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蘇軾比他的父親（蘇洵）、弟弟（蘇轍）出名？

一提起“三蘇”，人們都會想到他們是文學家；一提起蘇軾，人們就會想到他是通才。

其實，“三蘇”都是通才、全才，

父子

三人不僅在文學史，而且在政治史、思想史、史學史、藝術史上都有巨大的成就，崇高的地位，

只是蘇軾的貢獻更大，影響更深遠而已。

《宋史·蘇轍傳》說：“轍與兄進退出處無不相同。”但世上沒有什麼“無不相同”的人和事，三蘇父子的性格、政治態度、學術思想及文學風格的差異都很大，

蘇轍政治主張的激烈、學術思想的複雜都超過了蘇軾。

這裡，我想比較全面地講述他們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異同。

大器晚成與少年得志

蘇洵年近五十才成名，成名後的他地位也很低。蘇軾一生八典名郡，地方政績顯著，在朝廷官至禮部尚書。蘇轍一生的政績主要表現在元祐年間，由一個小小的縣令升至副相，比蘇軾的官位還高。

蘇洵（1009-1066年）字明允，少不喜學，而喜歡遊覽祖國的名山大川。他二十七歲才開始發憤讀書，但應進士及茂材異等試皆不中。如果說蘇洵初舉進士不中可能與他“少不喜學”分不開，那麼他二十九歲再舉進士不中，特別是三十七歲舉茂材異等亦不中，就要怪科舉考試製度窒息人才了。

蘇洵在《廣士》中說：“人固有才智奇絕，而不能為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為者。苟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絕智有時而窮也。”“不能為”，是說不長於此道；“不幸而不為”，是說不屑於此道。蘇洵兼有二者，結果他這位“奇才絕智”之人就難免“有時而窮”了。

蘇洵的可貴就在於，他沒有繼續讓自己去適應不合理的科舉考試製度。

相反，在“舉茂材異等不中”之後，他得出的結論是“此不足為學也”（歐陽修《蘇洵墓誌銘》），於是決心走自己的路。他在《上韓丞相書》中說：“及長，知取士之難，遂絕意於功名，而自託於學術。”他在二十七歲後“發憤”於科舉，而在三十七歲後則開始“發憤”於學術。這是蘇洵生活道路上的一個轉折點。他告別了科舉考試，燒掉了為應付考試而作的數百篇文章，開始憑興趣讀書，想讀什麼就讀什麼。過去是為應付科舉考試不得不為文而文，沒話找話說，現在是“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上歐陽內翰第一書》），才著《幾策》、《權書》、《衡論》數十篇，系統提出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領域的革新主張。

蘇洵48歲那年，他送蘇軾兄弟入京應試，知益州

張方平

向歐陽修極力舉薦蘇洵。張方平與歐陽修是有矛盾的。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說：“張安道（方平）與歐文忠素不相能。……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為翰林。蘇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為重，其歐陽永叔（修）乎！’不以其隙為嫌也。乃為作書辦裝，使人送之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安道薦之非其類，大喜曰：‘後來文章當在此。’即極力推譽，天下於是高此兩人。”歐陽修上其書於朝，公卿士大夫爭傳誦之，

蘇軾兄弟又於次年同科及第，父子三人遂名動京師，蘇氏文章遂擅天下

。

蘇洵可說是大器晚成，年近五十才成名。但他成名後的地位也很低，“爵不過於九品”，只做過試秘書省校書郎、霸州文安縣主簿、禮院編修，相當於現在的科級幹部。

蘇軾兄弟的經歷與蘇洵剛好相反，是少年得志而一生坎坷

。進士及第，名動京師時，蘇軾二十二歲，蘇轍才十九歲，五年後又同舉制科入等。蘇軾一生八典名郡，先後知密、徐、湖、登、杭、潁、揚、定八州，地方政績顯著，在朝廷官至禮部尚書。蘇軾《應制舉上兩制書》自稱他參加制科考試的策論是“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而蘇轍的《御試製科策》比蘇軾更加激列、尖銳，矛頭直接對準了年老的仁宗，指責仁宗“沉湎於酒，荒耽於色，晚朝早罷，早寢晏起，大臣不得盡言，小臣不得極諫。左右前後惟婦人是侍，法度正直之言不留於心，而惟婦言是聽”。結果在朝廷引起軒然大波，進行了一場激烈的爭論。蘇軾制科考試“入三等”。宋王朝的制科考試，一二等都是虛設，從沒有人入一二等，因此三等實為一等，在此以前只有吳育一人入過三等。司馬光參與崇政殿複試，認為蘇轍在應試者中最為切直，也第以三等。初考官胡宿認為，蘇轍之策以致亂之君況盛世，力請黜之。但仁宗不同意，他說：“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蘇轍《遺老齋記》）仁宗同時還讀到蘇軾的《制科策》，高興地說：“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宋史·蘇軾傳》）於是以蘇軾入第三等，蘇轍入第四等次。但鬥爭還沒有結束。蘇轍既入等，於是以他為試

