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國八百年》（全8集）解說詞
紀錄片| 《楚國八百年》第1集：初生
【解說詞】
三千六百多年前，楚人在商朝軍隊的驅逐下被迫離開中原，向南遷徙。在這幾百年的時間裡，楚人在黑暗中苦苦等待重回中原懷抱的機會。在推翻了商王朝後，他們終於擁有了自己的國家，然而周昭王率軍南下攻楚，楚人迴歸中原的滿腔熱情被周王朝的傲慢和冷漠澆滅，楚國國君熊渠以封子為王的驚人之舉發出一個石破天驚的訊號：楚國要使天下刮目相看了。
對於三千年前創造了輝煌歷史的楚國，今天的人們知之甚少，它曾一度是世界第一大國，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段長城、第一個縣、第一支毛筆都出現在楚國大地，它不僅是華夏大地上文化最燦爛輝煌的諸侯國，也曾經是全世界文明的最高峰，然而這一切都隨著秦始皇統一中國燒燬了各國的史書文獻而沉埋於地下，關於這個偉大王國八百年的歷史，關於它創造的種種文化成果漸漸被人們遺忘，楚國的歷史被風乾成了《春秋》中的寥寥數語。幸運的是，從上個世紀二十年代起，中國考古學家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發現了一處處遺址和墓葬，這個沉睡了兩千多年的古老王國漸漸顯露出它獨特而迷人的面容。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安徽壽縣出土的青銅器讓人們第一次目睹了楚國文物的風采。但其實早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湖北江陵楚墓中出土的虎座鳳架懸鼓和越王勾踐劍就令人驚豔。十幾年後，曾侯乙編鐘和重達十噸的青銅禮器現身於湖北隨州的一處古墓之中。本世紀初，在湖北荊州人們又發現了一座可與秦始皇陵相媲美的巨型古墓，所有這些墓葬遺址中出土的文物都具有一種神秘的氣質，這些器物想象奇特、張揚恣肆，圖案精美至極、恢詭譎怪，它們表現出一種驚人的浪漫與狂放，交織著高貴的氣度和噴薄的活力。這顯然是一個極度愛美的部族，他們有著浪漫而瑰麗的想象。與中原人崇拜龍不同，楚國人崇拜鳳凰，楚國的鳳凰是一種凌駕於一切之上的最高貴、最有神性的動物，它象徵著美和對世俗力量的超越。由此可以看出鳳的形象在楚國的文物中得到了非常完美的體現，從另外一個方面說，鳳所傳匯出的柔美、神秘和給人無限遐思的浪漫主義氣息恰恰和中原地區剛勁雄渾的氣息形成了強烈的對照。
在人們的印象中黃河是中華文明的搖籃，而一個個驚人的考古發現證明，以楚文化為代表的長江文明與北方的黃河文明雙峰並峙，甚至在許多方面楚文化一度領先於北方中原文化。春秋戰國時代最先進的青銅冶鑄出自楚國，最富有創造力的絲綢刺繡源於楚國，楚國的音樂美術聞名於世，屈騷文學更是獨樹一幟。另外，楚國最早在湖北荊門設立縣制，從而引發中國政治制度的重大變革。
楚文化不但一度在華夏大地上獨領風騷，在全世界範圍內也與同時期的希臘文化交相輝映。古希臘在航海技術、理論科學、體育競技、寫實藝術等方面比楚人擅長，但楚國的青銅冶煉、鑄鐵、漆器技術領先於古希臘，老子和莊子思想的深度和思辨性也絲毫不亞於古希臘哲學家。那麼現在就讓我們翻開這個古國的八百年曆史，追溯楚文明的源頭。
三千六百多年以前，也就是中國商代初期，一支疲憊不堪的隊伍艱難地向南遷徙，他們就是楚人的祖先。剛剛崛起的商王朝在中原向四周擴張自己的勢力，楚人的祖先因為不屬於商王朝的血脈家族而備受冷落，他們被迫離開自己的故鄉，向著人煙稀少的南方進發，在穿越桐柏山和秦嶺以前，他們已經搬了很多次家了，從中原一步步走向西南，每到一處定居不久，商朝軍隊就會尾隨而至來驅逐他們。終於在今天湖北西北部的荊山一帶，楚人的祖先停留了下來。
在位於丘陵峽谷之中的一片開闊地帶，未開墾的荒地異常肥沃，從寒冷的北方跋涉而來的人們發現這裡氣候溫暖、雨水充沛、河流縱橫，不像北方那樣苦寒和乾旱，幾百年來，顛沛流離的命運在這個部族身上灌注了無比堅韌的頑強。史書記載，他們在這裡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艱難地伐掉巨木，征服丘陵，開墾出一塊又一塊農田。從這個地域的地理形勢來看，這裡是一個四塞之地，在避免強敵進攻的同時能夠很好的防守。另外，以荊山為中心的江漢之地的物產比較豐富。楚國從早些年一個相對弱小的國家逐漸發展壯大，變成一個地方五千裡，帶甲百萬的南土大國，這與荊山在早年間擁有這樣一個基地是密不可分的。
傳說，楚國是火神祝融的後代，是來自中原的炎黃子孫。原本居住在中原的楚人為何得名為“楚”，歷史上一直眾說紛紜，有人說這是因為楚人的居住地生長著許多荊條，這種荊條當時被稱為“楚”，也有人說“楚”字象徵著一個人跋涉在灌木叢中，而更多的專家則認為“楚”這個國名源於楚國在西周時期被分封於荊山一帶。有兩千年前的楚國史官所寫的文獻《楚居》卻提供了另一種解釋——傳說火神祝融的後裔傳下八姓，也就意味著這個部落分成了八支，其中的一支傳到了鬻熊這一代，娶了一位名為妣厲的女子為妻，《楚居》記載，妣厲生子時難產，剖腹產後，妣厲死去，孩子存活，巫師用荊條將妣厲裂開的腹部包裹後將她安葬。為了紀念這位為生育後代獻出生命的偉大母親，這個部族後來自名為“楚”，也就是“荊條”的意思。
在歷史文獻《楚居》的提示下，楚人的遷徙路線得以復原，在商朝軍隊的追擊下，楚人從河南新鄭出發，向豫西南和陝東南方向遷徙，先到達丹水和浙水交匯處，之後再南下到荊山附近的丘陵平原結合部。歷經幾百年的遷徙，楚人仍然頑強地傳遞著關於祖先的記憶，他們牢牢地記著自己是火神祝融的後裔。祝融是炎黃集團的重要成員，是炎帝的火師，在上古時代掌握著火的秘密，也正是這個原因，屈原在《離騷》開篇就說自己是“帝高陽之苗裔”，也就是說楚人是華夏民族的後裔。
最初楚人來到江漢大地，使用的是從中原帶來的“殷式鬲”，為了適應南方多湯汁的飲食習慣，楚人改良了“殷式鬲”的器形，製作出容量更大的“楚式鬲”，同時加高了鼎足，解決了南方地區地面潮溼，不容易點火的問題。我們可以從“楚式鬲”的形成過程看出它是一個載體，也可以看到楚國人在不斷地吸收外來的文化，不斷地吸收中原的文化，又頑強地儲存自己的特點。將兩種不同意識的東西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成為一個具體的物質，由此可以看出“楚式鬲”是楚國標誌性的器物。
漢水流域雜居著百濮等方國部落，西南則有巴人，東南還有揚越，土著雜成，民風各異。南下的楚人如同一顆攜帶著優良基因的種子落入了肥沃的江漢大地，江漢平原與中原迥然不同的地理環境也在潛移默化地改變著楚人。他們開始向周圍的民族學習種植水稻和漁獵，嘗試與不同的部族通婚，他們漸漸聽懂了“三苗”的語言。這片原本陌生的土地慷慨地養活了楚人，而與庸人、巴人的頻繁交流也使他們很快適應了南方的生活，周圍的少數民族教會了楚人生存的技巧。但是，祝融的子孫們總是感覺到一絲寂寞，在中原，楚人生活在文明之光中，在這裡，他們只能頑強地傳遞著自己的記憶，不斷地向後代講述自己是中原人的後裔，驕傲的火神祝融的後代，只有這些珍貴的記憶才能證明他們不是蠻夷。因為楚人擁有一種心理上的優越感，他們認為自己帶來的中原文化在當時是一種高勢能的文化，有一種居高臨下的氣勢，所以當楚人攜帶著這種文化到了一個蠻荒地帶的時候，他們依然有一種高高在上的心理感覺。
在一個又一個明亮的月夜，祝融的子孫們總是聚在一起，談論起殘存在回憶中的祖先。楚人不斷想到的一個問題是：他們的中原故鄉現在變成什麼樣了。每個楚人的內心深處都有一個強烈的渴望，那就是再次回到中原。然而中原部族從一開始就不承認新生荊楚的中原身份，當商王朝的使者在江漢一帶發現這個部族時，楚人們嘴裡講的南方話，身上穿的南方蠻式服裝，手中使用的蠻族工具，不折不扣地證明了他們就是南方的一個蠻族。《詩經·商頌》中的文字證明了商王朝對楚人的輕視，“南鄉之夷”就是商朝人對荊楚這個部族的定位。商王武丁甚至教訓楚人要向其他蠻夷一樣定期來朝，恭恭敬敬地獻上貢物，這樣才能保證這個部族的生存。
其實，無論是華夏還是北方的人都是看不起楚人的，從血統來看，楚人是華夏舊族，當時的人們在區分夏、蠻、夷的時候，看重的並不僅僅是血統，更多的則是當地的文化和習俗，從這個角度來看，楚人已經在南方生活了幾百年，他們的文化和習俗代表更多的是南方，也就是蠻族文化的文化和習俗，而從血統來說，楚人到了南方之後，使他原有的華夏血統慢慢的被稀釋。
中原人對蠻夷從來都不屑一顧，他們習慣於像打獵一樣攻打這些野蠻人，把他們驅向更遠的叢林。據《詩經·商頌》記載，商王率領浩浩蕩蕩的大軍深入南方的沼澤叢林驅逐他們認為是蠻夷的楚人。商王朝強大的國勢讓他們除了俯首之外別無選擇，在內心深處，楚人們把認作蠻夷當成最大的恥辱，他們發誓早晚有一天祝融的子孫會向傲慢的中原人證明自己的力量。
楚人的首領鬻熊在黑暗中苦苦等待著改變部族命運的機會，從接過酋長權杖的那一天起，鬻熊就把復興楚人的部族作為自己的使命，為了能重返中原的懷抱，楚人已經整整等待了幾百年，他們不知道何時這一天才能到來。在羑里一間幽暗的小屋中，有著一位和鬻熊一樣期待著黎明曙光的中年人，他的名字叫做姬昌，他就是後來的周文王。姬昌本來是商朝的西伯侯，建國於岐山之下，暴虐的商紂王因為一點小事將他囚禁整整七年。幾個月之後，一位周國的使者來到了楚族部落，商紂王的荒淫和暴虐不僅僅令商朝百姓民不聊生，也激怒了許多部族和方國，周文王姬昌決定召集各路人馬密謀反商大事。其中一位被周文王召集的部族首領就是楚人的酋長鬻熊。
廣闊的星空平靜不了鬻熊澎湃的內心，在南方邊地生活得太久了，楚人幾乎已經看不到重回中原的希望。周文王的召請讓鬻熊再也壓抑不住內心的激動，這是荊楚擺脫蠻夷身份，雪洗商王朝施加的恥辱，獲得中原文明承認的絕好機會。如果在周人的帶領下推翻商朝， 建立了新的王朝，也許楚人會被中原王朝重新接納。鬻熊帶領著族人出發了，率領一支精兵翻越秦嶺，鬻熊跋涉千里去中原輔助周文王，幫助他推翻商王朝。這是楚人做出的抉擇。歷經了數代人的流亡生涯，楚人迫切地需要一個驗明正身的時刻，他們要告訴天下人，他們是一個何等重要的民族，他們永遠流淌著屬於中原的血液。
作為楚國人，一方面他們知道自己的文化本源來自於中原，但是由於地域的關係在整個生存和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與中原文化風格迥異的文化傳統，另一方面楚國人承認中原的正統地位，因此一心向化，心裡對中原充滿了羨慕，並渴望自己也趕上這種同化的心理。
鬻熊終究沒能實現願望，作為火神祝融的後代，鬻熊掌握著歷代祖先心口相傳的夜觀天象的秘密，被委以火師的重任之後，鬻熊恪盡職守，晝夜不休的觀察天象，精力體力透支到了極限。不久後，遠在荊山的楚人收到了一個噩耗，患上重病的首領鬻熊死在了火師的任職上。鬻熊的生命是短暫的，他像一顆流星把耀眼的光芒凝聚在永恆的瞬間，他明察時事，決定全力投靠周人，使楚人在艱難的命運中獲得了新的生機，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還念念不忘為楚人爭取應有的地位。鬻熊為楚國後來的建成譜寫了序曲，他的一生也被隆重地寫入楚國國史。鬻熊當之無愧成為楚人永遠紀念的首領。
紀錄片| 《楚國八百年》第2集：覺醒
【解說詞】
公元前八世紀，周王室日漸衰微，天下動盪不安，混亂的局勢讓楚武王熊通看到了楚國崛起的希望，控制擁有豐富銅礦資源的銅綠山成為了楚國的首要目標。兩次伐隨楚國都以失敗告終，年邁的楚武王率領大軍踏上了第三次伐隨的征途。只要戰勝隨國，銅綠山便會納入楚國的勢力範圍，而青銅的力量最終將推動楚國成長為一個席捲江漢的強國。
公元前642年，一場重要的外交會見正在楚國的大殿上進行，這是鄭國君主鄭文公前來朝見楚成王，對楚國表示臣服。渴望被中原國家承認的楚成王心花怒放，為了表示自己的慷慨，他決定贈與友邦鄭國一千斤銅。會見結束，鄭文公離開楚宮，楚成王突然為自己的這個決定後悔了，於是他派使者攔住了鄭文公返程的隊伍，與鄭文公鄭重約定這批銅錠只能用來鑄禮器，而不能用來鑄兵器。這便是《左傳》中記載的一個有趣的外交事件，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楚成王不顧外交禮儀在贈與鄭文公青銅之後厚著臉皮追加條件呢？
其實，在先秦時代，銅不僅僅是一種金屬，更是決定一個國家命運最重要的戰略物資，在西周部分青銅器上隱約可見的“浮金”二字便是最好的例證，“浮”就是俘獲的意思，而“金”就是指銅。對於中國夏商周這三個王朝來說，青銅是非常重要的資源，因為青銅器是那個時期最重要的國家重器，無論是鑄造青銅的禮器、樂器、兵器，都需要銅礦資源。而一個國家是否能擁有豐富的青銅礦產資源決定了這個國家是否有資格和能力去祭祀上天和祖先，是否取得了通天地的資格，另一方面也可以證明這個國家是否有能力開展南征北戰與開拓疆土。
從古到今，銅一直都是人類歷史上必不可少的重要資源，在沒有發明冶鐵技術之前，銅是人類掌握的第一種金屬。在先秦人眼中，這種閃爍著神奇光芒的金屬雖然如同石頭一樣堅硬，卻可以在人類的支配下被塑造成各種形狀，它大大提高了人類文明的發展速度。在上古時代，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兩件事是宗教祭祀和戰爭，青銅在這兩件事中都必不可少，楚成王正是因為擔心鄭國可能會將獲贈的青銅用於鑄造兵器才會如此不顧外交禮儀，在贈與鄭文公青銅之後追加條件，要求這批銅錠只能用來鑄禮器，而不能用來鑄兵器。也正是因為銅資源十分重要，所以當時楚成王的賞賜是很大的恩賜，但銅作為戰略資源無論到誰的手裡都是一把雙刃劍，因此楚成王不得不防。
在今天湖北大冶附近有一座長約兩公里的丘陵叫做銅綠山。在這座山上漫山遍野長著一種不起眼的小花——銅草花。銅草花又被稱之為“海州香薷”，這種花說不上多麼漂亮，但是在古代找礦人的眼裡卻是世界上最美麗的花朵，因為有經驗的礦工都知道，銅草花生長在哪裡，就證明哪片土地下有珍貴的銅礦資源。作為一種喜銅植物，銅草花一般生長在銅離子豐富的地方，人們就是透過這漫山遍野的銅草花發現了這座商周時期最重要的銅礦山，大冶這個地名也是因為冶煉銅而得來的。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湖北大冶有色金屬公司在開採銅綠山銅礦時經常會挖到一些古老的巷道，在巷道深處一把巨大的青銅斧頭引起了考古人員的重視，隨著發掘工作的深入，一個驚人的場景漸漸浮現在人們面前——這是一座春秋時代的古礦井遺址，一共有36個豎井，最大采礦深度已經達到64米，深入潛水位以下8至10米。在春秋時期，銅綠山已經形成科學完整的採礦系統，通風、排水、礦石提升等都有明確的風光，透過今天遺留的這些縱橫交錯的巷道，我們仍然可以想象在商周時期成百上千人在這裡指揮有序、分工合作、號子震天的勞動場面。另外，考古學家在這裡還發現了古代煉爐的遺蹟，透過遺留在這裡的40萬噸鍊銅爐渣，專家推算古代這裡累計產銅大約在12萬噸左右，這在先秦是一個十分驚人的數字。春秋時代，一把青銅戈重量在半公斤左右，也就是說這裡所產的銅可以製造2。4億件銅戈；青銅劍一般重達兩公斤，12萬噸銅可以製造的青銅劍多達6000萬把；一枚青銅箭頭重30克左右，如果以此計算，那麼這裡所產的銅可以製造40億枚箭頭，很顯然，這是一座能決定一個大國命運的礦山。
這座外表普普通通的礦山幾百年來一直是楚人夢寐以求的財富，周王朝同樣十分清楚這座礦山的戰略地位，因此在漢水流域分封了一系列王室成員，他們被稱為“漢陽諸姬”。這些“漢陽諸姬”最重要的職責就是守護青銅和錫的運輸。南方青銅多的地方是大冶銅綠山，以至包括江西德安，這裡的銅首先要經過長江，從長江轉入漢江，從漢江走隨棗走廊到南陽盆地，然後到達周天子所在地，這一條“漢陽諸姬”是保障青銅安全運輸的一條非常重要的通道，因此他們的地位非常重要。
隨國是“漢陽諸姬”中最主要的一個諸侯國，它歷史悠久、血統高貴、位置險要，為周王室守護著銅資源豐富的銅綠山。多年以來楚國南下的一個主要動力就是征服隨國，控制銅綠山，但是直到楚武王時代，楚人才看到了奪得銅綠山的曙光。
公元前740年，楚國內部發生了一起重大事件，楚君蚡冒的弟弟熊通秘密策劃了一場宮廷謀殺。雖然被稱為蠻夷一直使楚國很不滿意，但是不得不說，在楚國的上層社會中的確存在著強烈的蠻夷習氣，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弒君傳統，熊通殺死了自己的侄子，成為了楚國的首領，三十七年之後，他自稱楚武王。從西周開始，中國政治權力的傳遞就一直遵循著一個明確的原則——“立嫡為長”，也就是說在選擇繼承人時不必考慮他的品質、才能、年齡，而僅僅考察其出生順序即可。正是這種類似先天定好的體系，所以不容易引起爭議同時很順暢，但也正是因為它的順暢和沒有爭議，所以往往沒有生命力，久而久之，這個人哪怕非常平庸，他也能夠成為統治者，那麼可想而知，在這種平庸的人的統治下這個國家的前途會是怎樣一種現象。
