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揚鴻：儒學乃陽剛雄強之學，警惕儒學之陰柔化，聖母化（五千八百多字）

儒學乃陽剛雄強之學，是生機勃勃，雄赳赳，氣昂昂的大丈夫偉君子之學，頂天立地，浩然不屈。文武兼重，活潑有力，果斷勇敢，有仇必報。近世儒圈混亂，或陰柔化，則血性失而同於犬羊矣！或聖母化，則大義無，而同於浮屠矣！

儒家之道，仁義禮樂刑政也。仁義以相施，禮樂刑政以相治，禮樂治於未亂，而刑政治於已亂。《朱子語類》曰：“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髒有許多事，如何見得！其智愈大，其藏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解者多以仁為柔，以義為剛，非也。卻是以仁為剛，義為柔。蓋仁是個發出來了，便硬而強；義便是收斂向裡底，外面見之便是柔。”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可見仁乃陽剛之物。俗儒以柔釋仁，背先聖之旨矣！孟子曰養浩然之氣，至大至剛，浩然之氣，仁氣也。儒學雖說剛柔並濟，到底以剛為主，以柔為輔，與其偏於剛，不可偏於柔。剛不失為君子，柔恐墮為小人。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只有陽剛之人才能勇敢，柔軟之人如何勇敢？

朱子說：“如今人多將顏子做個柔善底人看。殊不知顏子乃是大勇，反是他剛果得來細密，不發露。如個有大氣力底人，都不使出，只是無人抵得他。孟子則攘臂扼腕，盡發於外。論其氣象，則孟子粗似顏子，顏子較小如孔子。孔子則渾然無跡，顏子微有跡，孟子，其跡盡見。然學者則須自粗以入細，須見剛硬有所卓立，然後漸漸加工，如顏子、聖人也。”

看論語，講的多是陽剛。孔子主剛。孔子曰：“當仁不讓。”曾子曰：“仁以己任。”這明顯是剛毅之人。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說得何其嚴毅！柔軟之人豈能堅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柔者能為愛，而不能為仁，何謂也？柔者動於情，而非必順乎理，情動於此，而其他之生死有所不恤，柔者徇乎欲，而非必合乎道，欲徇於此，而天下之是非有所不顧。惟剛者，可以立，達乎理，合乎道，不變其守，殺一人以取天下而不為；惟剛者，可以任，不懼其重，道濟天下而可以勝。

孔子主陽剛，思見剛者，孔子嘗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欲，焉得剛。”欲者，兒女之慾，物質之慾，此欲不能割捨，便不能剛毅，剛者是能堅固而挺立之人！而孔子戒於柔，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孔子說交朋友，剛直之人為益友，說話真實，而感覺直，損友則是善柔，只說奉承話，說話柔順好聽，可能是損友。

只有剛毅之人才能傳承儒家之道。朱子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煞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淳篤，而少顏子剛明之意。若其他弟子，未見得。只如曾子則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腳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雲‘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仁者堅固，義者鋒利，禮者厚重，智者靈活。柔軟者，仁之賊也，刻薄者，義之賊也，拘執者，禮之賊也，詭詐者，智之賊也。仁者，通常理解為付出，施予，其實更重要的是擔當。付出容易，擔當難。“任重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擔當需要勇氣和智慧。仁者肯定是有氣魄，有才能的，決非柔懦庸闇之人。

仁者勇敢堅固，殺身成仁，何其勇！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何其固！死而後已，何其堅！非有至大至剛之氣，何能為仁？仁者無敵於天下，唯其至大至剛耳。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仁道大哉！後世之理解仁，淺小矣！子曰：“力行近乎仁，好學近乎智，知恥近乎勇。”意志不強者，不能成為仁者。

仁是醇厚可敬，義是威嚴可畏。朱子曰：“義是個毅然說話，如利刀著物。……義如利刀相似，胸中許多勞勞攘攘，到此一齊割斷了。聖賢雖千言萬語，千頭萬項，然一透都透。如孟子言義，伊川言敬，都徹上徹下。義字如一橫劍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君子義以為質’，‘義以為上’，‘義不食也’，‘義弗乘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是此義十分精熟，用便見也。‘克己復禮為仁’，善善惡惡為義。”能擔當是仁，能斬割，能拒絕是義。

