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那些沒有被糟蹋的杜甫詩歌

就算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我們也不可能把哈姆雷特讀成他的殺父仇人克勞迪。

就算杜甫的詩歌有一千種解讀方式，無論如何，我們都不可能把他當作「正能量」的化身。

康震之流越是糟蹋杜甫詩歌，我們越是要重讀杜詩，重讀杜甫（關於康震對杜甫的誤讀，參見《無恥之徒的毒手終於伸向了杜甫》）。

01.意氣風發的青年

杜甫的一生是不幸的。

他出生的這一年，正是唐玄宗發動先天政變的一年（先天元年，公元712年），這似乎預示著，動盪不安將伴隨著他的一生。

杜甫的先祖中，有兩個人對他的影響最大。一位是魏晉時期的名家、京兆杜氏名門的建立者杜預，杜甫是他的十三代孫；另一位是杜甫的祖父，唐高宗時期的大詩人杜審言。

他們對杜甫的影響有多大呢？

按照詩人馮至在《杜甫傳》裡的總結，便是：

「杜甫在他的詩裡常常推崇杜預和杜審言，前者由於他的事業，後者由於他的詩。」

杜預文韜武略，作為武將滅亡東吳、作為文士點校《左傳》，精通曆法、經濟、水利等方面，是一個全才。杜甫非常欽佩這位祖先，專門寫過一篇《祭遠祖當陽君文》來悼念他，期待自己也能像杜預一樣建立一番功業。

杜審言詩文高絕，對聲韻亦很有研究，與李嶠、崔融、蘇味道在高宗時並稱為「文章四友」，為近體詩的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杜審言這種對文學和聲律的趣味，自然而然地傳承到了杜甫的身上。

杜預（222年-285年），字元凱，魏晉時期軍事家、經學家、律學家，著有《春秋左氏傳集解》，去世後諡號「成」。杜審言（約645年-約708年），字必簡，初唐詩人，詩風樸素自然，尤擅五言律詩。後人輯有《杜審言詩集》。

這樣的家族傳承，讓杜甫從小就耳濡目染，以儒家的「立功」與「立言」為一生所向。然而，祖蔭之下，杜甫與家族成員的交往，大多數時候卻顯得壓抑。

杜氏的家風如大多數門楣一樣，傳統而刻板，以「奉儒守官」為圭臬，這讓青年時期的杜甫很不適應；祖父杜審言才華橫溢，可為人輕狂傲慢，在做人方面並未給杜甫樹立起一個良好榜樣；杜甫的母親早逝，姑母在照顧他時怠慢了自己生病的親子，親子不幸早夭，這件事使杜甫始終對姑母心懷愧疚；母系家族清河崔氏的祖先曾蒙遭冤獄，整個家族漸趨沒落。杜甫與家族相關的作品大多帶有悲劇色彩，與崔氏分不開。

家族像一道影子，伴隨杜甫走過了一生。

在度過了體弱多病的童年，憑藉詩文嶄露頭角的少年時期後，杜甫於唐玄宗開元十九年（731年）離開家鄉，前往吳越地區漫遊。

現在說起漫遊這個詞，似乎第一時間想到的是自由與閒適，可以無拘無束地在大地上行走，非常浪漫。但在杜甫的那個時代，漫遊並不是為了娛樂放鬆。

唐代的文士漫遊，大多都帶有很強的目的性——為入場當官做準備。

唐代前中期想入仕主要有三種途徑：家族門蔭、科舉考試和流外入流。沒有任何家族和名士背景的寒門，要想做官，比登天還難。

有志於仕途的家族子弟在成年後，大多會前往文化繁盛之地，依靠學識和詩文，結識當地的名士權貴，宣揚自己的名聲。一來可以與其他宗族往來，建立互相提攜勾連的友好關係；二來在參加科舉考試時，名聲更盛的人也有更大機率順利及第。