也只有楚國敢於破壞這種規則，在楚國前期歷史上叔叔從侄子，或是弟弟從哥哥手中奪取王位極為頻繁，混合了蠻族和中原血液的楚王家族的男人們像餓狼渴望鮮肉一樣對王位垂涎三尺，弒君之舉雖然殘酷無情，卻保證了登上楚國王位的都是進取心極強，生命力極為雄健的人。
《左傳》記載，楚國的大事往往是在少年君主手中完成的，在楚國的歷史上，弒君篡位者大抵有所作為、有所建樹，而且幾乎都出現在楚國力量的上升時期。楚武王熊通就是這樣的人，篡位者的罪惡感壓迫著他必須有所作為，他不守中原規矩，一即位就要周王朝晉升自己的爵位，被拒絕後，熊通大怒，他說你既然始終認為我是低人一等的蠻夷，我乾脆與你平起平坐，當即熊通自立為王。可以看出，熊通在這樣一個生態壞境裡對王位的野心是赤裸裸的，他們沒有中原國家王位繼承禮制的約束，在這種心態下，中國很多的禮制和規章制度對他來說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熊通的這種叛逆之舉其實是一種強烈的自尊心和進取精神，從侄子手中奪取了王位後，楚武王熊通就開始了野心勃勃的擴張，楚武王即位不足三年就揮師討伐江漢平原的西部，權國成為了他到手的第一塊肥肉。這個大膽的篡位者在政治上表現出極強的創新精神，熊通滅權後他沒有像其他諸侯那樣把權國分封給臣下，而是改權為縣，設定了縣尹加以管理，這是春秋時期最早設縣的行政體制改革，被史學家稱為是“春秋第一縣”，所謂縣就是懸掛的意思，也就是說縣懸在中央的手裡，而不是所有的權力都歸諸侯所有。
縣的出現在中國政治史上意義非凡，周天子在王朝建立之初將天下分為眾多諸侯國，諸侯國國君在國內又分封卿大夫等，讓他們世襲土地，時間一長，這些卿大夫和諸侯一樣權勢越來越穩固，與中央的關係也越來越遠，很多老牌國家因此被逐漸分裂。而縣由國君直接地掌控，國君直接地任命縣公，縣公不可以世襲。另外，縣公的財政不可以留為自己所有，而需上繳國庫，它還不允許有大規模的軍隊存在，軍隊只能屬於國家，這樣國王對於地方的控制權就大大加強了。因此楚國能夠擺脫分封制的負面對他們的束縛，並開創了以縣來治理的先例，這樣和中原相比，他們反而走在了前面。
在春秋戰國的第一波效率化改革中楚國佔了先機，這就是所謂的後發優勢。楚國擺脫了古老王國的陳規陋習，新興的國家可以在吸收他人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大膽創新，因此常常能後來者居上。正因為被人視為蠻夷，楚國才要發奮圖強，在中原國家面前證明自己，同樣正是因為被人視為篡位者，楚武王必須有所作為。就在楚武王登上王位後不久，他便看出了中原與往常不一樣的形勢，此時的中原興起了一股“弒君潮”，周王朝已經失去了以往那樣的控制力，天下綱紀混亂，各國以下犯上之事層出不窮。
楚武王十七年，晉國的曲沃莊伯殺掉了君主晉孝侯，兩年後，鄭國君主鄭伯的弟弟起兵造反，四年後，衛國臣子殺掉了君主衛桓公，楚武王二十九年，魯國人也殺掉了君主魯隱公，兩年後，宋國的太宰華督殺掉了君主宋殤公……混亂的局勢讓熊通看到了楚國崛起的希望，中原國家自相殘殺，顧不上防範這個南方的小國，楚國正好可以利用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實現多年來對外擴張的夢想，從一個默默無聞的邊地小國成長為一個大國。不過楚武王很清楚，要實現這個大國夢，他首先必須擁有最重要的戰略資源——銅，因此隨國成為了他要征服的第一個目標。
要知道，無論是銅綠山的銅還是銅綠山之南獲得的銅，要想向北運輸就必須經過隨國，隨國是“漢陽諸姬”裡面的第一大國，所以楚國如果想控制“漢陽諸姬”，要想從周天子手上把金錫之道奪過來，就必須滅掉隨國。雖然楚國對銅綠山垂涎了幾個世代，但是楚國遲遲沒能動手，只有天不怕地不怕的熊通敢把隨國列入他征服名單的第一位。在這個頗具實力的古老國家面前，熊通不是沒有過猶豫，但是他的猶豫只有一瞬，熊通無法抑制心中強烈的衝動，楚國上下對銅的渴望、自己不凡的個人能力，以及楚國軍人的勇敢善戰，讓熊通心中積蓄起強大的底氣。
紀錄片| 《楚國八百年》第3集：受挫
【解說詞】
公元前8世紀，南夷與北狄南北夾擊輪番入侵，中原國家危機四伏，齊桓公高揚“尊王攘夷”的大旗成為天下霸主。楚國國力上揚，楚成王雄心勃勃渴望爭奪霸權，然而這個已經崛起的國家只收獲了中原諸國的恐懼，楚成王最終死在兒子商臣的劍下，楚國稱霸中原的夢想又將由誰來實現？
公元前681年，春秋時期中原諸國的第一次盟會“北杏之盟”隆重舉行，這是齊國為了解決宋國內亂引發的動盪而主持召開的一次“國際會議”。這次盟會之後，齊國國君齊桓公被周天子任命為東部國家的“伯”。在先秦，“伯”字與“霸”字想通，本義是兄長。也就是說如果周天子是天下諸侯之父，那麼“霸”就是諸侯之長，由他來代表天子維護諸侯間的政治秩序。如果拿周天子比作父親，那麼這個父親已經風燭殘年，如果想要讓大家族維持下去，就需要一個核心人物，一個能夠起統帥作用的人，一般來說，這個人往往是長子，而這個長子就是“伯”，所以春秋時代都想當長子，都想爭霸主。
“北杏之盟”標誌著春秋時代第一個霸主齊桓公正式登上歷史舞臺，持續數百年的春秋爭霸史也由此拉開了序幕。在這場爭霸連軸大戲中，千里之外的楚國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將都城從鎬京遷往東都洛陽宣告了西周的滅亡，中國進入春秋戰國時代。東遷之後，周王室喪失了威信，天下陷入混亂，各個諸侯國之間不斷髮生衝突，北方的戎狄等少數民族抓住這個機會不斷向中原挺近，遍侵華夏諸多國家。與此同時，來自南方楚國的軍隊也在迅猛北上，鄧國、絞國、權國在楚軍的鐵蹄下紛紛滅亡。南夷與北狄南北夾擊輪番入侵中原，中原國家疆域不斷縮減，一時間中原文明呈現搖搖欲墜之勢。這是中原文明遭遇的一次空前嚴重的威脅，這種局勢呼喚著一個新的核心站出來，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團結中原國家，共同抵抗外部危機。
第一個站出來的是齊國國君齊桓公，齊國是一個老牌的諸侯國，它的開國之君是周王朝的第一功臣姜太公，因此他在諸侯中的地位很高。公元前681年，宋國出現了嚴重的內亂，齊桓公以周天子之命為旗號，聯合陳國和蔡國組成了三國聯軍前去伐宋，在大兵壓境之下，宋國不得不和諸侯約定，以後在國君廢立這些大事上一定會按照周禮處理，這就是著名的“北杏會盟”的由來。
齊桓公因為有效地處理了宋國的內亂，因此被任命為東部國家的方伯，也就是諸侯之長。在此之後，齊桓公就高揚“尊王攘夷”的大旗，積極主動地組織中原國家對抗外敵。公元前664年，山戎大規模進攻北方燕國，齊桓公親率大軍去救燕國，經過六個月的艱苦征戰，齊軍趕走山戎。公元前658年，齊桓公不但幫助衛國擊退北狄，還將衛國南遷到黃河邊上，在楚丘重新建國。在齊桓公的領導下，中原國家終於擊退了北方異族的侵略者，化解了亡國危機。中原各國紛紛稱讚齊桓公為中原穩定立下功勳。接下來，齊桓公準備抵禦的物件將是另一個更重要的敵人——楚國。
公元前664年，年輕的楚成王熊惲站在楚國的邊境，他的眼神中充滿渴望，只有征服和鮮血可以平復他胸膛裡激盪的慾望。楚成王的軍隊將從這裡出發，進攻、征服、吞併，楚成王熊惲成為這個時期中原諸國最恐懼的名字。楚成王是楚武王的孫子，祖孫二人有著很多共同之處，混合了蠻族和中原血液的楚王家族的男人們生命力都異常強健，如同餓狼渴望鮮肉一般對王位垂涎三尺。和自己的爺爺殺掉侄子自立為王一樣，楚成王是在大臣們殺掉其兄後登上王位。祖父楚武王曾說：既然楚國擁有如此強大的武力，為什麼不憑此介入中原政局？於是，楚成王繼承了祖父的雄心壯志開始全力擴張領土。
早在楚文王時期，楚國軍隊一路沿武當山東側平原北上，直插南陽盆地，征服了權、羅、鄧、絞國和申國，中原已經近在咫尺了，楚軍另一路則直指大別山，在迫使隨國臣服之後，楚又消滅了中原南端的息國，並揮師北上，攻打了蔡國和鄭國，把它的勢力插入了中原腹地。之後，楚國佔領了從川東、湖北、河南南部到安徽的千里沃土，對華夏世界形成了新月形包圍。
在這個時候，楚國已經具備了兩點重要的因素，第一，周天子已經信任他。根據文獻上記載，楚成王跟周天子進貢，天子賜胙，也就是說周天子賜給他臘肉，這表明了對他的一種信任，而且周天子還說“鎮而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這無疑是一種政治囑託，意思是你要將南方的那些蠻夷擺平，不要讓它來侵擾我們。第二，楚國地方千里的版圖。在最開始分封的時候，熊繹只有方圓五十里，如今已達到了地方千里，版圖的擴大使楚成王明白現在無論是政治上的聲譽還是經濟實力都已經到時候了。楚國已經擁有天下最強大的武力，楚成王夢想著成為天下新的主人，在他看來這一切理所應當。然而這個已經崛起的國家只收獲了中原諸國的恐懼，而遠遠沒有得到他們的承認。雖然楚國在方方面面努力向中原文明靠攏，但是在中原諸國眼裡，這個日漸強大起來的楚國不過是一個暴發戶。
蔡侯獻舞，這個人特別的有心計，他向楚王獻計，說息侯的妻子多麼地美麗，你完全可以把她佔為己有，文王就動心了。為了得到息侯的妻子，楚文王到了息國，息侯非常熱情地接待了他，但是楚文王到了息國之後立刻把息國滅了，並把他的妻子收為己有。這樣的行為是極端不禮的行為，同時他出兵的理由也極為不齒。
中原國家對楚國的蔑視遠在此前就開始了，在他們看來，從楚武王起，楚國國君自稱為王是不折不扣的大逆不道，楚人擅自稱王從來沒有得到中原諸侯的承認。楚人不斷開拓疆土，發動戰爭，滅掉周邊國家，用周禮來衡量也是野蠻的行為。春秋時代，戰爭必須師出有名，戰勝國對戰敗國很少直接吞併，中原諸國特別注重宗族學原禮法，有血緣關係的國家都會盡“親親之誼”，除非特殊情況，絕不會直接吞併，然而野蠻的楚國人卻不理會這一套。
公元前688年，楚文王帶兵去攻打申國的途中經過鄧國，鄧國國君鄧祁侯是楚文王的親舅舅，見到外甥來，鄧侯十分高興，用最豐盛的宴席招待文王。席間，鄧國的大夫提醒鄧侯，“亡鄧國者，必楚文王也，若不小心提防，後患無窮”。鄧侯沒有聽從這位大臣的勸告，他無論如何也不會相信親外甥楚文王會對自己下手。沒有想到，不久後楚文王打下申國凱旋，路過鄧國，居然趁鄧侯毫無準備之機攻破鄧國國都。這在當時中原國家看來是不可思議的，為了滅一個國家連親舅舅都能殺害，這對於那些講禮儀的國家來說，是一件被認為極為不齒的事情。在春秋時代，判斷一個國家是否為蠻夷並不是看它是什麼民族，而是看它是否遵守禮儀文化，楚國的種種行徑讓中原諸國始終拒絕楚國進入中原文化圈。
楚文王見利忘義，連自己舅舅的國家都不放過，這件事情被當作楚國是野蠻國家的又一個鐵證。面對楚國不可阻擋的北上勢頭，中原諸侯開始坐不住了，他們決定團結起來共同抵抗楚國，以保護華夏文明。
有一種不起眼的野草叫苞茅，它盛產於荊山山麓南漳、保康、谷城一帶。這種茅草先秦時期主要用於縮酒祭祀。今天的湖北端公舞中仍可見苞茅縮酒的遺風。兩千多年前，這種野草竟然成為發動一場空前戰爭的理由。
公元前656年，霸主齊桓公親率齊、魯、宋、陳、衛、鄭、許、曹等八國軍隊駐兵於楚國邊境，隨時可能殺入殺入楚國。楚國建國數百年來從未遇到這樣大的威脅，楚成王集結了全國的軍隊嚴陣以待。但是，與八個老牌中原強國對陣，兵力懸殊巨大，楚成王心頭泛起一陣陣寒意。
這個事情的導火索其實就是楚國強大起來之後向北擴張，楚國想要北上爭霸就必須控制鄭，因為鄭是四戰之地，是中原交通的要道。而鄭國本身和周王室有著密切的關係，他是周厲王的幼子，鄭桓公友所封的一個諸侯國，所以楚國開始侵略鄭國以後，就給予華夏列國很大的震動，因此齊桓公就發動了一場針對楚的戰爭。
齊桓公率領的諸侯國聯軍兵臨城下，楚國岌岌可危，楚國大臣屈完臨危受命，前往齊軍大營議和。屈完首先轉達了楚成王的話說：齊國處於北海之邊，楚國居於南海之畔，兩國相距之遠如同風馬牛之不相及，沒想到今天您親率大軍來到我國邊境，不知所為何事。齊國上卿管仲質問屈完：楚國多年來不按周禮向周王室進貢祭祀縮酒的苞茅，目中無人，更何況周昭王之死，楚國脫不了干係。齊國宰相管仲的回答點名了此次軍事行動的原因，第一，楚國不向周天子進貢，違背了周禮；第二，楚軍使詐導致周昭王南征途中落水而亡。面對氣勢洶洶的管仲，屈完做出了這樣的答覆：沒有向周天子進貢的確是我們的過錯，以後一定會按時進貢，但周昭王之死與楚人無關。楚國人坦誠了不貢苞茅之過，但是推掉了周昭王之死的責，輕重分明，不容管仲有可乘之機。但是，齊國仗著大軍壓境，進一步威脅說，“我們的軍隊如此強大，如果攻城略地恐怕沒人抵擋得住。”屈完毫不示弱地回答，“如果齊桓公以德綏諸侯，則沒有諸侯不服，如果以武力威脅，楚國將以方城為城，漢水為池，全力抵抗，諸侯軍再多也沒有用。”
在春秋時代，戰爭的目的是使各國遵守國際秩序，而不是要滅掉其他國家。作為霸主，齊桓公發起這次軍事行動不是要掀起一場大的戰爭，而是要使對手遵守周禮。所以屈完表態說楚國會繼續進貢，在同時考慮到楚國強大的實力後，齊桓公就取消了攻打楚國的計劃，轉而與楚國在召陵舉行會盟。
一場迫在眉睫的空前大戰避免了，齊楚兩國在召陵舉行會盟，楚人宣誓繼續進貢。“召陵之盟”讓齊桓公“尊王攘夷”的功業達到頂點，楚成王北上的勢頭也第一次受到了遏制。在北進的過程中，楚國對周圍國家一直是各個擊破，一路凱歌，但是這些國家一旦聯合起來，楚國就不再那麼輕易就能得手。霸主之位是那麼遙不可及，野心勃勃想要爭霸天下的楚成王不願就此放棄，終於在蟄伏了多年之後，齊桓公的去世讓楚成王又一次看到了機會。一代霸主齊桓公去世之後天下大亂，楚成王躍躍欲試，渴望成為新的諸侯領袖。此時，另一個國君也開始追尋自己的霸主夢，他就是宋國的國君——宋襄公。
紀錄片| 《楚國八百年》第4集：稱霸
【解說詞】
少年楚莊王在險惡環境中成長，三年不鳴，一鳴驚人，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化解國家危機，志得意滿的楚莊王欲代周而取天下，問鼎中原。在德不在鼎，王孫滿充滿智慧的回答征服楚莊王，明君賢臣，風雲際遇，造就楚莊王的雄圖霸業。然而，當一代雄主逝去，他所創造的盛世也很快光芒散去。
春秋初期，楚國在南方迅速崛起，百餘年間便北上滅國無數。與此同時，北方的戎狄頻頻南下騷擾黃河流域國家，中原一時岌岌可危。失去了對天下的領導力的周王室搖搖欲墜，天下呼喚新的領導權威出現，歷史開始進入爭霸階段。
齊桓公高舉“尊王攘夷”的大旗南征楚國，北攻戎狄，成為第一任霸主。稱霸由此成為天下每一個有雄心的君主最大的夢想。當第一代霸主齊桓公去世後，一度被遏制的楚成王躍躍欲試，渴望成為號令天下的新一代霸主。剛剛崛起的楚國雖然骨骼已經長成，但是肌肉還不夠結實，一心想以蠻力征服各國的楚成王遇到了強大的對手——晉文公。城濮之戰粉碎了楚成王的稱霸夢，楚軍大敗使得楚國百餘年來的北進運動被迫終止，以晉國為核心的新政治秩序形成了。楚成王最終死在兒子商臣的劍下，在此之後楚國稱霸的夢想不得不交到了楚成王的孫子楚莊王手中。
楚國曆史上這一重要君主楚莊王的出場在《史記·楚世家》的記載中頗為傳奇。楚莊王即位之後，持續三年沉醉於聲色犬馬，不理朝政，令朝中大臣憂慮重重，一位大臣毅然進諫道：“大王，南山之中出了一隻怪鳥體型巨大，如同傳說中的大鵬鳥一樣，但奇怪的是三年中它不飛也不鳴。”楚莊王對這位大臣說：“這隻鳥啊，不同尋常，我看它三年不飛，一飛沖天；三年不鳴，一鳴驚人。”楚莊王的回答暗藏玄機，這位不同尋常的少年心中究竟隱藏著什麼樣的計劃？
楚國在城濮之戰中的失利使得一些原本歸附於楚國的小國紛紛都轉向晉國的懷抱，北邊因此失去了屏障，楚國直接置於晉國的威脅之下。一些如百濮、庸國等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國家經常對楚國進行挑釁，這讓楚國感到疲於應對。另外在楚國國內一些盤根錯節的集團、卿大夫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需要說明的是，楚國數十年來一直內亂重重，在城濮之戰結束後不久，楚成王的兒子商臣便提兵入宮逼迫楚成王自盡。然而殺父自立的楚穆王商臣只做了十二年君主就病逝了，他給楚莊王留下的是一個四分五裂的權力班底。