秘書省

校書郎，充商州（今陝西商縣）軍事推官。知制誥王安石認為蘇轍袒護宰相，專攻人主，不肯撰制詞。蘇轍深感失望，奏乞留京侍父，辭不赴任。這當然只是表面理由，正如蘇軾的《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所說：“答策不堪宜落此。”《御試製科策》對蘇轍一生的影響是深遠的，不僅迫使他當時辭官，而且使得他“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遺老齋記》），一直擔任幕職，直至神宗去世前不久才任績溪（今屬安徽）縣令。

蘇轍一生的政績主要表現在元祐年間，由一個小小的縣令升至副相，比蘇軾的官位還高。南宋何萬在《蘇文定公（蘇轍）諡議》中說：“元祐九年之間，朝廷尊，公路闢，忠賢相望，貴幸斂跡，邊陲綏靖，百姓休息，君子謂公之力居多焉。”這段話對元祐之政雖有過份美化之嫌，但對蘇轍在元祐之政中的作用的估計，是大體符合實際的。

蘇轍的政治才能只在哲宗元祐年間才得到比較充分的發揮。

清朝馮繪所作《三蘇圖》

北宋變法前後的政論家、政治家

蘇洵雖被譽為“王佐才”，但無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而只能算作政論家。蘇氏兄弟是“言之者而又行之者”，都是當時著名的政治家。

蘇洵雖被譽為“王佐才”，但從未成為“王佐”，也無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而只能算作政論家。蘇氏兄弟是“言之者而又行之者”，都是當時著名的政治家。

在政治上，北宋王安石力主變法時，三蘇強調革新吏治。在蘇洵生前，王安石變法還未開始，但爭論已經開始。蘇洵在《衡論》中已經提出了“政之失，非法之罪”的觀點。嘉佑三年（1058），蘇洵與王安石分別有《上皇帝書》和《上仁宗皇帝言事》。他們未必看到過對方的上書，故很難說是誰反駁誰。但比較一下這兩篇上書的內容，便能看出蘇、王分歧的實質。王安石認為，當時形勢危急的原因是“患在不知法度”，出路在於“變革天下之弊法”。蘇洵卻認為，“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正是從這一觀點出發，蘇洵在《上皇帝書》中才大談改革吏治，主張重爵祿，罷任子，嚴考課，尊小吏，復武舉，信大臣，重名器，專使節，停郊赦，遠小人。其中除停郊赦一條外，其餘九條都談的是吏治改革。

蘇軾兄弟後來對王安石變法的態度，實為蘇洵與王安石分歧的的繼續。熙寧二年初，兄弟二人守父喪期滿返京時，王安石變法已經開始，以蘇軾為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以蘇轍為變法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王安石以呂惠卿起草的青苗法向蘇轍徵求意見。蘇轍說：“以錢貨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援救民之困，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奸，雖重法不可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之費；及其納（還）錢，雖富家不免違限。如此，則鞭棰必用，自此恐州縣事不勝繁也。”王安石變法期間還加強鹽禁，嚴禁私人煮鹽販鹽。王安石也曾同蘇轍討論這個問題。蘇轍說：“利之所在，欲絕私販，恐理難也。”王安石有辦法，他說，一村百傢俱販私鹽，敗者止一二，故販不止；“若二十家至三十家敗，則不敢販矣！”蘇轍回答道：“如此，誠不販矣。但恐二三十家坐鹽而敗，則起為他變矣！”（蘇轍《龍川略志》卷三）熙寧二年八月，他寫了《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對新法作了全面批評，同時要求外任，免去他在條例司檢詳文字的職務。為人“謹重”的蘇轍，上書反對新法比蘇軾早四個月，而要求離京外任比蘇軾將近早兩年。

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準備變科舉，興學校。神宗對此有些懷疑，徵詢意見，蘇軾上《議學校貢舉狀》。神宗對蘇軾的意見很重視，他說：“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神宗立即召見蘇軾，問“方今政令得失”，並說：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蘇軾也不客氣，批評神宗“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神宗當即表示：“卿三言，朕當熟思之。”並鼓勵蘇軾說：“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

宋史·蘇軾傳

》）故蘇軾又有《上神宗皇帝書》，對王安石變法作了全面批評。變法派於是下決心把他趕出朝廷。御史知雜事謝景溫誣奏蘇軾扶父喪返川時，曾在舟中販運私鹽，並追捕當時船工進行拷問，想獲得“罪”證。

