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雍也·18章》）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雍也·18章》）

“質樸超過文采，便放野；文采超過質樸，便失逸。文采和質樸相輝映，才能成為君子。”

只顧自己有仁心，是在行正道，辦實事，完全不要官場的禮節、儀式，那就把自己混同於一般百姓了。只有做官的派頭、排場，不去給百信辦實事，那就像是史官了

本章的主旨——教誨官員們“務必保持君子本色，又要講求必要的形式以保證為政效率”，就非常明確了。——此章其實不是講君子的修養，而是講政治啊！

這一章像是孔子給君子下的一個定義，但歷來的解釋很不能令人滿意。楊伯峻翻譯為：“樸實多於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於樸實，又未免虛浮。文采和樸實，配合適當，這才是個君子。”加註說：“文質彬彬——此處形容人既文雅又樸實，後來多用來指人文雅有禮貌。”他這譯註給人的印象是：君子完全是個描述個人性格、風度的語詞。這裡的“史”字何以是“虛浮”的意思，正是需要說明的，他卻不予註釋。李零不翻譯不轉述只作講解，引出原文頭兩句後寫道：“‘質’是內在本質，樸實無華；‘文’是外在修飾，賞心悅目。‘野’是粗野、鄙俗，‘史’是精巧、文雅。《儀禮·聘禮》：‘辭多則史，少則不達。’孔子認為，文、質是相須而用，文太多，質太多，都不好，最好把兩者協調起來。”這像是中學語文老師講課文，交代了孔子具有對立統一的辯證法觀點，但未講出這一章的“要害”，還會使人納悶：孔子會僅僅從人的穿著打扮、儀表氣度方面定義君子嗎？作為君子對立面的小人，一定會或者“質太多”，或者“文太多”嗎？——他對“史”字倒是做了個符合語境需要的解釋，並且提供了一個根據，但從那根據似乎看不出“史”會有精巧、文雅的意思。

從李澤厚的譯文看，他對本章的新意僅在將“史”字訓釋為“死板”，“史”字怎麼會有“死板”義，他也未作說明。但他在“記”中寫道：“‘質’，情感也；‘文’，理性也。‘質勝文’，近於動物，但有生命；‘文勝質’如同機器，更為可怖。孔子以‘禮’、‘仁’作為中心範疇，其功至偉者，亦在此也：使人不作動物又非機器。”按他這解讀，如果本章的君子仍然是與小人對言的，那就要說，孔子心中的小人要麼是有真情感但缺少理性的粗人、蠢人（即雖有仁心卻不懂禮儀），要麼是隻會照章行事絕不流露一點個人感情的刻板人、機器人（即只顧行為合不合禮不問他人“感覺怎樣”）。但能找到旁證，說明這確是孔子的意思嗎？我估計李先生自己也會做否定回答的。那麼，是我的上述推論有錯？或者這一章所謂的“君子”不是同“小人”對言的？我也作否定回答。

這裡，注家們錯在一看到有“君子”二字，未及細想，就以為本章的論述物件是孔子心中的理想人格形象，即是所謂的“道德君子”，於是認定孔子這是在講君子該如何表現自己的“君子儀態和君子風度”的問題，接著就往這個方向去作註釋寫文章，竟然忘記了，在當時，以及在《論語》中，君子、小人還可能是“以位分”的，故而本章針對的人，也即“教誨物件”，未必是“道德君子”，就是說，可能只是其中的具有某種特殊身份的人。——其實，只要肯懷疑持傳統理解者的“思維路線”，考慮一下君子在這裡是否特指官員，就會豁然開朗，對本章作出正確解讀的。

必須明確，君子最初是用來指稱“居上位者”，也即官員的，相對而言，他的下屬，普通百姓，就叫小人。在中國古代，人們信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以致官員和“德高者”簡直合而為一，在外延上是重合關係，所以君子同時意味著道德高尚，稱某人為君子，有時還可能主要是著眼於他的德操方面，而非官員身份。人們關於君子的這種觀念，君子一詞的這種用法，在後來的政治倫理不分的宗法社會得到承襲，甚或被強化了，因為官員想以此證明、標榜自己有道德，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老百姓也想以此要求、約束當政者：“你們可得配稱為君子啊”，對於實際上品德不好的官員，仍以君子稱呼之，則出於習慣，或是表示奉承和提醒對方注意操守。存想得到，再後來，“君子”會自然地也用來指稱暫未做官的有德之人，而且終於這是它的更加常見的用法。到孔子時代，在《論語》章句中，君子究竟是“以位言”，還是“以德言”，就需要具體分析了，有時還分不清楚，並且在官員內部，也開始作君子、小人之分（《子路25章》：“君子易事而難養也……小人難事而易養也”，所說的君子和小人明顯都是官員）。但可以肯定：孔子希望官員同時是道德君子，他論及君子該如何行事時，使用的是道德君子的標準，心中想到的人，亦即“君子”概念的外延，則是官員。——可以在《論語》中找到大量章句指證這是孔子思想的“實際”，至於這在邏輯上似乎不嚴密，我則要說：此乃君子概念的內涵與外延處在歷史地變化中的反映，對孔子談論這問題時的行文，不能有太嚴格的邏輯要求。