權力緊握在權臣手中，楚莊王只是一個名義上的君主，面對這樣的內憂外患，這位深沉早熟的少年選擇了以靜制動，坐以待變。史稱他即位三年沉醉於聲色犬馬，不理朝政，以致有識之士十分焦急。實際上為了讓那些掌握實權的貴族放鬆對他的警惕，楚莊王韜光養晦，暗中觀察，默默選擇可以利用的人才，他就如同那隻三年不鳴，一鳴驚人的鳳鳥，這個表面上貪圖享樂的國王內心深處掩藏著難以想象的雄心壯志。但不久後，楚國陷入到一次前所未有的危局之中。
公元前611年，楚國遇到了重大的自然災害，全國陷入饑荒之中。楚國西部的幾個少數民族在鄰國庸國的帶領下趁機發動叛亂，楚國上下人心惶惶，朝中大臣紛紛建議楚莊王遷都避敵。就在大兵壓境，朝中大臣建議遷都之時，楚莊王決定率軍親征，平定叛亂。誰也料想不到幾年前看似軟弱的君主竟然會做出如此驚人的決定，不過楚國的這次危機卻成為了楚莊王掌握權力的良機。楚莊王一邊安排楚國邊戰邊退，誘敵深入，另一方面迅速展開外交活動，請秦國和巴人派師從背後進攻叛軍，在兩方夾擊下楚國一舉將庸國從地圖上掃平。即位之初，在險惡環境中如何自保性命，如何治理國家，這個年輕的君王開始悄無聲息地佈置了一場精彩絕倫的棋局，這時候的楚莊王剛剛二十歲，但他已經顯示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
在河南洛陽市南面六十多公里的地方有一片浩瀚的水面，這裡就是陸渾水庫。陸渾地區群山峻拔、河流蜿蜒。春秋時期這一帶屬於諸侯和周王室接壤區域，管理薄弱，導致山戎劫匪出沒。
公元前606年春，楚莊王率領楚國軍隊討伐一個被稱為“陸渾之戎”的少數民族，這是楚莊王首次涉足中原。“陸渾之戎”根本不是楚國大軍的對手，迅速潰敗。然而勝利之後，楚莊王並滅有班師回國，而是直接帶著軍隊來到了周天子都城前的洛河之濱。越過洛水，北面就是周王朝的首都洛陽，遙望著這座已經聳立了幾百年的古都，年輕的楚莊王回想起楚國四百多年的風風雨雨。四百多年間，楚國一直被這個傲慢的王朝視為蠻夷，開始是因為拒不進貢而受到周昭王的討伐，後來又被以齊國為首的諸侯聯軍大兵壓境。至始至終，楚國一直被拒絕於中原文化圈之外。年輕氣盛的莊王身上流淌著歷代楚王桀驁不馴的血液，突然他產生了一個惡作劇式的念頭，他命令楚軍在洛水南岸舉行一次盛大的閱兵儀式。
楚軍閱兵近在咫尺，洛陽城岌岌可危，驚恐之下的周定王派出大夫王孫滿以慰勞楚軍為名前去一探虛實。楚莊王在洛水之濱會見了周王朝這位德高望重的老臣，寒暄過後，楚莊王語帶機鋒地提出了一個問題：“象徵著周王朝統治合法性的那九隻巨鼎到底多重？”言下之意是，周朝現在還有多少實力能維持天下共主的地位。王孫滿當然明瞭楚莊王言語背後的含義，他回答：“因為九鼎體積太大，無法稱量。”顯然，王孫滿的意思是說王權天下獨一無二，並非人臣的權力可以比擬的。楚莊王對王孫滿含糊的回答很不滿意，他告訴王孫滿只需要把楚國兵戟上的銅鉤都折下來就足夠鑄成九鼎。而王孫滿的回答後來成為春秋史上最著名的言論之一，他說：“能否擁有天下的統治權在德不在鼎。”
王孫滿這一句不卑不亢的話給了楚莊王很大的觸動，這句話的意思表明成為天子並不是因為擁有九個鼎而是因為高尚的德行。這實際上還暗含著對楚莊王的譏諷，透過王孫滿的對話，楚莊王認識到想要成就一番霸業不能僅憑軍事實力。周天子幾百年而沒有倒就在於他擁有深厚的文化根基，這種軟實力並非一日之功，楚國現在還達不到那種程度，楚莊王因此放棄了這種想法。
王孫滿充滿智慧的回答征服了楚莊王，他終於明白為什麼楚國以前被稱為蠻夷，不久後楚莊王便主動率兵離開了洛水。在與王孫滿會面之前，和楚國人一樣，楚莊王有充分理由相信楚國已經成為了一個強國，理應受到中原國家的尊敬。然而這個已經崛起的國家卻只收獲了中原諸侯國的恐懼，卻遠遠沒有得到他們的承認，即使現在楚國方方面面都已向中原文明靠攏，但是在中原諸國眼裡這個日漸強大起來的楚國只不過是一個暴發戶。
楚國的語言、風俗、習慣處處都跟中原不同，中原諸侯的語言叫“雅言”，又叫“夏言”，是周朝的國語。而楚國所說的是“楚語”，這種語言和中原語言截然不同，比如楚國人稱主帥叫“莫敖”，稱原野叫“夢”，稱老虎叫“斑”，不僅如此在其他習俗上也有很多不同，比如周朝以右為尊，楚國卻是以左為尊，中原是以龍為尊，楚國卻是以鳳為尊，中原的墓葬都是頭朝北腳朝南，而楚國貴族的墓葬頭卻是朝著東方，更讓中原人無法接受的是楚國人對周朝禮儀文明的粗暴踐踏。
西周王朝被稱為禮制社會，主宰社會的不是法律而是禮儀，周朝禮儀最重要的原則就是遵守等級秩序，尊重血緣關係。用這個標準判斷，從楚武王起的楚國國君自稱為王就是不折不扣的大逆不道。楚人擅自稱王從來沒有得到中原諸侯的承認，所以孔子改《春秋》的時候從來沒有稱過楚國國君為王，多數時候稱楚子，有時乾脆稱楚人。楚國前期不斷髮生的弒君醜聞也被中原諸侯當成這是一個野蠻國家的鐵證。
楚國不斷開疆拓土，發動戰爭，滅掉周邊國家，用周禮來衡量這是極為野蠻的行為，春秋戰爭要求必須師出有名，理由正當，戰爭的目的不是消滅對手，不是貪圖利益，而是迫使對手屈服認錯，重回禮儀軌道。因此戰勝國對戰敗國一般都會令其稱臣納貢而止，直接吞併的很少，然而野蠻的楚國人卻不理會這一套。
洛水之濱與王孫滿的會面成為楚莊王一生中最為寶貴的經歷，那個懸在他心中多年的問題終於找到了答案，楚國與中原國家的差距不在於國庫之中堆積金銀的高度，也不在於戰士寶劍的利度，而在於文化的厚度。
位於河南信陽市的期思陂是中國古代最早的水利工程，它比此後魏國的西門渠、秦國的都江堰還要早兩三百年。主持期思陂修建的人是春秋時代楚國一個有名的改革者——孫叔敖。因為這一項利民工程，孫叔敖被地方官員推薦給了楚莊王， 楚莊王十分賞識孫叔敖的才幹，破格將他提拔為楚國令尹。
孫叔敖在擔任令尹之後就採取了“固農本，導民利”的政策，他根據楚國水系發達，河湖眾多這樣的特點興修水利，發展農業。形成了南北灌溉網路，這給楚莊王的爭霸奠定了物質基礎。除了發展農業生產，孫叔敖還特別重視民生，他制定實施有關政策法令，盡力使農工商各得其便，楚國經濟繁榮發展。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考古學家在河南淅川下寺發現了大批春秋中晚期的楚國墓葬，和以前發現的那些楚墓有所不同，這裡出土的陪葬品不僅種類豐富，而且不再一味摹仿中原，甚至強烈地表現出楚文化的獨特性，這一切恰恰證明了在楚莊王統治前後楚國國力不斷強盛，文化也趨向發達。
要登上霸權的巔峰，楚莊王知道除了強大的國家實力外，文化、道德、禮儀這樣的軟實力是讓楚國騰飛的另外一隻翅膀，楚莊王開始籌劃自己的宏偉藍圖，楚莊王在上層社會大力推行中原化，他參考中原禮法傳統，重新制定楚國宮廷禮儀制度。
不僅如此，在楚莊王的時候有一個“茅門之法”，文武官員到了楚國宮廷外的一道茅門的時候需要要下馬。如果衝撞了這個大門，或者是你的馬蹄、馬車踩到了那個屋簷的滴水就會受到懲罰，例如把你的車軾橫木斬斷等。有一次莊王的太子有急事要見莊王，太子的車踐到了屋簷的下水溝，當時的廷理就把太子的車轅斬斷了，而且還殺了太子駕車的人，太子為此非常氣憤，認為憑藉自己的身份不應該受到這樣的懲罰，於是到楚莊王那裡告狀，要求楚莊王嚴懲這個廷理。面對太子的哭訴，莊王回答：“制定法律，就是為了維護國家的尊嚴，像廷理這樣嚴格執行法律的人，維護的是國家利益，怎麼能殺害呢？”楚莊王的這一席話獲得中原各國的一致讚譽，除了實施符合中原禮法的制度，楚莊王還號令楚國貴族深入學習中原文化，並且自己身體力行。楚莊王時代之後，楚國使者在外交場合已經能像中原國家大臣一樣純熟地引用《詩經》進行交際與交流。
楚莊王十八年，楚國再次興師討伐叛楚投晉的鄭國。鄭國位於晉楚兩國之間，若能降服鄭國，楚國則能封鎖晉國南下之路，進而控制中原。楚國實力遠非鄭國可比，楚軍圍困鄭都三個月，鄭國挺不下去了，鄭軍大敗，國都淪陷，鄭國國君鄭襄公為了解決鄭國面臨亡國的危局，以一國之尊赤裸上身，手牽綿羊，按照周禮在宗廟前向楚莊王跪拜請罪，這是鄭國面對窮途末路的無奈之舉。楚國的將軍們一致建議楚莊王殺掉鄭襄公，在地圖上抹去這個經常與楚國作對的敵國，但令人出乎意料的是，楚莊王竟然宣佈赦免鄭襄公，並且同意和鄭國議和。楚莊王對待鄭國這一寬宏大量的處理方式贏得了眾多諸侯國對楚國的好感，他們明顯感覺到了楚國的變化，楚國不再是以前那個虎狼野蠻之國了，不再是那個只憑武力兇殘取勝的國家了，楚國開始嚴格遵守周禮傳統，並且舉起了仁義的大旗。
公元前598年，陳國發生動亂，楚莊王興兵討伐。平定陳國之亂後，按照慣例，楚莊王必然會佔領陳國，改陳為縣。就在這個時候，楚莊王的大臣申叔時向楚王進諫，跟他講一個道理，申叔時打比方：“一個人的牛吃了你的莊稼，那麼你懲罰他不就行了嗎，你憑什麼還要把他的牛一直掠奪過來成為你的呢？”他的意思是告訴楚莊王只要讓別的國家臣服就可以了，讓他俯首聽令，沒有必要趕盡殺絕，把它滅掉。
楚莊王聽取了大臣的建議，並未將其改城為縣，而是迎回流亡在外的陳國公子歸國即位。楚國的仁義之舉得到諸國的稱頌，孔子後來讀到這段歷史對楚莊王重諾言，講信義的美德讚不絕口，楚國在歷史上第一次被中原諸國刮目相看。
安定了國內秩序，透過發展增強了國力，同時又樹立起了信義的大旗，楚國終於具備了爭霸的充分條件。從整個春秋爭霸史看，楚莊王所處的大環境是相當有利的，第一任霸主齊桓公時代已經過去了三十年，第二任霸主晉文公也已經去世十多年，和齊桓公一樣，晉文公的後代也沒有人具有霸主的資質，接連幾任晉國君主都很平庸，而其他中原國家也缺乏雄才大略之主，中原各國這些年一直陷於內亂之中，而南方的吳越兩國此時則羽毛未豐，根本不具備爭霸資格，可以說歷史為楚莊王爭霸留出了充分廣闊的舞臺。強大的國家實力和深厚的文化禮儀基礎這對強健的翅膀將楚國送到了國運的高峰。此時，楚莊王離最後的登頂只有一步之遙，他需要一個機會，一個可以昭告天下宣揚王者降臨的儀式，而這個機會就在眼前。
公元前597年，楚莊王因鄭國時叛時服，親率大軍圍攻鄭國都城，對晉國的霸主權威發起了明確的挑戰。果然，聞聽鄭國戰敗，霸主之國晉國立刻出兵救鄭。晉楚兩國軍隊在黃河南岸的邲地擺開戰場，一場決定未來霸主之位的決戰就要開始了。在春秋時代，戰爭開始之前有一個環節叫做“致師”，也就是雙方先派出一輛戰車在陣前格鬥，春秋時代戰車的特點是三人立於戰車上，駕車的人稱為“車中”，戰車右邊使用近戰武器計程車兵叫作“車右”，戰車左邊使用弓箭射擊敵人計程車兵則稱為“車左”。《左傳》中記載了這場楚晉大戰之前的致師，為了震懾對方，開戰前楚莊王派樂伯、許伯和攝叔三人駕駛一輛戰車向晉軍發起挑戰。
楚晉之戰致師就是楚人作了一個秀，駕車的人他表演的是什麼，他快速地接近對方，快速地撤回原地；第二個就是“車右”表演，“車右”快速地接近對方，而且能把對方的頭或耳朵割下，那麼“車左”是什麼呢，他殺死對方的一個將領，殺死對方一個士兵，在這種情況下，他迅速地替換“車中”駕車，這個動作也在一剎那完成，所以楚國這三個人表演的非常完美，讓對方歎為觀止。面對樂伯等三人的挑戰，晉軍也不甘示弱，在後面拼命地追趕，樂伯在戰車上不慌不忙接連射殺敵人，讓追趕的晉軍根本不能靠前，樂伯剩下最後一支箭時，一隻麋鹿出現了，樂伯一箭射倒麋鹿，將麋鹿送給追趕而來的晉國將領。
這一方面反映出楚國的車兵技術已經非常精湛，另一個方面說明楚人也漸漸地在接受周禮。你不是要我遵循周禮嗎，我就按照周禮規定的那一套表演給你看一看，這樣既展示了自己的實力，也表示了自己是在遵循周禮。
致師環節之後，晉楚雙方正式展開大戰，楚軍布成三個方陣向晉軍輪番攻擊，晉軍被楚軍高昂的氣勢嚇破了膽，混亂中晉軍湧向河岸，爭船強渡過河，因為慌亂，晉軍很多戰車陷入了泥濘之中無法前行，在後面追敵的楚軍見此情景停下車來，高聲呼喊著指揮晉軍先抽去車前橫木，拔去大旗，晉軍的戰車才得以脫離困境。晉軍覺得很沒面子，打了敗仗本來就是沒有面子的事情，現在打了敗仗連逃跑都要別人教就更沒有面子了。所以他自己給自己下臺階，他說“我們晉國自“城濮之戰”以來總是打勝仗，沒有逃跑經驗，不像你們楚國總是打敗仗，所以有豐富的逃跑經驗，所以今天讓你們教了一招，謝謝了。”
按理說這個時候如果楚人趁亂追擊的話，晉軍必輸無疑，但是楚人沒有這麼做。楚國所想的是它現在應該有一種大國的氣度，雖然要想滅掉你是很簡單的，但是我可以放你一馬，讓你知道我是遵循禮義的，我是有大國風度的。
也許透過援引一些歐洲中世紀的歷史，我們更容易理解先秦貴族的精神世界，因為無論是中國還是歐洲，貴族社會的一些精神原則是一脈相通的。公元1688年，英國肯特城的一座城堡中英國國王詹姆斯二世在窗前來回徘徊，不久前，詹姆斯二世被他的女婿威廉三世打敗，並被剝奪了王位，之後威廉三世將他囚禁在城堡，但是仍然為他保留了國王的待遇。因為在歐洲政治當中有一個類似的傳統，就是做過國王的人即使被從王位上推下來，也會受到必要的禮遇，這是騎士精神的表現。因此歐洲權力鬥爭中的失敗者很少有被處死的，人們無法容忍一個國王殺掉另一個國王，他們不是不知道養虎遺患的道理，可是就是不願意破壞自己的騎士風度。
有一天，被囚禁的詹姆斯二世意外地發現海邊竟然停著一艘無人看守的大船，這艘大船最終載著逃離城堡的詹姆斯二世駛向了法國。這次看似僥倖的逃脫事實上是威廉三世網開一面，故意在城堡前的大海上不設防備，讓詹姆斯二世順利乘船逃回法國。逃跑的第二年，詹姆斯二世就組織了一支精良的僱傭軍在愛爾蘭登陸，威廉三世不得不從英法戰爭中騰出手來對付捲土重來的岳父。雖然威廉三世再一次擊退岳父，保住了王位，卻因為分散了兵力而在英法戰爭中失利。為了遵守貴族傳統而對岳父網開一面，造成了國家命運的逆轉，但威廉三世的舉動並沒有遭到批評和嘲諷，因為在所有人看來貴族風度比一時的勝敗更有價值。
春秋時代，整個貴族階級以執戈披甲為國家衝鋒陷陣為榮，秦國在選擇國君時首要條件就是勇敢，在整部《左傳》中，我們找不到一個因膽怯而臨陣逃脫的人，可以說春秋時代的人們大多毫無畏死之心，死在戰場上在他們看來是勇士結束生命的最好的方式。
在“邲之戰”中，晉國大敗，這場戰爭的勝利對楚國人來說十分及時。被中原強國多年壓制的抑鬱透過這場大勝一掃而空。戰爭結束後，楚國大臣一致向楚莊王建議收集晉軍屍體，建造“京觀”。所謂“京觀”就是把敵人的屍首堆起來，然後培上封土，做成一個很大的類似現在埃及金字塔的一種大的墳墓，它的目的在於炫耀，是為了讓後人知道他們的祖先曾經打了多麼大的勝仗，他們認為這是一種榮耀。
面對這場空前的勝利，楚國大臣一致主張要建造幾座“京觀”來向天下炫耀楚國的力量，讓子孫後代永遠銘記祖先的戰功。然而這個看起來很合理的建議卻被楚莊王拒絕了。楚莊王曾提出武有七德，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動用武力的真正目的並不是為了炫耀武功，而是為了制止暴力，防止戰爭，保障強大，鞏固勝利，穩定社會，團結人民和發展經濟。楚莊王認為一個國君只有做到這七件才能夠讓後世永遠不會忘記他，而現在如果讓兩國的子弟暴屍荒野，就是一種極度殘暴的行為，因為在這場戰爭中陣亡的這些晉國將士們都是為國家盡忠的，所以怎麼能用他們的屍體建築“京觀”呢？因此楚莊王下令把這些晉國陣亡的將士的屍體妥加埋葬，並在黃河邊上祭祀了河神，然後便退軍了。
對於武力，楚莊王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說“武”字是由“止”和“戈”兩字合成的，真正地消滅暴亂是永遠停止動用武力，止戈為武，這才是真正的武功，楚莊王這個富於哲理的答案標誌著楚國政治文化不但超越了楚成王時代，也走在了整個華夏文化的前列。“邲之戰”後，楚國聲威大振，魯、宋、鄭、陳等中原小國相繼背棄晉國依附楚國，晉國一時不敢南下與楚國抗衡，楚國已經實至名歸，成為了諸侯國中最強的主導力量。楚國信守仁義的舉動更是贏得了各國的一致歸心，到了楚莊王的下一代，楚國的國勢已經無人能敵。
公元前493年，六十多歲的孔子帶著幾十名弟子來到楚國葉邑，孔子見到了當地地方官葉公，並接受葉公問政，孔子對楚莊王不吝讚美之詞，他認為楚莊王是春秋時代罕見的幾乎各方面都符合儒家理想的君主。的確，楚莊王打敗陳國卻沒有將陳滅掉，在鄭國窮途末路之際赦免鄭襄公，並與鄭國議和，尊重生命，不建“京觀”，提出“止戈為武”，楚莊王的這些行為都與孔子堅持的儒家道德最高境界恰相吻合。
在如願以償登上霸主之位，楚莊王卻陷入了深深的憂慮，楚國繁榮盛世之下隱藏的重重危機困擾著他。中原化的負面效果已開始潛移默化地影響楚國霸業的延續，最為致命的是人才選拔機制的缺陷，導致了楚國可用之才極度匱乏。
一天楚莊王在宮中召集大臣們開會，跟每次會議一樣，楚莊王提出一個問題，大臣們總是在那裡面面相覷，沒有誰能拿出高明的見解，最後總是楚莊王一言而決，大臣們紛紛稱讚君主決策高明，但是退朝之後楚莊王卻深深嘆了一口氣，申公就問他說：“大王，今天的會開得很順利，你嘆什麼氣呢？”楚莊王說：“一個國家能否持續興盛發展關鍵是看能不能持續不斷地出現人才，你看楚國的政治現狀每次都是靠我一個人來決策，一旦我不在了，楚國會變成什麼樣。”
