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鵬論：什麼是修辭學？（下）

現實中，人只要一成群，成為群眾，便很容易受他人追求私利的甜言蜜語哄騙。

——坤鵬論

一、修辭學發展簡史——西塞羅和《論演說家》

在我的眼中，當他（柏拉圖）對他們表示一連串的蔑視時，他絕對像個演說家。

——西塞羅

這句話用的是修辭學的“誇飾”手法，諷刺柏拉圖蔑視演說家的時候，卻忘記自己其實正在像著他所蔑視的人的樣子。

用咱們的俗話說就是，烏鴉落在豬身上，看不到自己黑；人不知己過，馬不知臉長，驢不知自醜，牛不知角彎，猴不嫌臉瘦。

當羅馬帝國征服希臘後，修辭學得到了蓬勃發展。

古羅馬人在接納了古希臘人修辭學要素的同時也做出了大量擴充套件。

與古希臘智者派過於強調邏輯推理不同，古羅馬演說家和作家更多依賴於豐富的文體、內聯的故事以及令人信服的隱喻來增強說服力。

古羅馬時期，修辭學領域繼亞里士多德後首屈一指的大師當屬西塞羅。

他天才般地在修辭學中將文學藝術表達方式與政治宣揚手段完美地統一到了一起，在共和末期那樣特殊的社會背景下，將修辭學推上了新的發展巔峰。

後人認為，他的修辭學實踐水平和理論水平都達到了當時的最高境界。

西塞羅的全名是馬爾庫斯·圖利烏斯·西塞羅，生於公元前106年1月3日，卒於公元前43年12月7日。

他被譽為古羅馬著名政治家、哲人、演說家和法學家。

西塞羅青年時期就投身法律和政治。

後來因為善於雄辯而成為羅馬政治舞臺的顯要人物——曾擔任過羅馬共和國的執政官。

正是透過他，一直存在的“哲學與修辭學之爭”才得以暫時的平穩化解。

也正是他，一舉奠定了作為普遍文化形式的修辭學最終享有的地位。

西塞羅一生中寫了不少關於修辭學的著作，包括如何創新、如何演講以及如何尋找話題等。

這些著作直到文藝復興之前，一直為學校採用。

特別是《論演說家》，是他創作過的各種修辭學論著中最長、最詳盡的著作，從抽象的說服理論到最富技巧的措辭和發音的細微之處，一應俱全。

該書與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並稱修辭學最重要的兩部著作。

西塞羅認為，一個人如果要想擁有強大的說服力就必須具備多方面的知識，比如：歷史、政治、文學、藝術、道德、法律和醫學等，只有這樣，他才能給任何聽眾演講。

“至少根據我的意見，除非一個人獲得了與所有重要之事和重要技藝有關的知識，否定他不能成為飽受各種讚譽的演說家……如果主題事實不被演說家覺知和理解，那麼他的演說的措辭就有點瑣碎、幾近幼稚了。”

西塞羅勾勒出了理想演說家的形象——由於全知，所以完美（至少是在有關事務上）。

有專家認為，這更像是為了專門迴應《高爾吉亞篇》中蘇格拉底的論證：無知的演說者只能感染同樣無知的群眾。

其實，在現實中，人只要一成群，成為群眾，真的很容易受他人追求私利的甜言蜜語哄騙，這就是《烏合之眾》中所講的群愚、群盲現象。

所以，古往今來，太多無知的或者是學歷很低的騙子，屢屢透過演說就把人們騙得團團轉，其實不乏比他們學問高出很多很多的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西塞羅也非常認同伊索克拉底所倡導的演說家要以德為先。

