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元朝像幾大汗國那樣伊斯蘭化（或被它們吞併），中國的歷史會如何發展？

關毛2016-02-25 16:00:10

我大清以清真立國，尚狗肉，豬肉為黔左黎庶之食。

科舉除十三經之外，加補古蘭經，是為十四經。

乾隆年間，大興吉哈德。自號十全聖徒。克大小和卓，詔聖裔和卓氏侍寢，阿訇大學士和珅雲：“穆聖之婿阿里為正統，當尊什葉。陛下功過秦皇，地廣漢武，當稱哈里發。”

帝大悅，雲：“我中華乃清真正統，穆聖亦法顯西遊所傳。真主之教根在華夏，焉以番邦王號自稱，貽笑大方？”

乾隆下詔，以瓜爾佳·富德率師西征，取道巴達克山，求聖佛舍利於阿富汗。

阿富汗愛哈摩特沙：“我就日了狗了，東方那些邪教徒搞的這都什麼玩意兒！”

富德自知阿富汗遠處西陲，恐不利遠征，又懼天子怪罪，憂心不已。巴達克山素爾坦沙曰：“我聖教禁絕偶像崇拜，無舍利，唯有天方黑石，乃真神器也。”

富德：“石頭焉能有神？”遂以牛骨冒以舍利，詐稱穆聖舍利，獻於北京。

乾隆震怒，罷黜富德，以福康安為帥，再討阿富汗，求穆聖舍利。

福康安與阿富汗大小十餘戰，又逢大旱，天理教亂賊蜂起。平亂之後，國力大損，乾隆雖罷西征之事，下罪己詔曰：

“朕貴為天子，不恤黎民，妄起干戈，動搖國本。自罰梅菜扣肉三斤，受真主譴責！”

乾隆遂於齋月天壇禮拜，食梅菜扣肉。阿訇大學士和珅泣涕漣漣，上前曰：“君辱臣死，奴才當為天子代領此火獄重罰。”

後嘉慶即位，為和珅定罪：先皇齋月飢腸轆轆，奸臣竟從先皇口中奪食！先皇萬金之軀，食豬肉自罰，奸臣竟搶而代之，是為不信教！

知乎使用者2016-05-24 18:31:03

不怎麼樣，就被伊斯蘭化了唄

不要對我國的同化能力那麼自信·，也不要低估伊斯蘭的同化能力

這麼多年了，哪個回族被中國同化了？

感謝安西王阿難達太蠢了吧

知乎使用者2016-06-23 19:08:13

清真天國起義歷時14年，是舊式農民戰爭的最高峰。

清真天國全稱胡大胡二胡三清真天國，領導者洪秀全自稱胡大次子胡三，楊秀清自稱胡大長子胡二，宣稱穆罕默德是假先知，穆妖努爾哈赤名字就不清真，滿清斯坦偽信徒遍地，胡大眼見天堂裡面的處女就要用不掉了，不得不派遣自己的兩個兒子下凡，建立清真天國，以解世人苦厄。

魚吞舟2016-09-29 01:53:21

沒那麼戲劇性。

就算安西王阿難答繼承帝位，無非就是提前引爆“兩都之戰”而已。反過來說，此後回回人勢力藉助晉王系的上位，已經實質上控制了朝廷，但是也沒怎麼樣。回顧下歷史就知道所謂阿難答繼位中國就會伊斯蘭化是無稽之談。

蒙古早期回回人勢力情況此處不談，這裡只說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後的情況。忽必烈受大汗蒙哥的命令，專心征服漢地。其在蒙漢交接地區建立了著名的“金蓮川幕府”。後來又在金蓮川建立開平府，並發展為元代兩京之一的上京（記住這個地方）。

金蓮川幕府廣招各民族宗派的人才，但影響力最大的還是以劉秉忠等人為代表的漢人勢力。事實上，作為一個相對人數很少的民族，蒙古人為了征服中原必然會大量吸收漢族文化，形成一個儒臣集團。忽必烈對漢法的強烈傾向讓其順利的取得了新徵服的漢族權貴的支援，成為其擊敗競爭者阿里不哥的強大支撐。