公元前591年，楚莊王在病榻上合上了雙眼，離開人世之際，他既有著對功業的滿足，又懷抱著對楚國未來深深的憂慮。在楚莊王生活的時代，人們無法參透歷史的真諦，那就是依賴個人素質建立起來的盛世是不可能持久的。
不可否認，強人政治事實上是不可取的，我們最需要的還是一種制度，一個歷史上出現一個強人，那麼這個強人憑他的雄才大略的確可以在一段時間內使這個國家迅速走上一種富強的道路，但是由於他沒有一系列的規章制度保證他的政令暢通，使一些積極的政策能夠延續，所以往往當這種強人謝幕之後，出現的一種權力的真空，繼而開始產生混亂。
楚莊王屍骨未寒，貴族間的新仇舊恨迅速暴露，王族與卿族矛盾激化，受到王族威脅的大臣巫臣面臨危機，流亡他國。結果，王族殺掉了他留在楚國的家人，瓜分了他的財產，悲痛萬分的巫臣投奔晉國，之後出使吳國，教吳人軍陣之術，以牽制楚國。吳國始強，令楚國後患無窮。楚莊王死後幾十年間，楚國國力直線下滑，楚國的霸業漸行漸遠，名存實亡。
明君賢臣，風雲際遇，造就一代足以彪炳史冊的王道霸權，然而歷史的侷限決定了楚莊王無法將楚國國策制度化，人亡政息，當一代雄主逝去，他所創造的盛世也很快光芒散去。繁華落盡，歷史將進入一個新的輪迴。
紀錄片| 《楚國八百年》第5集：歧途
【解說詞】
“弭兵之盟”帶來久違的和平，楚國從晉楚爭霸脫身而出，國力迅速增強，弒君篡位的楚靈王以修建天下最為豪華的宮殿來彰顯楚國的盛世榮耀。盛世崩塌只在一瞬，皇族叛亂，楚靈王最終自縊身亡。章華臺開啟了動亂的潘多拉之盒，至此，楚國的霸業漸行漸遠，名存實亡。
公元前589年，一隊長長的馬車隊伍從楚國首都出發北上，車中那些沉甸甸的箱子裡裝滿了細軟和財寶。按照慣例，楚國大臣出使齊國用不著帶這麼多行李。難道是出使的申公巫臣打算一去不復返嗎？的確，巫臣這一次沒打算回來，雖然新君楚共王給他的使命是出使友邦齊國，但他自己的目的地卻是楚國的敵人——晉國。雖然“楚材晉用”這個成語要到楚康王時代才出現，但是楚國的人才流失在楚莊王去世後不久就出現了，強人的下一代往往性格比較軟弱，楚莊王的繼承人楚共王恰好就是這樣一個人。楚共王即位時年僅十歲，根本無法控制朝中老臣們的爭鬥，政治強人楚莊王一死，那些恃功自傲的大臣們很快就開始上演內部黨爭的老套故事……
巫臣在黨爭中失利了，他認為自己在楚國待得非常痛苦，並覺得自己遲早要被殺，於是產生了逃離楚國的想法。終於有一天巫臣得到了一個機會，當楚王派他出使齊國時，巫臣暗中收拾了大量的金銀細軟，並帶著家眷出發了。結果巫臣根本就沒有去齊國，而是逃到了楚國的對手晉國那裡，晉國國君非常熱情地接待了巫臣，並封他做了行邑的大夫。
巫臣的政治對手子反抓住了這個機會來發洩自己對巫臣積累多年的怨恨，他們慫恿年少的楚共王將巫臣的家族一律滅族，這導致巫臣的家人全部被誅殺，甚至連襁褓中的嬰兒也沒能倖免。訊息傳到晉國，巫臣痛哭失聲，一個月後，殺害了巫臣一家的子反接到了一封發自晉國的信件，寫信的人正是從楚國出逃的巫臣，子反開啟一看，上面寫著這樣一行字——我一定要讓你們受命奔走，疲竭而死。巫臣在信中所寫的內容並不只是他因為憤怒而誇大的恐嚇，深諳春秋各國局勢的他早已想好一條借刀殺人的復仇之計。
從楚成王開始，楚國與晉國就進入了中原爭霸時代，在楚晉爭霸的一百年間，晉楚經歷了“城濮之戰”、“邲之戰”這兩次兵力投入幾十萬的大型會戰和幾百次不記名的戰爭。為了向楚國復仇，置子反於死地，巫臣向晉景公獻上一條計策，那就是全力扶持與楚國相鄰的吳國，使吳國有能力攻打楚國，晉吳兩國同時出兵讓楚國陷入兩線作戰的尷尬境地，從而疲於奔命，無力抵抗。
“遠交近攻”是當時的一個主要策略，可以聯絡遠方的國家來打擊臨近的國家，這樣可以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尤其是吳國處於楚國的東部，如果能從東部牽制楚國，那麼對於晉國來說是十分有利的。所以當晉公巫臣提出這個建議的時候，兩人一拍即合，晉國的國君就派申公巫臣到吳國去幫吳國訓練軍隊。
巫臣帶著他的計策來到了吳國都城，他將在這裡完成他的復仇，他準備用吳人的利劍殺掉楚國的仇人。和楚國早期一樣，吳國原本是一個長期地處邊遠默默無聞的落後小國，吳國能在楚國身邊順利崛起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楚國內部的腐敗給了它從容發展的機會，二是包括巫臣出使在內的兩次著名的智力輸出大大促進了吳國中原化的程序。吳國的創始者泰伯是來自中原的王族，不過吳國的主體民族卻是地地道道的少數民族，以泰伯為首的王族斷髮紋身，在生活習俗方面全面蠻夷化了，和楚國的早期歷史一樣，吳國的文明水平一直遠遠落後於中原。
吳國的崛起是從壽夢開始的，吳人強盛起來，而且他們意識到要向中原人學習，所以壽夢便到北方的魯國拜訪魯國的國君並觀禮。他非常感慨，當時就說了一句話：“我處於邊遠之地，是一個蠻夷國家，一天到晚只曉得斷髮紋身，哪裡享受過這樣一種文化，聽到過這樣美的音樂，這麼好看的舞蹈，這麼文明的禮儀。”
渴望向中原國家學習的吳王壽夢與當初的楚武王一樣一心一意學習自強之法，巫臣的到來讓他如獲至寶。這位楚國的叛臣在吳國受到了國師級別的崇高待遇，一連幾天，巫臣在王宮中給吳王壽夢講如何治國，如何強軍，壽夢聽得如醉如痴。巫臣終於如願以償地成為吳國的最高軍事參謀，在他的建議下，吳國舉全國之力開始製造戰車。一段時間之後，吳國城外硝煙瀰漫，一場陣勢宏大的車戰正在進行，但這並不是真正的戰爭，而是巫臣在教授吳人車戰後的一場軍事演練，原本只會採用水戰方式的吳國迅速掌握了車戰的秘密。
除了戰車，巫臣來到吳國時還帶來了大量的書籍。在竹簡時代，書籍是極為珍貴的禮物，同時，中原的樂器、樂師、工匠也是晉國送給吳國的禮物。巫臣的到來極大地推動了吳國的中原化程序。吳國蠻夷民族本身就具備了強烈的尚武精神和進取心，在吸收了中原先進的軍事技術後如虎添翼，和楚國當時一樣，他們迫不及待地開始擴張。
位於吳楚邊境的土地原本一片祥和，桑林與稻田錯落相映，如今這裡卻是稻田荒蕪，桑樹不見，代之出現的是硝煙瀰漫的戰場和吳楚兩國士兵遍佈田間的屍體。在巫臣的謀劃下，吳國不斷出兵，逐個攻擊楚國東邊的邊邑，並把它們併入吳國版圖。
吳國和楚國之間頻繁地發生戰爭，而且戰爭大多數都是在楚國的地盤上進行的，只有個別的戰爭是在吳國的地盤上進行的。當時的吳國是一個剛崛起的一個蠻夷小國，所以對晉國這種老牌的中原大國來說，它利用吳國來進行戰爭可以說是以逸待勞。
楚國的司馬子反看著城下耀武揚威的吳軍無計可施，這已經是他一年之內第七次率軍抵禦吳軍，這讓子反不禁想起了那封巫臣寫給他的恐嚇信——我一定叫你們受命奔走，疲竭而死。當年巫臣那句不祥的預言已經變成了現實，初生牛犢的吳國在晉國的扶持下開始成為楚國後方的心腹大患，吳國正在吸收著中原化帶來的力量，一步步向著強國發展。但是中原化從來就是一把雙刃劍，在發展的最初階段，中原的高度文明與邊緣國家的野蠻氣質相結合，意味著這個國家政治軍事實力和國際競爭力都會飛速增長，但是一旦邊緣民族的質樸、好戰精神被中原的薰風吹散，那麼這個民族的厄運也就隨之降臨，楚國的命運便是如此。
中原化意味著一個國家的經濟文化全面地脫胎換骨和升級換代，它可以使國家的統治者和人民享受到更豐富、更高層次的物質和文化產品。但是在另一方面，當文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又必然會出現劇烈的社會分化。草創階段，大家同心同德，一起努力，在學習了先進的技術和文化以後迅速發展，但是到了一定的程度上就會形成物極必反的狀況，更多地追求自己的生活享受和百姓之間就會產生巨大的距離，於是就走向了一個對立面，這必然會造成整個政治制度走向崩潰。
在吳國崛起的同時，楚國開始承受著中原化這把雙刃劍的負面影響，楚國迎來了一位導致楚國命運發生轉折的國王——楚靈王。在楚國的離宮中，一次大逆不道的占卜正在進行，楚王的叔叔公子圍手持龜甲和蓍草根莖親自占卜，他向神靈詢問的內容是自己能否成為下一任楚王。火灼龜甲的“噼啪”聲過後，龜甲裂紋顯示的結果是——不吉。公子圍勃然大怒，他用力拋掉龜甲歇斯底里地咒罵著蒼天：“連這小小的天下都不肯給我，那麼我就自己去奪取。”和那些透過政治上臺的先祖們一樣，公子圍的這個願望最終也是透過一場血腥的宮廷政變得以實現，他借一次探病的機會殺死了楚王夾郟敖，還斬草除根地殺死了楚王的兩個兒子。在那之後，公子圍自立為王，史稱楚靈王。
相比於前幾任楚國國君，楚靈王無疑是幸運的，在他即位前兩年，晉楚兩國便舉行了“弭兵會盟”，由戰爭走向了和平。此前，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晉楚爭霸不但令這兩個主角精疲力竭，更令眾多配角苦不堪言，黃河和長江流域的大小諸侯國幾乎都捲入了兩大霸主之間的戰爭，特別是那些地處晉楚兩國之間的國家，更是兵連禍結，硝煙不斷，實現和平成為了所有國家的共同願望。
當時晉國國內正處在貴族之間相互傾軋當中，他們沒有精力向外擴張，楚國面臨著新興小國，也就是吳國對它的威脅，它也希望能從與晉國的對抗之中抽身出來，全力對抗吳國，宋國的左師向戎一直在晉楚兩國之間斡旋，他和晉國和楚國都有交情，當他看到晉楚兩國的關係有所緩解時，便提出了“弭兵會盟”，而“弭兵”就是指停止戰爭的意思。
公元前546年，晉楚兩國代表在宋國西門舉行了“弭兵之盟”，簽訂休戰協議的晉楚兩國自此進入了近百年的和平時代。從晉楚爭霸脫身而出的楚國國力迅速增強，楚靈王對物質享受的追求也開始衝破理智的閘門。“弭兵之盟”六年後，登上王位的楚靈王作出了他人生中一個重要決定，要在“江南之夢”修建一個天下最大最豪華的離宮。
章華臺竣工之後，楚靈王迫不及待地派出使者邀請各國國君出席章華臺落成典禮，然而只有魯昭公一位國君應邀而來。和所有透過政變上臺的國君一樣，楚靈王有著強烈的野心，他渴望著有一天能向先祖莊王一樣問鼎中原。野心當然是偉大的君主邁向成功的最大推力，但是一旦喪失了理智、毅力和耐心，這種野心只能推動君主走向滅亡，楚靈王錯誤地理解了偉大二字，他誤以為物質上的富麗和繁華就是全部註解。
楚靈王實際上擁有稱霸的野心，當他把章華臺做好了以後，便想為章華臺舉行一個盛大的落成典禮，於是向各個諸侯國發出邀請。但由於楚靈王喜歡賣弄和炫耀，很多人看不慣這一點，於是都不願來楚國參加落成典禮。但是魯國出於自己的考慮——魯國是禮儀之邦，非常注重建築文化，所以魯昭公認為來楚國學習一下也未嘗不可。
在楚康王時代，魯國的君主魯襄公曾經訪問楚國，他為造型新穎纖秀的楚國建築所傾倒，回國後立刻命工匠仿照楚國建築在王城了建造了一座“楚宮”。“楚”字對當時的中原人來說就意味著時髦，除了“楚宮”之外，還有許多事物被冠以“楚”字。楚冠、楚服、楚歌、楚舞，楚國貴族創造的這一切都成為天下各國追求的潮流。從小就長在魯國“楚宮”中的魯昭公按捺不住自己對楚國文化的好奇心，踏上了出訪之路，他想要看看那個一百多年前還被人稱為蠻夷的楚國現在到底是如何富庶和文明。
兩千多年過去了，那個具有無比詩意的名字“江南之夢”具體在什麼地方已經無處可尋，“千古第一臺”章華臺也早就從地面上消失。1987年，在湖北潛江龍灣的一次考古發掘中，一件件銅瓦、板瓦、紅磚、青銅門環相繼出土，考古學家認定這裡很可能就是楚國章華臺遺址，在龍灣遺址的廊簷下面，人們甚至發現了屈原筆下那條用貝殼鋪成的華美之路。
“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屈原在《九歌》中窮盡一切美麗的詞藻描寫美輪美奐的龍宮。根據《左傳》記載，公元前535年，楚國人終於在古云夢澤建造了一座可以同屈原筆下的龍宮相媲美的宮殿，傳說中，這座宮殿臺基宏偉堅固，木榭高挑纖秀，有著難以想象的高大和美麗。又因靈王好細腰，那些孱弱的宮女登臺途中甚至需要休息三次才能登頂，因此章華臺又被稱為“三休臺”。
楚國之行確實讓魯昭公大開眼界，不光是楚式建築的高堂邃語，層臺累榭讓他歎為觀止，更令他影響深刻的是精美至極的楚國青銅器，此時楚國青銅器已經全面超越了北方各國，身處宴會中的魯昭公看到楚國的鼎居然也像楚國的宮人一樣變成了細腰。中原的鼎講究古樸莊重，造型都是直上直下，而楚國的升鼎卻極力追求曲線之美，“楚人好細腰，宮中多餓人”中原的鼎被楚人收細了腰之後立刻平添了嫵媚，變得風情萬種。
一件被後人稱為歷史上最複雜的青銅器共飾有84條龍，80條蟠螭，其透空附飾整齊中寓有變化，繁縟中富於玲瓏，只能用巧奪天工來形容。這隻用來盛酒的鑑缶外套為鑑，缶在其中，鑑和缶之間可以放冰，也可以放熱水，因為具有冰鎮，加溫酒漿的雙重功能，所以它被譽為“中國最古老的冰箱”。雖然這些文物出自隨國墓葬，但是楚國的青銅冶鑄技術來源於隨國，並且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藉助今天地下出土的這些青銅器，我們可以想象當年章華臺的陳設是何等華美精緻。
楚國把中國幾千年來形成和發展的青銅冶鑄技術進行了集大成，發明出了失蠟法，把不同的技術在同一種器物上可以完美地應用，這種恢宏大氣與繁縟細節兩方面得到了完美的結合。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講，楚國在中國青銅冶鑄史上達到了最後一個高峰。
魯昭公在章華臺參加的宴會時常從清晨持續到深夜，往往豐盛的酒席還未撤去，舞女和樂隊就又羅列登場，和楚國比起來，中原國家的貴族在物質享受方面已經大大落伍。為了飲酒作樂，楚國貴族發明了獨一無二的“地室”，每到酷暑的中午或是寒冬的夜晚，宴會就會轉入冬暖夏涼的“地室”舉行。楚國的仙山瓊閣令人流連忘返，金樽美酒更讓人醉眼迷離，這片被美酒和音樂浸泡得柔軟纏綿的土地再也看不到楚人被熱血點燃的目光。
和中原國家一樣，楚國貴族在飲酒之時缺少不了音樂，所謂鐘鳴鼎食就是對先秦貴族生活的完美寫照，楚國貴族們把飲食活動昇華成了優雅的飲食文化，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優美的音樂。曾侯乙墓出土的編鐘和其餘一百二十多件樂器組合在一起宛如一個龐大的樂隊建制，這個陣容龐大的樂隊至少要四十一位樂工參與演奏。在曾侯乙墓東西室中，陪葬棺裡沉睡著二十一個妙齡女子很可能就是為貴族們演奏音樂的樂工和舞女。
楚靈王時代的奢靡生活是建立在楚國雄厚的物質財富基礎上，中原化如同一劑奇妙的膨化劑使楚國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潛力一下子被啟用，物質財富得到迅速積累，楚莊王稱霸之後，中原政治文明大大提高了楚國社會開發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能力，中原技術使得楚國的生產力以幾何速度增長，特別是“弭兵之盟”帶來的幾十年和平環境為楚國的物質財富增長提供了難得的機遇。然而國力的強盛沒有為楚國繼續向上提供助力，卻為楚靈王大肆揮霍創造了條件。
當楚靈王把章華臺做好了之後，召叢集臣去參觀章華臺，他用“臺美夫”來讚美章華臺的美麗，但是伍舉認為的美是要和諧，一座建築物的大小、內外、遠近、色彩以及體量必須符合一種要求和規範，只有整體看起來協調與舒適才能叫和諧。伍舉的這番話雖然沒有明確指出楚靈王的做法是在勞民傷財，但是他委婉的表達了章華臺的雄美和老百姓的困苦是不和諧的。
公元前530年的冬天，楚靈王突發奇想，派前鋒軍隊包圍了徐國都城，在他率領主力部隊前往徐都的路途中，一場南方難得一見的大雪不期而至。興致很高的楚靈王決定出門賞雪，楚國大臣子革為靈王不先進行軍事佈置而是忙於遊玩焦慮不已。為了勸阻楚靈王，子革跪在馬車前對靈王說道：“當初周穆王喜歡出巡遊玩，為了勸告穆王收斂心志，祭公謀父做了一首題為《祈招》的詩歌。大王，您還記得這首詩嗎？”靈王知道子革的話別有用意，於是謊稱自己早已忘記，子革跪在車前背誦了一遍《祈招》後說：“周穆王就是因為聽了這首詩才沒有因出遊而招禍，希望大王能效仿穆王。”然而子革的肺腑之言並沒有打動楚靈王，他仍然繼續著荒淫無度的生活，半年之後，子革當初的預言成為了現實。
公元前529年，趁著楚靈王領兵在外，他的三個弟弟帶領一些對楚國統治不滿已久的貴族在國都發動了一場政變，楚靈王慌忙帶領大軍奔向國都。這一次的楚靈王終於嚐到了眾叛親離的滋味，他的將士們紛紛投靠發動政變的貴族，最終只剩下楚靈王一人四處逃亡。以靈王為首的貴族集團對民眾的過度壓迫使得下層百姓對他早已充滿了憤怒，沒有人願意收留這位逃亡的君主，直到此時楚靈王才知道全國上下是如何痛恨自己。又累又餓的楚靈王在一棵樹下昏昏睡去，宏偉的章華臺有著無數華麗的宮殿，而如今楚靈王卻沒有半點棲身之處，也許他只能在夢中回到自己最喜愛的章華臺。