現在清楚了，本章是針對官員說話的，而孔子又把他們看做君子，就是說，把他們作為“君子官”來要求。所以在他心中，他們的“質”也就是君子的質，而“君子義以為質”（《衛靈公·18章》），故他們的質可歸結為“仁”，最直接最“本色的”表現當是“把人當人看”的平等待人精神。但他們的社會身份、職業角色是官員，是社會管理者，辦事要想有效率，出政績，不能沒有一點“威”，因而又不能和普通人毫無區別，需要用官場的禮節、儀式、排場等，把他們“烘托”、“包裝”起來，以顯示他們區別於普通人的特殊地位。這就是“文”，與“君子官”的“質”相對待的“文”。毫無疑問，按質和文的這種意思，官員若是有質無文（“質勝文”），實際上是混同於普通人，那將使自己失去“威力”，發揮不出“官”的作用；若是有文無質（“文勝質”），則意味著總是忙於應付官場禮儀，專講排場，甚至只知擺官架子，而不做治理國家的實事，“仁”和“義”就僅僅是標榜了。因此，孔子教誨說，真正的君子，即有德之官，必須把質和文最好地結合起來，不可偏重任何一方。那就是這一章。——如此理解這一章，不是最為切合孔子的思想嗎？下面講該做這種理解的訓詁根據。

關鍵在“史”字。注家們多將本章的“史”字訓為“文雅”，譯作“虛浮”等，顯是根據它與“野”的“相互對言關係”推論出來的，並以這理解符合了語境要求為滿足。我則不滿足：將前句中的“野”解釋為“粗野”，雖然句義可通，訓詁有據，但“野”就被視為形容詞了，於是，同它對言的“史”也該是形容詞，可“史”哪有作形容詞的用法呢？“史”在古代乃指追隨君主左右，從事祭祀、卜筮等活動，特別是記錄君主言行的人（《書·周書·金滕》：“史乃冊”），所以雖然也屬官員，但擔負的不是一般官員的“管人的工作”，即沒有官員之“實”，因此，細緻、繁瑣、講究排場等，成了他們的“角色特徵”。據此可知，後句“文勝質則史”最可能是說：只有做官的派頭、排場，不去給百信辦實事，那就像是史官了。由此反過來看“野”字，就會想到，它該是“朝野”的“野”，指謂“野人”，亦即沒有官職的普通百姓，所以前句是說：只顧自己有仁心，是在行正道，辦實事，完全不要官場的禮節、儀式，那就把自己混同於一般百姓了。這樣，“野”和“史”都是名詞，又都是指人，頭兩句就對仗得十分工整了，特別是，這一來，本章的主旨——教誨官員們“務必保持君子本色，又要講求必要的形式以保證為政效率”，就非常明確了。——此章其實不是講君子的修養，而是講政治啊！

讓我在《論語》中舉出兩個旁證，證明理應對本章做上述反傳統的理解。①孔子拒絕顏淵父親的請求，不肯賣掉自己的車子為顏回買棺槨，所持的理由是：“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見《先進·7章》）這說明，孔子也堅持要“坐車上班”，（這也許是禮制的規定）認為這樣才能真正履行大夫職責，做好工作。②棘子成說：“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表示反對，說出的理由是：“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見《顏淵·8章》）

能夠以去了毛的虎豹之皮和犬羊之皮（去毛獸皮叫“鞟”）難於區分作比喻，說明沒有了“文”，君子同非君子就沒有區別了，明顯是因為這裡講的君子乃指“君子官”，“文”則正是顯示“官氣”的東西。李澤厚解此章後說：“這即是說，必須有各種禮儀文采等外在形式，來確定和表達尊卑長幼等等不同的身份、地位、等級……”是體認得很正確的。

關於本章，何新說：“史，失也”。所以他的譯文是：“質樸超過文采，便放野；文采超過質樸，便失逸。文采和質樸相輝映，才能成為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