而忽必烈第二子真金（老大死的早，真金算是事實上的嫡長子）仰慕儒家，是漢臣重點投資的目標。正是在“漢法”派的支援下，忽必烈決定立真金為皇太子。

事實上，漢法派最吸引忽必烈的，一是宗法制度對其維護後代繼承權的作用，二是中原王朝中央集權的吸引力。

而忽必烈藉助漢法所要對抗的，就是蒙古人的草原習慣法。按照蒙古傳統，大汗的產生應該是召開呼裡臺大會，由宗王推舉產生。此前與阿里不哥的爭端，正是因為忽必烈雖然實力更強，卻得到了較少的宗王支援。而忽必烈出於將大位傳之子孫的目的，更加需要一種取代宗王互推的制度。

在行政制度上，按照成吉思汗時代的慣例，蒙古人多采取分封制，各宗王各守一地。而忽必烈卻希望能夠採取更有力的郡縣化（行省化）的制度管理國家。這又是一大矛盾。

因此，忽必烈的漢化路線，是為了解決政治上的根本問題，是一種長期的戰略性的策略。是一種企圖解決從蒙古大汗到中國皇帝轉變問題的必然路線。

但是，與完全儒化的真金太子不同。忽必烈其實是一個實用主義者，雖然其支援漢法，但並未對此完全放心。在他的班子裡始終存在著另一股力量制約著漢法集團。特別是李璮叛亂之後，忽必烈對漢法集團更加疏遠。加上連綿不斷的戰爭和賞賜需要，忽必烈對動不動主張休養生息的漢法派更加排斥。

作為補充，忽必烈在總體推崇“漢法”的同時，也非常倚重“回法”集團。

元代政治制度中，存在一個色目人群體。而色目人群體當中，以回回人人數最多，勢力最大。

所謂色目人（諸色名目之人），大致可以對應唐宋時期的“化外人”。化外人是一種法律概念，一般指來華居住的外國人。按照唐宋時代的法律，這些“番客”統一居住在城市的指定區域“番坊”，由“番坊司”管理。番客不得購置土地，一般不會與華人通婚，其內部事物高度自治。所謂“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這種制度倒是與伊斯蘭國家的“米勒特”制度較為相似）。

到了元代，法律中的“化外人”概念演變為“色目人”。與之區別的就是“化外人”大體被視為在喬居中國的外國人，而色目人則與漢人一同編戶，同為皇帝陛下的臣民。

比較特殊的是色目人採取的管理方法：一個民族宗教集團建立一個既管教又管人的機構。比如管理藏傳佛教的宣政院、管理也裡可溫人（景教徒為主的基督徒）的崇福司、管理道教的集賢院等。而色目人中最大的回回人群體（又稱木速蠻人、達失蠻人）的管理機構稱回回哈的司。

哈的即卡迪，指教法法官。元代各地方回回哈的司的負責人稱哈的大師。從法律意義上說，歸回回哈的司管理的人才能稱之為回回人。雖然有時稱呼混亂，經常將其他人也稱為回回，如囉哩回回（吉普賽人）、藍帽回回（猶太人）與綠睛回回（阿蘭人）等，但嚴格來說並非法律意義上的回回人。另外一些民族雖然是回教徒，但卻並未由回回哈的司管理，如葛邏祿人，同樣在元代法律中不算是回回人。

忽必烈同前代蒙古諸大汗一樣，同樣重用色目人群體。而色目人中的回回人因為擁有一整套對統治者有用的文化體系，因此大量充當技術官僚。例如管理天文曆法的欽天監、負責醫療的廣惠司等等。而其中一部分人，因為負責理財相關事項，逐漸由單純的技術官僚轉變為把持朝政的一股勢力。

