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權與厭女症的對決

很多反女權的人不知道自己是厭女症，我覺得挺悲哀的。

“厭女”（misogyny），顧名思義，意指對女性的憎恨與厭惡。但這種最為廣泛的基於字面意思的理解，卻未免太簡單粗暴。

考察厭女執行的機制，我們會發現，與其說它是一種散發的、私人化的心理現象，不如說它是一種系統性的社會機制——置身其中的人，很容易就被捲入到此機制中，卻不一定自知。其實質是對某些刻板性別規範的內化與接受，並進而要求女性去遵守這些“性別本分”，諸如要顧家、要賢惠、要溫柔、要美貌。。。。。，對那些不滿足此要求的女性，自然生出不滿與厭惡。從這個意義上說，“厭女”實際上比我們想象中有著更牢固也更隱蔽的土壤，它來源於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偏見與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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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女者為什麼說自己是出於“愛的糾纏”？

當我們指出一個人的性別歧視行為時，我們可能需要證明是此人不公正地對待不同性別，而有效的迴應也就應該是表明，此人的對待沒有不公正。我們會認為這是有意義的往返討論。另一方面，當我們指出一個人的行為是厭女行為時，我們似乎要證明的是，此人厭女、憎恨女人；而似乎，有效的迴應就是，“不會啊，他很喜歡女人！”

於是乎，我們常常可以見到，每當周國平們的厭女言論被點出來時（編者注：著名哲學家周國平先生曾多次論及女性與哲學的問題，表示“學哲學是女人的不幸，更是哲學的不幸”，認為女性不應當做哲學研究，對哲學與女性都是損害，引起頗多爭議），他們典型的迴應是，“不會啊，我們只是愛惜女人，才讓女人遠離哲學”。每當出現指責某些男人跟蹤、禁錮、傷害女性正是厭女行為的時候，總有聲音迴應：不會的，他只是很喜歡女人，所以“為愛情”做了這些糾纏行為。只要是喜歡女人，自然不存在厭女。

如果這樣理解厭女，似乎最終結果便是，除了少數出於憎恨女性的行動以外，大部分厭女行動都可以被重新詮釋成為“出於愛”的糾纏。甚至連續多起所謂“非自願處男”（“incel”）暴力殺害女性時，都有人認為，他們實質上是喜歡女性但追求不到而走上極端之路的個別案例。關於厭女的說法，多數就這樣被消解了。的確如此，大部分直男喜歡女人，如何可能是厭女者呢？

迴應這一問題，康奈爾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凱特·曼尼（Kate Manne）的新書《聽話女孩：厭女的邏輯》（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在哲學上探討了“厭女”這一概念的實質。曼尼認為，厭女的實質並不是女性的形象出現在男人的腦海中，然後男人對女性充滿憎恨；而是女人出現在男人的世界中，不符合男性中心的要求。換言之，厭女作為一種社會政治現象，其實是大男子主義認定，社會中的某些領域，女人本不應該亂闖；女人自有其角色，當她們不守這些“本分”的時候，厭女的作用就是透過敵意打壓女性服從男性中心對她們的規限。也因為這樣，當女性獲得的解放越多，厭女的反撲也就越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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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粗暴理解：“厭女”就是憎恨女人？

上野千鶴子的名著《厭女》開篇就寫到一個悖論式的現象：喜歡女人的男人為何如此厭女？按上野的觀察和分析，即便是喜歡錶達熱愛女性的男作家，他們對女性的描述也充斥著厭女的言詞。喜歡女人的男人，如何可能厭女呢？

“厭女”（misogyny）最流行的理解來自於它的古希臘詞源，字面的意思就是對女人的憎恨，對女人的蔑視。也就是說，厭女者僅僅因為對方是女人，而對她保有憎恨、厭惡、蔑視、恐懼等等的態度情緒，然後引起他說出厭女言論或者做出厭女行為。厭女態度和行為都具有統一的心理基礎，這也是上文悖論式現象的基礎：心理上既喜歡女人，又厭惡女人。曼尼將這種常見的理解稱為一種樸素的厭女觀（the naive conception）。

