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王朝貨幣史（6）：紙幣的復甦與《經國大典》

1450年，在位32年的世宗大王李祹走到了他人生的盡頭，留給後人的是一個強盛的朝鮮——以及一堆沒人願意用的紙幣。戶曹曾經向新國王文宗抱怨過，官貿當中，“給價之時，並給楮貨，興利之徒願納者鮮少”，一聽說官府支付的對價是布匹紙幣各半，便望而卻步。

文宗是有心思恢復紙幣制度的，他認為紙幣不受歡迎，最大的問題是急於求成，在市場的投放量過多（雖然他沒意識到投放範圍的問題，但是這比那些拍腦袋印鈔的也好多了）。於是他的主要舉措，放在了設法回收紙幣上。一方面命令“各司所支用，勿以楮貨，代以布”，減少紙幣的外流，另一方面要求官貿易中“五、六分之一，令納楮貨”，同時向地方官徵收紙幣作為貢物，以便回籠過多的紙幣。（上貢標準是“各道牧官以上一千張，都護府八百張，知官六百張，縣官四百張，開城府一萬張”，可見紙幣發行量之多）

幾乎沒人察覺到的是，文宗還改制了紙幣的樣式。史載文宗元年（1451）從議政府啟，“本國楮貨，長廣太過，其紙箚為難，一從中朝體制，造板印之”，在樣式上模仿中國的大明寶鈔。查《明太祖實錄》，大明寶鈔“高一尺，闊六寸許”，那麼朝鮮的舊鈔應該比大明寶鈔大很多，加之紙質“厚而勁”，自然很容易損壞。

然而天不假年，1452年文宗去世，恢復紙幣之事遂成畫餅。而繼位的端宗在位一年就碰上了“癸酉靖難”淪為傀儡，朝鮮的政權就落到了首陽大君（後來的世祖）李瑈手中。

世祖在紙幣問題上主張“聽從民便”，篡位之初就放寬了紙幣的使用要求。世祖4年（1458），申叔舟啟：“楮貨，無用之物，民皆不利，每稱古用布之時，然楮貨不可輕廢，請自今兼用楮、布”。申叔舟從長遠角度看希望能夠通用，而世祖也接納了他的觀點。

在世祖6年（1460），朝鮮頒佈了《經國大典》，其中《戶典·國幣》條雲：

國幣通用布、楮貨。

國幣分三等，五升布為上等，三升布為中等，楮貨為下等。（這句輯自《世祖實錄》）

正布一匹準常布二匹，常布一匹準楮貨二十張，楮貨一張準米一升。凡徵贖全用楮貨，價買一半用之。

折騰了70年的朝鮮法定貨幣，終於不得不向現實低頭了。

首先考慮到紙幣的存量，世祖承認了紙幣的法定貨幣地位，並且制定了一定的比價，雖然這一比價相對於15年前的一張每張楮貨1升~7升不等已經很低，但是相較於事實而言，依舊是偏高的。成宗4年（1474）有大臣奏啟中就說，“往者米一升，楮貨多至十五六張；聞近者楮貨五六張，可換米一升”，可見楮貨價格始終在官價以下波動。另外，“楮貨為下等”的表述，也說明其在朝鮮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實際情況比紙面上的情況要糟糕很多，從後來的反饋來看，即使是“徵贖全用楮貨，價買一半用之”也沒有堅持多久，使得中宗朝不得不再一次整頓幣制）

第二，朝鮮極力試圖將布匹從貨幣體系中驅逐出去的嘗試，至此宣告失敗。究其原因，首先朝鮮的任何一種貨幣在投放的時候，都是隻在漢城、開城等大城市投放（錢可能還好一點，因為鑄錢爐在三南也有），導致貨幣的分佈出現了極度的不均勻，往往京中貨幣價值暴跌的同時，京外一幣難求；同時朝鮮的經濟和貨幣體系都非常落後，甚至連稅收都是實物稅為主（朝鮮的稅收制度類似於唐朝的租庸調製，但是比那個更復雜，這裡暫且不展開），使得百姓習慣於以物易物式的貿易而不相信貨幣的效能。除此之外，朝鮮政府的朝令夕改、官吏的藉機掊克，也是導致貨幣推行不順的原因之一。

為了防止高麗末年那種用粗布代替細布上市貿易的例子，朝鮮還規定用作貨幣的布匹需要一定的尺寸（長三十五尺寬七寸為一匹，五十匹為一同），“兩端須經官印，京中司贍寺，外方各其邑並經「朝鮮通幣」之印，方許買賣”。但是，到了燕山君8年（1502），現象變成了“以三四升綿布為常用之貨，一匹之長，不過三十尺”——棍棒打不倒經濟規律，這裡面也包括人的逐利本性。

題外話，世祖朝還造過一種叫“箭幣”的鐵錢，事在世祖10年（1464），每年以十萬枚為限。行狀如箭，箭頭部分長一寸八分，箭尾上銘“八方通貨”四字。這樣的異形貨幣不說在朝鮮，在整個漢字文化圈也是幾乎沒有其他同類的（貌似朝鮮半島特別喜歡搞這種奇奇怪怪的東西，比如高麗末年的銀瓶）。但是此物在史料中只出現了一次，再無下文，應該是行之不久便被廢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