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裡並沒有什麼深奧的東西

壹

《易經》產生於中國文明發端的商周時代，所以，當代國學界稱之為 “華夏文明智慧的源頭” 。這種讚譽倒也不算過分。

問題是： “源頭”處的理性文明，必然是簡單的、粗糙的、不成熟的，甚至雜入了許多錯誤邏輯在其中，但“國學大師”們一方面要讚譽《易經》是“華夏文明智慧的源頭”，另一方面又要吹噓《易經》無所不包高深至極，這就大大地矛盾了，不符合人類文明發展的基本常識了。

這種自相矛盾，不僅僅存在於《易經》。比如，兩千年多前，有個人發現光“煦若射”，然後在兩千多年後的今天，有人既讚譽他“世界上第一次明確指出光沿著直線傳播”，又歌頌他“啟發了量子通訊”。

一個剛剛觸及光學常識皮毛的人，“啟發”不了當代最前沿的科學成就。一本記載剛剛發端的理性文明的著作，也不可能高深莫測蘊含無窮智慧。

對此，古人其實有過很精到的總結。比如《太史公自序》裡說：“《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

意思就是， 《易經》這本書，談論的是天文地理、晝夜陰陽、四季時節、萬物生用 （古人認為金木水火土構成萬物） 的變化。

比如，《觀》卦裡說，“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觀測日月星辰，並此制定歲時曆法，用於觀象授時，就可以做到按季節合理耕種、合理採伐、合理勞休，不會誤了事情。

司馬遷之前，研究《易經》最權威的人是孔子，他專門寫了《繫辭傳》上下兩篇，來解釋《易經》究竟在說什麼。

《繫辭傳》開篇，孔子就把問題說明白了：“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意思是說： 天象的變化為“尊”，地上的四季晝夜變化為“卑” （天尊地卑） ，後者由前者決定，把這個道理說明白了 （卑高以陳） ，就可以在事物與現象中定出“乾坤”、分出“貴賤” （乾坤定矣、貴賤位矣） 。然後，在日常的勞作和生活中，就可以知道什麼時候該“動”該“剛”，什麼時候該“靜”該“柔”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也可以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劃為同類，哪些物種屬於同群，進而辨別出它們的吉凶。

當然，《易經》中的某些字詞（比如“大人”）如何理解，學術界存在很多意見分歧。但 《易經》乾卦六龍，是一種按照“東宮蒼龍”出現的方位來確定季節、指導勞作的知識模組 ，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

後續“坤卦”裡的“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等爻辭，也很明顯是在指導節氣（冰霜）和勞作（王事）。

人類所有的早期文明，均是從天文學和氣象學發端而走向理性。這與原始農業社會的繁榮，須高度依賴氣候變化，有著直接的關係。中國自然也不例外。《易經》所顯示的，正是商周時期的中國人，想要依賴其在天文學和氣象學方面長期觀察所得到的經驗，來構築一種“世界的運作邏輯”的努力。

《易經》沒有啟發萊布尼茨發明二進位制，而在誕生了《易經》的中國文化裡，長期以來都認為科學技術是“奇技淫巧”，這本身也沒有太大問題。

貳

即使在科學的發源地西方，對於科學的警示和擔憂也一直存在。

（從19世紀早期的科幻恐怖小說《弗蘭肯斯坦》，到最近熱映的電影《侏羅紀世界3》，西方文學、藝術裡始終存在一個主題，即“對科學的警惕，以及科學可能給人類帶來的毀滅後果”。《侏羅紀世界3》裡，透過生物合成公司提取恐龍基因的案例，再次隱喻了西方文化裡對科學的擔憂。雖然電影裡的張博士堅信，他可以用科學為人類造福，創造一個更好的地球生態系統，但這畢竟是一種理想）。

不重視科學，並不能說明傳統中國文化就是落後的。之所以說傳統中國文化落後，原因在於更深的層面。

中國文化缺乏自我審視機制，搞錯了主體和客體的關係。西方的邏輯認為，人是主體，世界是客體；而中國文化認為，世界是主體，人是客體，

洋務運動時期的大學士倭仁說，“治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

這話本身沒毛病。美國的槍擊案就是一個例子，很顯然，槍擊頻發這種事，不可能靠任何技術手段去消滅它，靠“價值觀、理念和憲法精神”，這個“價值觀、理念和憲法精神”就是人心。

將這句話的內涵應用在現代管理學上就是：一切問題都是人的問題。

因此，不需要發展科技，不需要鼓勵什麼創新，一切問題都是人的問題，你之所以覺得需要搞什麼科技發明，不是世界有問題，而是你有問題。

而西方文化認為，一切問題都是人性的問題。相比於上面那句話，就多了一個字。

多這一個字，大不一樣。因為人性有兩個特點，一是難以琢磨、無法量化，沒有具體的規律；二是人性只能引導而無法改變，古往今來一切的智者、宗教家和哲學家都無法改變人們的人性，最多是去認識和觀察人性。