忽必烈在位期間，連年征戰，開支浩繁，為了安撫諸王又需要大量賞賜。因此其財政運轉情況高度緊張，為了更加高效的收集財富，忽必烈大量啟用“科斂之臣”。而回回人的財政管理辦法更為高效，因此以阿和馬為首的回回人勢力逐漸上升。世祖後期，阿和馬得以專權達二十餘年。

阿和馬善於理財，其當政期間能夠不斷為忽必烈收集民間財富以供開支（當然少不了自己撈一筆）。因此，雖然忽必烈從長遠的角度尊崇漢法，但從應急的角度不斷的重用“斂臣”。到了統治後期，朝廷中就形成了以右丞相阿和馬為首的回回人團體和以真金太子為首的漢法團體兩個政治集團。

後來，在真金太子的默許下，官員王著冒充太子將阿和馬騙殺。其後，忽必烈又啟用阿和馬理財派的黨羽盧世榮等人繼續把持朝政。此後阿和馬餘黨達即歸阿散借“禪讓”一案，企圖扳倒真金太子，雖然沒有成功，卻讓真金憂懼而死。阿和馬和真金雙雙喪命，兩派算是打個平手。

在歷史中，阿和馬一般以奸臣形象出現。但其實阿和馬等“斂臣”無非是君主的一副贓手套。忽必烈透過阿和馬等人聚斂財富，其後又殺掉斂臣以獲取名聲。而阿和馬無情的整頓財政的措施，如清查戶口、丈量土地、釐清鹽稅等都觸犯了眾多權貴利益（與他自己貪不矛盾）。所謂漢法回法之爭，不過是兩派之間利益之爭而已。

此後，成宗繼位。真金太子雖死，但漢法派依然支援其後代繼位。雖然沒有按照儒家嫡長子繼承製由真金長子繼位，但皇位仍落到真金系手裡。

元成宗是守成之君，其朝政前期主要由“賽梁秉政”，後期由卜魯罕皇后專權。賽梁即賽典赤伯顏和梁德珪，兩個人依然是理財派人物。後來元成宗死後，由於其唯一的兒子德壽太子先他而去，因此皇帝繼承成為問題。

現在網上所說的安西王阿難答競爭皇位的事，甚至被炒作為所謂“中華文明最危險的時刻”（笑），就發生在這個時候。我們不妨站在元成宗遺孀卜魯罕皇后的角度，看一看怎樣選擇皇位繼承人。

首先需要將皇室家族梳理一下：元朝建立，以世祖忽必烈為第一代。忽必烈有十來個兒子，我們只需要知道老二太子真金和老三安西王（秦王）忙哥剌就行，都是第二代。

第三代：

真金有三個兒子，分別是晉王系始祖老大甘麻拉。其開始受封粱王（鎮守雲南），後來轉封晉王（鎮守漠北“祖宗根本之地”）。

老二懷寧王系始祖答剌麻八剌。

老三就是元成宗。其太子德壽早死。

安西王忙哥剌有歷史意義的只有一個兒子即阿難答。

第四代：

元成宗兒子德壽太子，另一個皇后所生，早死（疑似卜魯罕害死）。

晉王系長子晉王也孫鐵木兒（真金嫡長孫），次子梁王（遠在雲南，與本文主題無關）。

懷寧王系長子懷寧王海山，次子愛育黎拔力八達（漢名壽山，此人與真金一樣，完全親儒）。

到了元成宗去世時候，上文提到的人中，二代全死，三代只有阿難答一人，四代中只有晉王和懷寧王兄弟一共三人。有資格整頓帝位的也就是這四個人了。

站在卜魯罕皇后的角度，首先要排除的是晉王也孫鐵木兒。原因是當年真金太子去世，漢法派依照嫡長子繼承製，打算擁立老晉王甘麻拉。只是因為真金的太子妃闊闊真偏愛老三元成宗，才讓成宗繼位。因此，終成宗一朝，兩代晉王都是頭號政治敏感人物。卜魯罕皇后不可能將老對頭請來。

