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權力的更替（司馬聃-司馬曜）：譙國桓氏（桓溫）取代潁川庾氏

主要觀點：

公元361年-公元372年，東晉走馬燈一般換了四位短命皇帝，但這些皇帝都是不掌握實權的傀儡。

東晉與以往的中華帝國的朝代有所不同，是一種“變種”的皇權政治，士族門閥與皇權共治江山，門閥勢力隱隱凌駕於皇權至上。

蘇峻之亂後，東晉朝廷內部享有七十餘年平穩，這也說明門閥政治基本已經達到成熟。

桓溫的“誤鼓取勝”，劉秀的“隕石滅敵”，都代表古代史書的一種天命論，但實際起決定作用的未必是偶然的運氣作用，桓溫擅自發兵，不成功便成仁，劉秀數千人對抗數十萬大軍，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勇氣和決心，恐怕才是決定戰爭成敗的關鍵因素。

公元361年，晉穆帝司馬聃崩逝，司馬丕繼位，是為

晉哀帝

。

公元365年，晉哀帝司馬丕崩逝，司馬奕繼位，是為

晉廢帝

。

公元371年，司馬奕被權臣

桓溫

廢黜，改立司馬昱為帝，是為

晉簡文帝

。

公元372年，晉簡文帝崩逝，司馬曜繼位，是為

晉孝武帝

。

這十來年間，東晉走馬燈一般換了四位皇帝，但這些皇帝都是在其位不掌其政的傀儡而已，真正掌握權力的是桓溫。

譙國桓氏取代

潁川庾氏

，東晉權力繼續掌控在門閥士族之手。

東晉自南渡以來，到穆帝司馬聃在位期間，已走過四十年風風雨雨。

從草創期的風雨飄搖，到穩穩居於江南半壁江山，正是國力走向強盛之際。

東晉與以往的帝國有所不同，是一種“變種”的皇權政治，是門閥與皇帝分享江山，且門閥權力隱隱凌駕於皇權。

整體上講，東晉自蘇峻之亂後，內部享有七十餘年的平穩，門閥爭奪、權臣爭位有之，但舉兵叛亂則無，這也說明門閥政治已達成熟之境。

皇帝垂拱、門閥秉政、流民穩定、百姓安堵。

但這幾十年間，中華北方則是風雲變幻。

公元349年，後趙皇帝石虎崩逝，隨即國內大亂，北方的霸主後趙帝國走向崩潰。

冉魏、前秦、前燕等紛紛崛起，互相攻伐。

最終前秦的苻堅、王猛這

無敵二人組

橫空出世，攻滅前燕、前涼、仇池等國，於公元376年統一北方。

北方大亂之際，南方轉強，是個收復中原的好機會。

但東晉受制於門閥政治，掌權者以鞏固國內權勢為根本思路，對於北伐則缺少了義無反顧的氣魄，最終草草收場。

一、桓溫代庾

上文說到，

庾氏門閥

取代

王氏門閥

，獨掌朝政，併成功策劃了晉康帝司馬嶽的繼位。

但掌權的庾氏兄弟，

也在一兩年內相繼去世

，庾氏門閥掌權時間較短，便中道衰落。

庾翼死後，東晉權力出現了一個短暫的

真空時期

。

此時，皇帝司馬聃年幼，其母

崇德太后

褚蒜子臨朝聽政，後父褚裒也進入朝廷。

司馬氏皇族中，會稽王

司馬昱

成為朝中

輔政親王

。

司馬昱是晉元帝司馬睿的幼子，在東晉皇族中輩分很高，是當朝皇帝司馬聃的

叔爺爺

，比皇太后褚蒜子還高一輩。

朝中重臣

何充

則是親近王氏門閥的派別。

這些人都是在朝廷中，對抗庾氏門閥的存在。

庾氏最後的重量級領袖庾翼死後，本來想將上游荊州的權柄交給兒子庾爰之，但遭到京城大佬們的聯合反對，主要是司馬昱和何充，結果將荊州刺史派給了桓溫。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桓溫出自譙國桓氏，也是

