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醒年代》觀影筆記第七集-上
《覺醒年代》第七集-上
本集筆記包含以下內容
一、本集梗概
二、本集主要事件
1、蔡元培主持的改革北大教育會議
2、陳獨秀任文科學長的講演
三、延伸閱讀
1、夏元瑮
2、高君曼的詩作
以下開始逐一記述
一、本集梗概
在北大上任伊始，蔡元培便籌備成立校評議會，作為管理校務的最高機構。鑑於陳獨秀在文科聘任教授方面的顧慮，蔡元培耐心地做通了他的思想工作，並和他一起商議如何最大限度地將各方面的人才都延攬到北大。
另一方面，黃侃在課堂上怒斥胡適的“文學改良”，學生郭心剛、鄧中夏與之辯論，因為影響甚大，最後不得不交由校方處理。蔡元培令人信服地解決了這一糾紛。
二、本集主要事件
在記述本集的幾場重頭戲之前，我不得不感慨一番。第七集是開戲以來臺詞最精彩的一集，可謂字字珠璣。特別是蔡元培關於延攬人才，建設校務的理論，句句令人信服。要不是限於篇幅，我恨不得將蔡公的每句話都貼出來分析一番。
好，閒話少敘，進入正題。本集中沒有需要重點記述的人物，主要是具體事件，下面分別記述：
1、蔡元培主持改革北大教育的會議
本集開場的這次校務會議是一場非常重要的戲份，因為它包含了兩個極為關鍵的細節：
1）決定了北大延續十六年的高效管理制度——校評議會；
2）闡明瞭蔡元培對待新舊文化的態度——相容幷包；
關於校評議會，本集中蔡元培是這樣說的：
乍一看，校評議會平平無奇，無非就是一個變相的校長負責制管理機構。
其實不然。我們先看看校評議會的組成人員：
這個評議會，有校長、學長等管理層，但主體是全校的教授代表。
按照本集中蔡元培的說法，全校五分之一的教授都能夠參加校評議會，這樣數量級的教授人數已經能夠比較充分地代表民意了。
此處加一點題外話：和本劇中敘述不一致的地方是，歷史上北大校評議會中教授的參加人數，並非一開始就是按照五比一的比例來選舉的。
蔡元培入主後的首屆校評議會的成員除校長和各科學長之外，各科（含本預科）中得票數排名前兩位的教授當選為評議會成員。因此首屆評議會的人數是19人（一說是14人）。
1919年，從第二屆開始，評議員的選舉才不分科、系，按照教授總數的五分之一來選取。
需要說明的是，這個校評議會不是一個泛泛的形式上的管理機構，它是真的手握實權的，請看它的管轄範圍：
上圖可知，校評議會能夠決定校務範圍內的所有重大事項；換句話說，這個校評議會就是北京大學的最高決策機構！
實際上，在真實世界中，北大的校評議會就是這樣一個強有力的管理機構，正是有它的存在，才讓蔡元培的建校理念得以發揚光大。
可以這麼說，是蔡元培成就了校評議會，但是反過來，校評議會也成就了北大的蔡公。
何以會有如此成績，我們下面就來介紹。
校評議會制度並不是蔡元培入主北大後的靈光閃現，而是早已有之。
早在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總長的時候，他就在《大學令》中規定，大學要設立校評議會和教授會制度。可是他只做了四個月的總長就被迫離職，《大學令》中的絕大部分規定根本無從真正實施。
1915年胡仁源任北大校長時，倒是成立了校評議會。可惜因為種種原因，評議會有名無實，無非是個好看的擺設。
直到蔡元培做了校長，這項制度才開始真正實行，其間整整遲滯了五年，這就是蔡公在本集中所感嘆的，
按照規定，學校的一切大事都由校評議會協商和投票決定，不得由校長一人擅專。另外，評議會列席人數沒有過半時，不得議決各項事宜。
和校評議會功能類似的，是教授會。每個學科均有一個教授會，成員由學科內的教授組成。主要負責學科內的主要事務。
