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慈禧統治前期的“同治中興”？
十年君子劍2020-08-11 21:23:56發生在清朝末年的同治中興，雖在形式上保全了清政府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政權組織形式，但其政治體制模式卻遭到結構性破壞———中央集權權力向地方督撫下移，而中興所倚重的中興名臣仍然抱持儒家封建政治倫理，造成清末政治體制模式與政治倫理相互悖離，雙方均失去了在政治建設中的合法性和積極意義。其矛盾運動的結果，使中國近代社會政治新陳代謝的過程曲折而漫長，甚至迂迴不前，並出現晚清政局特有的徵象。
縱觀晚清同治一朝，歷時13年，其間新政頻繁，國事相對穩定，與1840年後內憂外患頻仍、政局風雨飄搖形成鮮明對比，被時人乃至後人稱之為“同治中興”。但在其重整河山的繁榮背後，卻隱藏著原有政治體制與政治倫理的嚴重悖離。政治體制模式指政治建設的具體形式，主要包括權力分割辦法、權力流動、傳遞方式及組織形式、權力行使人的選定和考核、監督諸要素，透過政治結構體系的設計、設定將諸要素體現其中。政治倫理從屬於倫理範疇，是指在建構、行使、約束政治權力的過程中，政治人所遵循的行為規則、道德規範。它是政治建設的精神旨歸，反映一般人在與社會政治發生關係時思想深層的權力、利益關注和秩序要求。當然，政治倫理作為維繫權力體系運作的道德約束，從文義上講，也應包括在政治體制模式中，不過，本文力圖將政治倫理作為政治模式精神層面的內容單獨列出，和政治體制模式的物質層面區分，展開二元討論，以便更能說明這一時期晚清政局變化的特點。
一、同治中興在晚清政局中的政治建樹總結同治中興的政治建樹，可以概括為：
1、軍事上的勝利。咸豐一朝，清政府面臨來自全國範圍的軍事壓力，“各王驍將亡其軀命，與賊角逐，風發電掣，催毛雨血歷旬，而轉戰千里，出入諸行省之地，雖古之善戰者，無以逾之，而士殫鋒刃，將膏原野，賊之流掠未稍稍損地”。進入同治朝後，戰局扭轉，1865年（同治3年）6月攻佔太平天國都城天京，次年，將太平軍全部肅清，1868年鎮壓東西捻軍，1872年撲滅苗民起義。
2、朝政的整肅。恭親王奕訢和慈禧太后發動辛酉政變，“清除黨援”，重用嫡系，形成以恭親王為核心的領導班子，控制中央財、政、軍權，採取了一系列休養生息、恢復秩序的政策。如緩和土地兼併、減免稅收、獎勵墾荒，恢復被兵各省科舉考試，獎勵甚戈亂有功的地方紳士，廣增學額，夯實封建統治官僚體系的基礎。更為關鍵的是，於鎮壓各路起義中崛起的漢族士大夫曾國藩、左忠棠等，在朝廷派系鬥爭中得到信任，成為效忠清王朝的中堅力量。
3、中外和局的形成。慈禧和奕訢掌權後，“外敦信睦，隱示羈縻”，一改前朝守時狂妄虛驕，視外國侵略者為“夷狄”，攻時避戰求和、以割地簽約為能事的作風，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對等的方式開展對外關係，並且在清理內亂時，採取“借師助剿”的策略。自同治皇帝登基後，“外國強盛如故，唯賴守定和議，絕無改列，用能中外相安，十年無事”。
4、自強運動的興起。如果說同治中興較之以往任何朝代中興的特殊性，就是自強運動中近代機械工業化元素的引入。自強運動又稱洋務運動。同治年間，在地方督撫的大力推動下，學習西方，全國先後有14個兵工廠建成，從外國購置機器，普遍生產西式槍、炮、子彈、火藥、水雷及各種“制器之器”。以李鴻章控制的江南製造局為例，同治末年，該局已能夠生產西方國家的軍火換代產品，仿製當時最先進的後膛槍炮，成功研製栗色和無色炸藥，擁有10多個分廠，實現了中國機械工業生產零的突破。