除了修辭學方面的成就，西塞羅還因其作品的文學成就，為拉丁語的發展作出了不小的貢獻。

他在當時是羅馬顯著的文學人物，其演說風格雄偉、論文機智、散文流暢，從而設定了古典拉丁語的文學風格。

西塞羅還將希臘和羅馬文化巧妙地進行融合，以折中主義態度及成功實踐，解決了長期以來困擾羅馬人的如何對待希臘文化的爭論。

在對待哲學的態度上，西塞羅極為重視，視之為修辭學知識的源泉——“希臘人稱之為‘哲學’的這門學問似乎是一切受尊敬的藝術的創造者。”

他認為，修辭學需要的很多知識與思想都可以從哲學中尋找或是受啟發，比如：有關城邦的制度建設；如何處理與神的關係；教育鍛鍊年輕人公正、忍耐力、自我控制等。

他還特別指出，如果演說家只瞭解演說的方式和技巧，滿足於利用修辭學技巧在法庭上駁倒指控，卻摒棄對於哲學的鑽研，那麼“便是在把他們從廣闊無垠的平原驅趕至狹窄的馴馬場之中”。

西塞羅自己也是一位古希臘哲學的研究者，透過翻譯，為羅馬人介紹了很多希臘哲學的作品，使得希臘哲學的研究在希臘被羅馬征服之後得以延續。

西塞羅在古羅馬時代的影響在中世紀時代漸漸衰落，但在文藝復興時被重新振興。

義大利著名詩人、偉大的人文學者彼特拉克在14世紀重新發現了西塞羅的演說稿、書信，由此開始了文藝復興學者對西塞羅的重新研究。

因此，有學者認為，文藝復興在本質上是對西塞羅的復興。

西塞羅的影響在啟蒙時代達到了頂峰，受其政治哲學影響者包括洛克、休謨、孟德斯鳩等哲學家。

美國國父亞當斯、漢密爾頓等人也常在其作品中引用西塞羅的作品。

西塞羅深遠地影響了歐洲的哲學和政治學說，並且至今仍是羅馬歷史的重要研究物件。

二、修辭學發展簡史——昆體良

昆體良是古羅馬時期的著名律師、教育家和皇室委任的第一個修辭學教授，也是公元1世紀羅馬最有成就的教育家。

生於約35年，卒於約100年。

他的父親在羅馬教授雄辯術，頗有名聲，他也算是子承父業。

昆體良首次開設了一所修辭學的公立學校並且開發一套學習系統，學生可以系統地學習並實踐修辭學的所有階段。

他一生竭力主張並多方論證了公共教育比私人教育優越。

公元96年，昆體良發表了其不朽著作——《雄辯術原理》（即《論演說家的教育》），其中涵蓋了修辭藝術的所有方面。

這本書是第一部系統闡述教學理論的著作，把培養善良而精於修辭學的人作為教育所要達到的基本目的，它也是一部教育學的鉅著。

與伊索克拉底、西塞羅一樣，昆體良也特別強調，一個理想的演說家，首先必須是一個良善的人，道德的生活比華麗的辭藻重要得多，他所要培養的演說家，善良是第一位的，雄辯術是第二位的。

同時，在學習上，他也認同西塞羅的觀點，認為作為一個演說家，必須有廣博的、穩固的知識基礎。

他說：“除非很好地、真正地打好基礎，否則，上層建築就會倒塌。”

他還特別強調了文學教學（包括學習歷史家、科學家和詩人的著作）的重要性。

另外，昆體良認為修辭學應該成為每個人的基礎教育，為此他花了大量時間建立一套系統的課程。

事實上，他認為理想情況下修辭教育應該從娃娃抓起，從嬰兒開始。

有趣的是，昆體良與伊索克拉底的經歷有些類似，他們都不算是出色的演說家，據說伊索克拉底是因為天生就不是演說的材料，才退而教別人的。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他們都是更為偉大的教育理論家。

昆體良完善而嚴謹的教育理論體系為後世構建了可行性極強的教育模式，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教育思想，在長時間內影響著歐洲乃至世界各國的教育發展。