評議會和教授之外，在1919年，北大還出臺了行政會議制度。行政會議由校長、教務長（類似於原來的學科學長），總務長和各專門委員會委員長擔任，具體職責是落實校評議會的各項決策。
我們可以這樣做一個類比，校評議會類似於全國參議院，教授會類似於各省的省議會，前者是全校的最高決策機構，後者是各學科內部的決策機構。
行政會議類似於內閣，是各項措施的具體執行部門。
由此，北大校內形成了一個完整而獨立的決策、行政管理機構。
這儼然就是一個高效運轉的微型政府了。
當然，蔡元培無意在北大搞自己的“獨立王國”，他的目的是為了達成一直在倡導的理念——“教授治校”。
蔡元培認為，
“教育是求遠效的，政黨的政策是求近功的。。。。。所以，教育不可不超然於各派政黨以外。”
［1］
。
而教授治校正可以最大限度發揮學術自由，避免受到官僚政治的干擾。
蔡元培這裡說的政黨自然指民國時期派系林立的政黨。那時的政府今日曹大帥，明日馮大帥，後日張大帥，連政權都走馬燈一樣更迭，更勿論教育政策的持續性和穩定性了。
我們可以這麼說，正因為有蔡元培設計的評議會等治校制度，才保證了北大在黑暗且混亂的歲月中能夠平穩過渡，持續保持著學術上的活力。
說了這麼多，北大的評議會制度也並非完美無瑕的。中國傳統文化延續數千年，“人治”，“明君政治”的思想深入人心。評議會制度雖然能夠在很大程度上體現民意，但也要受到主要領導者的影響。
蔡元培的性格中有穩健，寬容的成分，但他的大局觀和決斷力遠非常人所比。正因為有他的主持，才讓評議會避免了過度自由，濫用民意的現象。
而離開了蔡元培的坐鎮，北大的整體環境如何呢？我們可以看看新任校長蔣夢麟的評價：
”能容，則擇寬而紀律馳；思想自由，則個性發達而群治馳。”
寬容和自由是一柄雙刃劍，尺度把握的好，善莫大焉。尺度把握不好，就像蔣夢麟說的，紀律鬆弛，難以管理。
最後說一說評議會制度的結局。1932年，北大校長蔣夢麟根據《國立北京大學組織大綱》，以校務會議實際取代了評議會制度，而校務會議的主要成員都由校長任命，實際上，校長成了校務會議的絕對控制人。所謂的“教授治校”又退回到“校長治校”的階段。
說完評議會，下面記述一下蔡元培和陳獨秀會後的一番對話。
蔡元培開場不久的一句話瞬間就把我給震住了，
雖然不太明白其中的深意，但絲毫不影響我對這句話五體投地的感覺。
用一句曾經很流行的網路用語能夠非常貼切地形容我的心情：
其實細想一想，還真是那麼一回事。
秦始皇為什麼焚書坑儒？是為了營造法家的文化氛圍。
漢武帝為什麼獨尊儒術？是為了營造儒家的文化氛圍。
朱元璋為什麼推崇理學？是為了營造君主專制的文化氛圍。
上面這三個人極力營造的氛圍，最終都形成了一種特定的政治制度。
而在他們那個時代呢？蔡元培認為，
蔡元培說的沒錯，即使是歷史進入到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民主”、“科學”、“自由”、“平等”依然是時代的主旋律。
蔡公可謂是神預言！
在蔡元培和陳獨秀的這次談話中，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兩人在對待新舊文化時的分歧。
陳獨秀的觀點是這樣的，
可是蔡元培的觀點恰恰相反，
兩人的觀點一個激烈，一個平和，幾乎有些針鋒相對的意思。
同為留洋多年的兩人，同樣吸收了先進的西方文化，何以會有如此不同觀點呢？
我們把蔡元培和陳獨秀的經歷交叉比對一下，或許就能夠得出答案了。
蔡元培17歲中秀才，22歲中舉人，25歲中進士。當時他是二甲第三十四名，加上一甲的狀元、榜眼、探花，他實際上就是全國統考第三十七名，屬於頂級人才，國學素養之高可想而知。
中進士之後進翰林院，先是做庶吉士，再做編修，直到1898年31歲才回到家鄉紹興做中西學堂的編修。可以說前三十年，他一直浸淫在傳統文化之中，不但學問精深，對儒學的感情也不問可知。
