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毓泰和胡適：“爭取學術獨立”十年夢終斷
青年時期的饒毓泰（左）與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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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9月，作為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發表《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提出了中國走向“學術獨立”的發展規劃，掀起軒然大波。胡適這一“計劃”的思想淵源除與他自身長期對中國學術發展的思考、戰後世界學術發展趨勢與中國學術發展態勢等因素有關外，更與中國近代第一代物理學家、曾長期擔任北京大學理學院院長、首屆中研院院士饒毓泰分不開。
本文透過釋讀1945年9月至1946年5月9個月時間內饒毓泰致胡適函件（可惜胡適回函無從查詢），梳理饒毓泰建議胡適將北大建設成為學術中心特別是原子能研究中心的經過，並分析這些建議對胡適“爭取學術獨立十年計劃”的影響，以窺見一代學人在爭取中國學術獨立道路上的艱辛與苦澀。
文 | 張劍 (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
學術獨立之夢
——饒毓泰致函胡適欲在北京大學籌建學術中心及其影響
抗戰勝利後，無論是從中國學術發展的態勢，還是人才培育與聚集的狀況，幾代中國人所追尋的學術獨立之夢都有了實現的絕佳機會。但面臨國共內戰，這一學術獨立夢想因中國學術未能建立起獨立於政治的學術體制自然沒有實現的可能，中國學術發展也就失去了這一機遇。科學發展史上這種內部需求與外在環境矛盾衝突的事例並不少見，人們也一直在尋求解決這種矛盾的機制與方案。
一、饒毓泰與胡適早期交往
1891年12月生於江西臨川的饒毓泰（字樹人），1908年就讀於上海新中國公學，與同年同月出生於上海的安徽績溪人胡適為同學。他們平生有了第一次交集，但因胡適又兼任學校英文教員，同學關係又成了師生關係。
1910年，胡適考取第二屆庚款留學美國。饒毓泰從南洋公學畢業後，回家鄉擔任中學教師，後考取江西省官費，1913年2月也到美國留學。初入加州大學，後轉學芝加哥大學，1917年冬獲物理學學士學位。次年，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再轉學耶魯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1922年6月獲博士學位。
留美期間，中國公學時期結下的友誼成為同學紐帶。胡適因宣揚文學改良爆得大名，其著述自然得到同學的關注。饒毓泰在一封信中談及在留美學生年報中讀到胡適的作品，另一封信中也說“足下之著述則當於年報中稍窺其略”。可見他們之間書信往還當不少。非常可惜，我們僅能看到饒毓泰致胡適函，不得見胡適致饒毓泰信。胡適日記中也記載有相關饒毓泰的資訊。1917年，胡適畢業歸國前夕，6月16日到達饒毓泰就讀的芝加哥大學：“本欲一訪饒樹人（毓泰），以電話向大學詢問其住址，乃不可得，悵然而止。樹人來此數年，以肺病輟學甚久。其人少年好學，志大而體力沮之，亦可念也。”
胡適歸國後，同是中國公學同學、饒毓泰未來妻子朱毅農的哥哥朱經農也不時將饒毓泰的訊息傳送給胡適：“饒樹人已畢業於芝加高大學，日前已啟程赴康橋，赴哈佛大學，後意尚欲留此數年。弟與談數夜，思想亦新奇，將來之大科學家也。”朱經農似對饒毓泰在物理學上的作為有很高的期許，“大科學家”、“數理專家”的預言之後也一再出現。對於此次與朱經農相聚之樂，饒毓泰也致函胡適告之，並說他留美五年不得與胡適一見，“實為大憾”。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出版後，饒毓泰很是推崇，致函胡適說：“時人著書多無精密之思，即稍能用思，又無膽量說出來，其能用思而兼有膽量者，尚有足下”。並指出中國無科學的原因，“在於狹義的功用主義深入於中國人腦髓，絕無一種‘為學而治學’之精神”。告知他畢業回國將執教南開大學物理系，“京津非遠，泰與足下相會日正長也”。
1922年9月15日，胡適在北京請饒毓泰吃飯：“饒樹人自美國回來，我邀他和任光到長美軒吃飯。”饒毓泰回國後建立南開大學物理系，培養了吳大猷、吳大任、江澤涵、申又振、陳省身、鄭華熾等一批數理才俊。在此期間，因為未婚妻朱毅農的問題，饒毓泰曾與胡適書信往還，得胡適幫助終成眷屬。但終因朱毅農似愛上了胡適而神經出現問題，於1929年饒毓泰赴德國訪學後離異。饒毓泰1932年自德國歸來任職北平研究院。翌年到北大物理系任教授兼主任（1936年起任理學院院長），先後聘請了周同慶、張宗蠡、朱物華、吳大猷、鄭華熾等教授，使北大物理系教學與科研水平陡升，成為戰前中國物理學的重鎮。
可能是因為朱毅農的關係（也不盡然），距離的縮短似並沒有拉近胡適與饒毓泰關係。他們雖同為北大教授，一個是文學院院長、一個是理學院院長，但兩人關係遠不如以前密切。