從權力的頂峰跌到深淵，楚靈王醒來後最後看了一眼楚國陰霾重重的天空，當初稱霸天下的勃勃野心在慾望的牽引下竟然變成了毀滅楚國的火種。在徹骨的絕望中，楚靈王解下自己身上那條華美的腰帶，自縊身亡。章華臺如同一把鑰匙開啟了動亂的潘多拉之盒，從此楚國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的命運。
中原的高度文明能夠迅速提高一個邊緣國家的社會生產力，能夠積累大量的物質財富，但是一旦充分領略了中原文明的碩果，這些邊緣國家就開始患上“中原病”。
歷史是一個不斷循壞的怪圈，一千年後，從大草原入主中原的北魏孝文帝進行著另一種“中原化”，他釋出一道道命令，全力推行漢化，全力漢化的結果是使本屬於馬上民族的鮮卑皇帝都不再碰弓箭了，陷入了溫柔鄉中的鮮卑貴族們迅速腐化，競相攀比誰會享受。在漢化改革令釋出六十三年後，政治腐化，貪汙成風的北魏王朝在內亂中走向滅亡。孝文帝改革就是把世家大族的制度全盤搬到鮮卑族裡，他們接受了漢民族當中的貴族制度，將自己貴族化了，並最終走向腐敗的道路。
過度中原化就意味著喪失戰鬥力，女真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金征服北宋之後，女真人骨子裡的民族精神也在以驚人的速度流失，沉溺在吃喝玩樂中的女真人變得懶惰懦弱，以至於出使金朝的南宋使臣驚訝地看到，那些昔日一聞戰鬥則躍躍欲試的女真勇士現在在出徵前居然像女人一樣牽住家人的衣服哭哭啼啼。事實上，這些令人扼腕的歷史在春秋時代就已經有了先例。
落後的民族在征服別人的同時，被先進的文化所征服是必然的，當他們吸收了那些所謂正統民族的優長之處，融入這些民族之後，他們往往丟掉了最本真的東西，而且他們在丟掉後不以為意，甚至洋洋自得，這時的他們可能完全不知道自己曾經崛起的地方，周邊那些有野心的少數民族正虎視眈眈地盯著他的地盤，危險已經悄悄的降臨。
和春秋戰國時代的許多大事一樣，“吳師入郢”這一有著多重原因的重大歷史事件也被史學家簡化成了伍子胥與楚王的個人恩怨，不過，正如蝴蝶的翅膀有時是風暴的起源一樣，一些偶然的歷史細節確實是起於青萍之末不詳的微風。
被楚靈王掏空了家底的楚國如今已經成為它身邊另一個興起的國家——吳國眼中的獵物，然而楚靈王的繼任者楚平王對這一切渾然不覺，楚靈王因為窮奢極欲造成民怨沸騰，楚靈王的弟弟楚平王同樣沒有約束自己的慾望。根據史書記載，楚平王奢侈縱慾，權貴階層重重剝削百姓，楚國危機四伏，甚至楚平王的一次荒唐舉動甚至將楚國置於前所未有的生死關口。
在楚靈王時代，大夫伍舉以敢於在章華臺上直言進諫著稱於楚，到了平王時代，他的兒子伍奢又因賢明出眾而成了太子建的太師。同樣身為太子老師的是楚平王的寵臣費無忌，因為得不到太子建的重視，費無忌對伍奢懷恨在心，伺機報復。
楚平王娶兒媳的這件事情就是費無忌提出來的，楚平王派他到秦國去為太子建迎娶秦國的公主，可是費無忌把公主迎娶回來之後就向楚平王建議說：這個公主太美了，你應該納她為妻。平王一見到這個女子也動了心，於是把本來給兒子娶的媳婦納為自己的妃子。不久後，楚平王強納兒媳為妃的醜聞洩露，擔心太子即位後對自己不利，費無忌開始費盡心思不斷離間平王和太子。費無忌的挑撥離間嚴重影響了平王父子的關係，太子建被迫逃離了楚國，作為太子的老師，伍奢被費無忌誣告與太子密謀叛亂，奸臣的讒言矇蔽了楚平王，他一怒之下下令誅殺伍奢，伍奢的鮮血沒能熄滅楚平王的怒火，瘋狂的刀刃繼續從伍奢和他父母妻兒的身上飛旋而過，獻血從伍府禁閉的大門中潺潺流出。在楚國興盛延綿了數百年的伍氏家族遭遇滅頂之災，在這場殘忍的殺戮中，伍奢全家只有一個兒子伍子胥倖免。
當時伍子胥的父親伍奢寫信要他和他的哥哥一起到楚國都城見面，其實這些都是奸臣設計的，目的就是要將伍家的人一網打盡，伍奢的兩個兒子一個是伍尙，一個是伍子胥，伍尙為人老實忠厚，而伍子胥比較有心計，在他得知這件事時就明白其中有詐，伍子胥對他哥哥說，“我們去了以後，父親不僅不能夠活著回來，而且我們兩個人也不能活下去。”當伍尙明白了這件事背後的真實目的之後，決定讓伍子胥逃跑，自己獨自面對即將到來的黑暗。
公元前522年，在一片荒蕪的原野上，從楚平王屠刀下僥倖逃脫的伍子胥正穿越無邊的塵埃，一步步奔向吳國的國土。他知道作為楚國的死敵，吳國是他實現復仇計劃的起點。此時的伍子胥身上沒有顯露出絲毫可能會影響楚國命運的跡象，沒有人能意識到這個從楚國倉皇逃走的年輕人十六年後又重新回到了這裡，而這一次，他的身後帶來了三萬吳軍精銳。
紀錄片| 《楚國八百年》第6集：劫難
【解說詞】
三萬吳軍精銳奇襲楚國，勢如破竹攻入郢都，楚國全民皆兵，竭力死戰，吳國一舉滅楚的計劃在楚人反抗的吶喊中灰飛煙滅。楚國在驚濤駭浪中逃過了滅頂之災，而只知進，不知退的吳國由驟興到滅亡，如同曇花一現。楚威王的成功讓楚國登上了盛世頂峰，然而產生畸變的政治制度如同狂風，能瞬間吹落所有的繁華。
公元前515年，一位名叫專諸的刺客改變了吳國的歷史。他用一把藏在魚腹中的匕首刺殺了吳王僚，策劃這場刺殺的正是從楚國逃來的伍子胥。七年前，受奸臣的讒言矇蔽，楚平王下令誅殺伍奢，在楚國興盛綿延了數百年的伍氏家族遭遇滅頂之災，唯有伍奢的兒子伍子胥倖免。從楚平王屠刀下僥倖逃脫的伍子胥義無反顧地奔向吳國，他知道作為楚國的死敵，吳國是他實現復仇計劃的起點。這場由伍子胥策劃的謀殺幫助他的主人公子光接替被殺死的吳王僚登上了王位，這就是歷史上的吳王闔廬。也正是藉助這場政變，伍子胥得到了吳國的重用，開始了他的復仇之路。幫助吳王闔廬奪得王位僅僅是復仇計劃的開始，伍子胥真正的目標是滅掉楚國。
剛一上任，伍子胥就急不可待地向吳王闔廬獻上了疲楚之計，伍子胥建議吳王把軍隊分成三個部分，每次出一師以擊楚，如此輪番去擾楚，楚國只會疲於應付，下不了決心來伐吳，這樣持續的騷擾戰可以有效地削弱楚國國力，等楚國國力消耗的差不多了，吳國再以三軍攻之，自然勝券在握。此時，伍子胥的仇人楚平王已經去世，楚昭王即位，這位不幸的國王一上任就遇到“無歲不有吳師”的局面，吳國連續出戰，聲東擊西，在水陸兩線多次襲擊楚軍，使楚軍疲於奔命。在騷擾楚國的同時，伍子胥日夜操練吳軍，在他的指導下，吳人的軍事技術迅速達到天下一流。
公元前506年冬天，大別山與桐柏山間大雪紛飛，駐紮於兩山之間義陽三關的楚軍尚在夢中，一支三萬人的吳軍精銳突然出現，經過多年的拉鋸戰，楚國的國力被消耗殆盡，漸感時機成熟的吳國出乎意料地發動全國兵力大舉攻楚，在伍子胥的謀劃下，吳軍採取奇襲戰術，長驅深入楚境千餘里，在很短的時間內，吳軍就奇蹟般地出現在漢江邊上。楚國軍隊的失利從漢江邊與吳軍的大戰開始。吳軍五戰五勝，勢如破竹，不堪一擊的楚軍接連敗退。當國都城外蕩起滾滾煙塵，在吳軍越來越近的馬蹄聲中，楚昭王逃離了郢都。
吳軍勢如破竹，一舉攻入郢都，十六年前，從出國倉皇出逃的伍子胥重新踏上故土，這一次他的身後帶著吳國的浩蕩軍隊，從王城大門躍馬而過，伍子胥一路衝進了郢都，這個差點在楚平王的屠刀下喪命的年輕人以征服者的姿態踐踏著昔日對他來說遙不可及的禁地。歷史就是如此充滿著不可思議，伍子胥縱馬馳入郢都來到楚國的王宮，沿著當年父親的足跡，伍子胥一步一步地走進大殿。從他在殺戮中僥倖存活，倉皇逃往吳國開始，這條復仇的道路，他整整走了十六年。這麼多年來，伍子胥從來沒有踏實的睡過，親人們痛苦的哀嚎不止一次地在他耳邊迴響，楚平王鋒利的劍尖無數次穿過漆黑的夜晚深深刺進他的心窩，那是他週而復始的噩夢，楚王用劍破碎了他的家庭，如今他也要用劍破碎楚王的疆土。
十六年前伍子胥逃離楚國的時候，路上遇到了他的好朋友，也就是同朝為官的申包胥，後來伍子胥講，他有朝一日一定要將楚國滅亡。申包胥說，如果你滅掉楚國的話，我一定會讓楚國轉危為安。郢都被攻破後，為了實踐當初保護楚國的諾言，楚國大夫申包胥主動請纓，日夜兼程，奔向盟友秦國。申包胥到秦國後，秦王並沒有見他，直到申包胥在秦國的宮廷外哭了七天七夜，滴水不喝，粒米不進，甚至眼睛裡都哭出血了後，秦國的國君才被申包胥的忠誠所打動，派了幾萬大軍幫助楚國。
春秋戰國時代的許多故事都是這樣富於傳奇性，其實在這個傳奇故事的背後是春秋晚期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縱觀春秋晚期的地圖，很容易發現這樣一個規律，東西向相鄰的秦、晉、楚、吳、越五國相鄰者基本都是敵國，而相間隔者大多為友國，也就是晉國和吳國成為一派，而秦、楚、越國則是與之對立的另外一派，兩派之間形成明顯的鏈式制約關係。
有學者認為，申包胥即使不這樣哭七天七夜，秦國大概還是會出兵，因為秦國也怕晉國坐大，因為秦國知道吳國和晉國是盟友，那麼吳國滅了楚國，事實上最受益的是晉國，晉國是秦國的近鄰，必定威脅到秦國，所以在這個時候秦國認為自己如果再不出手將後患無窮。
國都的淪陷點燃了楚國各個階層的愛國熱情，在危機時刻，楚國上下團結起來爆發出巨大的力量，原本就尚武的楚人全民皆兵，竭力死戰，秦國援兵的到來更是重振了楚軍計程車氣，楚軍與吳軍開始相持不下，伍子胥設計的突襲戰至此演變成了持久戰。吳國畢竟國力有限，不利持久，隨著戰爭的延長，吳國後勤補給不足的弱點暴露無疑。終於在“吳師入郢”不到十個月，吳國一舉滅楚的計劃在楚人反抗的吶喊聲中灰飛煙滅。吳軍撤退，楚國倖存下來，但它終究還是失去了往日的輝煌。
楚昭王回到了殘破不堪的王宮，這座佇立在殿上的大鼎曾經是楚國榮耀的象徵，如今卻刻滿了恥辱。只有與昔日的榮耀與功勳徹底決絕，楚國才能贏得新生。沒有史料記錄楚昭王重返王宮的心情，或許在那一刻，他經歷了複雜的內心較量，做出了一項艱難的決定，那就是放棄滿目瘡痍的郢都，將國都遷往他處。
“吳軍入郢”這個事件可以說是幾百年以來楚國所遭受到的最沉重的打擊，但是這個事情也告訴我們壞事有的時候可能也會變成一個好事。楚國的統治者從這件事中吸取了教訓，楚昭王在秦國的幫助下復國後採取了很多關心愛護老百姓的政策，並決心要消除政治上的腐敗。
後來，楚人在今天的江陵一帶建起了一個新的都城，這就是今天我們所熟知的紀南城。在楚國，凡是有王宮的地方都被稱為“郢”，冠以地名，以資識別，因為這座都城位於栽地，所以叫做栽郢。出於習慣，楚人仍然簡稱這個新的國都為郢都。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人們在紀南城附近修建水利設施時發現了一座巨大的墓葬，在主冢西側，考古隊員發現了一座長132米，寬12米的車馬坑，這是迄今發現的最大的戰國時期車馬坑。43輛馬車及164匹戰馬，這個超級豪華的儀仗車隊向我們展示著墓主人當年的宏大氣魄。最令人震驚的是在車馬坑內人們發現了三乘六馬駕車，在《周禮》和一些其他的古代文獻中記載，只有天子出行才能夠用六匹馬來駕車，所以湖北江陵古墓，從它的規模和檔次來說，應該是一個楚王墓。後來經過科學測定，這個墓的大致年限是公元前476年到公元前400年前後，也就是說墓主人很可能是楚惠王。
除了與陝西秦始皇兵馬俑相媲美的車馬坑外，人們還在眾多陪葬墓中發現了大量精美的玉器，這一件件玉龍、玉璧、玉璜向後人講述著昭惠時代楚國又一次重現了物質的輝煌。從摧毀殆盡的舊郢到氣勢恢宏的王陵，楚國在“吳師入郢”後如此迅速地自我修復是如何奇蹟般完成的呢？
將國都從郢都遷到紀南城後，楚國欣欣向榮之景再次重現，曾經流散各地的王室工匠又一次為國王織出了天下最為華美的盛裝。從劫難中安定下來的楚昭王心血來潮之下提出想到荊臺遊玩，國家尚未從浩劫中復甦，身為楚王又怎能如此沉迷於玩樂。詔書一下，朝中群臣紛紛反對，然而楚昭王卻執意出行。新的宮殿早已在地平線上重新聳立，以恢弘的氣勢讚美著楚昭王的功績，前往紀南城的道路上，每天都有數不清的馬車從遠方馳騁而來，車上載著爭先恐後前來見識紀南城繁華的各國使臣，如此盛世，身為一國之君為何不能出遊美景之地。令楚昭王意外的是，群臣之首令尹子西不僅沒有反對，還為昭王精心準備了一份大禮，準備出行的楚昭王等來了這份禮物，令尹子西送來的正是當年他在舊都大殿中折斷的那把殘劍。郢都淪陷，楚國幾近覆亡，子西的告誡不言而喻，以殘劍相贈，子西用心良苦之舉讓昭王恍然大悟。眾臣的反對並非小題大做的非議，而是推心置腹的告誡，昭王最終放棄了出遊的打算，自此，他潛滋暗長的奢靡之心蕩然無存。
楚昭王復國以後，完全一改楚平王、楚靈王執政時期的種種弊端——楚靈王五弟兄為了爭奪王位互相殘殺，最終招致了“吳師入郢”的悲劇。但是到了楚昭王的時候，他特別注意團結他的宗親。
楚國失敗的根本原因是權貴階層對老百姓壓榨過度，這是楚昭王痛定思痛後另一個深刻的體悟，楚昭王選擇了“退”，將一切退到合理限度之內，於是他制定了休養生息的國策，在上嚴明政治紀律，約束權貴階層，在下實行休養民生。“和”與“退”的國策如同久違的雨水滋潤著楚國乾涸的土地，在綿綿春雨中，楚國百姓得以休養生息，楚國也在雨水的洗滌中獲得了新生。
從瀕臨亡國的危難中復甦，楚國國力漸充，但它與吳國之間的戰爭並滅有終止。“吳師入郢”的恥辱揮之不去，心酸的記憶折磨著楚昭王。公元前489年的秋天，吳楚之間的戰爭僵持不下，心力交瘁的楚昭王病情日益加重，當他站在城牆上眺望西方時，接連三天看見太陽邊上有一朵紅雲。巫風盛行的楚國在遇到各種特殊的自然現象時首先想到的是占卜，占卜過後，周太史派人告訴楚昭王，一連三天太陽邊上有紅雲的徵兆說明昭王將遭遇大禍。唯一的辦法是舉行“禳災之祭”，用法術將這場大禍轉移到令尹和司馬等大臣身上。
按理說如果是一般的國君，他可能會欣然接受這個建議，因為國王是一國之君，他把自己的災難轉移到他的臣子身上來保全自己是太正常不過的事情，但是楚昭王堅決拒絕，楚昭王說：“把我心裡的病轉移到我的胳膊上，這不還是在我的身上嗎？”意思是說我的大臣就是我身體的一部分，所以他堅決不同意這麼做。
楚昭王拒絕將禍患轉嫁給他人，孔子因此稱讚楚昭王寬厚、明事理。不久後，楚昭王因病去世，但是政權平穩轉移給了他的兒子楚惠王，他的幾位兄弟盡心輔佐侄子，繼續進行休養生息的政策，楚國重現上升勢頭。楚國在驚濤駭浪中逃過了滅頂之災，經歷了嚴酷考驗之後，它表現出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從表面上看，楚國的自我修復是因為楚昭王個人品質的出色，如果向深層發掘就會看到楚昭王一言一行背後深厚的文化力量。從楚莊王時代起，楚國的物質力量持續上升，楚國的文化厚積薄發，擺脫了長期以來落後於中原各國的局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成就是老莊哲學，老莊文化與居於東部齊魯的儒家和居於西北衛秦的法家三足鼎立，成為影響中國後世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源頭。在這三家中，老莊哲學以其精闢深邃獨樹一幟。
老子的方案是有點接近於無為而治的方案，既不像孔子提倡周禮的禮樂文明，維繫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不像墨家提倡一種宗教，更不像後來的法家提倡一種刑法，他是採取一種所謂的放任自流的，無為的政治。
多水的南方催生了老子流動而深邃的智慧，對於水老子有非常深刻的體悟——“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老子提醒統治者要重視百姓的願望，即使知陽剛的險要，也仍要堅守陰雌的柔靜心態，統治者要謙退平和，就像是能包容天下的溪谷一般。柔弱才能夠勝剛強，剛強者容易折，水是最柔的東西，是天下之至柔，但是它可以水滴穿石，可以天下之至剛。若要想戰勝別人，治理好一個國家，不要一味地爭強好勝，認為你可以仗勢欺人，這樣會遭來嫉妒，包括國王對大臣要謙卑，大臣對百姓也要恭敬，這都是老子無為而治一系列的看起來都不是進取，但事實上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每一項都是為了更大的進取。
楚昭王為人的謙退，施政的無為，與老子思想同樣基於博大精深的楚國文化，正是深厚的文化基礎使楚國政治家們在挫折之後表現極為理智，迅速擺正了國家的方向。楚昭王的兒子楚惠王繼承父親休養生息的政策，楚國國力不斷增長。
公元前476年，越國起兵攻打吳國，歷史再次重演，後發的蠻夷戰勝了先發的蠻夷，吳國沒能像楚國那樣抗住身邊另一個蠻夷之國的打擊，由驟興到滅亡，吳國如同曇花一現，追根溯源，是因為它缺乏像楚國那樣深厚的文化力量。
戰勝楚國之後，吳人更是志得意滿，停止了進一步中原化的腳步，吳王夫差就曾經大言不慚地說：“我們是紋身的蠻夷之人，不值得用禮制來要求。”沒有深厚的文化就意味著吳人只知進，不知退，只知放任自己的野心，不懂的留有餘地。這個強國在短暫稱霸後很快便消失在歷史中。
