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論明末清初思想解放？

鄙人高中曾幾度沉浮，對此尚有一二句想談。

拿人教版教材也好，嶽麓版教材也好，大抵把這段思想發展歷程歸類為明末清初的儒家思想發展。然而當真正讀過這些大思想家的著作後會發現，這些思想和單純的儒家思想研究已經有了深刻變化，和宋元以前的儒家思想大大不同。

但要是這一段歷程定義為“解放”，實屬不妥！！！

本人舉一家而窺百家，有待諸位指教。

參考黃宗羲著《明夷待訪錄》，頗有“非理論政治經濟學”的味道。從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出手，一一給出“良方良藥”。然而大明都亡了，說這些有什麼用？也就是黃老爺子自己打打馬後炮，過過癮，進而輻射一下剛出生的大清，彰顯一下“風骨”。當然了，黃宗羲的代表功績自然不是《明夷待訪錄》，而是參與編修《明儒學案》等等一系列大專案，和民國末期的錢穆寫《國史大綱》的那種感情類似。然而代表著思想解放意味的著作依然是待訪錄，那就說兩句待訪錄。

待訪錄被捧起和孫中山離不開關係，孫中山借用黃宗羲的思想闡釋革命理論，這種套路並不新鮮。那我們看看裡面的“解放”。

首先是政治，黃宗羲提出了“天下為主，君為客”的民“主”思想！注意，教材給出的定義從民本跨越到了民主。然而從本質上講，這種思想和民主沒有關係，只能說是民本的進化版。看看待訪錄中《原君》、《原臣》、《原法》給出的“三原”框架，明顯是封建王朝的絕對延續，和民主之類的思想解放是沒關係的。比方說，傳統意義上的民主強調“用權力制衡權力”，然而《原法》原文把“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這種明顯的“權力制衡思想”定性為“非法之法”。而涉及到合法之法時，又引到了“上三代”、“君臣之道”、“仁義禮智信”這樣的老路上去……可以說，這種思想的目的只是為了給晚明續命，和解放思想沒有什麼關係。至於軍事，他先把衛所制度一頓抨擊，進而懷念“方鎮”制度，強調地方分兵。這和明末儒學人士大談兵法的風氣密不可分，說實話，黃老談論兵法的深度和廣度在當時也許算是前衛，在今天也就是和四十歲開外的中年男人談論國際政治是一個水平……不多說這個了，總而言之，軍事上的“解放”也無非是分權和共主。

經濟上的觀點就非常有趣了，《制田》篇原文“吾見天下之賦日增，而後之為民者日困於前”，提出了一代稅比一代高的想法。然而《制田二》往後就全然是為了抨擊屯田制度了。至於稅改問題，明代張居正一條鞭法規整了稅制，從上層決策到基層行政沒幾個環節下來肯定會有問題出現，這不是黃宗羲自己就想得到的，不能苛求古人。但其中有一個重大理論突破！黃宗羲認識到了“私有制”的不合理，用“古者井田養民，其田皆上之田也”來期待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因為“上”的本質就是“公田私有，私田公有”，把這個歸類為思想解放還有情可原。但可惜的是，無論農業還是商業，黃宗羲都沒給出實質性考量，除了一句讓人興奮的“工商皆本”，沒有可圈可點之處。只是把“上三代”“古者”這類沒人見過的理想世界帶出來歌頌一番罷了……

文化上才是否認“解放”的會心一擊，因為黃宗羲強調的“文化”是基於“正統派文化”，而非想當然的言論自由……比方說，黃宗羲贊同焚書坑儒，認為要把偽者焚坑，正者流傳。然而何為正？何為偽？這終歸是靠個人評判的，而黃宗羲也只是拿自己的三觀試圖匡正那個年代，用個人思想“解放”整體思想，豈不可笑？如果說是用個人思想“專制”整體思想，恐怕才是黃氏解放的本質目的。

至於教科書列舉的其他人物，如王夫之先生和顧炎武先生。王夫之先生把儒學推向了“再哲學化”的階段，辯證了“理”和“氣”的理論，是一種有唯物主義色彩的思想藝術。但就算定位為“哲學解放”一樣不妥，因為把物質、意識這樣直觀的概念沒有離心出來，仍然是古典唯物主義思想的發展。而顧炎武先生雖有踏實本分的精神，開一代“樸學”先河，但清代儒學的整體自閉和“乾嘉學派”那樣固步而精彩的文化“氛圍”，顧先生能有一半功勞……儘管訓詁嚼文帶來了令人震撼的學風，但這種學風所帶來的，絕對和“解放”搭不上關係。

最後說說教科書的觀點為什麼偏向於解放，我個人認為是為了貼合“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這樣的絕對真理，而江南零星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和市鎮商貿的發展自然需要大思想家來靠，也就能夠把這三位的思想和經濟因素相結合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明末的儒學家之所為談的問題如此不儒學，就是因為大明滅亡後儒學人士普遍的恐慌心理。文人在大環境下往往要靠馬後炮來洩憤，靠嘴炮來自保，在此就可見一斑了。

如果李贄還有幾分思想啟蒙的意味的話，明末那三位的“解放”功力，還是遠遠不夠的。因而那個爭論的結論也很明顯，明末清初的思想活躍絕非新時代的黎明，而恰好是封建社會末期的夕陽。

他同大清一道誕生，他隨大明一同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