蘇軾“實無其事”，不屑同這些人爭辯，只求出任地方官避禍。於是被命通判杭州。蘇軾一生多次被誣陷，這是其中的第一次。

對元祐之政的態度，也表明蘇轍在政治上往往比蘇軾更激烈。蘇轍在元祐元年二月至十一月擔任右司諫期間共上奏章七十四篇（蘇軾同期所上奏章為二十篇），幾乎涉及當時所有的重大政治問題。他主張嚴懲推行新法的朝廷大臣，而對執行新法的小臣給予改過自新的機會。八次上書要求責降右僕射韓縝，三次乞誅竄呂惠卿，並一論章惇，再論安燾，五論蔡京。大家都知道，蘇軾草擬的《呂惠卿責授節度副使制》是一篇著名的制詞，卻不一定知道這篇制詞主要是根據蘇轍的《乞誅竄呂惠卿狀》起草的。此狀歷數呂之過惡說：“呂惠卿賦性兇邪、罪惡山積。自熙寧以來所為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簿法（手實法）皆出於惠卿之手”；“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為人更加陰狠險毒：“（王）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為仇敵。”以致“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腑，託妻子，平居相結，唯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問。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擇，不遺餘力，必致死地。此犬彘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曾不愧恥。”蘇轍主張對這樣的人應“略正典刑，縱未以汙鈇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

蘇軾兄弟在元祐年間的主張也不盡相同。

例如蘇軾只是私下勸告章惇說，司馬光“

時望

甚重”，“不可慢”（《亡兄子瞻墓誌銘》）。蘇轍卻上章要求罷免章惇樞密使之職。在役法問題上，蘇軾認為：“差役免役，各有利害”，“以彼易此，民未必樂”。

蘇轍卻認為，“差役可行，免役可罷，不待思慮而決”(《論罷免役錢行差役法狀》)。

司馬光恢復詩賦取士，蘇軾作《復改科賦》稱美此事，但蘇轍比哥哥冷靜得多，他雖然不反對司馬光恢復詩賦取士，但主張推遲一屆施行，並因此得罪了司馬光，“君實（司馬光）始不悅矣”（《潁濱遺老傳》）。

三蘇祠，位於四川省眉山縣城西

三蘇都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文學家

三蘇都名列唐宋八大家。蘇洵的散文“辭辯閎偉，博於古而宜於今”，對改變北宋文壇風氣起了巨大作用。蘇軾具有多方面的文學藝術才能，在各個領域都富有創造性，都是開派的人物。蘇轍的詩文成就也較高。

蘇洵強調文章要“得乎吾心”（《太玄論》），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見；強調文貴自然，反對為文而文，認為不能不為之文才是“天下之至文”（《仲兄字文甫說》）；強調文貴有用，要“言必中當世之過”（《鳧繹先生詩集敘》），如五穀可以療飢，藥石可以伐病。他的散文“辭辯閎偉，博於古而宜於今”，“不為空言而期於有用”（歐陽修《薦布衣蘇洵狀》），對改變北宋文壇風氣起了巨大作用，“士爭傳誦其文，時文為之一變。”（

張方平

《文安先生墓表》）南宋朱熹從正統儒家觀點出發，斥蘇氏父子兄弟之學為“雜學”，但對蘇洵文章卻很佩服，稱“老蘇文雄渾”（《朱子語錄》卷一三九）。元人朱夏《答程伯大論文》說：“老蘇之文，頓挫曲折，蒼然鬱然，鑱刻削厲，幾不可與爭鋒。”蘇洵存詩不多，但諸體皆備，尤以五、七古詩見長。葉夢得《避暑錄話》稱其詩“精深有味，語不徒發，正類其文”。其五古《歐陽永叔白兔》詩，結構謹嚴，形象生動，意味雋永；七古《贈陳景回》詩，波瀾起伏，活潑跌宕而又情致委婉。《九日和韓魏公（琦）》更是洵詩壓卷之作：“晚歲登門最不才，蕭蕭華髮映金罍。不堪丞相延東閣，閒伴諸儒老曲臺。佳節久從愁裡過，壯心偶傍醉中來。暮歸衝雨寒無睡，自把新詩百遍開。”前兩句寫參加韓琦重陽節的家宴；三四句感謝韓琦以他為太常寺禮院編纂，曲臺指太常寺，但從“閒伴諸儒老曲臺”的“閒”、“老”二字，也不難看出他那鬱郁不得志之情；五六句寫得最好，“佳節久從愁裡過”，可見他一直不得志；“壯心偶傍醉中來”，可見他仍雄心勃勃，希望有所作為；末二句寫宴後歸來的心情，暮色沉沉，寒雨蕭蕭，輾轉反側，夜不能寐，給人以淒涼之感，表現了他壯志不酬的苦悶。