宿敵吳國被消滅之後，楚國國勢再度強勢上揚，繼“昭惠中興”將近一個世紀之後，楚國又迎來了兩位偉大的國王——宣王和威王，他們勵精圖治，勤政有為，對內堅持與民休息，不輕易動用民力，對外採取以靜制動，既不輕率出動，也不錯過時機。楚國儘量不發動戰爭，但是機會一旦出現則全力出擊，擴張領土。透過這種戰略，楚國利用各國矛盾不失時機地對外出擊，在北面，楚國相繼滅了老牌諸侯國蔡國以及杞國；在西面，楚國已經把疆土擴充套件到了巴蜀；在東面，楚國輕鬆擊敗了越國和齊國。楚國從來沒有在如此短的時間裡取得如此輝煌的戰績，當此之時，楚國的疆域在諸侯國中乃至世界上首屈一指。到楚懷王執政前期，也就是公元前323年，亞歷山大大帝去世，他用武力拼湊起來的龐大帝國迅速瓦解，由此楚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國，巨大的的面積為楚國的國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這個世界第一大國交通條件的優越更是它邁向盛世的助推力量，楚國地處南北之交，水陸交通便利天下獨步，由水路溯江而西可達巴蜀經濟區，透過漢淮諸水可以北上中原，與中原互通有無，沿江東下吳越，可以一日千里，透過湘江等水路直通湖南乃至滇黔地區。
1957年，鄂君啟節在安徽壽縣被髮掘出土，這是懷王頒發給鄂君啟用於水路運輸貨物的免稅通行證。根據鄂君啟節上的文字記載，當時水路運輸動用多達一百五十艘船，並且一年能往返一次，可見楚懷王時期商業貿易規模之大。在楚國貴族墓葬中，考古學家經常會發現一種被稱為“蜻蜓眼”的玻璃珠，它們胎色或醬黑或褚紅或石綠，上面有藍白相間的眼珠紋，充滿了濃郁的異域氣息。中國傳統的玻璃珠主要成分一般是鉛和鋇，而蜻蜓眼的主要成分是鈉和鈣，鈉和鈣就是玻璃的主要成分，這個跟中國的傳統不一樣，特別是藍彩鈷，這在中國絕對沒有的，所以“蜻蜓眼”應該是西亞傳過來的。
人們通常認為中西文化交流是從公元前138年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開始的，廣為人知的絲綢之路在那之後才被打通，其實早約張騫四個世紀的楚國就已經開闢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道路——起點是歐洲，經過西亞、南亞，再到中國的雲南，終點就是當時的楚國。這說明楚文化雖然是內陸型的，但是比沿海型的齊文化、吳文化和越文化更有開放性。
除了“蜻蜓眼”玻璃珠外，楚國墓葬中還出土過人騎駱駝銅燈，方座上駱駝四腳站立，駝峰中坐著一個人，兩手舉著燈柱，澤國楚地當然沒有駱駝，所以這種銅燈的設計靈感很有可能是源於遙遠西北異域的駝隊。正是透過南方絲綢之路，楚國與西域進行著密切的商貿往來和文化交流，楚國的產品不僅輸往大江南北，還銷往西伯利亞等中西亞地區，甚至遠達希臘一帶。楚國商人足跡之廣，楚國經濟開放程度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經歷了重重風險，跨越了重重障礙，楚國終於登上了盛世巔峰，並創造了一個與西方古希臘文明想媲美的東方楚文明。
公元前四世紀，一列車隊從趙國出發直奔楚國郢都，主車上坐著戰國史上赫赫有名的外交家蘇秦。今天，他要到楚國拜訪楚威王，說服楚國加入對抗秦國的六國聯盟，經過多日奔波，蘇秦的車隊終於抵達了郢都，一座高大的城池出現在他的面前。兩千年時光流逝，楚國郢都如今已是一片空曠，那些豪華的宮殿在時間中不堪一擊，只留下一些殘存的建築遺蹟，後世的考古學家就是透過這些蛛絲馬跡在跨越千年還原了這座雄偉壯麗的紀南城。
考古發掘證明這座城市城垣周長達15。5公里，共有八座雄偉的城門，南北還各有水門一座，城市面積為16平方公里，城牆高達14米左右，相當於三層樓高，至今殘存的城牆頂面寬度達到6到8米，可以並行兩輛卡車，這一切都證明了這座古城規模的不同凡響。第一次來到楚國郢都，蘇秦就被這座城市的繁華熱鬧震驚，周遊列國，他從來沒有見過哪個國家的都城如此繁盛。街上車水馬龍，人頭攢動，貨物林立，蘇秦的車隊不得不一次次停下，與其他車隊錯車而行。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考古學家在城裡發現了市民生活區、商業區、作坊區遺址，此外在城內還發現了四百多口水井，紀南城極盛時有六萬人家，人口三十萬左右，在先秦時代這樣的人口規模說明它是一個超級城市。還沒有從郢都街道的繁華中回過神來，蘇秦的車隊就已經駛入了城市中央的楚王宮殿區，這是一座蘇秦從來沒有見過的高大建築，它高堂邃宇，體積龐大，臺基上兩人才能環抱的柱子顯然是從深山中採伐來的千年古樹。除了氣勢輝煌，更令人心醉神迷的是整座宮殿的巧妙設計。
為了達到最好的採光效果，這座宮殿的門窗採用了寬大的隔扇，翹起的殿角，纖巧的腰身，金碧輝煌的裝飾，殿內牆上美妙絕倫的壁畫……這所有的一切都讓蘇秦終於確信楚國富庶繁華，天下罕有其匹。除了繁華外，楚國文化的獨特個性也令蘇秦印象強烈，他走遍天下諸國，還沒有見過哪個國家的文化如此風格獨特，楚人的浪漫情懷和超乎尋常的想象力在楚墓中出土的鎮墓獸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這種用來守護墓主，鎮墓辟邪的冥器構思譎詭奇特，充滿了浪漫的神秘美感。和中原人崇拜龍不同，楚國人對鳳有著異乎尋常的崇拜之情，楚墓中出土的虎座鳳架鼓，虎仰首蹲伏鳳高大軒昂，立於虎背，楚人崇鳳貶虎的風尚一目瞭然。
和其它國家的文字比起來，楚文字的字型更修長，仰首伸腳，筆畫也更富於變化，有很多的波折，很多的彎曲，所以每個字看起來都像鳥一樣靈活飛動，因此後人把這類楚文字稱為鳥書。楚墓中出土的文物體現了鳥書的演變過程，從早期初見雛形發展到更典型極致的階段，鳥的頭身尾爪已經出現，可以說鳥書展現了楚人的奇詭想象和浪漫情懷。
文明是越成熟實際上越僵化，而這種僵化需要由人來打破，南方蠻夷之居的楚人，既掌握了這些禮制的精髓，同時又利用一定的自由進行突破。而文化的發展過程以及整體社會的改革和社會進步其實都是一個在不斷吸收傳統，突破傳統，再形成自己獨特的一個過程。
戰國晚期，隨著兼併戰爭愈演愈烈，中國大地上只剩下了七個主要國家，秦、楚、齊、魏、趙、韓、燕。極盛時期的楚國實力強大，但是突然崛起的秦國開始顯露後來居上之勢。蘇秦不遠千里來到楚國，正是希望以六國聯盟來抗爭不斷擴張的秦國。此時，蘇秦的合縱計劃已經得到了五個國家的支援，唯獨還缺少最為強大的楚國，只要他能說服楚威王加入聯盟，就能避免六國的亡國之災，蘇秦知道這是他最重要的一次機會。聽到蘇秦以六國聯盟抗擊秦國的謀略，楚威王看到了楚國的希望，秦國的崛起意味著虎狼時代的到來，當秦國騎兵一次又一次從高原俯衝而下，橫掃各國之時，楚威王知道秦人凜冽的目光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對繁華郢都的掃視，對於楚國來說，兇悍的秦人是最為可怕的對手，蘇秦的謀略正中楚威王的下懷，兩人一拍即合，六國抗秦聯盟正式形成。
六國聯盟的形成並不意味著楚威王從此可以高枕無憂，在你死我活的國際競爭中，哪個國家有一絲不慎就可能落入滅頂的深淵，很不幸，楚國在極盛之時逐漸暴露出政治上一個重大的隱患。
事實上封君的初始是想把某些人把他外放出去，給他相當的地位，實質上這樣減輕了朝廷的一些負擔，這在當時認為是可控的，但是久而久之，封君越來越多，到後來戰國晚期楚國的封君大概有名有姓的就有六十多個，這些封君實際上變成了一種地方勢力，就類似後來的藩鎮割據一樣。
楚國封君的現象愈演愈烈，這些封君佔據了國內最豐腴的土地，在封土內為所欲為，不聽國王號令。貴族集團的過度膨脹讓楚威王倍感憂慮，雖然國家達到極盛，楚威王依然保持著理智的頭腦，他比誰都清楚，楚國的貴族對個人利益的追逐已經代替了他們對國家的責任。之前一代代君王辛苦積累的優勢正在逐漸流失。
楚國真正的威脅不在天邊，而在肘腋，美酒的澆灌熄滅了貴族的光榮與夢想，虎座鳥架鼓敲出的不再是英雄們為國而戰的節拍，而是淪落成貴族們夜夜狂歡的和聲。楚威王的成功讓楚國登上了盛世頂峰，然而產生畸變的政治制度如同狂風能瞬間吹落所有的繁華，楚威王一生浴血奮戰，鐵馬冰河，卻依然無法挽住楚國墜向深淵的車輪。
紀錄片| 《楚國八百年》第7集：變革
【解說詞】
國君當街遇刺駭人聽聞，手握利劍，吳起大刀闊斧挑戰貴族權威，疾風暴雨般的改革效果顯現，然而，楚悼王病逝，貴族射殺吳起，變法戛然而止。秦國崛起，虎狼時代到來內憂外患中，屈原開始他的改革事業，歷史將會如何抉擇，楚國最後這一次機會，楚人又會如何把握？
公元前383年的一個傍晚，一輛馬車從魏國一路南下，疾駛著奔向楚國，馬車上坐著一位消瘦嚴厲的中年人，他就是當時魏國的名將——吳起。因受到魏國國君魏武侯的猜忌，他憤而決定投奔楚國。戰國時代，各國爭相延攬人才，這種跨國跳槽是很常見的事，吳起的大名早已為各國所知，他才華橫溢，智略出群，初出茅廬就率領魯軍大破齊軍，在為魏文侯服務期間，他更是與諸侯大戰七十六次，全勝六十四次，然而比起這些戰功更讓吳起飽受褒獎的是他的大義滅親。
吳起是衛國人，從小苦讀兵書戰策，長大之後他傾家蕩產周遊列國就是希望能夠獲得重用，他來到魯國的時候，正好齊國進攻魯國，大兵壓境，但是魯國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將軍，於是就有人向魯國國君推薦吳起，說他才華出眾，可以當這個將軍，魯國國君經過考察也認為吳起很厲害，是一位精明強幹的青年軍事家，可以當將軍，但是他的心底有一個擔心，吳起的妻子是齊國人，關鍵時刻吳起會不會里通外國呢，這個話傳到了吳起的耳朵裡。
在親情和功名之間，吳起必須作出一個選擇。夜晚，妻子已經睡熟了，吳起披衣起身繞床彷徨，凝視著妻子的面容，他若有所思，妻子在夢中微笑，微笑裡洋溢著幸福，然而這個微笑被永遠定格在吳起砍下的頭顱上。
用妻子的頭顱來換取信任，吳起的舉動讓魯軍驚駭不已，他斷然未曾料想，僅僅是自己的些許猜忌便葬送了吳起妻子的性命。不過，在血淋淋的頭顱面前，吳起的內心卻波瀾不驚，沒有任何事物能成為他進取路上的障礙，即使是至親至愛的人。捧著妻子的頭顱，吳起一步步走向他夢寐以求的權力之巔。
吳起用妻子的頭顱換取了魯軍的信任，奠定了自己的事業基礎，然而這樣血腥殘忍的故事在各國貴族口中卻成了吳起果斷和能力的最佳證明。不知不覺間，時間的車輪已由春秋駛入了截然不同的戰國時代，禮樂文明的外衣已經在殘酷的各國競爭中被撕成碎片，人心中那濃黑的邪惡公然暴露在極度寒冷的冬天之中。
把《左傳》與《戰國策》作一對比，我們會驚訝於道德崩潰的速度。春秋時期，外交家們縱橫捭闔的武器往往是詩、書等經典，他們高舉著道德的大旗，一片大義凜然的禮義說辭足以遏止千乘雄獅，但到了戰國時期，外交家不再高談闊論道德禮儀，而是變為赤裸裸的利害分析。
孟子見到梁惠王的時候，梁惠王首先問他：先生你不遠千里來到我們國家，你能給我們國家帶來什麼利益，孟子當時大吃一驚。孟子想：難道說我來就一定要帶給你利益嗎？事實上樑惠王這種表達在當時並不是孤例，這就反映到戰國時期一種普遍的一種心態，上至國王，下至大臣，甚至包括民間，人們往往是功利至上的，你不能給我帶來利益，你來有什麼意義。
在相對寬鬆的春秋時代，人們可以活得不那麼功利，而在冷酷的戰國時代，人們必須像吳起那樣精確而無情，才能在異常激烈的競爭中倖存下來。為了生存和勝利，人們不再有任何原則和標準，伴隨著殘酷競爭而來的是人們對禮樂文化的徹底拋棄，是從春秋到戰國的道德水平大滑坡。
吳起在做將軍的時候帶兵打仗，有一次士兵中有一個人腿上長了一個瘡，吳起就趴在地上親自用嘴給這個士兵吸膿，士兵的母親聽到這件事情後，不但沒有感激，反而嚎啕大哭。因為以前吳起也曾經給這個士兵的父親吸過瘡上的膿，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之後，他父親作戰的時候就一往無前，勇敢拼命，因此戰死了。現在吳公又給她的兒子吸瘡上的膿，這就意味著吳起要再一次用自己無微不至的關懷來換取士兵的信任，激發這個士兵給自己拼命。這位士兵的母親透過慘痛經歷知道吳起的一舉一動背後都隱藏著精確的算計，吳起就是功利主義文化的典型代表，功利慾望使他被異化成為了一臺精密計算的機器，在這個時代只有這樣的人才能成功。
吳起的到來讓楚悼王十分興奮，多年以來，他一直期望能有一位傑出的人才輔佐自己，扭轉楚國的乾坤。“昭惠中興”過去幾十年之後的今天，楚國強盛華麗的外表下埋伏著的重重危機令楚悼王不能安枕。登上王位後，楚悼王發現楚國的疆域在過去幾十年間不斷縮減，隨著北方三晉的崛起，楚國北部邊境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除了外患外，內憂也讓楚悼王晝夜難安，楚國的王權受到嚴重的束縛，更令他無法釋懷的是父王之死。
公元前402年的一天，楚聲王在行進途中被刺殺於自己的座駕上，關於這件事，史書上記載的是楚聲王為“盜”所殺，一國之君在自己的都城被強盜暗害，實在讓人覺得有些匪夷所思。史學家們推測，這位刺客很可能是某位頗有權勢的封君所養的死士。封君與國王之間的矛盾衝突導致堂堂國王當眾被殺，可見當時楚國的王權已經受到封君制的嚴重威脅。
有名有姓的就有六十多位封君，這都是他們都基本上瓜分了楚國的財產，他們控制了楚國的一種權力，甚至架空了楚王，所以楚國當時是非常危急。
楚國統治者大多強調篳路藍縷的奮鬥精神，昭惠以前的貴族大部分時期都以簡樸為榮，然而封君制的實行使貪圖享受、貪圖私利的權貴集團畸形發展，成為了國家的一顆毒瘤。
戰國時代的貴族們厭倦了笨重的青銅器喜歡上了輕便而美麗的漆器，楚國漆器製造的工藝獨步天下，原因之一是漆樹主要生長在南方，楚國得天獨厚。而另一個原因則是楚國貴族們對漆木器的喜愛到了情有獨鍾的地步，生活中每一處都離不開漆器。戰國中期楚國貴族家庭中可以看到各種漆器用品，北方漆器一般只有黑紅黃三種色彩，而楚國工匠卻能調出紅、黃、藍、綠、金、銀等多彩漆。一件湖北江陵望山出土的漆屏風長不過五十公分，高僅十五公分，卻雕有五十一個動物，它髹黑漆底，以硃紅、灰綠、金銀漆、彩繪鳳紋等，真可謂巧奪天工。楚國貴族們為了追求生活品位而不計成本由此可見。除了漆器，楚地出土的絲織品更能體現楚國貴族生活的奢華，在荊洲馬山一處楚墓中，考古人員發掘出三十五件衣物，種類囊括了絹、紗、羅、綺、錦、繡等幾乎所有的絲綢織造門類，這是中國歷史上年代最久遠、數量最大、最精美的絲織品發現。這些精美的絲織品和漆器，今天帶給我們無盡美的想象，然而，它們的大量出土顯示了當時楚國貴族沉醉於漫無止境的慾望當中，追求極致的物質享受，他們喪失了楚國早期的進取心和責任感，從而使國家的發展失去了動力。
楚聲王的繼任者楚悼王被父親遇刺這件事情所驚醒，他對權貴集團的膨脹與墮落深感憂慮，恰在這時，吳起到來了。楚悼王對吳起的到來非常重視，他將吳起接進宮中，日夜與吳起探討如何使楚國強大起來，吳起向楚悼王分析：現在楚國的問題是封君太多，國王不能獨掌大權，改變這種局面唯一的辦法就是對權貴們痛下殺手，削弱他們的勢力，讓封君們不再永久世襲，三代之後就取消他們的爵位。
吳起面對的是楚國根深蒂固的貴族政治傳統，而他本人又是一個從外國來的客卿，正因為他是一個客卿，所以他在楚國沒有利益關係，所以他可以不怕去損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也正因為他是一個外來者，所以他必須要採取這種嚴厲的，甚至鐵血的手段才能夠使他的改革見效，如果他比較溫和地去推行改革的話，那恐怕是不會有成效的。
吳起的思路與楚悼王不謀而合，在經過短暫的磨合後，吳起就被楚悼王任命為令尹，開始了轟轟烈烈的變法。吳起大膽地挑戰世襲制度，他規定封君過了三代就要沒收他們原有的爵祿，用那些土地和財產獎勵有戰功的人，這一措施是為了解決分配不公，提高楚國將士對外擴張的積極性。楚國土地廣袤，開發極不充分，吳起把貴族遷到邊遠地區去墾荒開發，一方面使廣闊疆域得到有效利用，另一方面也削弱了貴族的勢力。除了打擊貴族之外，吳起的改革措施還包括實施嚴刑峻法，禁止老百姓遊手好閒，不務耕作，把散漫慣了的楚國百姓變成耕戰並重、亦兵亦農的斯巴達式戰士。
削弱大臣的權力，削減太多的封君，所以吳起變法有一個很重要的條款，只能傳兩代，父親傳給兒子，那也許到了孫子的時候就要歸還給國家。這種做法是非常致命的，因為分封土地的時候，土地連同土地上的人都由封君處置和管轄，現在突然要收回來了，就會觸犯封君的利益。
要改變一個社會的傳統是艱難的，戰國時代幾乎每一次變法靠的都是嚴刑峻法、鐵腕手段，吳起制定了極為嚴格的法律，百姓一旦違抗政府的命令就要被逮捕。在各國中性格較為自由散漫的楚國百姓很不習慣新法律，很快楚國的監獄就人滿為患。吳起變法如疾風暴雨般改變著楚國社會的方方面面，也艱難地改變著楚人的性格。