其次，卜魯罕皇后與懷寧王系的海山兄弟有宿怨。在元成宗晚年，隨著德壽太子的去世。元成宗打算依草原風俗娶二哥懷寧王的老婆答己，順便收兩個便宜兒子海山、壽山兄弟解決繼承人問題。這當然不符合卜魯罕皇后的利益（剛死一個，居然又來了倆！）。於是卜魯罕阻止了這一計劃，並將答己母子趕出大都。因此，懷寧王系的兩個人都被排除。

剩下的只有唯一的人選安西王阿難答了。雖然按照儒家宗法制度，阿難答要比另三個人血統要遠一些，但如果按照草原習慣召開呼裡臺大會的話，宗王中輩分最高、年齡最大、又兵強馬壯的阿難答其實更有可能被推舉出來。

對卜魯罕皇后來說，如果按照儒家宗法制度，首先皇位該由晉王系坐，輪不到她老公元成宗；其次，如果德壽太子不死，漢法派一定會保情敵的兒子德壽。所以從感情與利益上來說，卜魯罕都不可能與漢法派合作。

那麼，作為成宗後期的專權者，不與漢法派合作，只能與回回人官員合作。典型如前面提到的“賽梁秉政”之一的賽典赤伯顏。順便說下，賽典赤伯顏是政治家賽典赤•詹思丁的孫子，賽典赤家族值得了解一下。

於是，按照前面的分析，卜魯罕皇后選擇阿難答繼位正是情理之中。

而當時的右丞相哈剌哈孫卻對卜魯罕皇后專權不滿。他暗中與宗室中的儒家模範，懷寧王系的老二壽山聯絡，接應其與其母答己進京。於是卜魯罕皇后與阿難答決定，趁三月初三千秋節將答己母子拿下。但是棋差一招，反被對方提前一天發難，卜魯罕皇后與安西王阿難答、左丞相阿忽臺均被處死。

此後，懷寧王系兩兄弟武宗海山、仁宗壽山和仁宗之子英宗在十幾年裡相繼登基，直到南坡之變。

那麼假設一下，如果歷史沒那麼戲劇性，答己母子未能提前一天發難，阿難答順利繼承皇位又會如何呢？

很顯然，隨之而來的就是內戰。安西王阿難答與懷寧王海山都是手握重兵的地方實力派，背後又分別有兩派政治勢力加持。“兩都之戰”一定會提前二十年上演。不管誰勝誰敗，都會引起元朝皇室權威的瓦解。阿難答失敗，則所謂“伊斯蘭化”根本不可能；而即使阿難答勝利，其所面對的也會是一個地方勢力（大多漢人、蒙古人）坐大的天下，同樣不可能隨心所欲。

而此次懷寧王系兵不血刃奪得政權，回回人勢力被壓制，但是並沒有消失。十幾年後，兩派的鬥爭將會繼續。

更新：

武宗仁宗英宗三朝，是懷寧王系的第一次執政時期。在這個十六年中，大體上漢法派佔據上風。

先是元武宗海山的四年。武宗海山是類似忽必烈的實用主義者。在位期間一方面表面上推崇儒學，一方面重用蒙古色目官員。其在位期間推行改革，其施政方針大體與阿和馬當年的舉措相同，但不如過去激進。這種改革思路稱為“回法”改革，與後面仁宗的“漢法”改革相對。

所謂“回法”，其實就是以財政為核心。一切施政措施都是以擴大財政收入，解決財政赤字為目的。包括土地清量、開拓稅源、鼓勵商業、改善交通、改革鈔法、大搞工程等。而所謂“漢法”，是以儒家倫理為核心，強調“輕徭薄賦”“寬省民力”，併力求以儒家宗法改革元代混亂的繼承製度。

所謂“回法”“漢法”之爭，除了兩個集團的利益衝突之外，其實是中國歷史上延續已久的“實利-倫理”衝突的一種體現。管仲與孔子，桑弘羊與賢良文學之間的衝突都是這種衝突的另一種表現。這種衝突幾乎貫穿了整個封建社會，只不過上演的角色不同罷了。