蔡元培27歲開始接觸西學，但是正規學習西方文化是四十歲留學德國的時候。以他深厚的國學基礎，再來學習西學，認識當然更清晰，更透徹。
陳獨秀也是17歲中秀才，但是之後發生了百日維新和八國聯軍入侵事件，他的思想轉變，五次東渡日本鑽研西學。那個時候他恰好二十歲上下，正是思想激進，熱血沸騰的時候。特別是目睹了國家淪亡，百姓痛苦之後，他自認為傳統文化就是封建專制的幫兇。
以程度而論，儒學和西學在陳獨秀心中的分量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這或許就是蔡和陳對待新舊文化態度不同的原因了。
以我們今天的上帝視角而言，陳獨秀的態度可以理解，而蔡元培的態度無疑更切實際。
蔡元培曾經說過這樣的話，
“非徒輸入歐化，而必於歐化之中為更進之發明；非徒儲存國粹，而必以科學方法，揭國粹之真相。”
在對待學術方面，蔡元培既不傾向於歐化，也不傾向於傳統，他是希望在兩者的基礎上產生出“更進之發明”，也就是更先進的文化。
正如蔡元培在本次談話中所說的，
2、陳獨秀任文科學長的講演
本集中，緊接著蔡、陳的談話，是陳獨秀一番慷慨激昂的談話。
按照陳獨秀的話來說，就是高張新文化運動的三大主義。
其實這三大主義最開始不是出現在陳獨秀的演說中，而是來源於《新青年》第二卷第六號上他發表的《文學革命論》中。
在第五集筆記的下篇中，我曾經提到陳獨秀的一句豪言，“予願拖四十二生之大炮，為之前驅。”這句話也是出自這篇文章。
下面就是陳獨秀的三大主義
第一大主義
第二大主義
第三大主義
這三大主義意思很明確，在此我就不多做解析了。
話說陳獨秀在臺上慷慨激昂地演講時，臺下諸位神態各異，豐富多彩，形成了一幅饒有趣味的眾生圖。
先看辜鴻銘的舉動
老爺子沒等聽完第一大主義，站起身，昂起頭，雄赳赳氣昂昂大踏步離開會場，即便身邊坐的是校長蔡元培，他也絲毫不給蔡公留一點面子。
這一點都不奇怪，他被周作人譽為“北大第一怪傑”。套用丁偉的話，這世上的事兒，就沒他辜鴻銘不敢幹的。
當年慈禧六十大壽，旁人唯恐逢迎不及，辜鴻銘偏偏奉上“祝壽詩”一首，
“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
沒做成皇帝夢的袁世凱死後，當時民國北洋政府要求全國舉哀三天，但是辜鴻銘卻專門請了一個戲班，在家中唱起了堂會，足足唱了三天。
所以，辜鴻銘拂袖而去很正常。
讓人有些意外的是黃侃——反對新文化的急先鋒。
辜鴻銘離坐，黃侃似乎應該跟上，可是他卻是這樣的。
不動聲色，冷眼旁觀。
這似乎不太符合黃季剛的火爆脾氣。
不過轉頭想想，似乎也算合理。黃侃本事再大，資格再老，也沒辜鴻銘本事大，沒有辜鴻銘資格老。辜鴻銘可以拂袖而去，他還得看看蔡元培和陳獨秀的臉色，畢竟陳獨秀是他所在的文科學長，為稻梁謀，鬧翻了不划算。
但是不離席，不代表他不憤怒，所以黃侃用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舉動來表示無聲的抗議。
以上只是純屬個人推測。
至於鄧中夏，郭心剛等人的反應很正常，意料之中。
不太正常的是這一位。
在山呼海嘯的叫好聲中，唯獨他沒有站起來，獨自坐在人群中，眉頭緊鎖，若有所思。
本劇中，此人的名字一直沒有用字幕的形式單獨介紹，但他也是新文化運動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重要到何種程度呢？當年五四運動一開始的時候，他是學生遊行總指揮，是名副其實的學生領袖之一。
他叫傅斯年。
此時的傅斯年還是北京大學文科國文門的一名學生。但他和張豐載不一樣，絕不是一個守舊，保守的封建制度維護者。
