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在春秋戰國時期出了那麼多影響歷史程序的傑出人才?
哦對了,再補充一句,我不贊同你說個人影響歷史程序,我是個歷史唯物主義者,你覺得某些偉大的人影響了歷史程序,只能說明歷史的程序和走向本該如此。
這個問題我把關注點放在了“多”字上面。用高曉松老師的觀點來回答就是歷史會在特定時段湧現一批大師,然後銷聲匿跡,這是歷史規律,從春秋戰國到三國到唐宋最後到清民(民國,一個大師輩出的時代)都說明了這個規律的存在。
那個時代確實在後來看起來很奇怪,
基本上奠定了後世兩千多年政治、經濟的大致方向,
中央集權、儒家思想、小農經濟這些影響深遠的事物都是在那時出現的,
其實不僅僅在中國
西方也在那時也同樣如此
出現了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等等大佬對後世的影響同樣深遠
因而無論在東方或是西方
春秋戰國那一段時期都被稱為軸心時代
還是感覺很奇怪,可能有外人幫助吧。
因為有需要和有合適的舞臺
1。有需要。西周的滅亡證明了周天子分封,天下規於禮,治於禮,是個空想烏托邦。所以一大票思想家冒出來,TMD怎麼改造這個世界呢。一大票其它的人材也冒出來。有的國家要打仗,吳起孫臏冒了出來。有的要搞外交,魯連仲張儀冒了出來。有的要治理國家,孟軻衛鞅冒了出來。諸如此類。包括外交行政管理哲學科技都不可能是無根之水,突然間就冒出來閃瞎人的眼。這水的基礎就是需求。
2。合適的舞臺
戰國七雄就至少有七套班子,那麼就比統一穩定的王朝多了六次機會。很多時候,不是沒人材而是人材沒機會露頭。就拿廣為人知的隋唐史說事兒,如果秦瓊程知節尉遲敬德當時不投降秦王,史書上也,可能連連名都不寫就一筆帶過了。
傑出人才,時也,勢也。
以觀影的角度角度看春秋戰國,傑出的文臣武將自然是群星璀璨。但若設身處地的看,則是戰亂頻頻、家國破碎、民不聊生了。從商的邦聯,到周的聯邦,如何治國原本就是人們極力探索的一個問題,禮制正是這種背景下治國制度的探索。雖然很失敗、甚至是還沒開始就已經結束,發明者周公旦以武力征討保全了周朝這個江山。但是,群雄並起,諸侯吞併是無法阻止的社會發展的必然。
戰爭頻發、家國破碎的愈演愈烈,讓士大夫階層也不能倖免。貴族的家道中落、甚至家破人亡,讓當時的社會誕生了哪個時代特有的一個群體——士子。士是普通、子是先生。顧名思義(憑空猜測)的來說,所謂士子,就是曾經有富裕的背景,有讀書識字的歷史;同時家道中落、或者家國破碎,他們不再有繼承家族勢力、繼承財富生活的可能(一群有知識的窮光蛋)。
有句話說,“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歷史上,振臂而呼、聚眾反抗的,都是哪些肉體上受壓迫程度很低,甚至倖免於受壓迫的人。士子就是這樣的。他們失去了原本擁有的,但卻有超然普通百姓之上的自由。“周遊列國”是士子獨有,“合則留不合則去”同樣是士子獨有。有知識作為能力,去思考改變這個世界;有自由作為保障,去踐行改變這個世界。他們是儒家的孔子、墨家的墨子、法家的商鞅等等,以及他們的前輩、後繼。
從來沒有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被譽為“離世界真相差一張紙”的《道德經》正是士子們共同的源和本。他們從《道德經》中汲取自己需要的營養,吸收、消化並誕生了屬於自己的“救國良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百家,實際上既有不同,也有相似或相同。儒家講揚善抑惡,法家講抑惡揚善;儒家講仁愛、墨家講兼愛、楊朱講人權……
一句話,“時勢造英雄”。
當然,我們還應該感激。感謝上蒼的眷顧,老聃出現在中國。
和平時代哪來那麼多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