武宗在位不久，改革尚未見成效就駕崩了。臨死前其信守諾言，將皇位傳給皇太弟壽山，是為元仁宗。仁宗與其子英宗（本來按照約定應該傳給武宗兒子的，壽山沒他哥講信用）都是真金太子式的儒家信徒，兩人在位期間“漢法”派勢力大大擴張。從仁宗開始，開始了以“漢法”為藍本的改革。比如開科取士、加封孔子、編制法典等。值得一提的是，作為理學信徒，仁宗時確定了以《四書五經》為科舉基本內容，成為其後明清兩朝的定製。

仁宗英宗二朝對回回人勢力都持打壓態度。如仁宗時下令“哈的大師每隻教他每掌教唸經者”，剝奪了回回哈的司的行政權利。英宗時“罷回回哈的司屬”。甚至“毀上都回回寺，以其地營帝師殿”（帝師指八思巴）。

但總體而言，回回人政治勢力並未出局。特別是英宗繼位之後，太皇太后答己（上文出場過）專權，帝后兩黨矛盾突出，很多回回人依附後黨而繼續存在。

後來皇太后答己與其寵臣鐵木迭兒相繼病逝，得以大展拳腳的英宗與其發小右丞相拜住施政激進，導致原後黨人員寢食不安。原鐵木迭兒的義子鐵失懼怕清算到自己頭上，於是在聯絡了一批人，趁英宗從上都返回大都的途中，發動“南坡之變”，突襲英宗行宮，殺死英宗與拜住。

鐵失發動“南坡之變”雖然有懼怕受到清算的偶然因素，但其參與者甚眾。這些人大多是在英宗激進施政中利益受損的蒙古色目貴族。弒君之前，鐵失等人就已經商議好了後續計劃。就當時而言，最有資格繼承帝位的是元武宗的兩個兒子。按照當年海山兄弟的約定，壽山應當傳位於海山之子（正如漢景帝與粱王、明景泰帝與朱漸深的約定一樣不靠譜）。因此以此為藉口擁立海山之子當為首選。但是一方面，這兩個人都已經被英宗遠遠打發到雲南、海南，旅途太遠一時難以尋找；另一方面，參與政變的有阿難答的弟弟、兒子等人員，這些人對整個懷寧王系都心懷不滿。最後的妥協結果，就是捨棄五代的武宗兩個兒子（後來的明宗、文宗），選擇僅存的四代、真金太子的嫡長孫晉王也孫帖木兒繼位。

於是，在“其餘爭立的哥哥兄弟也無有”的情況下，晉王也孫鐵木兒繼位，稱史元泰定帝。

泰定帝生長於漠北，對漢文化比較疏遠。雖然表面對孔子、黃帝等漢文化符號比較尊崇，但實際上重用的大多是晉邸舊臣。特別是原晉王府長史、回回人倒刺沙，在整個泰定帝在位期間基本壟斷朝政。這使得回回人政治集團在此期間事實上把持了朝廷。

泰定帝的施政方針是以實用為主。上文已經提到，凡是以實用為主的皇帝，如忽必烈、元成宗、元武宗，都會重用“回法”，而以倫理為先的皇帝，如真金太子、元仁宗、元英宗，都會重用“漢法”。泰定帝是“回法”貫徹最徹底的時代之一，例如用海運替代漕運運送糧食就做的格外出色。

泰定帝在位五年，後於上都駕崩，丞相倒刺沙擁立其幼子阿速吉八於上都，為元天順帝。而大都方向，樞密院燕鐵木兒擁立元武宗之後為帝（利用起了當年鐵失等人放棄的政治資源，當然泰定帝搞親親睦族，把兩兄弟從海南島接回來也給其製造了方便）。很快，爆發了著名的兩都之戰。

