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一篇：“華夏北來說”靠譜嗎？

“北來說”乍一聽，可能超出了許多人腦洞的寬度，所以靠譜不靠譜似乎成了一個問題。

自從90年代末蘇秉琦直言“中原夏商周都是外來戶”之後，中原中心論的古老城牆就裂開了縫隙。最近許宏對二里頭文化的來源問題所持的開放態度也說明這一趨勢轉變的跡象。

除卻中原中心論之外，無外乎“西來”、“南來”、“北來”這三家了。作為一個有競爭力的假說，“北來說”肯定比曾經甚囂塵上的西來說和“曲高和寡”的南來說都要靠譜多了。從史學界的傅斯年、金景芳，到考古界的李濟和蘇秉琦這些大家巨擘都是北來說的粉絲。

其實至少古華夏的一部分來自於遙遠北方，史學界很早就有認識。從夏亡桀子北奔、商亡箕子北奔、紂子武庚叛亂失敗後再次北奔來看，夏商周三代“葬必北首”的深刻含義我們現在還理解得遠遠不夠。

對北來說最大的疑惑來自於“苦寒”印象和孕育文明的矛盾。消除這個疑惑需要稍微瞭解古氣候的變遷。距今9000-5000年前的氣候比現在炎熱得多，黃河流域當時非常潮溼燠熱，還是鱷魚和大象的天堂。反而是長城以北地區冷暖適中，乾溼宜人，更有利於人類群體的發展壯大。北方冬季利於狩獵而不利於採集的氣候條件促進了父權社會的較早形成。所以蘇秉琦所謂“先行一步”的現象發生在北方是完全可能的。那時的農業線也遠邁長城以北。7000年前新樂遺址的發現表明北方黍作農業的發生並不晚於中原。而到了距今5000－4000年時，氣候顯著變冷，北方逐漸荒漠化，農業線大幅南移，人群遷徙引發了東亞大陸的劇烈動盪。這一劇變在中原龍山時代的考古學現象中還清晰可見。

近年來原海兵博士對殷墟中小墓遺骨的鑑定揭開了商代之前就已發生的這一人群大遷徙的冰山一角。中國考古學之父－上世紀30年代殷墟發掘的主持者李濟，根據他的所見所思，早就指出上古史研究不能以長城自限視野，長城以北的深遠地帶都是“我們的列祖列宗生息坐臥的地方”（案：李濟是湖北鍾祥人）。然而遷臺後任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李濟在大陸遭到了嚴厲的批判。

中國大陸史前考古界的一代宗師蘇秉琦教授在1997年去世之前完成了他最後的著作《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當他在書中直言不諱地指出“遼西紅山文化是原生文明，中原夏商周都是外來戶”時，個人譭譽顯然已經不是他所考慮的了，身後的歷史地位才是。而他的證據鏈，與1979年去世的李濟是相互獨立的。

到了2012年，二里頭遺址發掘的負責人許宏教授在其暢銷書《最早的中國》裡把二里頭古城形容為“史前最大的移民城市”，並以“連續中的斷裂”來形容二里頭文化與周圍龍山文化的關係。對於最早的中國的來源，他表現了最大程度的開放態度（雖然批駁了郭靜雲的南來說，見許宏-《有一種“創新”不可取》）。相比堅持中原中心論的學術傳統，這無疑是巨大的轉變。揭開中國上古史最大謎團的微弱曙光，已經隱約可見。

誠然，石頭布像99。9%的中國人一樣，無論生長於哪個省份，歷史文化方面的認同都是指向長城以南的。這一格局和心結，是自始皇修長城的兩千多年來的歷史現實造成的。但華夏民族的全部歷史，卻不是這兩千年可以涵蓋的。

我們需要知道，黃河下游平原這塊舊大陸上最大的一塊肥沃平坦、冷暖適中的土地，並不是“天然”就屬於中國人的。歷史無數次證明，最好的地盤不屬於世居者，它只屬於最強者，與先來後到無關。史前時代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擋我們祖先們遷移的腳步，無論是地理距離，還是他們的敵人。“中國人的祖先自古以來就居住在黃河流域”，這種溫情脈脈的歷史迷思不僅是上古史研究的陷阱，也是《狼圖騰》這類文化自卑和自虐觀念橫行的內因。

話說了這麼多，您當然仍可以把石頭布這些文章當作海外奇談來看，畢竟趣味性和邏輯性都是它們的特色。但我相信在看完最後一篇後，您將獲得另外一雙眼睛來看待中國文化和人群的來源問題。

（今天是大年初一，祝各位讀者新春快樂！猴年心想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