今人在談起歷史時，經常把春秋戰國連稱，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春秋與戰國之間的本質差別。在戰國時代，戰爭的激烈和殘酷程度都遠超過春秋，春秋時代的戰爭都是貴族的遊戲，以榮譽為目標，戰爭規則明確，風度翩翩，不以吞併其他國家作為目標，例如鄭國夾在楚國和晉國之間，被攻打了一百次，卻始終沒有被楚晉任何一方吞併。然而在戰國時代，戰爭卻極為功利，目的是直接消滅對方的國家，掠奪對方的人口，越國吞併吳國，在那之後，滅國戰爭愈演愈烈，直至秦滅六國。
楚國討伐陳國的時候，陳成公病故，楚國在聽說陳成公病故之後當即撤軍，這叫聞喪即止，說明那個時候楚國儘管有時候不遵守周禮，但是在這方面是按照周禮行事的，但是到戰國時期可以說世風日下，到戰國中期，楚威王去世的時候，那是很大的喪事，但是魏國趁火打劫，不僅沒有聞喪即止，而且趁火打劫，攻打楚國。
春秋時代，貴族們活得從容而優雅，國與國之間的邊界和關塞並不遣兵把守，因為人們不會不宣而戰。而到了戰國時代，禮儀、榮譽、尊嚴已經不再是戰爭準則，國家生死存亡的壓力使戰國時代的將領們變得如同狼一樣殘酷無情，不放過獵物身上的任何一個傷口。不僅如此，戰國時期戰爭的規模和慘烈程度也是春秋時代所不可比擬的。春秋時代的戰爭規模通常很小——“未有殺人者累萬者”，很少有超過三天的大戰，而在戰國時期，戰爭擴日持久，十分慘烈。
公元前293年，白起打敗韓魏聯軍，被秦軍斬首的韓魏士兵多達二十四萬。據文獻統計，秦國在統一戰爭中一共屠殺了超過一百五十萬他國士兵。
正是戰國時期急劇的社會變化、兼併戰爭，使得各個國家都對國家的生死存亡充滿著危機感。當時的情況下只有強大才能夠生存，強大是生存的基礎，強大也是消滅敵人的本錢。那麼你唯一能做的是什麼，就是制度上的改革。只有改革才能推動社會進步。
如果說爭霸是春秋時代的主題，那麼變法就是戰國時代的主旋律。進入戰國之後，各國爭先恐後、大刀闊斧地改革自己的內政外交，魏文侯即位之後，任用李悝為相，在魏國首先舉起改革大旗，接著，公仲連在趙國又興起改革大潮，吳起變法是戰國時代第三次著名的變法。
吳起的改革針對楚國的時弊在短時間內取得了明顯的效果，權貴階層受到空前打擊，而社會其他階層的活力被迅速啟用，特別是將貴族遷移到邊遠之地的政策，有力地促進了楚國邊疆地區的開發。
吳起變法的效果促進了湖南湘水流域的發展，梅山的墓地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戰國早期的墓葬只有四十多座，到了楚悼王以後，也就是吳起變法以後達到了兩百多座。這說明在變法之前這個地區還沒有被開發，人煙稀少，物產不豐富，變法之後，隨著大規模的人馬的進駐，這個地方的經濟和物質空前的活躍和繁榮起來。
遺憾的是，吳起變法的各項措施並沒有能夠貫徹到底。在人治時代，國家的命運與統治者的個人生命總是密切相關，正當變法順利進行，楚國朝氣出現之時，公元前381年，楚悼王不幸病逝。吳起變法能取得一時的成功原因是他手握利劍，對那些不聽指揮的貴族可以隨時刀劍伺候。然而這裡有一個致命的問題，那就是吳起本身是外國客卿，他在楚國社會沒有絲毫根基，一旦支援他的君王去世，他立刻變為孤身一人，這是精明的政治強人吳起手腕再高明也無法改變的局面。
吳起認為楚國當時已經像一個身染重病的病夫，奄奄一息，必須下猛藥，而正是這劑猛藥讓那些貴族們喪失了他們的依靠或基石，使貴族們感到非常絕望。在吳起所侍奉的支援他改革的楚王死了之後，他就失去了支柱，這時候被他損傷了貴族利益的貴族們對他群起而攻之，於是吳起成為了眾矢之的。
從南平百越的戰場趕到楚悼王的葬禮，吳起淚流滿面，失聲痛哭。他意識到失去了楚王的保護，此次進宮凶多吉少。但是想到未竟的變法事業，吳起決定回到楚宮這個權力中心。在變法中利益嚴重受損的貴族勢力迫不及待地在楚悼王的葬禮上對吳起發起攻擊，絕望之中的吳起撲向了楚悼王的屍體，這一舉動沒有挽救他的性命，亂箭如同飛蝗一樣射向吳起和楚悼王的遺體。吳起的改革措施被新任國王廢止，變法就此終結，但射殺了吳起的貴族們並沒有笑到最後，吳起臨死前的計謀使得他們犯下了“麗兵之罪”，按照楚國的法律，因為射殺吳起而傷害了楚悼王屍體的人一律處死，罪及三族。七十多家貴族慘遭滅族，直到臨死前，他們才真正明白吳起最後的舉動是要置他們於萬劫不復之地。
最終，七十多家貴族在吳起死後被楚悼王的繼承者楚肅王所滅族，因此吳起死得很有價值，吳起用他的死換來了對舊貴族的有力的打擊。
吳起變法的猝然失敗導致楚國的內部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就在這時，外患又悄然而至，這一次危機來源於立足西北的秦國。秦國的立國晚於楚國。在東周時代，犬戎進攻周王室之際，秦人因護送周平王東遷有功，被感激涕淋的周王封為諸侯。和齊、晉、魯等老牌諸侯國相比，秦的歷史整整短了一個西周時代，因此和楚國一樣，邊疆小國秦國根本沒有機會參與諸侯會盟，更談不上得到中原文明的承認。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國都城的城門前立了一個三丈高的木柱，創造了一個“徙木立信”的成語，由此拉開了秦國的改革大幕。因為秦人受到周禮的影響比較少，所以政治體制的改革在商鞅變法之下比較徹底。而吳起變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偏重在政治和經濟制度改革，尤其是經濟制度，吳起認為當把那些大臣的經濟基礎削弱了，大臣肯定會就範。吳起的獎勵軍功沒有像商鞅那樣強有力度，商鞅直接刺激了那些驍勇善戰的將領，甚至士兵，你砍了多少頭，我給你晉級多少級，這樣商鞅就完全是一種軍功主義。
商鞅變法與吳起變法的一成一敗從表面上看是因為吳起變法遇到了楚悼王的猝死，而商鞅則得到了秦孝公更長久的支援。實際上，這截然不同的結局根源於秦國和楚國這兩片氣質不同的土地。與楚國大地的水汽氤氳不同，秦國土地常年缺乏水的滋潤，五穀難生，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成長起來的秦人對於是否投向中原文明一直心懷猶豫。
西戎有一個使者叫由余，本來是晉人之後，後來他們家投奔西戎，受到重用，所以這個人非常熟悉中原文化和遊牧文化的區別。有一次他拜訪了秦穆公，秦穆公迷惑不解地向他發問說：“中原國家有詩、書、禮、樂，現在還亂成了一鍋粥，你們西戎沒什麼文化，治理起來是不是更難啊？”由余一聽，呵呵一笑，由余說：“在我看來，詩、書、禮、樂正是中原國家混亂的原因，因為中原國家過於精緻，而且容易造成社會上的兩極分化，但是草原民族貧富差距不大，人們都天真質樸，沒有那麼多精巧的心思，以絕對的服從為天職，所以上下一心，團結一致。”正是這席話讓秦穆公如夢方醒。
從此之後，秦國的立國戰略發生根本性變化，它不再致力於向中原發展，而是向戎狄學習，大力吸收戎狄文化，西北少數民族的強兵良馬成為秦國軍隊的有生力量。與西戎的融合給秦人的軀體注入更多粗獷和野蠻，塑造了秦人狼一樣的性格。秦國的民族性與法家文化一拍即合，誕生於半草原半農業區域的法家文化具有其他中原文化所沒有的殘酷精準的特點，法家學派認為在人慾橫流的時代，禮治的力量已經不可依靠。
從人性本惡的認識基礎出發，他們建議統治者以嚴刑峻法統治民眾，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因此法家改革者所制定的法律都異常嚴苛殘酷。事實上，吳起的性格最典型地代表了法家文化對人的塑造。
法家實際上所倡導的就是法治，以及建立集權的君主專制的國家體制，實際上是順應了戰國時期歷史發展的潮流。法家積極的方面一個是主張革新和進取，另外一個方面是比較講究實際。但是法家也有明顯的弊端，與儒家、道家相比，法家比較缺乏對人本身的尊重和關懷，它完全是以一種工具理性來看待人，法家可能會在短期之內富國強兵，但是對整個社會的長治久安和文化的發展最終還是很不利的。
吳起變法在楚國的失敗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楚國文化的氣質與功利主義反差極大，楚文化的特點是開放性、相容性和創造性，和秦國不同，楚國從立國之初對少數民族就並非只有壓服和殺戮，更多的是採取懷柔政策。楚國在擴張過程中，王道與霸道兼用，武力與懷柔並重，雖然兼併了許多國家，但是對一些小國存而不滅，使之長期成為自己的屬國，即使對於被滅之國，楚人的慣例是遷其公室，存其宗廟，縣其疆土，撫其臣民，用其賢能。大冶銅綠山在春秋戰國多年開採中並沒有發現礦難及虐待礦工的現象，楚人在戰爭中從未有過像秦軍那樣動輒斬首幾萬，楚國熱衷擴張卻並不致力於掠人為奴，他們明智地尊重各地的文化傳統與習俗，表現出強烈的人道精神。
公元前320年，一位楚國青年正躊躇滿志，準備開始他的變革事業，這個年輕人就是屈原，屈原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後代，因為天資聰穎，擅長修辭文學與外交，屈原得到了楚懷王的重用。多次出使他國的經歷使屈原對於國際形勢有著深刻的瞭解，他認識到和中原國家相比，落後的楚國政治體制積累了太多的弊端，如果想要生存，改革迫在眉睫。
在吳起變法之後，貴族勢力曾經一次被族滅七十多家，受到嚴重的打擊，但是到了楚懷王的時代，封君的勢力又一次惡性膨脹，這個時候的楚國權貴熱衷於謀私利，根本不把國家大事放在心上，所以楚國在國際上經常戰爭受挫，在國際外交舞臺上也經常是一籌莫展。
在受到楚懷王的重用之後，屈原開始進行法制創新，希望能在楚國掀起既吳起之後新一波的改革大潮，這次變法可以說是楚國的最後一次機會。當時的形勢是天下強國，非秦必楚、非楚必秦，最有希望統一天下的是兩個國家，秦國和楚國。楚國剛開始的時候還往往能稍微佔據上風，但是一方面秦國的發展勢頭迅猛不減，並且秦國沿襲了商鞅變法的一些政策，另外一方面楚人丟掉了吳起變法的這些成果，在貴族政治體制上越走越遠，他們不求革新變異，因此和秦人相比，實際上是一進一退。
在楚懷王的支援下，屈原開始了自己的改革計劃，他的改革從人才選拔機制入手。戰國時代，各國都在爭相延攬人才，然而在楚國，大權牢牢掌握在王族手中，這導致了楚國很少能真正重用外卿。齊國名將田忌南下楚國只被安置在閒地，封之於江南，魏相惠施逃到楚國，楚國乾脆不予收留，將他送到了宋國。唯一一個被重用的外卿吳起卻很快被權貴集團殺死。朝廷重臣爭權奪利，陷於陰謀詭計之中，互相傾軋不休，沒有人為國家前途考慮，權貴集團在本國人才中也只任用聽自己話的庸人，而那些試圖改革現狀的有進取心的人傑紛紛被排擠出國，因此出現了“楚材晉用”和“楚材秦用”的局面。和楚國截然不同的是秦國對人才的重視，秦國最終吞併天下所依靠的並不僅僅是陰謀詭計和強大軍力，秦國崛起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對人才的重用。
春秋時期中原列國的用人體制仍然是宗法制度下的血緣關係起決定性的作用，在一些重要的職位幾乎都是大貴族代代相承，但是唯有一個例外，就是秦國用人跟楚國不一樣，秦國不看出身，所以天下的一些英才，紛紛逃往秦國。李斯是楚國人，實際上最後秦始皇能夠統一全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得益於李斯的輔佐，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屈原深深地意識到了這一點。
屈原的改革方案很明確，那就是舉賢任能，立法富國。屈原首先要打破貴族重臣壟斷仕途的局面，不避卑賤，唯才是用，唯才是舉。此外，要追趕各國潮流必須實行明確的法治，而不是楚國傳統的人治，沒有嚴密的法度，國家就無法治理，因此屈原需要重新修訂法律，要求全國上下政令統一，從上到下令行禁止。
楚國的文化土壤決定了屈原的政治理想遠比法家更富有人文精神，如果這次改革能夠成功，楚國很有可能會脫胎換骨，再度強大起來。那麼中國歷史的發展很可能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面貌。冷酷的法家文化不會成為最後的勝利者，楚國很有可能取代秦國成為最後的統一者。如果楚國統一中國，中國社會也許就不會出現“焚書坑儒”這樣的文化大毀滅，也不會有徒刑遍地，民不聊生的秦朝暴政，中國人的文化性格避免受到重大摧殘，楚文化的寬容、人道和創造力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基因，其後中國的歷史也許會有所不同。歷史將會如何抉擇，楚國的最後一次機會楚人又該如何把握，這個輝煌古國的歷史將會書寫出什麼樣的結局……
紀錄片| 《楚國八百年》第8集：涅槃
【解說詞】
年輕的楚懷王無力對抗權貴集團龐大勢力，屈原的改革事業被迫中斷，秦相張儀以六百里土地的承諾騙取楚懷王與齊國斷交，楚懷王勃然大怒，草率出兵。丹陽之戰，楚師大敗，大兵壓境，楚懷王親自赴秦議和，卻遭囚禁。三年後，楚懷王在咸陽鬱鬱而終，屈原在絕望中跳進了汨羅江。秦師南下，壽郢陷落，楚國宣告滅亡，承載了八百年曆史的楚國在戰火中沉埋於地下，古老的楚文化又將如何延續自己的生命。
戰國晚期，隨著兼併戰爭愈演愈烈，華夏大地上只剩下了七個主要國家——秦、楚、齊、魏、趙、韓、燕，各國合縱連橫，上演著一場場精彩激烈的爭鬥。公元前329年，中國歷史上發生了兩件大事，一代雄主楚威王去世，其子楚懷王即位，也正是在這一年，魏國人張儀來到秦國，不久成為相國，這兩件事深刻地影響了楚國曆史的走向。
即位這一年，楚懷王三十一歲，這位在楚威王羽翼下一帆風順成長起來的君王性格寬厚、率直天真，他有著楚國國君一貫的愛國心和責任感，卻缺少在這個嚴酷時代生存所必須的狡詐和城府。楚懷王登基前不久，父親楚威王剛剛滅了越國，楚國由此成為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國家。楚懷王繼承的是令當時所有人都豔羨不已的遺產，疆域廣袤、物產豐饒、國庫充盈。年輕的楚懷王雄心勃勃，力圖有所作為，在楚懷王的支援下，屈原在楚國展開了一次轟轟烈烈的變法，國家的興衰關鍵在於人才，因此屈原殫精竭慮要建立起嚴明的法律，制定公開的用人標準，以求那些外流的人才回到楚國，使楚國重新煥發青春。
屈原的改革勢必影響權貴們的利益，因此遭到貴族們毫不遲疑的抵抗，他們開始施展嫻熟的手段，汙衊詆譭屈原。聽信了讒言的楚懷王漸漸疏遠了屈原，年輕而沒有政治經驗的楚懷王無力對抗權貴集團盤根錯節的龐大勢力，在官場根基不牢的屈原被排擠出了權力中心，改革事業就此中斷。一心報國的屈原迷茫不已，他怨憤楚懷王對自己忠貞的懷疑，滿懷悲涼地寫下這樣的詩歌：“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屈原悲憤地仰天長嘯，如果我的進言不是出於忠誠，可以讓蒼天來為我作證。然而沒有人聽到他的呼喊，在各國爭先變法，日新月異的同時，楚國政治卻沿著舊節奏緩慢地走下去，權貴集團的惰性和內爭斷送了楚國最後一次自救的機會。
早在楚威王即位期間，“合縱連橫”這個新的名詞就開始出現在各國政治家之口，“合縱連橫”的產生源於戰國晚期各國之間愈演愈烈的兼併戰爭。由於秦國位於西部，阻止秦國東進的辦法是由北到南建立一道垂直的屏障，這道屏障以燕趙為北端，韓魏為中端，楚國為南端，各國聯合起來抵抗秦國。面對這個制衡秦國的合縱戰略，秦國的對策是建立橫向同盟，與韓魏結盟，截斷這道南北屏障。
反秦聯盟這個理論基礎跟今天歐洲的均勢理論非常相似，國際和平是建立在各國力量對比大致均衡的前提之下，如果有一個國家過於強大，那麼勢必破壞這種平衡，從而引起戰爭。
於是戰國時期，外交戰場上展開了以張儀為首的連橫派，和以公孫衍、蘇秦為代表的合縱派之間的鬥爭。公元前318年，經過蘇秦的遊說，楚、趙、齊、燕等幾國結成聯合共同伐秦，因為楚國最為強大，楚懷王被推為縱長。屈原等眼光長遠的政治家一致支援合縱之策，因為楚國最大的威脅毫無疑問來自於秦國，雖然秦國實力與楚國相當，但它的擴張慾望卻是六國之中最為強烈的，對於楚國而言，團結六國，共同抗秦是唯一的生存之道。
然而，楚懷王對於合縱的意志並不堅決，秦楚兩國曾有著數百年的友好關係，心地善良的楚懷王不願意主動率兵攻擊昔日的盟友，楚國將領一再請兵但懷王始終躊躇不決，反反覆覆地猶豫之後，楚懷王最終決定派出很少的軍隊象徵性地應付一下這場反秦的聯盟戰爭。