5、軍隊戰鬥力增強。“制器”是以“練兵”為目的，軍備生產的現代化，必然影響軍隊的現代化演變。從同治二年禮部侍郎薛煥奏準在直隸改編綠營，設鎮“練軍”始，各省督撫也紛紛“照直隸章程，紮營教練”，易弓箭為槍炮，聘請洋教練接受洋操訓練，軍隊的戰鬥力增強。同時在這一期間，政府建立了中國最早的近代海軍。到甲午戰爭之前，以中國軍艦所擁有隻數和排水量衡量，中國已跨入了世界海上強國的行列。這無疑是同治新政中最為進步的舉措。這樣，以軍事勝利為顯著標志，經政治派系的重新調整、對外關係的和平維持、洋務等直接關係到國體安全的新措施的實施，中興氣象遍佈朝野。
二、中興的政治成本：中國封建政治體制結構性破壞但在中興表面的喧囂背後，卻隱藏著君主專制中央集權政權結構性的危機。主要表現為：
1、封建統治政權各級人員的整體素質下降，腐敗叢生。具體可歸納為：
（1）經與規模浩大的農民起義、少數民族起義長期而慘烈的戰爭，清政府軍政官員人員損失嚴重。被農民軍鎮壓或“殉節者”、因城池失守或臨陣脫逃被皇帝處斬者、戰爭中病故者；因畏葸無能、辜恩瀆職而遭朝廷處分者（或充軍發配、或革職解任）數以千計。這樣，經科舉制的嚴格銓選、按儒家正統思想行事政治的官員由於各種原因被排除在官僚體系之外，無疑是對封建國家賴以支撐和運轉的政治組織系統的大放血。
（2）軍興之後，政府為擴大財政收入，捐納制度盛行，把科甲正途之士排擠在官僚體系之外，為投機鑽營之徒大開方便之門。捐官者為快速收回所捐之款，或侵吞公款或收刮民財，地方官貪汙腐化現象嚴重。
（3）書吏專權。清朝官制，官員有升遷排程，而書吏在一地長期任職，甚至世代為吏。故遇有懂政務且嚴格操守的官員，書吏還可收斂，遇有不知政務的貪官，必有無惡不作的汙吏。他們常常逡巡於各級衙門，花重金買一官缺，把持地方政務、兵刑、錢糧各司，“奸黠之人買一書缺，其利息強於置產十倍”［5］（P516），成為封建官僚體制中的蛀蟲。
（4）幕僚制度大規模興起。隨著湘、淮系軍事集團的崛起，略通文書卻未科舉高中的文人紛紛投奔督撫門下以求俸祿。其中雖不乏知曉經世之學者，但畢竟非蒙聖恩，於才於德離儒家所要求的相去甚遠。他們工於揣摩，靠捐輸、保舉把持多方，“大吏受其欺矇，小民遭其凌虐”。
（5）軍人當政。由於同治朝是靠內戰勝利扶持起來的政府，因軍功而得官者比比皆是，往往“以治盜之法治民”破壞清朝文官行政的政治體制，社會裂痕加大。
（6）朋黨之爭升級。同治初年，由於外部壓力，各政治派系之間達成暫時妥協。中興時代的到來，派系鬥爭死灰復燃。慈禧太后見自己的地位確定，便向辛酉政變的功臣恭親王奪權；洋務派和頑固派就處理洋務唇槍舌戰，寸步不讓；地方實力派為爭功、爭地盤、爭軍餉互生猜忌，不惜大動干戈。派系互相傾軋，朋黨之爭最直接的代價就是政治渙散，行政低效。
2、國家的軍權下移地方。在與太平天國較量的早期，隸屬於中央軍事控制下的八旗、綠營經制兵，其“兵皆土著、將皆升轉”的組織原則，由於“將不知兵，兵不用命”的致命弊病，戰鬥力大大遜於起義軍，國家軍隊走向沒落。勇營的崛起，則以“兵為將有”的建軍原則，形成下級對上級絕對的人身依附關係，曾國藩、胡林翼、左忠棠、李鴻章等“中興名臣”，正是依靠這種由血緣、地緣、業緣等宗族關係建立起來的軍隊，力挽狂瀾，蕩平“各路賊寇”。這樣，由於“八旗”、“綠營”軍的全面崩潰，使朝廷向為依重的滿清貴族一蹶不振，國家的軍事大權落入地方漢族武裝手中。