因此，他被後人認為是教育史上發展、完善教育方法和思想的先驅，在教育領域享有極高的地位。

比如：他是教育史上最早提出反對體罰的教育家，主張對兒童的教育應是鼓勵的，這樣能激發他們興趣的。

昆體良對於哲學的態度與伊索克拉底、西塞羅明顯不同。

他雖然不是全然地排斥，但卻有意地淡化哲學的作用。

他批評哲學家不參與任何社會實踐，遠離公民的社會義務以及演說家的責任。

在他看來：“哲學已不再在公開的講壇上佔有自己應有的地盤，而是首先退避到體育學校和柱廊中去，然後又退避到學者的講堂中去了。”

不過，因為倡導美德，他特意將屬於哲學的倫理學列為“肯定完全屬於演說家的學習範圍之內”。

三、修辭學發展簡史——阿里斯提德

公元2世紀，這個時期被公認是第二次智者盛行的時代。

在這個世紀裡，羅馬是一個“愛希臘的”城市。

羅馬的精英們不僅熟悉希臘文化，而且崇尚希臘文化，對希臘文化的復興是當時流行的社會風尚。

與此同時，羅馬帝國的希臘地區的文學活動也日益繁盛。

智者的復甦其實從公元1世紀就開始了，2世紀達到盛行。

不過，這個時期的智者和高爾吉亞生活的公元前5至4世紀的智者們並沒有什麼不同。

他們都以相同的方式討論相同的問題，也就是都用修辭的方法討論哲學問題，比如：什麼是正義、世界如何構成等問題。

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些智者並不是新的，還是舊的，只能算是第二代智者。

艾里歐斯·阿里斯提德就是生活在2世紀的一位多產並取得巨大成功的修辭學家。

正因為是對第一代智者的復甦而不是創新，所以他的特點之一就是，竭盡全力地效仿他崇尚的、古典雅典希臘語散文模式的某些風格。

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就是《致柏拉圖：為修辭學一辯》，試圖詳盡地回答《高爾吉亞篇》，所以篇幅甚巨。

從坤鵬論前面的介紹我們已經看到，從一開始，智者和哲學家之間就存在著一種競爭關係，而且這種競爭關係一直延續到第二智者時期。

在相互指責中，阿里斯提德不再採取伊索克拉底、西塞羅那樣傳統的迴避策略，而是指著哲學家的鼻子斥責：哲學家不使用言語（logoi），不敬諸神，不為節日的聚會增彩，不為城邦生活進言，不教育青年人。

他認為智者所從事的那些高於哲學家的工作實際上很大一部分與哲學家所從事的工作是一致的。

站在那段歷史上看，智者和哲學家確實存在很多重合，比如：

都承擔了當時城邦中的高階教育工作；

都必須使用語言言說和寫作；

都給城邦提供政治上的建議，安撫不幸的人們，維持城邦的秩序，教育年輕人；

傑出的智者和哲學家一樣思考自然和城邦的問題，而哲學家中也有人和智者一樣有著極強的演說能力。

所以，那個時候，在城邦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中，智者和哲學家一起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對其中任何一方的忽視都是不公正的。