其實，關東六國無論從人數、兵力、裝備，都可以說是遠遠超越關西秦國的，關鍵的問題是每個人都各懷異志，打著自己的算盤。懷王作為縱長，只是做做樣子，他當時就說：“我仍然能號令諸侯”僅此而已，因此他並沒有一個周密的計劃，甚至也缺乏戰勝秦國的勇氣和信心，其它的國家也覺得這是一個臨時的烏合之眾，不足以和秦國抗衡，每個人都是不去不行，去了也打不贏。所以每個人都不想戀戰，都不敢正經的和秦人交鋒，所以他們在函谷關外駐紮了很長的時間，最後不了了之只能退兵，秦人便開始追擊，然後分化瓦解，分而治之。
轟轟烈烈的反秦聯盟戰爭草率收場，楚懷王的國際威望大受損失，而經此一戰，秦國更加深刻地認識到楚國和齊國的聯合將是秦國東進的最大障礙。
公元前313年，秦相張儀帶著全力拆散齊楚同盟這一任務出使楚國。戰國時代，國際間出現了一類專門人才，叫做縱橫家。他們的特點是以口才學為立身之本，專靠遊說謀取成功。老練的國際政治家張儀和缺乏城府的楚懷王在楚宮中展開了一場會談，雖然是第一次來到楚國，但張儀對於破壞反秦的連橫同盟滿懷信心。張儀首先提起楚懷王率軍攻打秦國的那場戰爭，他說，“秦楚三百年交好，懷王卻聯合六國攻打昔日盟友秦國，但秦國國君並不怪罪懷王，秦楚兩國想恢復過去兩國的友好關係條件便是楚國必須和秦國的敵人齊國絕交。”為了讓楚懷王動心，張儀呈上地圖，表示只要楚國不再與齊國交好，秦國願意將過去從楚國手中奪走的六百里土地歸還給楚國。收復六百里故地是楚國君臣多年的願望，楚懷王頗為動心，於是張儀的計謀奏效了，為了得到六百里楚地，楚懷王做出了與齊國斷絕關係的決定。
當群臣知道這件事之後，大家都來向楚懷王道賀，恭賀他又拿回了“商於之地六百里”，但這時有一個叫陳軫的大臣就覺得：如果你要毀滅齊楚聯盟也可以，但是不能夠被張儀耍了，你要得到土地之後，再毀盟也不錯。但是可惜的是，陳軫的這一番忠言，楚懷王並沒有聽進去，因為楚懷王覺得秦人不會欺騙他。
受過嚴格貴族教育的楚懷王還信守著春秋時代貴族的誠信傳統，他沒有想到秦國已經把這個傳統拋到了九霄雲外。在楚國宣佈與齊國絕交後，懷王派使者到秦國接收土地，不料張儀矢口否認自己的承諾，六百里土地變成了六里。
這段歷史在《史記》裡的記載更具有戲劇性，楚國斷交之後，張儀閉門不出，假裝乘車摔斷了腿，不接待楚國使者，楚懷王認為是自己斷交不夠徹底，又派勇士去罵齊國人，齊國便和楚國斷交了。等到楚懷王和齊國斷交之後，楚懷王派使者去齊國索要土地，沒想到張儀出爾反爾，言而無信，非說當初說的是“商於之地六里”，但一個國家要六里地有什麼作用呢，所以追根究底張儀是存心欺騙楚懷王的。
發現上了當的楚懷王勃然大怒，秦人的言而無信讓他感到深受侮辱，楚懷王在一怒之下決定立刻起兵攻打秦國。楚懷王輕率的決定遭到了將領們的反對，但是他還是堅持把缺乏充分準備的楚軍派往邊境，與秦軍大戰于丹陽。楚國匆忙出兵，秦軍有備而待，丹陽之戰，楚師大敗，楚國不但沒有拿回秦國所承諾的土地，而且還喪失了自己的大量領土，以及兩座地處戰略要地的城市。丹陽之戰後，楚國邊境門戶大開，秦國終於打開了東向發展的通道。
在丹陽之戰後，楚國在多次戰爭中失利，公元前299年，秦國又攻佔了楚國八座城池，大兵壓境，楚國不得不忍辱求和。秦國開出的條件是，只有楚懷王親自去秦國議和，秦國才能考慮和平。秦國險不可測，楚懷王赴約，就如同羊入虎口，楚國上下顧慮重重。
秦國再次提出秦楚聯姻，就是秦國把秦國的公主許配給楚懷王，來結兩國的“秦晉之好”，提出的條件是楚懷王必須親自去秦國迎娶秦國的公主，當這個事情在楚國傳開之後，楚國出現了兩派截然不同的聲音，一派聲音反對楚懷王去秦國迎娶公主，但是另外一派，也就是楚懷王的小兒子子蘭主張楚懷王到秦國去，理由就是一旦把秦國的公主娶回來，秦楚聯姻，楚國就沒有來自秦國的威脅了。
身為一國之君的責任感讓楚懷王在危險前面沒有選擇逃避，雖然幾年前他被張儀欺騙得那樣慘痛，但是這位厚道天真的國王仍然認為那只是出身卑賤的張儀不講貴族原則的個人行為。他相信作為世代貴族，秦王絕對不會在天下諸國面前公然失信，深受禮儀之規、貴族傳統束縛的楚懷王依舊沒有吸取之前被騙的教訓，執意踏上了赴秦之路。
在春秋時，別人都很遵循周禮，但楚人是上升時期，他往往就是不遵循周禮，“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從西周到春秋都是這樣的，把周天子，把其他的諸侯國甚至不放在眼裡，但是到了戰國時期以後，楚人隨著和中原的交往越來越多，楚人對中原文的吸收力度越來越大，漸漸地受華夏文明的影響也越來越深，楚國效仿中原的那些國家，放棄了原先的那些遵守，但是楚國又很慎重的把它撿起來。
在崇尚權詐的戰國時代，楚國統治集團還保留著春秋時代禮樂文明薰陶而成的質樸和文雅，他們的一言一行仍然要在《詩經》、《尚書》中尋找依據。在國際關係上，他們本能地講求誠與信，他們遲遲沒有發覺此時誠信已經不再是國家安身立命的根本，反而成了政治家身上的繩索和鐐銬。
楚懷王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赴秦的代價竟然是徹底失去自由。抵達武官之後，秦昭襄王沒有如期赴約與他會談，相反楚懷王被秦人劫持到了咸陽。秦昭襄王提出楚國必須割讓兩個地位極為重要的郡，否則就把楚懷王囚禁起來。此時的楚懷王才覺得自己上當受騙了，所以非常地憤怒，但楚懷王覺得自己畢竟還是大國之君，不能接受要割地的恥辱。
秦國的如意算盤是把楚國國君抓到手裡就可以任意操縱，輕而易舉地獲得戰場上得不到的利益，卻沒想到無論怎麼威脅，楚懷王都毫不退讓。楚懷王的舉動讓秦昭襄王大惑不解，從小所讀的那些法家著作早就告訴他，人性都是趨利避害的，在異國為囚和回國為君這兩個選擇面前，答案是如此簡單。生長在實用主義氛圍中的秦王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楚懷王為何寧死不屈。無奈之下，他只好下令將楚懷王繼續囚禁。
公元前296年，被囚禁三年後，楚懷王在秦國國都咸陽鬱鬱而終。在禮崩樂壞的戰國時代，楚懷王是禮樂文明培養出的最後一代國君，他用自己的生命為禮樂文明殉葬。事實證明，在殘酷的戰國晚期，任何一點天真和單純都是無法承受的奢侈，只有鐵一般冷酷堅硬的實用主義之花才能在這個寒冷的季節怒放。
楚懷王直到最後還是有一種骨氣，還是有自己的底線，他不會因為自己性命的得失而獻出自己的國土，因此楚懷王是一個矛盾的集合體，在他的身上有平庸、有單純。一方面對於楚國有愛，但又不知道怎麼愛，另一方面對於秦國的恨，或者說對張儀的恨，但是又不知道用什麼辦法對付他們。
秦人最終也沒能利用楚懷王得到任何好處，只好把楚懷王的遺體送回楚國。在楚懷王出靈之日，楚國上下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這位生不逢時的君主一生歷經失敗，但是最後關頭，他用自己的生命捍衛了楚國的利益，沒有割讓一寸土地給秦國。
在亂世中，道德常常敗於不義，楚國在早期的爭霸路上曾經將那位輕信仁義的宋襄公碾於輪下，如今歷史再度重演，只不過角色進行了互換，楚國變成了為禮義文明殉葬的一方。
公元前278年，秦國成功地奪取楚國西部包括郢都在內的半壁江山，楚國都城被迫遷往河南淮陽，史稱陳郢。後來，在秦國步步緊逼之下，楚國又遷都安徽壽春，史稱壽郢。楚國人經營了幾百年的郢都灰飛煙滅，秦軍對楚都的破壞不僅出於對財富的貪婪，更是為了展示自己的征服力量，並最終毀滅楚國再度復興的可能。秦軍撤離後的郢都滿目瘡痍，毫無生機。
在被楚懷王放逐後，屈原原本可以遠走高飛，但是他徘徊在放逐之地久久沒有離開，他還沒有對楚國死心，還在期待著這隻鳳凰能夠涅磐重生。郢都失陷徹底粉碎了屈原對楚國的最後一線希望，他意識到楚國離滅亡的日子不遠了，在絕望之中，屈原跳進汨羅江。這位偉大詩人的自殺成為楚文化毀滅的不詳序曲，雖然最終屈原的幾首詩歌僥倖逃過了秦王朝的大火流傳下來，成為了中華文化永恆的經典。這個古國在八百年間積累的無數輝煌燦爛的文化成果永遠消失在歷史的黑暗之中。
郢都失陷後，楚國喪失了半壁江山，苟延殘喘期的楚國工藝技術出現了明顯的倒退，在楚國東遷後的墓葬中發掘的青銅器鑄造簡陋，完全不見楚國以前青銅器的技藝複雜與器形的精美。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批青銅器物中，有銘文的銅器26件，其中由“鑄客”所鑄的青銅器竟高達19件。
鑄客是指在楚國手工業作坊中做工的那些外國工匠，楚國的鑄造技術原本是十分發達的，現在居然聘請外國的工匠來為王室鑄造器物，而且鑄造的水平並不見得很高明，可見郢都的陷落對楚國造成的影響是多麼沉重且深遠。
在郢都故地鳳凰山漢墓中出土的一些漆器雖然風格與楚式漆器有些相似，但上面清晰地標有“城市草”、“城市飽”這樣的字樣，“城市”是成都市府的簡稱，這說明這些漆器根本不是郢都本地產的，而是從較遠的成都市府運來的。也就是說從秦到西漢初期，本來制漆業非常發達的郢都一帶很少有人能製作漆器了。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人們在江蘇和安徽等地分別發現了大量楚國金幣，數量竟然多達三萬多克，從戰國中晚期的楚墓中還出土了多件專門用來稱量貴金屬的天平和砝碼，眾多諸侯國之中，只有楚國能夠製造黃金貨幣，這反映楚國經濟的繁榮，這也正是楚國在丹陽、藍田兩大戰役中大敗給秦國後仍然能夠繼續抗衡秦國一百多年的原因。
舉國東遷，重建國都，楚人渴望東山再起，此時的秦國迎來了又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秦王嬴政，這一切註定了楚人傾盡所有努力也無法改變楚國墜向深淵的命運。
公元前224年，秦國統帥王翦率六十萬大軍攻入楚國，他們大破楚軍於安徽宿州，楚軍最後的精銳損失殆盡。這支以尚武聞名的軍隊，最後的結局是悲壯的集體毀滅。屍橫遍野、北風蕭瑟，楚國最後一位將軍項燕在絕望中揮劍自殺，用自己的鮮血為名將迭出的項氏家族畫上了一個最後的徽章。
公元前223年，秦師南下，攻打楚國最後一個都城——壽郢。最後一任楚王負芻作為俘虜被裝在囚車之中運往秦國，他離開的那天漫天大雪覆蓋了楚都，上天似乎正是用這種方式為楚國的歷史書寫一個悲涼的結局。囚車緩緩離開楚宮，宮牆一寸寸遠去，楚王負芻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自己的人民和自己的國家。一個古國的歷史在他手中永遠的結束了。
征服楚國帶給秦王嬴政前所未有的信心，最為強大的敵人毀滅意味著歷史的走向已毫無懸念。在戰國這樣一種天下紛爭的局面之下，只有強者可以生存到最後，這是一個鐵的規律。在戰國七雄裡只有秦國徹底地建立了這種中央集權的軍國體制，那麼東方六國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周禮遺留下來的貴族政治傳統的一些羈絆，所以說它們的變革都不是這麼徹底，所以它們最後在競爭中逐漸走向失敗也是一個必然的結局。
楚國的最後一位君主匍匐於地上，向秦王行臣子之禮，至此，有著八百年曆史的楚國宣告滅亡。滅掉楚國，大勢已定，滅楚的第一年，秦國掃除了燕趙殘餘。公元前221年，齊國不戰而降，東周五百年剪不斷理還亂的紛爭，嬴政僅僅用了十年的時間就將它徹底終結。原本默默無聞的秦國最終統一天下，法家文化在這片土地上取得了最後的勝利。事實證明，法家文化最適合國際環境，它將秦國上下組裝成一架精密堅固的戰爭機器。對軍功和財富的貪婪，對嚴刑峻法的恐懼成為秦國這輛戰車的兩個車輪。在短時間內，這架戰爭機器爆發出難以想象的效率和力量。
法家文化只依靠物質的刺激以及刀劍的懲罰，而中原文明更重人文，更重教化，更重精神追求，中原禮樂文明更適合在一個和平的年代，但是它不利於在一個在戰亂當中保護自己。而法家文化則是能夠在這種激烈競爭的劇烈變動的這種社會環境之中能夠迅速地凝聚整個社會的力量使一個國家強大起來。
馬上得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之，可惜說出這句話的是劉邦的謀士，而不是秦始皇的大臣。過於迅速的成功使得秦始皇更加迷信法家的力量。在統一天下之後，秦始皇把法家文化的潛力發揮到了極致，他用嚴刑峻法馴服那些剛剛被征服的六國人民，誰稍敢反抗就會立刻被關進監獄，秦始皇毫不尊重那些不能變成糧食和兵器的文化遺產，他將諸侯各國的書籍統統燒掉，其中包括楚國汗牛充棟的歷史典籍和無數精美的詩歌作品。為了徹底封鎖百姓的大腦，他將那些敢於發表不滿言論的知識分子一個又一個活埋。然而，成也法家，敗也法家，缺乏節制的巨人最後總會因為濫用自己的力量而倒下。秦始皇死後還不到一年，楚人陳勝、吳廣就敲響了秦王朝的喪鐘，因為服勞役時遇到了大雨誤了期限，將被處死的農民決定發動起義，這一小小的意外事件很快點燃了楚國故地反秦的大火。
他們的起義大軍很快就攻陷了原來楚國的都城，他們以陳縣為中心建立了楚的政權，這個政權就號稱為張楚，所謂“張楚”意思是張大楚國，發揚光大楚國，從另外一個意思來講，可以發揚光大楚民族，楚文化這樣的一個精神，以此來號召全國的老百姓起來推翻秦的暴政。
楚雖三戶，而能亡秦，這一事業雖然沒有由陳勝、吳廣完成，卻由另一位楚人項羽完成了。率領著楚國世家後代為核心的八千江東子弟，項羽殺進咸陽，一把火燒燬了秦始皇費盡心力硬體起來的壯麗皇宮。秦國數十代君主努力的成果，耗費了幾百萬生命建立起來的秦王朝和這座短命的宮殿一樣終成曇花一現。秦王朝留下的唯一遺產是大一統的政治格局。
秦文化的非人道性導致它是一種不能長久的文化，漢代賈誼在《過秦論》中寫道：在征服階段，統治者可以依靠武力和狡詐，但是在治理天下之時，就要視民心之所向，調整統治政策，吸取中原禮樂文明的長處。遺憾的是，作為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秦朝沒有來得及學會這一點便土崩瓦解。秦文化如火，雖然壯烈絢麗，卻很快燒盡了一切；楚文化如水，表面柔弱，實際持久，它的靈魂如同九頭鳥一樣很快就死而復生。
公元前202年，昔日的楚國百姓，沛縣人劉邦登上了皇帝的寶座，而那些和他一起推翻秦王朝的戰友也大多是楚地之人，漢王朝的建立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稱為楚國的再生。劉邦建立漢王朝之後，漢朝在政治體制上是漢承秦制，也就是說像法律、規章制度、國家體制是用的秦朝的，但是在文化上是漢承楚制，像服飾、歌舞、文學、哲學，都是從楚國人這裡繼承的。
然而，漢王朝畢竟不是楚國的延續，歷史之車無法回頭，雖然拋棄了秦朝的歷法、秦朝的歌舞，但秦王朝最主要的政治遺產——皇帝制度卻由漢王朝紋絲不動地繼承下來。可以說，漢王朝是楚文化和秦文化的混合體，不過秦文化是骨，楚文化只是肉。
一個承載了八百年曆史的古國在戰火中永遠沉埋於地下，不過死亡的只是軀體，永遠活著的是高蹈的靈魂，那些古老而輝煌的文化總會有著異乎尋常的生命力，它們總會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頑強地傳遞著自己的優秀基因。
今天，在楚國故地，我們仍然可以辨識出大量楚文化的基因，楚人篳路藍縷，艱苦創業的進取精神，銳意革新，不斷開拓的創新意識，兼收幷蓄，海納百川的開放胸懷和崇武愛國的傳統穿越了兩千多年的時光依然流淌在楚國故地百姓的血脈中。人們習慣把湖北人稱作“九頭鳥”，這個稱呼充分表現了湖北人靈動機變和富於創造力的性格特點，古人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近人楊度則說，“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湖北成為辛亥革命“首義之區”，與荊楚大地的火辣辣、熱烘烘，執著好勝的性格不無關係。
武漢有一句方言，叫做“不服周”，就來源於楚人對周人的反抗，他就從來不遵守既成的禮制，敢於獨立創新。
楚文化的傳承不僅是精神的傳遞，更是物質文化上的繼承，在湖北恩施，至今仍然又一批靠割漆生存的人，正如同今天這些漆樹的基因仍然來自兩千多年前的種子，楚國古老的髹漆技術依靠這些人傳承至今。同樣，荊州地區的藝人經過多年摸索已經完整地復原了楚系青銅器的製作技藝，幾千年前那些精美絕倫的楚國青銅藝術重獲新生。
楚國滅亡之後，王宮之內的織工繡匠星散四地，原來只見於王宮的楚繡針法從此在荊楚大地流傳開來，如今，在這些靈巧的手指間依然流淌著兩千年前楚國繡工的韻律。在今天鄂西地區，民間流傳著楚國苞茅縮酒的遺風，為了祈求五穀豐登，巫師們燃起大火將一杯杯酒灑於茅草之上，透過炙熱的火苗，我們依然可見楚文化的靈魂在火焰間的跳動。
楚國，這個古老的國家已經成為歷史，但是它的靈魂獲得了永生，戰勝了時間，戰勝了歷史，楚文化已經涅槃為一隻浴火重生的鳳凰，永遠翱翔在天地之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