這樣一種天真粗暴的厭女觀之所以流行，首先在於它看似非常具有說服力：人怎麼會僅僅因為性別而如此對待女性呢？憎恨似乎是最好的解釋，只有足夠的憎恨才能充分說明。另外，正如努斯鮑姆（Martha C。 Nussbaum）在最新著作《恐懼的專制》（The Monarchy of Fear）裡所說的那樣，社會中常見的厭女行為和態度，多數涉及這些負面的心理反應，包括恐懼（fear），責備（blame），厭惡（disgust）等等，就算這些未必是厭女的原因，至少它們會伴隨著厭女態度和行為一同出現。不過，仔細分析之後，不難發現這種觀念在哲學上頗有問題。

在知識論上，這種觀念使得關於厭女的知識不可靠。將所有的厭女行為都解釋成厭女者的情緒反應，我們去判斷某人是否厭女時，要麼只能透過他的自述來確定，要麼接受某種弗洛伊德式的難以解釋的潛意識情緒。前者便是很多被指責為厭女者的迴應，“不是啦，我只是很愛惜女性。”後者則是一系列不可證偽的不科學判斷。厭女因此變得難以確診。

另一方面，這也無視了女性受害者的地位。如果厭女的充分解釋只能是傷害者的心理情緒反應，受害者無法“看到”情緒反應，自然無法知道對方是否真的厭女。這種知識論上的結論是難以接受的，同時在也會導致認知不正義：受害者證言不足信，因為她們的證言不可能是知識。無怪乎曼尼說，“結果，樸素的厭女觀會對厭女的受害者進行消音。”

在形上學上，將厭女理解成一種心理厭惡、恐懼，使得厭女變成某種心理疾病或者僅僅只是某種不理性，這錯誤反映了厭女的實質，忽略了厭女所具有的社會性。厭女被理解為個別的心理障礙，結果往往就是讓厭女者更能獲得社會同情。厭女者做出傷害女性的行為後，輿論上很快就會出現對傷害者大量的同情：他一時心理障礙，愛得太深，這位教授只是想現實地幫助女學生……輿論上的“himpathy”（作者注：him+sympathy，一個杜撰詞，大意為同情加害者）常常比對受害者的同情還要強。

綜上可見，這種樸素的厭女觀在哲學上頗有問題，儘管它看似直觀。與其將厭女看成某種心理情緒反應，將厭女理解成一種社會的屬性更能展示厭女作為社會現象的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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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社會屬性的厭女，與其說是心理現象，不如說是社會機制。

曼尼認為，厭女是一種社會屬性，不能僅僅透過零散的個體現象完全解釋。女性在社會中需要面對各種不同的敵意，而原因在於她們身處男人的世界之中，並且被認為不能符合男人世界裡的要求。

什麼意思？在曼尼看來，與其將厭女看做一種心理現象，我們更應該將厭女看作一種社會實踐。在一個厭女的社會里面，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規範：女性應該如何生活？擔任什麼角色？這些規範往往由男性的需要和期待來定義，因為這個是男人的世界。當女人違反這些規範時，社會就會透過各種方式，恐嚇、打擊、懲罰等等，來表達對她們的敵意，讓她們遵守這些規範。比如禁止女性駕駛車輛，製造對女性不友好的工作環境，以及對女性充滿敵意的社會風氣等等。

女性面對的敵意相當多樣，只要作用是打壓女性，讓女性“回到本來屬於她們的位置上”。厭女不再只是憎恨、厭惡，還可以包括鄙視、貶低、嘲弄、侮辱、中傷、妖魔化（“最毒婦人心”）、性化（“婊子”）、消音（“女人懂什麼”），還有怪責、居高臨下指導、暴力等等行為。這些都是為了壓低女性，讓她們順從的惡意。

厭女會涉及各種不同的心理反應，但我們不需要將這些心理反應看做厭女的解釋，而是厭女的內容。作為社會實踐，厭女行為自然涉及各種敵意，這些敵意儘管看起來是個人關係，但實質上是一種政治現象。在形上學上，厭女是一種社會環境，而非單純個人關係。