僑姓南渡士族

，其家族先祖可追溯至東漢大儒桓榮。

桓溫的高祖，可能是曹魏的大司農

桓範

，就是高平陵之變中，提醒曹爽的桓範，因此家族遭到清洗。

所以譙國桓氏這一支，在西晉年間一直蟄伏，甚至不能去記錄自身的門第。

到桓溫父親桓彝這一輩，跟隨晉元帝司馬睿南渡，出仕於東晉。

並與當時南渡的名士相交結，又重新晉身東晉名士圈，成為“江左八達”之一。

在蘇峻之亂中，桓彝對抗叛軍，

以身殉國

。

可以說，桓彝用自己的生命，

消除了爺爺桓範的政治汙點，重新使桓氏士族進入朝廷中樞

。

桓溫利用父親的

政治遺產

，年輕時就娶了晉明帝的女兒南康長公主，成為

駙馬

。

然後仕途一帆風順，在庾翼病逝，荊州出現權力真空後，

桓溫成為各派勢力都能接受的最佳人選。

桓溫雖然繼承了庾氏的政治遺產，掌握了荊州，但畢竟他才三十多歲，家族勢力仍很單薄，尚難以像王氏、庾氏那樣，以門閥之力對抗甚至遙控中央。

他還需要立下大功勳才行。

二、攻滅成漢

桓溫前半生堪稱“

位面之子

”。

其父用生命洗刷了家族的汙點，給桓溫鋪平道路。

然後他既是駙馬，也跟庾翼交好，在權力真空時成為各方都能接受的人選，荊州這塊大餡餅掉到他頭上。

上臺後為了鞏固權力，結果主動伐蜀，靠運氣居然立了滅蜀大功。

桓溫出鎮荊州後，急於立功。

但此時國內處於平穩期，沒有什麼平叛之類的機會。

北方後趙仍然強大，只能以防守為主。

桓溫放眼四周，

也就只有西邊蜀中的成漢政權

，是個軟柿子。

恰恰此時成漢政權處於衰弱期，其皇帝李勢荒淫無道，倒行逆施，國內不穩。

所以桓溫決定伐蜀。

蜀道難，難於上青天。

劉備當年，利用劉璋的一時腦抽，引狼入室，結果咫尺發難，還苦戰了一年多，把荊州預備隊都調過來，才滅了劉璋。

司馬昭滅蜀漢，也是

以舉國之力

，正面攻擊不能取勝。

最後靠

愣頭青鄧艾兵行險招，

偷渡陰平，才僥倖取勝。

桓溫手裡，只有一個荊州的實力，總共兵力也就是萬把人。

以這個兵力，就算是成漢政權衰弱，但從荊州仰攻巴蜀，有點天方夜譚的意思。

所以朝廷大佬並不同意桓溫伐蜀，兵力太少，必敗無疑。

但桓溫上疏伐蜀，根本不等朝廷回覆，直接就出兵了。

這要是伐蜀失敗，擅自出兵的桓溫就可以原地出殯了。

沒想到桓溫還真有命運垂青，連戰連捷，一路打到成都城下。

李勢集結所有兵力，在成都城外與桓溫決戰。

桓溫前鋒失利，本來意欲鳴金收兵，

但鼓吏卻誤擊前進鼓

，袁喬趁勢督軍奮戰，居然反敗為勝，大敗成漢大軍。

桓溫佔領了成都，李勢出逃，不久決定投降。

成漢滅亡。

桓溫的“誤鼓取勝”，和劉秀的“隕石滅敵”，都代表古代史書天命論的一種傾向。

實際這種偶然事件未必起到決定性作用，真正決定戰爭勝負的，還是擊敗敵人的決心，以及義無反顧的態度。

桓溫擅自起兵，知道此行不成功便成仁，所以全軍奮勇，置之死地而後生。

劉秀是數千人對抗數十萬大軍，不拼必死無疑。

在這種逆境中，意志堅定、指揮得當、三軍用命，是可以創造奇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