杜甫於開元十九年（731年）至二十二年（734年）間漫遊吳越。在開元二十三年（735年）到洛陽應進士考，落第而歸。

開元二十四年（736年），24歲的杜甫再次出發，直到開元二十八年（740年）五年間，都在齊趙區域廣泛遊歷。

開元之治是唐玄宗勵精圖治的時期，是整個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盛世，杜甫在《憶昔》中回憶這段時期，正是：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青年杜甫意氣風發，以六朝詩人庾信、鮑照、何遜、陰鏗等人的詩歌作為學習範本，寫下流傳千年的《望嶽》：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

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

蕩胸生曾雲，決眥入歸鳥。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這種酷似李白、豪氣沖天的詩句，在杜甫中晚期作品中基本已經看不到了。其他一些同時期作品，如《畫鷹》《房兵曹胡馬》，也都是感情豐沛、熱情激盪之作。

由此可以看到，三十歲之前的杜甫，無論是個人經歷還是詩歌風格，展現出的是一副生機勃勃的青年才俊模樣。

用當代流行語來形容杜甫那時的心態的話，大概是「未來可期」。所以，在知乎「為什麼杜甫被稱為『老杜』，而李白沒有被稱為『老李』」的問題下面，高贊回答「杜甫未曾年輕，李白從未老去」就不夠準確。

不過，杜甫這種快意的日子很快就結束了。

唐玄宗天寶元年（742年），養大了杜甫的姑母去世，他親手完成了殯葬，回到了位於洛陽的家族當中。由於對家庭禮教和達官貴人間勾心鬥角的生活深感厭煩，杜甫時常住在自己於首陽山開闢的窯洞中，遠離鬧市。

天寶三載（744年）夏，杜甫在洛陽碰到了他人生中最敬重的朋友——剛剛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33歲的杜甫和44歲的李白，兩位相差十一歲的偉大詩人在這一年相遇了。

雖然李白早已是名滿天下的桂冠詩人，杜甫卻只是在一些地區小有名氣的普通詩人，但李白並未像一些人說的那樣「看不起杜甫」，而是報以真誠。

這年秋天，李白、杜甫，以及杜甫之前認識的另一位大詩人高適，在宋州（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陽區）一帶交遊，李白在《秋獵孟諸夜歸置酒單父東樓觀妓》一詩中寫下了當時的場景：

邀遮相馳逐，遂出城東田。

一掃四野空，喧呼鞍馬前。

何等的暢快肆意！

與李白的相識，讓杜甫的詩文和行事發生了變化。

杜甫本來很少去求仙訪道，詩集中以遊俠和求仙為題材的詩也非常少，而這些正是李白最為喜愛的。

但在交遊期間，厭倦了當下生活又沒找到後續目標的杜甫跟著李白去任俠求仙。這是杜甫一生中的插曲，亦是足慰平生的記憶。正如他後來回憶往昔時，在《昔遊》一詩中所寫的：

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

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

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三人共遊幾月後，相互道別。

一年之後，天寶四年（745年），杜甫與李白在兗州再會。一番往來後，於城東的石門執手告別，約定再見。

遺憾的是，兩人此生再也沒有見過對方。

02.長安的歲月

天寶五年（746年），35歲的杜甫來到了唐王朝的首都長安。

初到長安，杜甫自漫遊時期一直延續下來的意氣還未消逝，但隨著在長安的生活日久，他的心態逐漸發生了改變。

已經登基三十餘年的唐玄宗，不再是開元時期那個奮發圖強的天子，他的目光轉向道教玄學而非天下蒼生。國事開始由李林甫、楊國忠、陳希烈之流把持；張九齡、嚴挺、賀知章、李邕等賢才或被左遷歸鄉，或被排擠殺害。

李林甫（683年-753年），小字哥奴，唐朝宗室、宰相。為相後期大權獨握，蔽塞言路，排斥賢才，是使唐朝由盛轉衰的關鍵人物之一。楊國忠（？-756），本名楊釗，楊貴妃族兄，唐朝外戚、宰相。任相期間專權誤國，敗壞朝綱。在馬嵬驛譁變中，被亂兵所殺。