蘇軾具有多方面的文學藝術才能，在各個領域都富有創造性，都是開派的人物。

他的散文平易自然，筆力縱橫，揮灑自如，雄辯滔滔，與歐陽修一起並稱歐蘇。他的詩內容豐富，境界開闊，格調清新，與黃庭堅一起並稱蘇黃。他的詞一洗五代綺麗柔靡的詞風，成為豪放詞派的創始人，並提高了婉約詞的境界，對後世影響很大，與辛棄疾一起並稱蘇辛。蘇軾存詞三百多首，蘇轍存詞僅四首，寫得最好的是《水調歌頭·徐州中秋》：“離別一何久，七度過中秋。去年東武（今山東諸城）今夕，明月不勝愁。豈意彭城（今江蘇徐州）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載《涼州》。鼓吹弄清賞，鴻燕起汀州。坐中客，翠羽帔，紫綺裘。素娥無賴西去，曾不為人留。今夜清樽對客，明夜孤帆水驛，依舊照離憂。但恐同王粲，相對永登樓！”從此詞可知，蘇轍並非不能作詞，只是不喜作詞罷了。此詞上闕從長年離別寫到今朝歡聚。一、二句寫兄弟離別之久，從熙寧四年潁州之別至熙寧十年，已經整整七年了。“去年東武今夕”二句指蘇軾為懷念蘇轍而寫的《水調歌頭·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懐子由》（“明月幾時有”）。蘇轍詞的後五句寫今朝“同泛清河古汴”，《涼州》指《涼州詞》，此代指唱曲的歌女。他們一面泛舟，一面欣賞歌女唱曲，驚起群群汀州鴻雁，夠快樂了。但好景難長，下闕從今朝歡聚，想到明朝離別，發出一片悲涼之音。前三句寫“坐中客”的裝束，四五句感嘆光陰易逝，盛時難再。接著以“今夜清樽對客”的歡聚之樂，反襯“明夜孤帆遠驛”的別離之苦，而展望未來更不堪想象，恐怕只能像三國時王粲那樣“相對永登樓”了。這個“永”字，語重千斤。蘇軾《水調歌頭》（安石在東海）說：“子由相從百餘日，過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別，……其語過悲。”“悲”而且“過”就在於下闕，特別是結尾數句，太傷感了。蘇軾在《中秋月寄子由》中回憶當時情景說：“歌君別時曲，滿座為悽咽！”莫說那時的當事者，就是今天的讀者讀到這首詞，也有催人淚下之感。蘇軾覺得弟弟太傷感了，在和詞中安慰道：“一旦功成名遂，準擬東還海上，扶病入西州。”並想象弟兄雙雙相親相愛同返故里的情景說：“故鄉歸去千里，佳處輒遲留。我醉歌時君和，醉倒須君扶我，惟酒可忘憂。”蘇軾這一功成名遂之後弟兄同歸故里的願望，一生從未實現過；後來實現的是兄弟二人“扶病”去雷州、儋州貶所。

蘇轍的詩文成就也較高。關於蘇氏兄弟詩文的優劣，歷來有不同看法。蘇軾說：“子由詩過吾遠甚。”（《記子由詩》）又說：“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答張文潛書》）這並不是什麼自謙之詞，而是蘇軾的真心話。蘇軾論詩論文都追求“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蘇轍《子瞻和陶詩引》）、“外枯中膏，似淡而實美”（蘇軾《評韓柳詩》）的藝術風格，蘇轍“汪洋澹泊”的藝術風格正符合他的審美趣味。秦觀《答傅彬老簡》同意蘇軾的看法：“中書（蘇軾）嘗自謂‘吾不及子由’，僕竊以為知言。”陸游、周必大也有類似的看法，周必大《跋子由〈和劉貢父省上示坐客〉詩》載，周向陸請教學詩之法，陸要周讀

蘇轍詩

。周“退取《欒城集》觀，殊未識其旨趣”，後來才覺得轍詩“溫雅高妙，如佳人獨立，姿態易見。然後知務觀（陸游）於此道真先覺也”。

蘇軾書法——《黃州寒食帖》

蘇軾梅花圖

三蘇是琴棋書畫皆通的藝術家

蘇洵雖無詞存世，但他是懂音樂的，蓄有雷琴；三蘇會棋，但棋藝不算高明；三蘇皆精書法；三蘇均好畫。

詞是宋代的樂曲，蘇洵雖無詞存世，但他是懂音樂的，蓄有雷琴。蘇軾《家藏雷琴》說：“餘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蚹，其上池銘雲：開元十年造，雅州靈關村。”蘇軾為了弄清雷琴的發音情況，曾把琴拆開來進行研究。《歷代琴人傳》引張袞《琴經·大雅嗣音》說：“古代多以琴世家，最著者……眉山三蘇。”蘇洵善彈琴，蘇軾兄弟皆有《舟中聽大人彈琴》詩，歌頌蘇洵琴技，崇尚古樂而不滿世俗之樂。蘇轍的寫法是由舟中聽琴而聯想到伯牙滄海學琴，末以“世人囂囂好絲竹，撞鐘擊鼓浪為榮。安知江琴獨超絕，擺耳大笑不肯聽”點明主題。全詩以寫伯牙學琴為主，讀起來平和婉轉。蘇軾的寫法是由聽琴而生議論：“彈琴江浦夜漏永，斂袵竊聽獨激昂。《風松》、《瀑布》已清絶，更愛《玉佩》聲琅璫。自從鄭衛亂雅樂，古器殘缺世已忘。千年寥落獨琴在，有如老仙不死閱興亡。世人不容獨反古，強以新曲求鏗鏘。微音淡弄忽變轉，數聲浮脆如笙簧。無情枯木今尚爾，何況古意墮渺茫。江空月出人響絶，夜闌更請彈《文王》。”全詩縱橫恣肆，議論風生，與蘇轍詩的平和婉轉適成鮮明對比。