兩都之戰是元代歷次大位之爭中最血腥的一幕。長期存在於元帝國內部的兩大政治集團終於全面開打。戰爭過程不再敘述，總之，大都集團擊敗上都集團，元天順帝與倒刺沙殞命。而受到漢法派擁立的元文宗隨即對回回人政治集團進行清洗，以倒刺沙為首的大批官員因此受到株連。其標誌性事件就是文宗下令罷回回哈的司，命其與普通民戶“一體當差”。雖然元朝依然保留任用了不少回回人作為技術官員，甚至仍有個別官員登上高位，但作為一個政治流派，回回人集團已經大體出局。

當然，上層政治的風波並非徹底的民族對立。不久文宗即詔諭中外：“凡回回種人不預其事者，其安業勿懼。”兩都之戰後的回回人實際上走進了另一個歷史階段。

此後，漢法派雖然取得勝利，但元朝的政治並未獲得安定。短短几年時間內，文宗明宗兄弟相殘，接連四個皇帝早死。到元順帝繼位之後，元朝的滅亡已經進入了倒計時狀態。

總結一下：

一、元代“回法”“漢法”之爭，首先是利益團體的爭奪。隨著蒙元政府入主中原，各民族集團形成的封建利益集團自然會互相傾軋。特別是整個元代的繼承法都沒有形成一個固定模式，草原習慣與宗法制度反覆衝突的情況下，每次皇位更迭都會造成動盪。而元帝國治下大多數人口都是漢人，其獲得權力只是時間問題。對比之下，回回人其本身是在其出身地各母國被蒙古勢力消滅，依靠自身擁有的特殊“技術”以託庇於皇權的一個群體。雖然蒙元的政治制度造成了這個政治集團勢力的放大，但這種放大本身就建立在一種矛盾的基礎上：朝廷多元化的權利格局讓回回人總有依靠和結盟的物件（典型如上文提到的卜魯罕皇后、答己的後黨、晉王系勢力等），但這種鬆散的權利格局又決定了任何一派都難以長久佔據上峰。武宗時候的“回法”改革就是一例，一旦皇帝一死，政策就立刻顛倒過來。而這種多元化的政治格局一旦打破平衡，無論內戰中哪一方勝利，都會造成中央權威的隕落。內戰後必然會造成地方勢力的增長，特別是人數居於多數的漢族軍閥勢力的增長，參考太平天國後漢族地主勢力的增強。

第二，元代回回人政治集團在朝廷中以理財起家。在農業時代，由於財富增長的緩慢性，以及生產方式造成的天然上限，所謂理財往往就是與民爭利。漢法派所主張的輕徭薄賦雖然有地主階層逃避賦稅的原因，但其實也是數千年中國政治長久執行的最優解。元代回回人在當時發揮的作用其實類似於中世紀歐洲的猶太人。其不但在中央決定財政政策，更是為君主充當管家。元代的“翰脫”制度，集特種經營權與官營高利貸於一身，大多由回回人打理。種種在農民階層看來不擇手段的牟利手段，讓社會底層對回回人集團天生沒有好印象。所以，理財派官員往往過一段時間就會被君主作為替罪羊處理掉。這種形象定位註定“回法”其只能作為一種“應急”措施（雖然皇帝總是很急），而“漢法”才是帝國執行的根本。

第三，元代回回人賴以起家的“技術”，其實是將此前伊斯蘭世界的文明成果拿來用的結果。比如一直沿用到清初的回回欽天監，是直接技術引進的結果（札馬魯丁）；廣惠司醫學其實是引進伊斯蘭醫學的結果，例如《回回藥方》其實就是阿維森那《醫典》的中國版本；至於營造技術、測量技術、制炮技術、音樂技術、商業能力和理財技能等，都是汲取於伊斯蘭世界的豐厚遺產。這種遺產讓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具有一定的智力優勢。但是，考慮到在華回回人有限的數量，這種技術優勢不可能永遠保持。這些技術無法形成一個可以持續更新的生態系統，只能不斷的吃老本，在各自家族式的傳承中逐漸失傳或過時。而中國境內根基深厚的儒家文化，特別是理學推廣造成的科舉人才批次製造，讓這種人才競爭從長久來看處於一邊倒的狀態。

