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官話及其河南方言系列文章（之三）
中原官話在宋代至明清各代古語裡仍是主調
（五）兩宋官方語言，“中原正音”貫穿始終。
1、北宋通用語言，是汴梁方言與洛陽“正音”並用的“中原正音”。
北宋通語以當時的中原方言為基礎方言，當時的汴京話為中心方言。因為洛陽是西京，距離汴京很近，二者方言關係密切，而且從歷史上看，洛下音一直是中古中前期的中心方言標準音，所以通語中也當有大量洛陽話成分。“中原正音”作為古代的強勢語言，不單是河南人說，河南周圍的陝西、河北、山東、江蘇、安徽等地的一部分地區照樣說。它是中國最大的地方語言。它從國家通用語降格為地方語，也不過二三百年的事。【明】陶宗儀《說郛》（卷五）引《談選》（【明】吳氏叢書堂抄本）載，宋代名相、陝西渭南人的寇準和大臣（後為宰相）丁謂（兩浙路蘇州府長洲縣，今江蘇蘇州人），曾在“政事堂”討論“正音”問題，寇準說“西洛”為“天下之中”，“洛陽話”應為標準音。丁說“不然，唯讀書人然後為正”。二人的意思綜合起來，就是洛陽方言不是標準音，只有“洛陽讀書音”才是“唯一標準”。請注意，他們是在首都東京（汴梁）討論此問題，卻並不拿開封話作標準音。對此一些語言學家等有過記載。【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中原惟洛陽得天下之中，語音最正。”【宋】路德章《盱眙旅舍》：“浙近中原語音好，不知淮水是天涯。”【宋】《碧落子》裡也說，唐雷氏家族“選材良，用意深。五百年，有正音。”南宋的陸游也說：“中原惟洛陽得天地之中，語音最正。”
北宋通語從流傳至今的元末明初小說《水滸傳》等書中，略知一二。不過，其讀音與現在的中原發音不完全一樣。語言學家與客家學者認為，今天的客家話裡，很好的保留著宋代通語。如果你用宋朝的詞典去看它的讀音的話，他就和現在的客家話基本相同。中國語言文字委員會曾錄製的一段古漢語的模擬發音，宋朝“普通話”竟然和“客家話”十分相似。
這裡僅舉廣西客家的幾例：【南北朝】佚名《敕勒歌》中的“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出現了兩個“野”字，其古音讀“ｙǎ”（不讀ｙě），跟客家人現在對“野”的讀音一樣。【唐】杜牧《山行》：“遠上寒山石徑斜”，【宋】杜甫的《禹廟》中的：“秋風落日斜”，其“斜”古音讀“xiá”（不讀xié），與現在客家人“斜”的讀音一致。
而杜甫《禹廟》中“古屋畫龍蛇”的“蛇”讀“sa”（不讀shé），與客家人“蛇”字的讀音相同。【宋】蘇軾《浣溪沙》“村南村北響繅車”的“車”讀“cｈē”（讀cā），而客家人叫車子作“cā zi”。數字“1、2、3”古語讀“yī、nì、sān”，客家人發音不僅相同，其“3”的讀音與今日河南對“仨”的讀音也無兩樣。《木蘭詩》裡“阿爺無大兒”的“爺”指父親，而客家話的“爺”也是指父親。《扁鵲見蔡桓公》中“扁鵲望桓侯而還走”的“走”，在宋代等古漢語裡是“跑”的意思，而客家人說的“他很會走”，即“他跑得很快”。“打飛走”，即“飛快地跑”。
可見，宋代等許多古漢語的音和義，仍頑強地保留在客家人的語言之中，尤其是“在桂東偏遠的山區，宋朝的官方語言還保留至今”。
2、南宋官話和北宋的官話是不同的，其是受吳語影響的汴京話和臨安話的結合體。