傅斯年和羅家倫等人一起在北大編輯過一本非常有名的雜誌《新潮》。在《新青年》上登載的《新潮》雜誌發刊廣告中如此評價這本雜誌：
1）有獨立的主義；
2）尊科學的律令；
3）以批評為精神，不為捕捉邊際、不關痛癢之議論。
［2］
雜誌的主編就是這本雜誌的靈魂，所以雜誌的主導思想也代表著主編的思想。我們可以看出，傅斯年同樣也充滿熱情，要以愚公移山之毅力和氣魄致力於改造社會。
可以說，傅斯年和陳獨秀、胡適是同道中人。
可是在陳獨秀為胡適高舉文學革命三大主義的時候，身為同志的傅斯年為什麼巋然不動，沒有表現出積極響應的態度呢？
我覺得有下面兩個原因。
其一，他對國學有很深厚的感情。他出生在一個家學極深的書香門第，先祖傅以漸是順治年的首任狀元。當然傅斯年從來不以傅以漸為榮，反而恥與為伍。因為他認為傅以漸是明朝遺民，不能夠為大明守節，反而投靠異族，毫無氣節可言。
但不管怎麼說，傅斯年因為家庭的關係，受到國學的影響很深。而且進入北大後讀的還是文科國文門，也就是說從小到大都受到傳統文化的薰陶。
他初入北大的恩師是誰恐怕大家一點也不會想到。對，就是北大“復古三人組”中嗓門最大的那一位，黃侃，黃季剛。
傅斯年是黃侃最得意的門生，幾乎要傾囊相授，可見傅斯年的國學才華有多麼出眾。
正因為傅斯年對國學的感情，所以陳獨秀的三個“推倒”讓他有些難以接受。
其二，在第五集筆記的下篇中我曾提到過，當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提到三大主義，並且願“拖四十二生大炮為之前驅”的時候，胡適實際上不太認同的。
他的意見是“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絕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
這說明胡適仍然希望將文學革命或稱文學改良限定在學術討論的範圍內。所謂“推倒”云云，實在是過激了。
後來胡適從美國歸來到北大任教後，傅斯年聽了幾次課，“移情別戀”轉投胡適門下，黃侃為此終生耿耿於懷。
而他之所以從恩師門下轉投胡適，源於對胡適思想的認同。胡適的溫和派改良正是傅斯年所希望看到的。
而這，又和陳獨秀血脈噴張的文學革命理論不太契合。這也是為什麼在五四運動進行到高潮的時候，傅斯年聽從胡適的意見，最後退出了學生遊行隊伍，甚至還在學生企圖火燒趙家樓的時候極力給予勸阻。
但這並不是說傅斯年就是一個如胡適一樣溫文爾雅的現代儒生。他的外號叫“傅大炮”，火氣大，脾氣暴，發起怒來不亞於辜鴻銘，但這不影響他和徹底的革命派理念相左。
最後來看蔡校長。
只見他，慢慢站起，面色凝重，輕拍巴掌，節奏徐緩。
蔡元培這一系列動作是非常有講究的。
他的動作幅度不大，臉上沒有喜悅的表情，這表示他並非傾向於陳獨秀提出的三大“推倒”主義。
但是又鼓掌歡迎，這表示他鼓勵陳獨秀提出個人的想法，實際上，他是支援每個人都把自己的觀點都表露出來，供全校師生商榷。
這就是他在和陳獨秀談話時提到的“思想自由”。
三、延伸閱讀
1、夏元瑮
在本劇中，論地位而言，夏元瑮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因為他和陳獨秀一樣，都是科系的學長，一個理科，一個文科，相當於蔡元培的光明二使。可是以戲份而言，他卻是十足的NPC中的NPC。前場出現的老NPC湯爾和還起到了穿針引線的作用，而他僅僅只是在校務會議的時候才出場，以證明北大校務系統的完整。
其實，真實世界中的夏元瑮也是一個了不起的知識分子。因為和本劇的關係不大，這裡權且抄一段百度百科聊作介紹。