三蘇會棋，但棋藝不算高明。蘇軾晚年貶官儋州期間曾說：“予素不解棋，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棋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蘇）過，乃粗能者。儋守張中日從之戲。予亦隅坐竟日，不以為厭也。”（《觀棋》）

三蘇皆精書法，《中國書法大辭典》都收有三蘇的書法作品。顏真卿是唐代著名書法家，蘇洵有《顏書》，前半歌頌顏真卿起兵反對安史之亂：“憶在天寶末，變起漁陽師。猛士不敢當，儒生橫義旗。感激數十郡，連衡鬥羌夷”充滿了對義士顏真卿、顏杲卿的仰慕之情。後半歌頌顏之書法：“況此字頗怪，堂堂偉形儀。駿極有深穏，骨老成支離。點畫乃應和，關連不相違。有如一人身，鼻口耳目眉。彼此異狀貌，各自相結維。離離天上星，分如不相持。左右自綴會，或作鬥與箕。骨嚴體端重，安置無欹危。”末謂見了顏書，自己都不敢寫字了：“自我見此字，得紙無所施。”“駿極有深穏”，“骨嚴體端重”表明，他頗善於把握顏書的特點。

蘇軾從小愛好書法，少年時代曾在眉山城西八十里的棲雲寺讀書，在石崖上作“連鰲山”三字，大如屋宇，雄勁飛動。在宋代四大書法名家即“蘇（軾）黃（庭堅）米（芾）蔡（一說蔡襄，一說蔡京）”中，他名列前茅，是與他“幼而好書，老而不倦”（《東坡先生墓誌銘》）分不開的。他曾說：“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石蒼舒醉墨堂》）這種信筆書寫，無需推求的“無法”境界，是透過長期的依“法”練習獲得的，是以“堆牆敗筆如山丘”的艱苦勞動為前提的。正因為如此，他在《書唐氏六家書法後》中才批評那些沒有學會正楷就在那裡胡亂作草書的人：“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楷書）行（行書），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立正），行如行，草如走（跑）。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這段話充分說明了“無法”必須以有法為前提，“意造”必須以苦練為基礎。蘇轍的《石蒼舒醉墨堂》詩也說：“石君得書法，弄筆歲月久。經營妙在心，舒捲功隨手。”這也同樣說明了只有“弄筆久”，才能“得書法”，只有苦心“經營”，才能“舒捲功隨手”。

三蘇均好畫。閻立本是唐代著名畫家，淨因大覺璉師以閻立本所畫水官（水神）贈蘇洵，蘇洵撰《淨因大覺禪師以閻立本畫水官見遺，報之以詩》來表示感謝。詩的大部份內容是描述這幅畫的：或寫水官：“水官騎蒼龍”，“龍行欲上天”，“浩若乘風船”，“不知幾何長，足尾猶在淵”；或寫從臣，說他們“矍鑠相顧失，風舉衣袂翻”；或寫侍女，說她們“手執雉尾扇，容如未開蓮。”這些描寫都很形象，見詩如見畫。詩的結尾更別開生面，蘇洵沒有向大覺璉師直接表示感謝，而是說閻畫“見者誰不愛，予者誠已難”。但是，“在我猶在子，此理寧非禪？報之以好詞，何必畫在前！”這樣結尾就不落俗套，比直接以謝語結尾有味得多。蘇軾《次韻水官詩》敘雲：“凈因大覺璉師以閻立本畫水官遺編禮公。公既報之以詩，謂某‘汝亦作’。某頓首再拜次韻，仍錄二詩為一巻以獻之。”此稱其父為“編禮公”，

嘉祐

六年（1061）七月朝廷才以蘇洵為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禮書。故此詩必作於蘇洵晚年。蘇洵還曾向文同（字與可）索畫，有《與可許惠舒景，以詩督之》詩。蘇軾《四菩薩閣記》說：“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雖為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為了使父親“一解其顏”，蘇軾曾“以錢十萬”，購得吳道子畫獻與蘇洵。在蘇洵所珍藏的百餘幅名畫中，此為壓卷之作。

蘇軾二十一歲曾在成都淨慈寺為鎮守成都的張方平畫像，後來與文同成為文人畫即湖州畫派的開創者。他在《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中總結文同繪畫經驗時提出了著名的胸有成竹說：“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所謂“熟視”，就是仔細觀察所要畫的竹子，所要表現的客觀物件；同時就在進行藝術構思，使所欲畫的竹子，所要表現的物件完整地呈現於胸中。他在《書蒲永升畫後》中說：“始（孫）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紙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奔屋也。”“倉皇”、“甚急”、“如風”、“須臾”，正是靈感爆發，創作激情高漲的表現；而這種靈感突發是建立在“營度經歲”，即長期醞釀的基礎之上的。沒有“營度經歲”就不可能有“須臾而成”。