靖康二（1127）年北宋覆滅後，黃河流域的人口大量南遷，一次次的移民浪潮一直延續到南宋末年。自紹興元（1131）年起，臨安（今杭州）一直是南宋的“行在所”（臨時首都），在此後的143年間都是南方的政治中心。因此，從北宋首都開封南遷的皇室和一部分皇族、官民，大多集中在臨安。由於這批移民的身分和地位特殊，數量較多，居住集中，定居在杭州後依然說開封話，所以在杭州城內形成了一個開封方言島。杭州還有來自北方其他地方的移民，他們原來的方言與杭州方言有很大不同，卻與開封話接近，自然會選擇向開封話靠攏。開封話成為朝廷官話，也成為杭州的強勢語言。而杭州的土著為了與這批處於統治地位的開封人打交道，要做官，上學，經商，當僕傭，也只能學說開封話。久而久之，開封話成為杭州一帶的方言，完全取代了原來的方言南宋官話國語官方語言
所以說，南宋通語是受吳語影響的汴京話和臨安話的結合體。
至於郊區，則以受汴京話影響不大，而受臨安話有一定影響的吳語為主。
宋代官語與隋唐時的中原音韻有著直接關係。如：宋代的《廣韻》、《集韻》、《禮部韻略》和《大宋重修廣韻》等，也是以隋唐時的《廣韻》為標準音。【宋】《廣韻》共5卷，計206韻，包括平聲57韻（上平聲28韻，下平聲29韻；上聲55韻，去聲60韻，入聲34韻）。每一個聲調中的每一個韻部和其他聲調中相應的韻部，有一定的搭配關係。入聲韻只和有鼻音韻尾的陽聲韻相配，不和陰聲韻相配。這樣，原則上每一個陽聲韻部都有平上去入四聲相配。每一個陰聲韻部都有平上去三聲相配。音系是比較清楚的。【宋】宋祁 鄭戩《集韻》分韻的數目和《廣韻》全同。只是韻目用字，部分韻目的次序和韻目下面所注的同用、獨用的規定稍有不同。【南宋】王應麟在《玉海》裡記載，宋景佑初年，賈昌朝也奏請“窄韻凡十有三，聽學者通用之”。【宋】丁度等人奉命編寫的《集韻》是宋真宗景德《韻略》的修訂本。【宋】丁度等人編寫的《禮部韻略》，由於它在收字和字的註釋方面注意舉子們應試常用的，較《廣韻》、《集韻》都簡略，所以稱為《韻略》。陳彭年等人奉詔根據前代韻書修訂成的韻書《大宋重修廣韻》，是中國古代第一部官修的韻書。由於《廣韻》繼承了《切韻》、《唐韻》的音系，是漢魏以來集大成的韻書，所以對研究古音有重要的作用。
（六）元代的標準語言，雖然主要以蒙漢結合的元大都（今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但其“宗中原之音”。
元朝起初法定蒙古語為國語，但是，無論在官場或私下裡難以行得通。後來便以元大都（北平，今北京）的漢語語音為標準音，稱為“天下通語”。元代統治者還規定，學校要使用以大都語音為標準音的“天下通語”。一些元代漢語典籍裡有明確記載。如：【元】周德清《中原音韻》：“欲正語言，必宗中原之音。”【元】範德機《木天禁語》：“惟中原漢語，四方可以通行。【元】孔齊《至正直記》：“北方聲音端正，謂之中原雅音。南方……聲音亦異……此南方之不得其正也。”
【元】陳鵠在《西塘集》裡也說：“鄉音是處不同，唯京都天朝得其正。”儘管如此，“中原正音”仍十分流行。元朝高安（今江西高安市楊圩鎮）人周德清在《中原音韻》說：“欲正語言，必宗中原之音。”
1998年，韓國發現了元代古本《老乞大》，裡邊的明以前“衚衕”的寫法，是漢語“胡洞”。該書都是地道的元代中原口語，證實元人用漢語說話，元人語是漢語，對研究元代漢語和社會具有重要價值。 進入中原的北方遊牧民族，除了蒙古元的一部分外，都普遍換用了的漢語，這種阿爾泰化的“北語”歷史上稱之為“漢兒言語”。