貌似一片歌舞昇平的長安，暗流洶湧，衰敗陰影已在城市上空盤旋起來。

生活在長安的杜甫覺察到了這一點，心緒糾結：

「一種矛盾的心情充分地反映在他長安前期的詩裡：一方面羨慕自由的『江海人士』，一方面又想在長安謀得一個官職，致使他常常有這樣的對句：上句說要脫離使人拘束的帝京，下句緊接著說不能不留在這裡。」——（馮至《杜甫傳》）

在歸隱與入仕的矛盾中，杜甫最終選擇了入仕。

天寶六年（747年），唐玄宗詔告天下，任何在文藝方面有才華的人均可到長安城應試，朝廷將廣納賢才，擇優錄取。

可讓杜甫和所有應試者都沒有想到的是，宰相李林甫深怕這些人中有人膽敢批評朝政，對他不利，故而將全部應試者黜落，並向玄宗彙報稱「野無遺賢」，自導自演了一出鬧劇矇混過關。

這次落榜是杜甫一生中重要的轉折點。

在落榜後，身無餘財的杜甫只能依靠在權貴府中做賓客、陪人作詩宴飲、到山野採藥賣錢等方式來維持生計。

時代的黑暗與腐敗，終日的與人賠笑、遭人冷眼，也讓杜甫的詩歌在這個階段發生了重大變化，以往那種入世與出世並存的矛盾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憤懣不平之氣。在自白詩《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這一點鮮明可見：

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

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

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

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天寶十年（751年）正月，唐玄宗在三天之內，連續祭祀玄元皇帝、太廟和天地。

走投無路的杜甫寫了三篇《大禮賦》，進獻給玄宗。玄宗大悅，讚賞了杜甫，命其在經過考試之後於集賢院等候職位分派。然而，主管此事的宰相李林甫又一次從中作梗，杜甫最終失意而歸。

再一次經歷不幸的杜甫大病一場，他的詩歌也隨著發生了進一步變化，他在《病後過王倚飲贈歌》中說：

瘧癘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相交戰。

頭白眼暗坐有胝，肉黃皮皺命如線。

這時的杜甫已經起始吸取民間的方言口語，把它們融化在他的詩句中，使他的詩變得更為鮮活有力。

同一年，在看到朝廷與大食、契丹間發生無謂的戰爭，強徵兵丁作戰時，杜甫創作出了第一首以同情人民、抨擊腐敗統治為主題的名篇《兵車行》：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

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

對杜甫來說，這麼多年在長安生活的日子，可謂是失敗的，不僅一事無成，還得看他人臉色過活。

然而，這種經歷使得他有了充足的見識，從王公貴族的名宅別苑、醉生夢死，到底層百姓的衣衫襤褸、貧賤生活。他對朝政的腐敗、權貴的無恥、生民的困苦已有了深刻理解。

於是，40歲之前只留下五十多首詩的杜甫，在這之後便一發不可收拾。

看到楊貴妃曲江春遊、前呼後擁的場景，他寫下了《麗人行》；看到長安降下暴雨，市民、自己和朋友連救濟糧都難以領到，權貴卻仍在花天酒地，他寫下了《醉時歌》。

能讓杜甫從苦悶與對民眾的同情中暫時脫離出來的，只有高適、岑參、鄭虔等知心朋友的關照，當然，還有李白的詩。

天寶十四年（755年），不願放棄功名、仍希望能做官杜甫終於被授予了一個小官，河西縣尉。

杜甫很清楚這個官職需要做怎樣的工作，他的至交好友高適便做過縣尉。高適的《封丘作》中間幾句說明了縣尉之惡：

只言小邑無所為，公門百事皆有期。

拜迎長官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

早已逢迎過達官貴人的杜甫絕不願意做「鞭撻黎庶」的事情，他辭不受命。朝廷見此，又給他換了一個官職——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一個負責管理兵器甲冑和門禁鑰匙的正八品下。