3、國家的財權下移地方。連年戰事，國庫消耗殆盡。局勢較穩定的省份均為貧瘠之地，無法解足餉額；而用兵省份雖是富庶，但多為戰場，不僅無餉可籌，而且糜餉頗多，故丁賦錢糧徵繳無著。以往中央控制、協調地方的經濟後盾———解、協餉制度不能正常運轉，政治體系運作依靠的文武官員俸祿、軍餉均成問題。於是，地方的統軍大員開始不經奏報戶部允許，自籌軍餉，自行協濟軍餉，甚至任意截留京餉，造成餉源、稅收徵收機關與科目多元化。尤其是厘金制的推廣，使中央失去對鹽課的控制，厘金和海關稅相互傾軋，互設壁壘，中央財源日趨分散、枯竭。地方勢力與中央爭奪財源，湘軍“江南糧臺委員，自蘇至寧，公館八所，帷帳姐妾，不徙而具”，和戶部“財政支拙”形成鮮明對比。
4、洋務軍工企業具有嚴重的個人私屬性。具體表現為：
（1）企業不依靠中央撥款，資金來源多為統兵大員自行籌撥，誰籌到資金，誰就控制了企業。
（2）廠址設立均在督撫衙門所在地，便於督撫控制，一有兵事，取用便捷。
（3）企業的人員配置多用地方大員嫡系。
（4）出廠兵工產品主要歸該督撫呼叫，確保自己軍隊的軍火供應。以大清王朝的名義發起的洋務“自強”運動，客觀上卻造成督撫擁有現代化的兵器而“自強”的結果。
5、中外和局下王權進一步喪失。這一時期，地方督撫不僅軍政財權集於一身，而且“朝廷每有軍國大計，諮而後行”，以皇帝為首的滿清貴族也唯其言是聽。東南沿海地方的外交名義上從屬中央，但地方督撫已開始自辦外交。1900年北方義和團運動興起，在北京政府與各國公開宣戰後，兩江總督劉坤一竟冒天下之大不韙，聯合湖廣總督張之洞與各國立東南互保之約，終使黃河以南各省得以保全，是地方染指中央外交權力的典型事實。總之，同治中興付出的巨大代價，就是中央政府在處理嚴峻的內憂外患時，軍事、行政、財政、外交權力下移地方督撫。中興雖然保住了中央集權的政權形式，卻使中央集權政體結構性弱化，中央政府駕馭全國的統治實力大為削弱。
三、中興背後政局變遷的實質性矛盾應該肯定的是，同治中興依賴於中興名臣。作為中央集權封建國家中政治統治不可或缺的階層，也是官僚政治文化的代表，“每逢亂世或者黑暗時期，當國家受到削弱或者解體，實質上，他們充當了國家代表的角色”。在撥亂反正的關頭，他們所遵循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倫理直接成為決定中國社會命運的無形指揮棒。以曾國藩為首的中興名臣們，均因文人士大夫興辦“練勇”發跡。儘管此間興起的洋務運動體現出封疆大吏們經世思想在危難之時的奮起，但中興名臣們的基本政治思想仍在傳統治國方略中徘徊。他們奉儒家傳統倫理為其價值判斷之圭臬，以理學相砥礪，以道德相標榜，企圖透過加強封建官僚內向自省、內聖外王的思想境界，重振封建道德的尊嚴和威望，達到維護統治的目的。被曾國藩視為知己的京師理學主敬派領袖和倭仁，在與恭親王奕訢就設立天文算學館爭論中慷慨陳詞———“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最能代表中興名臣們的基本政治觀點。他們對封建道統頂禮膜拜，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以及文化自豪感，具體表現為對叛逆者的極端仇恨、對傳統體制的自覺維護和對異質文化的排斥。