厭女並不依賴於個體的厭女者。反過來，厭女者應該被理解為厭女社會中作出厭女行為的個體。厭女不再是零散的個體行為，而是系統性的政治現象。

將厭女理解為社會屬性，可以避免樸素厭女觀在知識論上遇到的問題。首先，厭女現象在知識論上不再深不可測了。它不依賴於個體厭女者的心理反應，我們可以透過更有效的方法得出關於厭女的判斷，比如透過實證比較，先固定其他如種族、階級、年齡等因素，比較相似條件下一個女性和男性參照者所面對的環境，看看女性所受到的敵意，假如男性並不需要面對同樣的敵意，這就可以證明厭女現象的存在。這些判斷都是可證偽的判斷。

另外，這也避免了認知不正義。不再使用傷害者主體的標準，女性可以更合理地提出對厭女行為的詮釋，可以被合理地接受。在判斷對方是否造成傷害的問題上，女性不再被消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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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主義與厭女，厭女是如何執行的？

在此種理解下，厭女更像是一種規範規則的執行機制。厭女在形上學上依賴於這些規範的存在，如果一個社會不存在對女性位置的規範，厭女也不會存在。可以說，厭女就是男性中心主義對女性地位、位置、角色的規範和期待的檢查和執行機制，透過各種方式使得女性只可以根據這些規範和期待生活。

而性別主義（sexism）就是為這些規範和期待提供辯護的機制，目的就是要合理化男性中心的性別秩序。隨便翻找資料，看看身邊的言論，我們會發現，性別主義者最常援引的正是將性別角色、性別差異自然化的論證。男人天生打拼、女人天生更適合在家照顧育兒照顧家庭；男人天生更理性、女人更天生更感情用事……性別主義的功能正是為了提供性別秩序以辯護。

這樣，性別主義就提供了許多關於男人女人所“應當”承擔的角色的規範，然後，由厭女執行這些規範。

厭女通常會區分好女人和壞女人。厭女不是懲罰所有女人，而往往只懲罰那些逾越規矩的壞女人：那些沒有給予男人足夠注意力的女人，那些沒有提供足夠情感支援的女人，那些搶了本屬於男人的學位、工作的女人，那些獨立於男人追求性自主的女人，那些不感情用事的理性女人，那些沒有迴歸家庭的女人……無怪乎，所謂“非自願處男”怪責的都是女人沒有看到他，女人本應該給予男人足夠的注目。

厭女也不再必須將女性物化。這是曼尼的書中頗為有洞見的部分。我們常常直覺理解，只有將女性物化，才會出現各種針對女性的惡行。但實際上，物化對於惡行而言，並非必要，也不充分，儘管每每宣傳口號上是各種物化的言論。社會化的認知常常透過更復雜的概念來區分人，將對方看做低於人的物品。我們憎恨、厭惡的往往是那些“敵人”，“叛徒”……而不是物品。因為對方是敵人，所以才對其充滿敵意。

厭女也是一樣，好比美國的狗哨政治，我們聽到“女強人”“女博士”同樣產生各種排斥、嘲笑、厭惡的敵意。厭女的執行，並不需要預設了對女性的物化。反而，正因為女性“過分”的獨立自主自由，使得厭女者更厭惡女性——這些“壞女人”不再遵守社會規範的要求。周國平們可能從來沒有物化過女人，但是他們視這些女人為“不可愛”。

也正因為這樣，當女性越獲得解放，厭女也會越強地反撲。

2016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不正是最好的例子嗎？當越來越多女性CEO出現，往往也伴隨著越來越多對她們的負面輿論，似乎也只有女性才會被要求追求如何兼顧家庭和事業。當女性對追求者提出高要求時，常常會被貼上諸如“高冷”“拜金”等等標籤，似乎女性就必須儘可能地接受男性的青睞，給予男人關注。

反對性騷擾的聲音獲得重視，許多以往不敢發聲的受害者站出來指控騷擾者，我們看到性別平等進步的同時，也看到越來越多質疑，好像所有男人都身處在被誣告的危險之中；女人本來已經足夠平等，現在要反咬男人。那些被指控的男人，也往往很快獲得各種同情：他是某某學者，偶然犯了小錯誤而已；他是優秀的運動員，一時犯錯並應該葬送他的前途。

更好地認識厭女，在哲學上也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性別的本質，更好地瞭解實現性別平等所要面對和處理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