明清“官話”是專指以南京話為代表的江淮語，並不用來稱呼北方“漢兒言語”。《老乞大》中還記有其“過的義州”，漢兒田地裡來，都是漢兒言語。《中原音韻》是元代反映方言即說話音的，真實記載了蒙元式漢語的影響，最明顯的是沒有了入聲。《中原音韻》是元代泰定元年（1324年）周德清作，用來指導作曲用韻，調平仄聲律，由元代許多著名戲曲中押韻的字編成。
元朝的“漢兒言語”，到了明朝中期才完全絕跡。至今，河南話（特別是豫東的開封一帶，普遍帶兒化音，如：河南墜子的最大特色就是兒化音。
（七）明代“中原官話”，脫胎於《中原音韻》。
明、清時期國語稱為“官話”。
明朝即次出版了《洪武正韻》字典，把我國的官方語言與文字，以建康（南京）話為標準的吳越發音作為統一標準。明朝初頒佈《洪武正韻》的編撰方法與《中原音韻》一樣，僅在字的歸韻上，與《中原音韻》有許多不同的方言。《洪武正韻》既以中原雅音為根據，對舊韻的反切卻不改變。《中原音韻》是反映方言的，即說話口音，《洪武正韻》是反映官話即讀書音的，所以二者有同有異。《洪武正韻》恢復了入聲，不採取周德清入派三聲的方法。
明朝末年，義大利的傳教士利馬竇記錄了當時的北京話。當時的北京話有大量入聲字，沒有zh、ch、sh等翹舌音，這說明當時的北京話不是如今的北京話或者普通話，而是“中原官話”，即以以中原雅音為正音。明代以前，中原地區經戰爭等因素，其雅音影響至明朝前期都城的南京，官話遂以南京音為基礎，南京話為當時漢語標準語。永樂年間遷都北京，從各地移民北京，其中南京移民約40萬佔北京城人口一半，南京音成為當時北京音的基礎，而南京話則通行於整個明朝，北京官話相對通行範圍較小，地位較低。
明朝及清朝中葉之前中國的官方標準語一直是南京話。明朝時，官方的書面語言是文言文，官方的口頭語言是以當時南京白話為基礎的。顯然，明初朱元璋下詔頒行《洪武正韻》的發音體系，比當時任何一種方言都顯得更加規範和嚴謹。童琴在《華中科技大學》（2009年）載文《<中原音韻>與<洪武正韻>比較研究》，寫道：“【清】周德清《中原音韻》是漢語語音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傑作。……《洪武正韻》脫胎於《中原音韻》。”
有學者稱：明代主流社會普遍尊崇的語言是“中原官話”，大體狀況是“中原正音+當時固有詞、新來詞、外來詞+音韻轉變→（明初）中原官話。”即使是在南方的一些地方，也以“中原音韻為榮。【明】呂坤《交泰韻》：“中原當南北之間，際清濁之會，故宋制中原雅音。”【明】楊文驄《同文鐸》：“得中原之正音，去五方之啁雜。”【明】王伯良《方諸館曲律·論須識字》：“蓋四方土音不同，故須本之中州。” 【明】陳全之《蓬窗目錄》：“杭州類汴人種族，自南渡時，至者故多汴音。”【明】郎鍈《七修類稿》：“城中（杭州城內）語音好於他處，蓋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與汴音頗相似。”【明】沈寵綏（今江蘇省蘇州市吳江區人）在《度曲須知》：“以吳儂之方言代中州之雅韻，字理乖張，音義徑庭。其為周郎賞者誰耶？不揣口陋，以中原韻為楷。”【明】仁和人（今浙江杭州人）毛先舒在《與婿徐華徵書》稱：“汴為中州，得音之正。杭多汴人，隨宋室南渡，故杭皆正音。”
（八）清代的“中原官話”，本底語音系統是夏代時期的語言與文字。
