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推薦 | 長時段理論：歷史的程序與個體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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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全歷史
歷史對大多數人來說，是英雄的歷史，古往今來數不盡的英雄人物，用他們極富故事性的一生吸引人們探索歷史的海洋。但若是摘下崇拜這層“有色眼鏡”，不難發現對於歷史的總體發展來說，英雄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歷史的根本推動力來源於時代和環境中的必然趨向。
年鑑學派的代表人物布羅代爾用長時段理論來解釋這一問題，他將歷史的變化分為三種尺度：地理時間、社會時間和個體時間，分別對應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
長時段的歷史如地理環境是最穩定的；中時段的歷史扣如社會變化，速度也相對較慢；短時段的歷史是個體章鋪與事件，變化很快，也因此最受人關注。但如果將短時段的歷史放到更大的尺度下考量，其作用是相當有1限的。布羅代爾曾如此形容：“螢火蟲蒼白的光閃音亮、消失，再閃亮，但都無法用任何真正的光明刺穿黑夜。事件也是如此：在它們光亮範圍之外，黑暗統治一切。”
我們可以從三個角度來理解個體與事件在歷史程序中的有限性：
第一，和時代局勢甚至是自然環境相比，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即便英雄人物具有遠超同輩的才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自己所處的集體，甚至是改變社會的某些認知，也很難徹底扭轉時代的傳統與風氣，更不可能克服一些自然存在的先天問題。
第二，從更宏大的視角來看，個體本就處於長時段之中，不可避免地被更大的尺度影響甚至塑造。生活在社會中的人無時無刻不受到時代的影響，個體的思想與理論不可能超越時代的侷限性憑空產生，註定要受到其所處環境的制約，所以時代的問題總是會折射到個體身上。
第三，歷史前進的推動力來源於過往經濟、政治、文化要素的累加，個人與偶然性事件在其中只是起推波助瀾的作用。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制度甚至是人的觀念都會自然地產生更新，不管是個人還是某個集體，他們都只能加速或是減緩這一程序，而不能根本上顛覆其趨向。
在人才選撥方面，曹操被後人記住的往往是“唯才是舉”的主張。但所謂“唯才是舉”只不過是曹操針對察舉制下以道德作為唯一標準所帶來的大量舞弊現象，而提出的一種矯正手段，曹魏政權在人才選拔中從始至終都很看重德行，他在對負責舉薦官員的毛階和崔瑣的訓示中都強調，選宮務求廉潔。曹魏是寒族政權的說法又是另一項衍生的誤解，如曹操時期的萄彧、鍾舔，曹丕時期的陳群都是當時首屈一指計程車族領袖。
以三國時期出現的九品官人制為例，這一制度往往被視為曹魏最終向世家大族妥協。三國時期魏蜀吳的建立者曹操、劉備和孫權都對大族並無好感，曹操、劉備、諸葛亮打擊亂政名士，孫權晚年也直接逼死了丞相陸遜，但是最終三國歸晉，政治權利還是旁落世家大族之手。這並不能簡單地歸結於司馬家篡位，因為哪怕是“唯才是舉”的曹操，其政權的股肱仍是士族。在農業立國的封建時代，中央的統治難以直接觸及地方，而集中的土地能夠提高效率，最大化地主的利動益，所以土地兼併的出現就成了歷史的必然。地主在兼併中演變為豪族，勢力甚至強到統治者只能利用收買，而無法對抗，光武帝劉秀僅僅是嘗試重新清算戶口，就引發了河北大族造反。
東漢末年，農民向莊園主繳納收成往往比直接向朝廷繳稅還要好一些，由此大批自耕農選擇依附地主，地方鄔堡林立。因此，三國的領導者們根本無力動搖士族的根基，只能為了政權穩固與其合作。事實上，世家大族的影響貫穿了整個封建時代，從未隨晉的滅亡而終結，之後的唐宋元明清也無一能從根本上解決土地兼併的問題，從而削除地方豪貴。
奧斯曼帝國在位時間最長的蘇丹，蘇萊曼一世。在他的統治下，奧斯曼帝國進入了極盛時期，他也因為文治武功，獲得了“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蘇丹中的蘇丹”等稱號。他繼承了父親賽利姆一世的事業，甚至將觸手伸向了歐洲。他的擴張確保了奧斯曼帝國對亞歡主要陸上交通線的控制權，但此時西歐各國已經開闢了新航路，這條滋養了地中海眾多商業城市的交通線失去了它曾經不可替代的地位。
西方的歷史同樣如是。我們常常將新航路開闢所引發的地中海經濟圈衰落，歸結於塞利姆一世的征服活動破壞了原有的地中海航線，所以歐洲國家被迫尋找新的出口。其實歐洲各國早有繞開地中海商路的打算。當時地中海是連線歐洲與印度東南亞地區貿易的必經之路，威尼斯等商業城市藉機進行商業壟斷，向西歐國家收取高昂的“中介費”，所以即便地中海商路未被阻絕，西班牙葡萄牙等國也早有憑藉新生的遠洋航行技術探索新商路的打算。在奧斯曼帝國佔領埃及前半個世紀，兩牙就已經開始嘗試繞過地中海直抵印度，這是歐洲國家為了追逐更高的經濟利益必然採取的行動，不是一場兼併戰爭所能決定的。
長時段理論啟示我們要認識個體的侷限，看清時代特質順勢而為；不必過分在意自身能力的不足，因為對大勢來說個體總是渺小的，我們只需要做好當下。正如前文所引用的布羅代爾的話，就連英雄人物和他們所創造的事件在歷史的長河中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們不需要因此就去否定人的力量：光芒仍然是光芒，他們的故事不會因為人的渺小而有任何褪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