仁義相反相成也，盹盹其仁，凜凜其義。義具否定性，具有肅殺性，義戰義殺義刑，義所不為，義所不容，義所必誅。仁是接納、包容，義是拒絕、排斥，人要會拒絕排斥。接納是接納美好的事物，拒絕是拒絕非禮非法之事物，包容是包容善良，排斥是排斥罪惡，彰善癉惡。包容罪惡，何以對待善良？孔子曰：以德報怨，何以報德？同理。孔子說：“放鄭聲，遠佞人”！對那些嫉賢妒能，危害國家人民的人，《中庸》主放“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這是儒家鮮明的排斥！孟子更說對於那些殺人如麻的戰爭犯應該處以上刑，出於對人民的愛，自然充滿對民賊的恨。仁義相反相成，愛恨相反相因，對民賊的恨心小，則對人民的愛心不足。儒者愛憎分明！

儒家不只講仁愛，還講威儀，威嚴。《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要雍容嫻雅有威儀，不能荏弱被人欺。又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又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又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又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儒家經典是多麼強調威儀，學儒者安可不注重威儀！有威儀，而受人尊敬。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何等繁重！儒者之重威儀更甚禮儀！孔子“溫而厲，威而不猛”，君子莊重有威，“儼然人望而畏之。”威儀不恪，人得而侮之，君子之威，小人猛夫不敢侮也！且配義與道，孟子能說大人而藐之，而不顧其巍巍；雖千萬人而往之，而不顧其攘攘。荀子提出道德之威：“禮義則修，分義則明，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道德之威是一種自帶的神威，不言而信，不令而從，不怒而威，穆穆皇皇，莊嚴正大，而使人們畏敬。

聖母一味反戰，此與浮屠戒殺無甚異。“好戰必亡，忘戰必危。”儒家不反戰，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指諸侯爭戰之死傷遍野也，豈曰戰可廢乎？而稱湯之徵葛，文王之伐崇，武王之伐紂，周公之伐奄，兼夷狄，驅猛獸，滅五十國。孔子則積極于軍事，為國“足食足兵”，反對“不教民戰”，以為“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即戎矣。”自詡“我戰則克。”軍事思想則是“好謀而成”，親自指揮墮三都之戰役，聞齊相田常弒其君，則請討之。周公誡成王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跡，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尚書》稱文王武王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鹹以正無缺。”《尚書》曰：“我武維揚，侵於之疆，取彼兇殘。我伐用張，於湯有光。”《詩經》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尚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周禮》有九刑九伐，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漢書》曰：“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訁雚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臧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眾，因井田而制軍賦。……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撲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文武之道，一張一弛，豈能偏廢？德力一陽一陰，有德者必有力，豈能對立？聖人必能武，王者必強有力，方能為四海仰望。儒家尊王攘夷，齊桓公北伐山戎，《春秋》美之，周公兼夷狄，孟子大之。積極主張義戰，孔子於衛靈公言蒲可伐，田常弒齊君，孔子勸魯哀公伐齊，燕國政治混亂，孟子勸齊宣王伐燕。

有些人把儒學讀偏了，斷章取義，讓很多人以為儒家偏重於道德，輕視武力，迂腐，其實儒家是重視武力的。道德是團結人民，武力是保家衛國，除暴去害。道德是讓武力用於正軌，全其力。《禮記》曰：“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老子曰哀兵必勝，儒則以為禮義之兵必勝。仁者無敵，是仁者有勇，勇者能仁，人心之團結與武力之強大，使其無敵於天下。非空談仁義，誦經以卻敵也。

深有保家衛國意識，有強烈民族主義的的驍勇之士更能抗擊戰勝外敵。若有勇無義，則容易作亂，受外敵之賄賂而養敵以自重，或甘於投虜賣國矣。故仁義以使武力用於正軌，激揚武力以使能夠戰勝，豈以廢武哉！身體兵器的力量鼓以精神的力量，而更強大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君子有不戰，戰必勝。”孟子重視人心的團結，愛養兵民，團結一心，則戰必勝也。荀子《議兵》曰：“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儒家之軍事思想，更強調士民的團結，精神的鼓舞，以此為大要也。絕非輕視武力，是要讓武力如何更加強大，戰無不勝。《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同仇敵愾，必能抵禦外族，戰勝強敵。武王伐紂，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臣民同心同德，以討離心離德之眾，則能以一敵十，敵百也！武力作為輔助，荀子說王者“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王者必有威，有德必有力，德可以服人心，力可以震懾天下，兩者相濟，征服天下易矣。