第四，從人類歷史來看，一個人數較少的人群長期捲入政治，並非好事。權力讓較少的人操縱，長久看必然與多數人的利益相悖。為了維持這種不平衡的權力體制，這個集團必然會任用一個以利益為核心的群體。也就是小人橫行。現實中，無論是貪財好色的阿和馬，還是野心勃勃的阿難答，還是醉心權力的倒刺沙，各個都是以利益籠絡人，沒哪個有明顯的道德傾向。他們所做的一切無非是為了維持自己和小群體的權力和財富（當然也沒哪個想要搞伊斯蘭化之類的東西）。對比之下，漢法集團雖然也是利益集團，但並不缺乏理想主義者。利益的牙齒雖然堅硬，從長遠看永遠敵不過理想的舌頭。

清代統治者總結元代政治教訓，第一次突破了“胡人無百年之國運”的宿命。而回回人的政治勢力雖然在兩都之戰中毀滅，但考慮到蒙元王朝的最終覆滅，可謂福禍相倚。此後回回人落地生根，開始了徹底的中國化程序，反而走出了一條新的道路。

最後，與其說元代回回人集團是一個“穆斯林集團”，還不如說其只是一個特殊的政治利益團體。這種政治利益團體與其他的以籍貫、師徒等關係結成的同盟沒有質的區別。事實上，這種利益關係並非嚴格按照民族宗教成分劃分，例如前面提到的盧世榮、梁德珪就是漢人，但都是回法派；而回回人瞻思卻是漢法派，即使是倒刺沙權力最炙手可熱的時候也不肯阿附；丁鶴年等人的例子也非常多見。何況上層的政治鬥爭與社會中下層基本無關，本質上來說，回回人也好，漢人也好，都是蒙元帝國擴張後國破山河碎的遺民。據記載，一些蒙古王爺的牧奴當中，“七成漢人，三成回回人”，階級的矛盾要遠大於民族之間的矛盾。

所以，這段歷史與其按照民族宗教的觀點解讀，不如按照封建社會的一般規律解讀。右翼民族主義者總是聳人聽聞，聲稱“阿難答繼位中國就會伊斯蘭化”之類（可以與帖木兒不死中國就會伊斯蘭化並稱的笑話），試圖尋找出一個“有原罪”的（所謂“二鬼子”的說法）“奸詐的”群體，以此進一步達成他們的“理論”。而這種很刺激很有爆炸性的說法往往符合傳播學的一些要素，流傳甚廣。其實這些東西正是阻礙我們正確認識歷史的因素，與其把幾百年前的東西翻出來搞民族主義，還不如從整個中國歷史的思想演變和政治制度上找根基。

本文完。

知乎使用者2017-08-31 11:06:32

清真了又有什麼用，金帳汗國難道不清真麼？羅斯公國們還不是信東正教，不然哪裡輪得到皇協軍莫斯科大公國反殺？

伊兒汗國改宗伊斯蘭教還是不情不願的，合贊汗為了奪位爭取清真地主的支援才改宗，之前他可是個虔誠的佛教徒。

假設元朝的君主是個清真，如果他腦子沒燒壞，那麼就自己信自己的，事實上元朝的君主多數時候都這樣，自己的信仰或者愛好也不會強制往下推。

如果他腦子瓦特了，硬要搞清真化，先不說強制改宗吧那估計活不過兩年，就說引入這個人頭稅制度。那你大元先把自己那一坨屎一樣的稅制先理清楚，南北異稅，包稅制，X戶制，我看你要在這一堆重重疊疊的玩意上怎麼加這個人頭稅？還有人在那YY兩三代人把中國清真化，你元朝撐得了兩三代人麼……元中後期明教徒遍地走，造反派多如狗，貴元也從來沒管的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