四、修辭學發展簡史——中世紀被用作宗教傳播

中世紀的歐洲是宗教的歐洲，不僅哲學是宗教的，修辭學也不例外，它也被人們從政治移向了宗教。

那時候，修辭學不再作為一個工具領導國家，而被上升為一種拯救靈魂的手段。

奧古斯丁等宗教哲學家不斷探討如何使用修辭學傳播福音從而將“異教徒”轉化為信徒。

特別是奧古斯丁，他深刻認識到詮釋經典本質上是一種修辭活動。

他根據“宗教為體，修辭為用”的原則，對古典修辭理論進行了改造和重構，對修辭採取了一種工具主義的態度，利用修辭技巧來解讀《聖經》、傳播教義與教育民眾。

也正是奧古斯丁認識到的努力，修辭學得以流傳下來。

中世紀時期，在法國和義大利等國開始出現了大學，學生們在大學中主要學習語法、辯證（邏輯）和修辭三門課程，它們並稱為中世紀人文教育的三大基本學科。

在當時，學生們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來重複背誦和練習各種修辭技巧。

不誇張地說，修辭學在中世紀除了得到了傳播外，並沒有什麼新貢獻、新發展。

另外，中世紀的大思想家波伊提烏透過調和亞里士多德和西塞羅的話語理論，對整個話語領域進行了改革。

他確定了以哲學為頂端，然後是辯證學、修辭學和哲辯術；他突出了辯證學，剝奪了修辭學以往涵蓋辯證學的崇高地位。

波伊提烏的改造使修辭學成為一門工具學科，成為經院派學者爭論神學、法學和哲學問題的基本方法。

五、修辭學發展簡史——文藝復興和統領所有學科

文藝復興時期，修辭學、藝術以及科學一同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西塞羅和昆體良的理論被重新發現並廣泛學習，同時期的學者也開始著作新的修辭學書籍。

文藝復興的核心是樹立人文主義精神，以人為本，反“神性”，反“神權”。

恰恰在西塞羅和昆體良的古典修辭經典中就蘊含著豐富的人文精神，人們從中認識到，原來：

修辭是一種社會實踐、文化形態；

修辭涉及了人類智力領域以及生活的各種問題；

修辭中閃現著人類的智慧和力量；

修辭洋溢著人類自信、自愛、自尊的情感；

修辭簡直就是集古典智慧大成。

而且，西塞羅和昆體良的著作中充滿了讓人奮進的勵志話語，伴隨著沁人心脾的韻律魔力，特別適合剛剛經歷了大瘟疫、對上帝失望至極、但又因缺失信仰而無比迷茫陷入虛無的歐洲人。

於是，西塞羅和昆體良徹底征服了當時義大利的知識界，神學家、作家、律師、詩人等，都為之傾倒，並引發了一股蒐羅、鑽研古典修辭學典籍的熱潮。

當時，古羅馬的言說藝術被推崇為修辭學的典範和發展高峰，西塞羅也成為最受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崇拜的榜樣。

而這股熱潮不僅帶來了修辭學的復興，同樣也是文藝復興起源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們狂熱地提倡西塞羅的雄辯術和經世濟用的修辭學傳統。

他們手持修辭學利器，勇敢地向經院哲學發難，揭露其偽科學的本質，指責其使人們忽略了跟人本身、跟人的本性和生存狀況息息相關的真正重要話題。

甚至就連經院哲學家推崇的亞里士多德也被批判，認為他的理論過於抽象，沒有任何實際用途，迴避投身公共事務、行政管理、帶兵作戰、爭辯事因、治病救人、從事法律、創作故事和詩歌等。

自15世紀中葉開始的100年裡，修辭學又恢復了它在古典時期的崇高地位，甚至達到了新的頂峰。

比如：1507年出版的一本百科全書式文集《哲學之珠》中有一幅圖解當時學術領域總體構成的木刻畫，其中修辭學被描繪為高踞王座的女王，周圍站著歷史上著名的哲學家、詩人、歷史學家、法學家等。

這幅畫傳送的資訊是：修辭學是一門至高無上的藝術，它統領所有學科，引導著人類的整個文化、智力領域。

從現在來看，這幅木刻似乎也是對現代修辭學的精準預言。

六、修辭學發展簡史——近代哲學家想要逼死修辭學

人類歷史進入到近代後，哲學界又開始對修辭學大舉反攻。

從笛卡爾，到洛克，再到康德等哲學大家，都公開對建立在或然性基礎上、缺乏嚴密邏輯性、包含各種說服技巧的修辭學提出了嚴厲的批判，將修辭描述為“推行謬誤與欺詐的強大工具”。