杜甫接受了。

雖是個芝麻綠豆大的小官，但自幼深受先祖杜預影響的杜甫，在四十四歲時依然不願放棄建功立業的希望。

走馬就任前，杜甫決定先回奉先（今陝西省渭南市蒲城縣）探望妻子和孩子。

在回家的路上，杜甫看到了民眾的生活從開元到天寶，這短短的十五年間，如同從淨土跌落到穢土。洪水、乾旱、饑荒、疾病，杜甫看到了沿途人民的痛苦，回想了自己與李白分別後這些年的生活，到家後得知了幼兒被餓死的訊息，滿懷悲憤的杜子美撐開宣紙，寫下了不朽的名作《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

當代書法家王鶴楷書《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圖片來源：Sina

天寶十四載（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

天寶十五載（756年）六月，潼關被攻破，唐玄宗西逃巴蜀。七月，玄宗李隆基退位，太子李亨繼位，是為唐肅宗。

在戰亂之中，杜甫與普通民眾一道流亡到鄜州（今陝西省延安市富縣）躲避戰火。在聽聞肅宗即位後，他於八月啟程前往肅宗所在的靈武（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下轄靈武市），卻不幸被叛軍俘虜。

不幸中的萬幸，杜甫此時雖然四十有五、滿面風霜，卻還是個不起眼的小官，與同樣被俘的重臣王維不可同日而語。叛軍並沒有為難他，只是把他關在了長安城中。

在長安數月，杜甫親眼見到了昔日太平富庶的長安城是如何在叛軍的洗劫下破敗不堪的，對妻兒朋友的思念也日益強烈。在《悲陳陶》中，杜甫寫道：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

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

群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

到這一階段，杜甫「沉鬱頓挫」的詩風已然大成。

「日夜更望官軍至」無疑是當時長安城中所有民眾的心聲。「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月夜》）、「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春望》），這些膾炙人口的詩作都是在這一時期寫就的。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郭子儀率領大軍鄰近長安，杜甫趁機冒險逃出長安，自山林之間、選羊腸小道穿過對峙的兩軍抵達鳳翔（今陝西省寶雞市鳳翔區），投奔肅宗，被肅宗授予了從八品上左拾遺。後世稱杜甫為「杜拾遺」，便是由此而來。

可惜的是，杜甫並沒有足夠的官場經驗，在政治上很不成熟。就任後不久，他便因給房琯（曾任宰相，因平叛不力遭到降職）求情而惹怒肅宗，被肅宗不喜，命他回鄜州探親。

政治上的錯誤反倒讓杜甫獲得了一次期待已久的回家機會。塞翁失馬，不知是喜是悲。

歸家後不久，杜甫寫出了《北征》。這首長篇敘事詩可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並稱為杜甫的兩大代表作——儘管內容和寫法截然不同。

在《北征》中，杜甫一改《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平易近人的寫法，以遣詞艱深、造句文雅、以賦為主、有比有興的方式進行寫作，開篇從辭別皇帝、回家探親開始寫：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

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

隨後寫到歸途路上的所見所感，回家路上見到妻兒的激動心情。之後筆鋒一轉，開始寫到時局：

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

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

在體會了戰亂帶來的災禍後，杜甫知道盡快結束內亂，讓百姓安穩下來才更重要。

他真誠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對戰事的建議，說明了安史之亂以來國家局面由混亂逐漸變好的態勢，最後表達了自己對肅宗中興的信心和期望：

園陵固有神，掃灑數不缺。

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從內容角度看，《北征》與其說是一首詩，不如說是杜甫寫給肅宗的一篇情真意切的奏摺。

在《杜甫<北征>補箋》一文中，首師大的鄧小軍老師給予了這篇「奏摺」極為中肯的綜合評價：

「憂國與愛家，傷時念亂與體驗自然，對肅宗政治無道的痛心與對唐朝政治有道的關心，仕於唐朝的痛心與對唐朝平定安史之亂、對肅宗能夠善待上皇的期望，種種曲折複雜之情感與理性達到高度均衡。」

