文教化上還體現在
“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如果天下的民眾都具有禮貌謙讓之心，那麼，統治者在這種氛圍中治理天下，就沒有什麼可憂慮、可發怒的事了。因為天下太平，“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這樣，“樂”的社會人文教化的作用也就實現了。
由於樂由心生，所以音樂在加強個人修養、陶冶心靈、培養高尚情操及調節人際關係上具有重要的教化作用。《樂記》中說：“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說明用音樂來陶冶人的心靈，能夠養成
“和順、正直、子愛、誠信”
的稟性，是人與動物的重要不同之處。因此，《樂記》中說：“是故，
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
。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
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
。知樂，則幾於知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這從知聲、知音、知樂和知禮層層遞進的角度說明了個人修養的差別。在個人修養上，只有禮樂都得當，才算是一個達到道德境界的人。“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說明了先王制禮樂的目的，是透過音樂對民眾進行人文教化。
在禮樂對民眾的人文教化中，由於個人修養的差異和高低，對樂的理解和把握的尺度的差別，造成樂的教化作用也有差異。所以，《樂記》中說：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
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說明君子與小人對待樂的態度的不同，樂產生的社會教化也不同。
君子以道制欲，從音樂中懂得修身養性，淨化心靈的道理；而小人以欲忘道，在音樂中放縱自己的情慾。
所以其結果也大相徑庭，君子是在用心享受音樂給自己的心靈帶來一份寧靜和愉悅；小人的心靈則是處於迷惑慌亂之中而得不到樂趣。可見，君子是在欣賞音樂中，返回到人本來的性情，從而使心志和諧。君子推廣音樂以實現社會教化的功用，用音樂來教化民眾，使民眾的心志向仁義之道歸附。
從樂教施行的情況可以瞭解國君的德行。《樂記》中說：“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
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
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髮外，唯樂不可以為偽。”這裡從德的角度進一步闡述了樂的本質內涵是“德之華也”。又從“詩言志、歌詠聲、舞動容”三者皆來自於心，然後以樂和之，說明了只有感情投入、德性真誠，那麼音樂的文采才會鮮明；只有底氣豐足，心神旺盛，那麼音樂才會變化神妙。
總而言之，音樂對人教化作用的前提在於人的德性，只有當和順之德聚積於胸時，音樂的美妙才能在外面表現出來，所以說，
樂是不可以作偽的，樂發於聲音，形於動靜，是人道的自然之理。
古代君王制作音樂的目的是來引導民眾的性情，使民眾在音樂的教化中不散漫隨便，用音樂的旋律、節奏等喚起民眾的善心，心不生邪念，以陶冶民眾的性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