曾國藩對太平天國痛心疾首，因其“舉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當湘軍在全國形成氣候，他親自奏請裁軍，直言“權位太重，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兼防他日外重內輕之勢”，謙卑自牧，明哲保身；對於處理洋務，他“深知時勢之艱，審之又審，不肯孟浪將事”，“但務守定條約，示以誠信，使彼不能求逞於我，薄物細故，或所不校”，卻“自謂不習洋務”，處理天津教案後，“論者於責望之餘，加以抵議，曾國藩亦深自引咎，不稍置辯”，反映了他雖理智地承認處理外交已無法迴避，但即使暗渡陳倉，接手外交，也不肯在學理上表示贊同和接受。以曾國藩為代表的中興名臣，在道德修養方面表現出的自覺的意志行為，深刻體現出人的主體意志的威力和社會感召力，他們的政治思想一直佔據中興後整個社會思潮的主流地位。基於以上的政治倫理和政治心理，他們不會放棄自己在舊體制下的既得利益（包括由任官帶來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以及在這種制度保障下對自己尊奉的道德操守的肯定），在實現自己為信仰而嚴格操守、人格保全的同時，其治國才能和韜略卻在儒家倫理的約束下被擱置，只能成為舊體制的因循衛道者，維持其在中興時獲得的個人成就和既得利益。在封建統治結構逐步削弱、瓦解的過程中，由於他們的自覺保護和自我修復，同治政局表現為：一方面，體制軀殼仍在，另一方面，封建統治對內、對外的統治效率降低，同時，在其軀殼內蛻變出它的對立面———封建軍閥。對比中興後政治體制與政治倫理的變化可知，強調以“聖人之道”維持政治統治的儒家倫理勉強支撐著當時已殘破的君主專制中央集權政治體制，成為中國政治形勢變遷的實質性矛盾。由於政治體制結構性變化已嚴重悖離了傳統政治倫理所維護的政治理念，矛盾運動的結果，形成中國近代社會新陳代謝呈現出不規律性和不平衡性特點，傳統體制內運作的中央和地方政權隔膜加大，而從舊體制向新模式的更新嚴重拖延滯後。在具體制定對內改革自強、對外交涉政策、策略時表現為應變能力遲滯、決斷事務首鼠兩端。其中滋味，李鴻章於1895年下關求和時，與伊藤博文的一段對話有所體現。當問到中國改革10年無起色的原因，李鴻章答道：“我國的事樣樣都囿於傳統，我不能按我希望的事去做……我希望的過分了，而沒有實行的能力，自己深以為恥。”李鴻章在甲午海戰中的避戰保船；在戊戌變法中態度暖昧，其難言之隱，只能從同治中興後政治體制模式悖離傳統政治倫理的事實中找到答案。歷史是人的自覺意識行動下的不自覺結果。中興名臣們所信奉的以程朱理學為代表的儒家政治倫理猶如一把雙刃劍，藉此，中興名臣在同治政局中，出於信仰的追求和人格的自我完善，在危機中恢復了舊有統治結構的軀殼，使滿清王朝得以維持半個多世紀；同時，作為近代封建軍閥的始作俑者，中興名臣又成為君主專制政治體制致命的破壞者，這套政治倫理反而成為解構同治中興強有力的工具。至於社會政治改革，也由於他們的不支援、有意迴避甚至有時的參與鎮壓而屢興屢敗，使晚清的命運不僅遭到外來勢力的重創，而且重又迴歸到歷代封建王朝滅亡的軌跡中。對中興名臣的竭誠盡職甚表欽佩的美國學者芮·馬麗也承認：同治中興“不是一場武裝政變，也不是一場革命或一個新時代，而是一種晚期的興旺，在此期間，歷史上不可避免的衰落過程由於整個貴族官僚們的才幹和努力而被延緩了一段時期”。
