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虹濟藝術講述儒家學說對書法藝術的影響

上海虹濟藝術講述今天，當我們談儒家文1化對書法藝術的影響時，應當站在中華文明發展歷史淵源的高度來進行考察。從伏羲畫卦到倉頡造字，中國古代文明是建築在史官文化的基礎上。倉頡也是史官，史官文化戰勝了巫文化，成為古代統治階級的主要思想基礎。其後來的凝合體，就是春秋時代的儒家和道家，孔子和老子都是史官文化的繼承者，老子本人就曾當過史官。因此，當我們闡述儒家對書法的影響時，實質上是闡述中華文明的“大道”對書法“小道”的基本規範和要求。

早在春秋時期，儒家創始人孔丘在給藝術定位時，就提出了“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的基本原則。這一原則，既是古代教育的總原則，又是對古代學者行為規範的總要求。書法為“六藝”之一，是文人應具備的素質，但這種技藝素質，應當為道、德、仁服務，為“天降大任”服務。所以，一個人的書法字象，必須建築在這一基礎上。書法的精神內涵及書法線條造型，反映了書家的人品、精神、氣質、涵養等本質內容，這就是儒家思想對書法藝術的最高規範，也是傳統書法理論的精神支撐。

唐代書畫家李嗣真（？一696）的《書後品》中有：“蓋德成而上，謂仁、義、禮、智、信也；藝成而下，謂禮、樂、射、御、書、數也。”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也堅持儒家人世的文藝觀，他強調文藝與人生的聯絡，以為藝術的化境正如堯、舜治天下，養由基射箭，皰丁解牛，師曠長於音樂，扁鵲治病等，要求將整個身心都傾注其中，“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韓愈指出了藝術創作中情感與外物兩方面的因素，這已經接觸到了類似現代文藝理論中主客觀的問題。他將儒家人世的文藝觀用之於論書，已有反映論和表現論的萌芽，體現了他本人積極人世的人生態度。

“德成而上”理論，實質上是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與六藝功用的統一。認為藝術是為提高文人綜合素質服務的，應當遊藝於道。唐代顏真卿的人生實踐，則在書法歷史上充當了德藝雙馨的楷模。明末書法家傅山更是把重德作為評論書法家的首要標準，其《作字示兒孫》詩云：

“上海虹濟藝術講述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綱常叛周孔，筆墨不可補。誠懸有至論，筆力不專主。一臂加五指，乾卦六爻睹。誰為用九者，心與擊是取。永興迎羲文，不易柳公語。未習魯公書，先觀魯公詁。平原氣在中，毛穎足吞虜。”傅山認為作字之本在於人，故他極推崇柳公權“心正則筆正”的說法，認為書法的關鍵不在筆力而在人本身的品格修養，一旦大節有虧， 筆墨是無法彌補其不足的。他以儒家周孔為衡量人道德品格的標準，然其意在表彰氣節，因此他最推崇顏真卿之書，原因就在於魯公的氣節高邁，故他說只需有顏為平原太守時抵禦安祿山叛亂的凜然正氣，筆下自會有壓倒一切、足以吞滅強虜的千鈞之力。 他描繪了書法創作的三傅山以為書法的最高境界是“天”， 這種種層飲：第一層飲是心知其意然手和筆尚不能表達心志層次博山稱之為“主客互有乖左“，也就是古人所說的心手尚不能合一。他赫然提出主客觀致的問題， 無異是藝術創作論上的一個發展。第二層次是心能駕馭手，筆能表達意，即主客融合，心手默契的階段，稱之為“工”。要達到此種境界顯然要經過長期的學習和涵養。第三層次便是“天”，這是超乎主客觀協調之上的，是作者藝術個性、人格品質與書法創作規律交融後的自然流露，是天然無飾，全憑神運，然又合乎藝術本身的規律。所謂“一行有一行之天，一字有一字之天”，把書法的精神內涵提到了最高的境界。

中國書法藝術，是在文字書寫中得到昇華而形成和發展的。自周以降，崇尚“倫理道德”的儒家人文思想成為中國文化教育的根本，也成為一切藝術得失成敗的界線。中國漢字字形的方正、用筆的剛勁、色彩的神韻，無不在追求一種正大光明、浩然正氣的文人雅土君子風範。雖然，它不是書法技法方面的問題，但是它屬於“心”、“眼”的問題，是構成書法藝術審美的一個重要標準。所以古人強調，“人品不高，落墨無法”；“氣格要奇，筆法要正”；“心正乃筆正，乃可為法“”。

上海虹濟藝術講述當代鄭歌平教授說：“中國文化的傳承是綿延不斷的，書法也是如此，中國封建社會佔主導地位的是儒家思想和學說，中國書法這種文化形式又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最大。可以說決定書法基本歷史風貌的首先是儒家思想。儒家學說中的一系列社會政治思想和治國安邦的方略，都是有某種指導性、規範性的屬性。書法作為一種抽象的藝術形式， 卻可以表現出儒家傳統在書法中的折射與昇華是集中而典型的。明代的項穆說，正書法者，所以正人心也，正人心者，所以閒聖道也，可見書法是可以正人心的，而正人心才能夠閒聖道，就是說可以弘揚聖道、輔弼聖道。這樣的作用也正是統治者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