從上述可知，明、清時期國語稱為“官話”。清初名義上以滿語為國語，隨後漢語官話成為國語。滿清在入主中原的初期，曾將保持“國語騎射”作為維護統治的一項基本國策，要求滿人說滿語寫滿文，並在北京城內設立學校，意在推廣滿語滿文。但由於滿語是一種北方民族的語言，滿人草原、叢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滿族短暫的歷史文化侷限了滿語的成熟水平，至入關時滿語仍舊是一種比較原始的語言，它的發音和語法都十分的原始不成熟，詞彙量更是少。滿人作為中國的統治者，卻不得不面對要使用語言的生活政治現實。
其實，清朝建都北京後，帶來了北方漢人的話語，不久即規定了以北京話為基調的我國近代語言與文字的發音標準。清朝早期，南京官話仍為官方主流標準語。清雍正八年，開設正音館，推廣以北京音為標準的北京官話。而北京話是在元朝時舊北平話與南京官話相融的基礎上，融入滿族語音的一些要素而成。清代中後期，北京官話逐漸取代南京官話。1909年，清朝設立“國語編審委員會”，即清末國語。
同元、明兩代主流社會一樣，清代人也普遍尊崇“中原官話”。從我國語言與文字的發音標準的演變史中，我們不難發現迄今在全國性、大範圍的本底語音系統，是夏代時期的語言與文字。以後各代也基本上是以中原官話為基礎。清代也以“中原實五方之所宗”。如：【清】王德暉《顧誤錄》：“愚竊謂中原實五方之所宗，使之悉歸中原音韻。”【清】張燮承《翻切簡可篇·讀橫直圖口訣》：“填圖字樣皆系按中州韻填入，學者不可因今古音訛、南北音異妄自更改。”【清】羅愚《切字圖訣》：“攝以開合口呼，正以中州音。”【清】周贇《山門新語》：“夫中國車書一統，而音韻必葉中州。”【清】樸隱子《詩詞通韻·序》：“詞嚴聲律，韻必中州。蓋河洛當九域之中，其音可通於四方耳。”【清】仁和 潘耒《類音•南北音論》：“河洛天地之中，雅音聲韻之正。” 【清】山西太原人（僑居江蘇淮安府山陽縣）閻若璩在《古文尚書疏證》中說：“洛下為天下之中，南北音詞，於此取正。”但是，還要看到，到了清朝中期以後，由於北京長期居於全國政治中心地位，逐漸完成官話由河南話向遼東漢音（普通話前身）的轉變。
清朝以來，北京官話逐漸分化出來，作為漢語標準音的官話從而逐漸分為南京官話和北京官話兩支。官話大致分為華北官話、中原官話、西北官話、西南官話和江淮官話，分別以北京話、開封話、西安話、綿陽話、揚州話為代表。民國初期，當時預定為官方語言的國音是南京話和北京話的結合。可知，南京話曾經是以河洛官話為母語的。
“中原官話”被北京話取代。北京話共有3個來源，分別是東北旗人話、北京土話、二者在在中原和河北地區流行的、以“洛陽讀書音”為標準的“官話”的基礎上結合起來，帶有濃厚的東北味兒，形成了後來影響巨大的“北京話”。最初，“北京話”的流行範圍僅限於北京旗人和京城不識字的普通百姓使用，皇帝、八旗貴族長期耳濡目染，也逐漸習慣了說這種話。真正改變洛陽話讀書音正統地位的，是以皇帝為代表的滿清官方的意志。清代皇帝畢竟是滿洲人，和歷代漢人皇帝截然不同，滿清皇帝對於漢族知識分子尊崇的洛陽話讀書音並不是特別感興趣，更習慣於說“北京話”。時間一長，溝通難題就出現了：漢族知識分子說“洛陽話”，皇帝和滿洲貴族卻說“北京話”，無法實現有效的溝通。由於皇帝和八旗貴族都說“北京話”，再加上道光和以後歷任皇帝的大力提倡，讓過去說洛陽話讀書音的漢族知識分子也堅持不下去了，於是，“北京話”慢慢取代了“洛陽話”在辦公、外交、社交等場合的主流地位，成為上層社會和整個社會交流的“官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