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麗娘與崔鶯鶯

崔鶯鶯這一人物形象出自《

西廂記

》，作者王實甫是元代戲曲家（1260-1336），比

湯顯祖

早約300年。當時《西廂記》的上演立刻引起了社會驚歎，明初劇作家

賈仲明

稱：“新雜劇，舊傳奇，《西廂記》天下奪魁”；明代文學家

陳繼儒

讚美它：“千古第一神物”，可以說在《

牡丹亭

》出現以前，崔鶯鶯的形象已經家喻戶曉。因此我們擬圍繞崔鶯鶯和

杜麗娘

這兩部劇作當中的中心人物做一比較，以進一步闡明湯翁劇作之所以流傳不朽，“幾令西廂減價”， 其中所蘊含的巨大吸引力和社會價值。

二人有諸多相似之處。杜麗娘與崔鶯鶯有相似的家庭背景：杜麗娘之父杜寶先是官居

江西南安

太守，後因軍功遷至宰相，崔鶯鶯則是已故崔相國之女；相似的修養學識：二人均是大家閨秀，知書達理、嫻靜深沉；相似的結局：二人的愛情雖經千難萬險，但最終都得以大團圓而獲幸福。

但兩個人物形象上卻又有著迥異之處。

一是崔鶯鶯的性格較杜麗娘更謹慎、矜持,甚至稍嫌軟弱。

如

孫飛虎

大兵圍寺，欲搶崔鶯鶯為妻時，鶯鶯言：“不如將我與賊人，其便有五：一來免摧殘老太君，二來免殿堂作灰燼，三來諸僧無事得安存，四來先君靈柩穩，五來歡郎雖是未成人，須是崔家後代孫。”張生退兵後，崔夫人卻又悔婚，命其兄妺相稱，鶯鶯雲：“呀，俺娘變了卦也！”卻無計可施。可見崔鶯鶯初時還是一位大家閨秀、館閣小姐，雖有心追求自己渴慕的愛情，但尚不敢正面與禮教之言、母親之命對抗，內心對自由的追求尚無法與世俗禮節的眼光抗衡，因此在自己與母親，個人與家庭之間，她都無法與杜麗娘做出一樣的選擇。杜麗娘對自由對愛情的追求則更直接、大膽。陳最良開講《詩經·關雎》，她就敢於向權威挑戰，提出“關了的雎鳩尚有洲渚之興，何以人而不如鳥乎”的質疑；又違反“家規”私遊後花園，發出“我常一生兒愛好是天然”的宣言，抒發“牡丹雖好他春歸怎佔的先”的傷感；初遇夢梅，就敢於託付終生，主宰自己的愛情。可見杜麗娘的性格較之崔鶯鶯更為叛逆，人格更加獨立自主，先天的就對這世俗禮教所規定的一切不合理之處充滿質疑，時刻準備用生命的力量衝破這些桎梏，反抗以陳最良、杜寶為代表的所謂“

封建理學

”力量。

二是由性格所致的，崔鶯鶯與杜麗娘二者的愛情觀，一為被動，一為主動。

當崔鶯鶯的愛情受阻時，還要依靠紅娘出謀劃策，“你休慌，妾當與君謀之”。在紅娘的幫助下，崔鶯鶯才沒有在老太太的不斷施壓下驟然屈服，最終與張生的愛情一步步走向成功。以崔鶯鶯的性格，我們可以推測，假如身邊沒有紅娘這樣沉著冷靜，足智多謀的侍女，她是斷難與老太太這樣隨夫宦海沉浮多年的相國之妻抗衡的，更不會有後面與張生月圓之夜約會，“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的決心。

杜麗娘的愛情觀是主動的，明晰的。婢女

春香

在戲中僅是一個插科打諢的角色，

杜柳

的愛情勝利是自己抗爭甚至經過生死考驗的結果。她所追求的愛情不是父母能夠給予的，也不能全然依靠丈夫溫柔體貼得來，而是必須依照她內心對愛情婚姻所憧憬的模樣進行，是屬於她自己的愛情。她可以為了這段心目中的愛情死去，也可以為了這段絕美的愛情復活，“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愛情在她心裡所擁有的力量可與上帝天神相媲美，“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以復生，皆非情之至也”。但這份衝動不是盲目的，不是僅憑一時意氣，她對自己捨命追求的東西有清晰地認識。所以當她復活後，

柳夢梅

貿然提出欲與做人間夫妻時，被杜麗娘斷然拒絕，說：“前夕鬼也，今夕人也，鬼可虛情，人須實禮”。

杜麗娘這一人物形象的勇氣和精神，理性和睿智可以說開一個時代的先鋒。魯迅曾論“娜拉出走之後”，但我可以肯定的說湯翁筆下的杜麗娘之生死勇氣較之

易卜生

筆下的娜拉出走，不僅更符合中國之傳統，而且具有更強的先鋒意義。至於魯迅為什麼單論“娜拉”而沒有說到杜麗娘，這也正是我們要強調文化自信問題的原因。魯迅先生所處的正是我們國家積貧積弱以致最嚴重的時代。但今時不同往日，我們在以開放包容之心繼續學習一切先進文化的同時更要加強對自身優秀傳統文化的發掘、研究和保護，建立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增強我們的文化軟實力是時實現我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中不可輕視的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