四、從政治倫理與政治格局的不平衡發展解讀歷史中國傳統封建社會政治體制模式的主要特點是：在皇權至上的前提下，主要透過科舉取士的手段，選拔封建社會的社會精英———儒生階層為骨幹，主持、執掌龐大的從中央到地方呈輻射狀傳遞的政治、軍事、經濟、教化管理體系，實現皇權由上而下的流動，達到統治的目的。應該指出的是，由於人的複雜性和差異性，這種政治模式的效能並非如自然科學公式般精確無誤，它得以實施或有效，需要在政治模式的核心中貫穿一根對政治人的個體約束以及共同利益追求驅動的隱線，這就是政治倫理。中國封建中央集權的皇權政權，正是以儒家學說為其精神依託的，由於有“君為臣綱”的教化，才有皇權至上的普世公理；只有飽讀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心無旁鶩，才可能科舉高中成為封建政權網路中的一份子；作為政治管理者，只有以儒家所確定的一整套行為規範、處世原則行事，才能透過該政權的價值識別，得到體系認同，實現權力的順利交流和傳遞。可見，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管理的高度制度化、層次化，與政治管理者的“高素質”有直接聯絡，而連線二者的紐帶，正是儒家政治倫理。這種政治體制模式具體執行的路徑為：以對皇權絕對權威的首肯和對皇權絕對效忠為理念的官僚階層為媒介，透過系統化的行政技術處理，達到中央集權、社會有序的目的，實現社會控制。這種在“尚禮”、“尊君”、“愛民”等儒家倫理、情感因素激勵下的社會、政治管理，和傳統農業社會緩慢節奏的發展速度十分匹配，可以說，其社會動員、社會控制的效率是不低的。即使有強者改朝換代，新的王朝又按照成例將這種政治模式迅速恢復。但是，進入近代，國內原系統內社會矛盾激化，加之外族入侵和以工業化為標誌的西方資本主義的介入，中國的政治體制結構、體制運作均發生鉅變，而以傳統倫理道德本位的統治方略應對這一變化，既不能改變其衰敗的命運，更無法消解異質政治元素對原社會政治體制產生的作用。原本相互依存的傳統政治體制模式與政治倫理相悖離，二者便都失去了政治建設中的合法性及積極意義。尤其是在社會轉型時期，政治倫理作為意識形態的集中表現，必須隨著社會變革而發生相應變化，否則，不僅不會推動歷史發展，反而會使已經取得的物質層面的進步結出畸形的果實。同治中興、政權下移的結果，為近代中國社會政治變遷提供了兩個契機。一是地方勢力坐大，傳統政治系統內地方軍事集團挑戰中央軍事權威，因循傳統王朝更迭的變化規律，形成封建割據之勢；一是伴隨著國家權威體系的衰敗和西方殖民主義侵略，以新學為標誌的現代政治理念成為催化劑，附著在從舊體制中脫穎而出的新生社會政治力量身上，填補權力真空，使中國社會政治生活現代化成為可能。前者是傳統政治體制系統內中央和地方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後可能的政治走勢，後者則是系統開放後政治形勢的一般演化過程。而這兩種可能都因為中國傳統政治倫理的巨大慣性制約，導致兩種政治傾向交織錯結，政治統治效率低下，社會價值觀長期混亂、無序，也使中國近代社會政治體制新陳代謝呈現曲折而漫長甚至迂迴不前的局面，並出現許多清末民初政局變化特有的徵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