既然人性無法改變，任何方法都不能讓人人透過自我修養而成為聖人，那就只有依賴於制度。

而中國人認為，制度是不需要也不能變的，如果你覺得制度有問題，那是因為你沒有適應制度。

《易經》裡的思想，用一句話就可以概括，即“世界是流變的”，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

叄

所以，從《易經》到《論語》，中國文化始終在強調“適應”。最能適應的人，就是君子，最高級別的君子，就是無論任何環境都能適應的人（上善若水，一切都能適應），即聖人。

這就是為什麼19世紀末進化論傳到中國後，立即受到了中國知識界的熱捧，並將之運用到社會領域。雖然在歐美，進化論只是眾多解釋人類起源的學說裡的一種，在歐美質疑乃至不相信進化論的人一直都有，美國一些州的中小學甚至壓根就不提達爾文的什麼進化論。

學術界一直有種說法，認為中國文化的同化能力很強。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中國文化不是同化能力強，而是適應能力強。

中國文化的同化能力如果真強，清末下南洋以來，那麼多去東南亞闖蕩的華人，應該早就把當地人同化了。可現在我們知道，這種現象並沒有出現，反而當地華人有被同化的趨勢。

從文字演變來看，適的甲骨文由“帝”和“止”構成。“帝”甲骨文字形像結紮的柴草作成神形，以供祭拜，故“帝”有集結、收束之義。如“啻（chì）”字從帝，從口，本義是高聲，含有把聲音聚集在一處的意思；“止”的甲骨文、金文、小篆都像人的腳印的形狀。後來金文把“適”字下面的“止”改為“口”；戰國文字在左側加上了“彳（chì，慢慢走）”，強調其走路的意義；小篆承襲戰國文字，將“彳”“止”合併成“辵（chuò，走走停停）”也與走路有關；“辵”後來簡化為“辶”旁，隸書、楷書將“啻”寫成“啇（dí，樹根）”為聲旁。

可見，“適”字的古義是一群人集結起來去往一個地方。我們馬上就能明白，這指的就是原始先民的遷徙活動。

我之前說過，相比於人類其他主要文明發源地，肇始於黃土高原的華夏文明的遷徙活動很頻繁。原因一是黃河流域的生存環境較為惡劣，二是低下的生產力決定了必須有一部分人遷徙出去開闢新田，否則僅憑有限的土地的供養力，不遷徙出去等於大家都餓死。

請注意，這是導致中國人缺乏宗教信仰，而極重視政治秩序的一個重要文化學上的原因。

對於集體性的遷徙活動而言，最重要的就是組織紀律和隊伍秩序。一旦迷路或內部分裂，往往產生致命的後果。

在這種遷徙活動中，華夏先民很早就形成了對權li的依賴，以及對科學的漠視。原始遷徙活動最需要的是辛勤和不畏艱苦，而科學起源自某些懶人的無聊的好奇心。

這種好奇或懶惰心態是會傳染的，對於關乎族群生存的遷徙來說，任何不必要的好奇心和懶惰心態都要被打擊，很可能一個人的好奇心會給整個隊伍帶來危險，而懶惰則是遷徙文化的最大敵人。

在通往未知的道路上，占卜比科學更有用。因為凡是科學都需要驗證，而驗證一旦失敗，則會導致難以承擔的後果。占卜就不一樣了，凡是占卜出來的結果都是神的旨意，這種旨意是團結族群、堅定信念的最好的武器。

神的旨意不需要去分析、去思辨，而只要去理解去執行。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文化始終停留在“人心”“倫理”“知行”的樸素層面，而不需要建立在演繹和分析法上面的科學思維。

肆

相比於《易經》裡的那種“適應”哲學，西方文化更強調“變化”。中國人認為，既然世界是不斷變化的，擁抱變化的最好方式就是適應變化，而西方人認為，擁抱變化的最好方式就是自己也變化，

既然要適應變化，那麼科學的確就是可有可無的，因為對於任何變化，我們不需要去了解其背後的規律，只需要去適應即可。

這也是為什麼，19世紀以來，英國人在全球建立了廣泛的殖民體系，統治著3500萬平方公里面積的土地，卻很少去往印度、北美、澳大利亞等殖民地大規模移民，因為他們適應不了不同的氣候和環境。

恰恰是中國人這個講究安土重遷的文化，反而使得中國人的適應能力極強。在美國的多族群社會里，華裔往往是適應最快的。

中國人的適應能力極強，而創新能力極弱。西方人的創新能力極強，而適應能力則很一般。

這是最樸素的一般意義上的文化學所揭示的規律。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