總說道家講天道，儒家講人道，不知儒也，儒家通天地人，《中庸》所謂“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儒家天人不二，天人為一，天人不二亦有分，天尊而人亦不卑，異乎道家之尊天卑人，天人分裂。儒家的天道觀是積極進取的，講“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易傳》曰：“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天道是剛健的，是生生不息的，君子法天，自然也要陽剛，自強不息。董仲舒《春秋繁露》曰：“天積眾精以自剛，聖人積眾賢以自強；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君子尊天，而不卑伏於天，法天地而立人極，《易》曰“與天地合其德”，《中庸》曰儘性以贊育萬物，與天地參。《易》更曰“裁成天地之道，府相萬物之宜”，《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荀子提出“君子理天地”，“制天命而用之”，何等雄偉氣魄！不但窮神知化，還有開物成務，格物窮理之精神。以人工取代天工，而技術得以進步，制天命而用之，非消極之順從自然，而是積極地掌控自然規律，利用起來造福人類，可以使科學迅發展，此儒學之所以巍然居正統也，豈百家能及哉！明末大儒王船山還有“仁天”說，其《思問錄》曰：“天之使人甘食悅色，天之仁也。天之仁，非人之仁也。天有以仁人，人亦有以仁天、仁萬物。恃天之仁而違其仁，去禽獸不遠矣。”皆發揮人之積極主觀能動性，所謂“自然者，天地；主持者，人。人者，天地之心。”人不能被動，要積極主動對天地，對萬物，人類文明才能迅速發展，育萬物而參天地，儒家的天人觀是如此健動光明，生氣勃勃！

因此，儒家是反對宿命論者，不屈服於命運，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孟子說雖然“莫非命也”，然“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為道義而死，盡其道死，君子九死不悔！故有“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等剛烈之說。王船山駁斥老莊的自然任天說，他在《續春秋左氏傳博議》論道：“人之道，天之道也；天之道，人不可以之為道也。語相天之大業，則必舉而歸之於聖人。乃其弗能相天與，則任天而已矣。魚之泳遊，禽之翔集，皆其任天者也。人弗敢以聖自屍，抑豈曰同禽魚之化哉？天之所生而生，天之所殺而殺，則是可無君也；天之所哲而哲，天之所愚而愚，則是可無師也；天之所因而有之，天之所無因而無之，則是可無厚生利用之德也；天之所治而治之，天之所亂因而亂之，則是可無秉禮守義之經也。……夫天與人之目力，必竭而後明焉；天與之耳力，必竭而後聰焉；天與之心思，必竭而後睿焉；天與之正氣，必竭而後強以貞焉。可竭者天也，竭之者人也。人有可竭之成能，故天之所死，猶將生之；天之所愚，猶將哲之；天之所無，猶將有之；天之所亂，猶將治之。裁之於天下，正之於己，雖亂而不與俱流。立之於己，施之於天下，則兇人戢其暴，詐人斂其奸，頑人砭其愚，即欲亂天下而天下猶不亂也。功被於天下，而陰施其裁成之德於匪人，則權之可乘，勢之可為，雖竄之流之，不避怨也。若其權不自我，勢不可回，身可辱，生可捐，國可亡，而志不可奪！”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雖天地亦不可奪其志！與天命抗爭！其積極盡人事，不屈服於命運，尤言之錚錚！面對天災人禍，不消極躲避，而要積極地去拯救治理，成功則挽狂瀾於既倒，大禹之抑洪水也，縱然不能成功，亦能成仁，雖不能挽其狂瀾，而存仁義之心於天地，公天理於後世，以激勵後人，雄哉！壯哉！偉哉！讓人熱血沸騰，視死如歸。因為儒家這種剛強的學說，而培養了無數仁人志士，亂世不乏英雄烈士，極力挽救，而中國不至於萬劫不復，終一陽來複，否極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