王維是唐代的著名詩人和畫家。蘇軾曾稱讚王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題藍田煙雨圖》）。當時在開元寺東塔，有王維畫的真跡，他在《王維吳道子畫》中說：“摩詰（王維）本詩老，佩芷襲芳蓀。今觀此壁畫，亦若其詩清且敦。”這裡同樣強調了王維詩畫相通，詩情畫意融成一體的特點。吳道子名道玄，是唐代名畫家，世尊為畫聖。宋時開元寺和普門寺都有他的真跡：“道子實雄放，浩如海波翻。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可見吳道子的畫以“雄放”為特色。蘇軾本人就是畫家，他很推崇王維和吳道子的畫：“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在二人中尤其推崇王維：“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吾觀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斂衽無間言。”蘇轍經常反駁蘇軾，他在同題詩中針鋒相對地反駁其兄說：“壯馬脫銜放平陸，步驟風雨百夫靡。美人婉娩守閒獨，不出庭戶修容止。女能嫣然笑傾國，馬能一蹴至千里。優柔自好勇自強，各自勝絕無彼此。誰言王摩詰，乃過吳道子？”在蘇轍看來，壯馬賓士是“剛傑”之美，美人嫣然一笑是“軟美”，對二者不應有所軒輊。其實，蘇軾在這裡是在比較文人畫和畫工畫的高低，他並不否認美的多樣性。他在《孫莘老求墨妙亭詩》中說：“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長短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可見他們兄弟在美的多樣性，風格的多樣性問題上，實際是沒有分歧的。

“連鰲山”——蘇軾青年時手書

得《史記》筆意，正《史記》訛漏的史學家

蘇軾沒有歷史專著，但寫了大量單篇史論；

蘇洵所著《史論》是一部很重要的歷史著作；

蘇轍應制科試所上《進論》含有史論，晚年又撰《歷代論》，多為歷史人物論。

在史學領域，蘇洵、蘇轍的成就高於蘇軾。蘇軾沒有歷史專著，但寫了大量單篇史論，其中以應制科試所作的二十五篇《進論》和晚年所作的《志林》中的史論部分為最有名。蘇洵撰有《史論》上中下三篇，系統闡述了他的史學觀；又與姚闢合著《太常因革禮》一百卷，因歐陽修以參知政事為此書提舉官，有些書目往往列在歐陽修名下。這既是一部禮書，又是一部史書。《

中國叢書綜錄

》即歸入史部。蘇洵《史論上》論經、史異同，認為其同有二：其義（寫作目的）同：“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用（具體要求）同：“事以實之，詞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其別有三：經、史都離不開事、詞、道、法，但側重點各有不同，“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經靠史證實褒貶，史靠經斟酌輕重，二者作用不同而又相互為用；經為“適於教”的需要，或“隱諱而不書”，故經非實錄；史是“實錄”，其中有可遵循者，有不可遵循者，故史非“常法”。儒家的傳統觀點是把經奉為文章的最高典範，蘇洵卻經史並重，認為二者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史論中》論修史的四種方法：“其一曰隱而章，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他闡明瞭史書的真實性同政治性（教化作用）的關係。史書是“一代之實錄”，必須如實地反映客觀歷史情況；但又不能作純客觀的記述，而應透過作者對史料的精心剪裁和安排，表現作者的愛憎和褒貶，體現道與法，達到懲惡揚善的目的。對於“功十而過一”的人，本傳記其功，他傳發其過，這樣，既忠於史實，又達到了褒善的目的；對於“過十而功一”的人，既要記其過，又要詳記其功。這樣，既能懲惡，又能開其自新之路。這就把史書的真實性和教化作用統一起來了。《史論下》歷評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范曄《後漢書》、陳壽《三國志》的得失。蘇洵說：“遷之辭淳健簡直，足稱一家。”但指責司馬遷“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史記》之中，指責班固“襲蹈遷論以足其書者過半”。歷史就是歷史，是既成事實，可以刪其繁冗，補其遺漏，糾其謬誤，但不能再創造。若已無冗可刪，無漏可補，無謬可糾，則照抄前人記述比把前人記述改頭換面以充己作，倒是更老實的治史態度。但班固照抄司馬遷、揚雄的記述而不知剪裁，以至造成體例不統一。蘇洵強調史書必須忠於史實，指責班固“貴諛偽”，陳壽帝魏而臣吳蜀，都是不忠於客觀歷史實際的表現。蘇洵的多數觀點，均切中前四史的要害。雷簡夫稱其“《史論》，真良史才也”，“得（司馬）遷史筆”（邵博《聞見後録》卷一五），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一稱其“評騭諸家如酷吏斷獄”，並非虛美之詞。