夏元瑮（1884—1944），字浮筠，我國早期近代物理學家、教育家，專長於理論物理學。畢生從事高等教育工作，培養了許多物理學和工程技術人才，他和何育傑二人是我國大學物理本科教育的開創者。翻譯並出版了愛因斯坦名著《相對論淺釋》，為相對論在我國的傳播做出了貢獻。
說到夏元瑮，還要介紹一下他的扮演者楊洪武先生。楊先生是位老演員了，高大英武，演過很多我熟悉的角色，演技也堪稱精湛，稱其為“老戲骨”，並不為過。
萬分遺憾的是，2019年12月5日，楊洪武先生因為突發心梗去世，享年62歲。
如今的年代，62歲應該算是老演員煥發又一春的年齡，楊先生的去世，算得上英年早逝了。
他是我所知的本劇中唯一一位在拍攝期間去世的演員。楊洪武先生，您一路走好！
2、高君曼的詩作
聽到李大釗對高君曼的評價，非常好奇，想讀一讀婉約如李清照的詩作到底如何。
在網上搜尋了一番，真找到了兩首高君曼的詩作。分別發表在1916年7月12日和7月14日的《民國日報》，據研究者認為，這兩組詩的寫作時間應該在1914年-1915年之間，正式陳獨秀第五次赴日期間。
兩組詩的情感立意大同小異，都是為思念陳獨秀而作。
為了更好地理解詩中的情感，先把作詩前後的背景簡述一下。
1914年，陳獨秀東渡日本，開始了第五次的流亡生活。這一方面是因為二次革命失敗，他要躲避袁世凱的追捕，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再次尋求一條救國救民的出路。
他和妻子兒女住在上海，全靠汪孟鄒等好友接濟，這一走，高君曼和四個兒女就全都落了單。
和高君曼住在一起的有她自己生的兩個兒女陳子美和陳鶴年以及前妻的兩個兒子，即陳延年，陳喬年。
延年喬年尚未完全成年，尚未有穩定的收入，一家五口主要靠朋友幫忙，困苦可想而知。
經濟上的困難是一方面，家庭環境也不容樂觀。
因為父親和小姨結合的事情，陳延年非常不滿，一直在家裡鬧彆扭，整個家庭的關係並不和諧。
這是歷史上的真實情況，也是人之常情。電視劇裡儘可以使用浪漫主義的手法，但是現實畢竟是殘酷的。
經濟，精神兩方面都讓高君曼焦頭爛額，可是這還不算完。她的身體也出了問題，而且是很大的問題。
1914年她檢查出得了肺結核，也就是常說的癆病，病情很嚴重，經常性有咳血的症狀。
《紅樓夢》裡襲人被賈寶玉狠命踹了一腳，吐出一口血，心裡當時便想著，“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終是廢人了。”
高君曼當時只有二十六歲，就開始吐血，可以想象她有多麼的灰心。
經濟、精神、身體三方面的夾擊，讓高君曼簡直不堪忍受，這個時候她最想念的自然就是隔海相望的陳獨秀了。
上面提到的兩組詩就是在這一段灰暗的時期作的。
下面來摘錄幾首略作品味。
第一首，
嫩寒庭院雨初收，花影如潮翠欲流。
繡幕深沉人不見，二分眉黛幾分愁。
一句“花影如潮翠欲流”真是應了對王維詩作的評價，“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再來看第二首，
倚窗臨檻總成痴，欲向姮（héng）娥寄所思。
銀漢迢迢宮漏永，閒階無語立多時。
“銀漢迢迢宮漏永”的“永”字，既有永夜難消的寂寞，也有對未來遙遙無期的恐懼。
最後看第三首，
寂寂春城畫角哀，中宵扶病起徘徊。
相思滿地都無著，何事深閨夜夜來。
這一句“中宵扶病起徘徊”，似乎平淡無奇，但是結合背景再來看“扶病起徘徊”，相信讀者的心酸還要遠勝於高君曼本人。
這兩組詩很長，有興趣的話大家可以自行搜尋，在此就不一一介紹了。
最後想說一點個人的想法，高君曼和陳獨秀結合在一起，是她的大幸，也是她的大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