同年九月，官軍收復長安。十一月，杜甫回到長安繼續擔任左拾遺，但受房琯的牽連，已不受到肅宗的重視。

乾元元年（758年）六月，杜甫從長安被派往華州（今陝西省渭南市華州區）做司功參軍。

杜甫自此以後舉目可見日，卻再也沒有見過長安。

03.「三吏」與「三別」

乾元二年（759年）二月，官軍在相州（今河南省安陽市）被安慶緒和史思明的叛軍打得大敗。三月，杜甫自洛陽探親後返回華州。

在經歷了戰亂後，他的心態發生了巨大轉變——由以往個人入仕與歸隱間的矛盾心態，轉變到了維護統治者和同情百姓的矛盾兩難上。

安定的國家是百姓繼續生活下去的必要條件，即使官軍再昏庸腐敗，也只有他們有能力平定叛軍，讓國家重回正軌。從這個立場來說，加之從小根深蒂固的忠君愛國、渴望建功立業的價值觀，杜甫是維護統治者的。

然而天災、賦稅、徭役、徵兵，人民承受了太多的苦難，如果要平叛，就意味著要徵兵，更多的家庭將繼續承受痛楚。從這個角度看，加上多年來的所見所感，杜甫又是無比同情黎民百姓的。

杜甫這種夾在統治者和人民之間兩難的心理，在他的五首詩篇——「三吏」其二（《新安吏》《潼關吏》）和「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中體現得都很明顯。

|成都杜甫草堂編：《杜甫詩意畫選：潼關吏》，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新安吏》中有：

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

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

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

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

一群十幾歲的半大孩子被強行徵兵，「白水」、「青山」看到這樣的場景都慟哭不止。杜甫對此也沒有什麼好的辦法，只能站在國家的立場，告訴他們為國征戰是有價值的，安慰他們軍隊的日子不會太苦，只要早日得勝就好了：

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

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

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

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

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

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

這種既為勞苦百姓痛惜，同時又無奈安慰他們要咬牙堅持的詩句，在「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潼關吏》），「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新婚別》），「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垂老別》）中都有所表現。

「三吏三別」中唯一例外的是《石壕吏》。

關於《石壕吏》本身，自古以來眾多評論家都給出過點評。

明代文學理論家陸時雍在《唐詩鏡》中有云：

「其事何長，其言何簡。吏呼二語，便當數十言。文章家所云要會，以去形而得情，去情而得神故也。」

清代古文家魯一同於《魯通甫讀書記》中言此詩乃：

「滴淚迸血之文，化工元氣之筆。」

馮至在《杜甫傳》中亦用質樸的言辭寫道：

「他晚間投宿在石壕村一個窮苦的人家，夜半有差吏敲門來捉人，這家的老翁跳牆逃走了，家裡只剩下一個老太婆和一個下衣不完的兒媳帶著一個吃奶的孫兒。老太婆和差吏交涉許久，說了許多哀求的話，差吏還不肯讓步，堅持要人。最後沒有法子，她只有犧牲自己，讓差吏把她在當天夜裡帶走，送到河陽的軍營裡去（做飯）。杜甫親身經歷這段故事，他再也不能有什麼話來鼓勵、安慰這一家人了，他寫出這六首詩裡最富有戲劇性的一首，《石壕吏》。」

「它一再被後人傳誦，只因為它最真實地告訴我們，過去封建社會的統治者是怎樣對待他們的人民。杜甫有這樣的成就，完全由於他接近了人民，這是他半年前在長安出入『禁掖』，侍奉皇帝時所想象不到的。」