蘇轍與蘇軾一樣，應制科試所上《進論》也含有史論，即“上自三王而下至五代”的朝代論十二篇，晚年又撰《歷代論》四十五篇，多為歷史人物論。蘇轍有史學專著《古史》，是為糾正司馬遷《史記》之訛，補充其佚而作。蘇籀《欒城遺言》說：“公年十六為夏、商、周論，今見於《古史》。”可見蘇轍《古史》也是從青年時代起就開始撰著，但主要是兩次貶官筠州（今江西高安）時完成的。其《古史序》中說：“太史公始易編年之法為本紀、世家、列傳，記五帝三王以來，後世莫能易之。然其為人淺近而不學，疏略而輕信。”其《後記》雲：“堯舜三代之遺意，太史公之所不喻者於此而明；戰國君臣得失成敗之跡，太史公之所脫遺者於此而足，非閒廢有所不暇者也。”元人劉壎《隱居通議》卷一五稱“其所作《古史》，則議論高絕，又非坡所及”。

蘇轍亦長於當代史，其《龍川略志》十卷、《龍川別志》四卷（今本為上下兩卷），《穎濱遣老傳》（自傳）兩卷，均屬當代史。蘇轍一生曾見過朝廷很多名臣，如歐陽修、張安道、韓琦、司馬光、王安石等等。元祐年間在朝時，劉貢父曾對蘇轍說：“予一二人死，前言往行堙滅不載矣。君苟能記之，尚有傳也。”（《龍川別志序》）但當時他政務繁忙，無暇記這些名臣言行。晚年貶官循州（今廣東龍川），他完成了《龍川略志》、《龍川別志》。蘇軾晚年寫了很多即興式的筆記，而蘇轍的《龍川略志》、《龍川別志》的寫作卻是有計劃的，《略志》記所歷，《別志》記所聞。《東坡志林》記了很多奇幻怪異的事，表現了蘇軾對新奇事物的濃厚興趣。《略志》、《別志》所載，除少量煉丹術、養生術外，絕大多數都是嚴肅的朝政。蘇軾的筆記，文學色彩濃，具有較高的美學價值。蘇轍的筆記政治色彩濃，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正如《四庫提要》卷一四W所說：“《略志》惟首尾兩卷記雜事十四條，餘二十五條皆論朝政。蓋是非彼我之見，至謫居時猶不忘也。……《別志》所述多耆舊之餘聞。朱子（熹）生平以程子（頤）之故，追修洛蜀之舊怨，極不滿於二蘇。而所作《名臣言行錄》，引轍此志幾及其半，則其說信而有徵，亦可以見矣。”朱熹對蘇轍《龍川略志》和《龍川別志》的重視，充分說明二書對了解元祐之政和北宋名臣言行，具有重大意義。

河南郟縣三蘇墳“青山玉瘞”坊

具有離經叛道傾向的思想家

蘇洵一反孔孟的傳統觀點，認為“利之所在，天下趨之”。蘇洵與王安石的分歧，蘇軾與程頤的分歧都在於認為他們不盡人情，蘇轍思想尤雜。

三蘇

父子

都是具有離經叛道傾向的思想家。傳統的儒家觀點總是以禮抑情，以義抑利。宋代的理學家更進一步宣揚“存天理，滅人慾”，“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程頤）。蘇洵一反孔孟“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傳統觀點，在《上皇帝書》中認為“利之所在，天下趨之”。在《利者義之和論》中說：“利在則義存，利亡則義亡。”

三蘇文集中都有《六經論》，《蘇軾文集》中的《六經論》實為蘇轍《欒城集》中的《六經論》，《欒城集》為蘇轍自編，《蘇軾文集》為誤收。但蘇軾論及六經的地方也很多，以人情說解釋六經可說是三蘇父子的共同特點。蘇洵《易論》認為，“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為爻，通陰陽之變以為卦，考鬼神之情以為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在蘇洵看來，《易》之所以要寫得茫茫冥冥，神秘莫測，無非是聖人利用人之常情，對那些“新奇秘怪”的事物特別尊崇的心理，來維持其對聖人之道的敬畏。蘇洵實際上是把儒家視為神聖的《易經》看作神道設教，看作愚民手段，以使天下之人把聖人之道當作宗教來信仰。這樣看待《易經》，確實是大不恭的。《朱子語類》卷一三W雲：“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

蘇洵與王安石的分歧，蘇軾與程頤的分歧都在於認為他們不盡人情。蘇洵《辨姦論》說：“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洗濯），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蘇軾與理學家程頤鬧得冤冤不解，形成洛蜀黨爭，重要原因也是蘇軾厭惡程頤不近人情，其《杭州召還乞郡狀》說：“臣又素疾程頥之奸，未嘗假以色詞，故頥之黨人無不側目。”《宋史紀事本末》卷四五說：“頤在經筵，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每加玩侮。”