儘管他們的流派和主張各不同，但是，處在科學大發展時代的他們，共同點也很鮮明：追求普世正確真理；都遵循自然科學標準衡量一切事物的邏輯實證主義；都推崇用現代科學方式獲得有關物質世界的客觀、確定的新知識。

正是在這個時期，西方哲學發生了兩次重要轉向的第一次——從本體論向認識論的轉向。

所以，當時的哲學家們都認為，哲學追求知識和真理，因而是客觀的；而修辭學追求輿論和意見，因而是非客觀的。

這種批判的聲音一直延續到了19世紀末。

坤鵬論提醒大家，我們還要從中看到——時勢造英雄。

當時的時勢是，科技發展引領人類向工業化社會前進，而工業化社會需要的是螺絲釘，需要的是合作，需要的是眾人拾柴火焰高，個人成功不再是關鍵，或者根本就不能提倡，而修辭學的主要功用尤顯不符合當時的社會需求。

這也是修辭學在與哲學交鋒中落於下乘的根本原因之一。

不管是工具，還是理論，成與敗，好與壞，基本都是人說了算，當人不再認為它有用時，它也就黯然失勢了。

於是，哲學勢不兩立的態度導致兩門學科的徹底分離，並且極大地損害了修辭學的學術地位。

為了順應那個“理性與科學”時代的精神，以及分工化趨勢的社會特徵，原本的大修辭學也主動化整為零、分散發展。

由它獨立出來了許多人文領域的現代學科，比如：語言學、心理學、文學批評、現代論辯學等。

修辭學範圍大大縮小了，寫作修辭成了修辭學科的唯一專業領地，修辭學也淪為了一門實踐性學科。

當初的古典修辭學時期，以亞里斯多德為代表的古典修辭學提出了覓材取材、佈局謀篇、文體風格、演講技巧和記憶為“修辭五藝”。

也正是在18世紀，修辭五藝中的演講技巧和記憶逐漸消失，只遺留下傳統的覓材取材、佈局謀篇和文體風格三藝。

自此，西方修辭學陷入了300年的衰落期。

到了20世紀初，修辭學甚至被學者們批評為多餘的、垂死的學科。

七、修辭學發展簡史——哲學的修辭轉向

19世紀末，尼采極度超前地指出，對於修辭學的批評是完全錯誤的，其實語言本身就是修辭藝術的產物，“修辭學創造真理”。

他的思想直接而深刻地影響了後世一大批哲學家，為之後的反哲學運動、哲學向修辭學轉向奠定了思想基礎。

這也是坤鵬論在前面講過的西方哲學的第二次轉向——語言學轉向。

坤鵬論認為，所謂的語言學其實叫修辭學才更為準確，而且語言學當初也是從修辭學中分離出來，本屬大修辭學。

20世紀40~60年代，美國修辭學家、哲學家、思想家、文藝評論家肯尼思·伯克發表了很多關於修辭學的著作，其理論極大地推動了西方修辭學的復興。

到了20世紀50年代，西方開始出現規模宏大的修辭學復興運動。

繼而又出現了哲學家向修辭學轉向，以及哲學的修辭轉向。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類似叛變革命的180度大轉向呢？

其根本原因在於，學者們，特別是哲學家們，終於意識到高爾吉亞的話是多麼多麼睿智，修辭與思想共生，真理和知識是透過修辭的方式被建構的，所以，哲學研究離不開修辭，哲學辯論從本質上說是修辭性的。

終於，二者之間的高牆壁壘第一次被徹徹底底地推倒了，從以前長期保持的此起彼伏，有你無我，勢不兩立的對立狀態，轉變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織狀態。

甚至，哲學與修辭學還形成了結盟，並由此產生了類似修辭哲學、認知修辭學這樣的新的子學科。

這也很像如今以複雜性科學所代表的學術研究潮流，就是學科之間相互交叉滲透，在“邊緣地帶”尋找學科新的成長點。

在哲學的帶領下，美學、社會學等人文、社會各學科迅速蔓延起一股“修辭轉向”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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