這些名家的評述，足以全面展現《石壕吏》的樣貌，說明這首詩的偉大所在。

而康震的老師，已故的霍松林先生（曾任中國杜甫研究會會長）在《唐詩鑑賞辭典》中，也評價《石壕吏》：

「全詩的主題是透過對『有吏夜捉人』的形象描繪，揭露官吏的橫暴，反映人民的苦難。」

「詩人杜甫面對這一切，沒有美化現實，卻如實地揭露了政治黑暗，發出了『有吏夜捉人』的呼喊，這是值得高度評價的。」

「全篇句句敘事，無抒情語，亦無議論語；但實際上，作者卻巧妙地透過敘事抒了情、發了議論，愛憎十分強烈，傾向性十分鮮明。」

若是霍松林先生還在世，看到弟子康震如下解讀《石壕吏》，不知是何感想：

「石壕吏是誰？石壕吏是國家的公務員，是郭子儀的軍隊委派的地方部門的武裝幹部，到村上來完成這次緊急徵兵的任務。這個人有錯麼？這個人沒錯。」

「要把自己的思想端正過來。要把自己的價值觀調整過來。既不是狂妄的民族主義，也不是妄自菲薄的自我哀嘆，而是基於中華民族的優秀的價值觀和正能量。」

若是老師還在世，康震又是否還有臉皮面對自己的老師？

不得而知。

04.詩無達詁的前提

康震解讀事件後，也有人表示，「『詩無達詁』，康震有自由表達和自由解讀的權利。」

什麼是「詩無達詁」？

「詩無達詁」是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華篇》中提出的：

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蓋人心之正也。至裡克殺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曰：「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佔，《春秋》無達辭』， 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

之後，這個關於經學和經典闡釋的理論在不斷演變，重心由「宗經」逐漸偏移到「明詩」，從哲學與史學的範疇轉移到了文學領域——「《詩》無達詁」變成了「詩無達詁」。

到了現代，「詩無達詁」又與西方的詩學體系，與文字細讀的方法和讀者反應批評相結合，最終變成了今天的樣子：一個關於文字內容闡釋和讀者理解方式多樣化的概念。

然而，無論是「宗經」還是「明詩」，這種多元化的解讀方式，基礎始終是典籍或詩歌文字本身。

換句話說，詩無達詁是有前提的。

解讀詩歌的內涵必須從詩歌本身出發，而非是在預設立場、暗自揣測之後，用詩歌的內容牽強附會，以此「證明」自己的立場和猜測，欺古人不能言。

在詩歌批評中，這種「把詩歌當作證明個人觀點的引證，牽強附會」的現象並不稀奇，古已有之。明末清初的文學家錢謙益就在《錢注杜詩》裡做過類似的事：

「《洗兵馬》，刺肅宗也，刺其不能禁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賢臣，以致太平也。」

對此，清代詩人袁枚的《隨園詩話》（卷四第二十四篇）中毫不客氣地批評錢謙益：

汪舒懷先生雲：「錢箋杜詩，穿鑿附會，令人慾嘔。如以黃河十月冰為櫝蓋之冰，煎弦續膠為美饌愈疾，以《洗兵馬》、《收兩京》二篇為刺肅宗，比之商臣、楊廣，此豈少陵忠君愛國之心耶？」

攀附過多，便會誤讀詩人，誤讀詩歌，乃至於誤導讀者。

今天，我們重讀杜甫詩，首先就要了解杜甫這個人。

孟子在《孟子·萬章下》中表示「如果要研習一個人的作品，就必須先全面地瞭解這個人的身世與背景」，這便是「知人論世」的道理：

「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現在，當簡要了解了杜甫人生前四十七年的經歷後，再去深入理解《石壕吏》這首詩，詩人想表達的意思，詩人想傳遞的情緒，詩人文字的風格，詩人凝結在詩中的血淚，大約每個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

這種感受會進而生髮出一種動人的力量。正是這種牽動人心的力量，讓人嚮往杜甫，厭棄康震之流。

拋棄掉無端的立場和揣測，《石壕吏》到底是一首什麼樣的詩？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牆走，老婦出門看。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

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

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

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

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

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這首詩從頭到尾，最生僻的一個字大概是「嫗」（yù，老年婦女的通稱），卻也能透過上下文猜出它的意思。大家不妨將它從頭到尾完整地認真念幾遍，也可以聽一聽別人的配樂朗誦、吟誦。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

杜甫到底想說什麼，相信每位讀者心裡都已有了答案。

當代畫家亞明所作國畫《石壕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