三蘇都是深受儒、釋、道影響的大雜家，蘇轍思想尤雜。他們都與僧人、道士往來密切。蘇洵有《彭州圓覺禪院記》、《送蜀僧去塵》、《題仙都觀》等詩。北宋興起一股

疑古

思潮，他們的學術著作都是這一疑古思潮的產物。陸游說：“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西漢經學家），鄭康成（即鄭玄，東漢經學家），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而排《繫辭》，廢《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徵》、《顧命》，黜《詩》之序，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八《經說》）蘇轍的《孟子解》不止“疑《孟子》”，甚至斥《孟子》“為野人之言，非君子之論也”。蘇軾偏重於從政治上反對佛教、道教，他的《子思論》、《荀卿論》、《韓非論》、《韓愈論》都認為正是老、莊的“輕天下萬物之術”，造成了法家的“敢於殘忍而無疑”，結果“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韓非論》）。蘇轍在儒、釋、道問題上提出了很多大膽觀點。蘇轍晚年作《老子解》，主張儒、釋、道合一，實際上在他青年時代所作的《老聃論》中已經提出來了。他認為老、莊反對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主張“無所是非”的觀點符合《論語·微子》的“無可無不可”的主張；老子既講“常欲無，以觀其妙”，又講“常欲有，以觀其徼”；既講“無之以為用”，又講“有之以為利”；佛家既講斷滅，又講“無斷無滅”，認為這些主張“亦近於中庸”。他公開反對以周公、孔子之言論作是非標準。他說：“昔者天下之士，其論老聃、莊周與夫佛之道者皆未嘗得其要也。”因為他們都以周、孔之言去駁佛、老之言，而佛、老之徒根本就不相信周、孔之言，因此，他認為“老聃、莊周之言不可以周、孔辯”。這就像與鄰里辯論，“而曰吾父以為不然”，誰會以你父親的話為是非標準？要怎樣才算“得其要”呢？蘇轍認為只能“平心而觀焉，而不牽乎仲尼、老聃之名，而後可與語此”。只能就觀點本身的“是非利害”進行辯論，只有那些“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的觀點才是“天下之道”。早在宋代，蘇轍就這樣明確地反對以周、孔之言為是非標準，是大膽的、深刻的。經過蘇轍的“平心而觀”，他認為老、莊學說比楊朱、墨翟之言深刻得多，全面得多。楊朱主張為我，墨翟主張兼愛，“天下之事，安可以一說治也？彼二子者欲一之以兼愛，斷之以為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老、莊就不是這樣：“今夫老、莊無所是非，而其終歸於無有，此其思之亦曰詳矣”；“老聃、莊周，其思之不可謂不深矣”；“其論縱橫堅固而不可破也。”（均見《老聃論》）這簡直是公開為老、莊思想唱讚歌。蘇軾多批評佛、老對治國的危害，蘇轍則認為即使在治國上，儒、道兩家亦各有所失，各有所得：“漢文取老子之所長而行之，是以行之而天下豐；漢武取儒者之所失而用之，是以用之而天下弊。此儒、老得失之辨也。”（《御試製科策》）由此可見，在對佛、道的態度上，蘇軾兄弟的看法並不完全一致。蘇轍不僅政治觀點比蘇軾尖銳激烈，而且他的學術思想也比蘇軾更加複雜和大膽。

結　語

在三蘇中，一般更推崇蘇軾，

但我認為更應推崇蘇洵，他對兩個兒子進行了精心的教育，為我們培養出蘇軾、蘇轍這樣的一代文豪。

前人經常論及這點：“時名誰可嗣，父子盡賢良”（韓琦《

蘇洵員外輓詞

》）；“一門歆、向（劉歆、劉向）傳家學，二子機、雲（陸機、陸雲）並雋遊。”（張燾《老蘇先生輓詞》）清人邵仁泓在《蘇老泉先生全集序》中說：“二蘇具天授之雄才，而又得老泉先生為之先引，其能卓然成一家言，不足異也。老泉先生中年奮發，無所師承，而能以其文抗衡韓、歐，以傳之二子，斯足異也。間嘗取先生之文而讀之，大約以雄邁之氣，堅老之筆，而發為汪洋恣肆之文，上之究極天人，次之修明經術，而其於國家盛衰之故，尤往往淋漓感慨於翰墨間。先生之文，蓋能馳騁於孟（子）、劉（向、歆）、賈（誼）、董（仲舒）之間，而自成一家者也。……上繼韓、歐，下開長公（蘇軾）兄弟。”這段評論相當精彩，它首先強調了蘇洵能成為唐宋八大家之一頗不容易。蘇軾兄弟幼而習之，又有家父培養，能成一家，不足為奇。而蘇洵發奮既晚，又無師承，全靠自己摸索，而能與孟、劉、賈、董抗衡，上繼韓、歐，下開蘇軾兄弟，確實是了不起的。

利益相關：

主講人：曾棗莊

曾棗莊，1937年1月20日生，四川簡陽人。1960年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畢業。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退休教授，現為四川師範大學文理學院教授。與劉琳共同主編有《全宋文》1。1億字，另主編有《中華大典·文學典·宋遼金元文學分典》1200萬字。在個人研究方面，早年從事杜詩研究，著有《

杜甫

在四川》。後從事三蘇研究，先後著有《蘇洵評傳》、《蘇軾評傳》、《蘇轍評傳》、《三蘇傳》、《蘇詩匯評》（全四冊）、《蘇詞彙評》、《蘇文匯評》、《蘇軾研究史》。後研究領域有所擴大，出版有《論西昆體》、《宋文紀事》（全二冊）、《集部要籍概說》、《宋文通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