抗戰爆發後，胡適出任駐美大使，為抗戰建國盡心盡力。饒毓泰似命途多舛，結婚不幾年的另一位妻子在上海病故。家痛國恨交加，其心情可以想見，得意門生吳大猷放棄四川大學中英庚款講座教授席位赴昆明與他會合，陪他度過孤苦歲月。他擔任西南聯大物理系主任，講授三年級光學和研究生光的電磁理論等課程，繼續培育“桃李”。1944年，應邀赴美，先後在麻省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大學和俄亥俄大學從事分子紅外光譜實驗研究。他鄉遇故知，胡適（1942年9月卸任駐美大使後滯美未歸）、饒毓泰在美國又有了交集。據金嶽霖說，1944年他與趙元任夫婦、饒毓泰在胡適紐約家中相聚。
隨著原子彈的爆炸與抗戰的勝利，中國的命運面臨新的抉擇，中國科學的發展也迎來了新的契機，饒毓泰建議即將出任北大校長的胡適將北大建設成為學術中心的藍圖也就應運而生。
二、饒毓泰致函胡適商討發展北大理學與工學
1945年9月6日，胡適正式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國立北京大學校長。訊息傳開，饒毓泰很是感奮。
9月19日，寫一長函給胡適，除將胡適出任北大校長與查爾斯。W。埃利奧特掌哈佛大學相提並論，稱為中國大學“新紀元”外，還以執掌哈佛的科南特、麻省理工的康普頓、加州理工的密立根並未因行政職務妨礙學術研究為例，勸導胡適承擔起領導北大向前的責任，並認為大學校長不僅僅是個行政職位，更應該作為學術研究的表率，領導學術的進步。信的主體內容是向胡適提出發展北大理科和工科的系統建議：
往嘗與兄談過北大事，第一是延攬人才，此是難事，得才而能使之繼續滋長則更難。就理學說，各系都要充實，受經費與人才限制，物理系一向政策是先□在分光學方面做到獨立研究地步。今自原子炸彈成功，原子核物理之研究有不容一日緩者，張文裕先生在此方面有獨立研究經驗，成績甚佳，擬請其加入北大。彭桓武君曾從Max Born問學，現在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Dublin任理論物理副教授，與馬仕俊、張宗燧三人為吾國研究原子核理論之最有希望者，仕俊將來Princeton繼續研究，宗燧（中大）曾與我有了解，倘桓武亦肯來北大，則實驗與理論方面都顧到矣。
算學系舊同事在澤涵領導下都蒸蒸向上，至為可喜。樊畿將自法來Princeton，將囑他早日回國。我在此曾與一維也納青年算學家Henry B。 Man相過從，他日如有需要亦可羅致。
化學系事我不擬多說，倘能加聘馬祖聖與李作浩兩君則幸甚。
地質系務須請仲揆兄回來，請克強兄（鍾健）加入。
生物學不容易找到有希望的人才，且歷年來學生太少，發展尚須時日。但是緝齋兄若肯回來，則於生理學方面似可致力。
工學院勢必要辦，但最難辦得好。擬請暫成立應用力學系與電學工程系，在C。I。T。有錢學森先生曾從Von Karman 遊，現在該校任流體力學副教授。有郭永懷君（北大物理系畢業）亦從VonKarman 治流體力學。擬請錢先生為應用力學系主任，請郭永懷回北大。電學工程方面的人甚多，但是最有成績的才三四人，若能請到朱蘭誠（M。I。T）、C。C。Wang □□（我不知道他的中國名姓），又由清華調回馬大猷，則電學方面有主要人物矣。
天文學系亦須成立，但今日在國內無人可當此任，似須等待黃昆（吳大猷學生，北大理學院研究生第一人畢業者）由英國回來才有辦法。
關於裝置方面，將來暫且不說，為維持現在工作效率計，請兄先籌兩萬美金存在美國，為北大遷回北平後諸同人得就已有裝置加以補充，俾不致荒廢時間。
有不有方法請美國圖書機關捐助補充自1937年以來之雜誌？
以上是我一時想到者。
得知胡適出長北大後，“精神早已銷止”、僅存“軀殼”“消磨歲月”的饒毓泰，心裡所起波瀾與發展中國學術的雄心躍然紙上。對於戰後復興北大計劃，饒毓泰與胡適曾有不少討論，“往償與兄談過北大事”，因此饒毓泰信中的建議也非一時興起，而是長期思考的結果。作為北大理學院院長，饒毓泰對理學院下屬物理、數學、化學、地質、生物各系的發展作了事無鉅細的分析與建議，提出成立工學院、天文學系的計劃。
信中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一是面臨原子彈爆炸後世界原子科學的發展，指出北大物理系不能再停留於由他開創、吳大猷等接續的光譜學方面的研究，“原子核物理之研究有不容一日緩者”，建議北大聘請張文裕、彭桓武、馬仕俊與張宗燧等加盟，專門從事原子物理研究。師從盧瑟福研究原子核並獲博士學位，曾任西南聯大教授，當時正在普林斯頓大學訪問研究的張文裕，已有“獨立研究經驗，成績甚佳”；師從馬克斯·玻恩的彭桓武與馬仕俊、張宗燧三人更是“吾國研究原子核理論之最有希望者”。如果北大能聘請到這些才俊，原子物理理論與實驗人才兼備，自然就能成為中國原子物理研究中心，有了這些緊跟世界物理學發展前沿的青年人才，中國在世界原子物理研究上佔有一席之地也“指日可待”。
第二，他強烈建議創設工學院，先設立應用力學系和電學工程系。聘請加州理工學院師從馮·卡門的錢學森任應用力學系主任，北大畢業生同樣師從馮·卡門的郭永懷也聘請回系。電學工程系聘請麻省理工的朱蘭誠、王兆振，從清華調回馬大猷，也就“兵強馬壯”了。作為理學院院長，饒毓泰視野並不僅僅侷限於理學院各學科，而是從科學發展的全域性和協調發展的角度出發，力主北大創設工學院。
此後兩人書信往還是主要集中於上述兩點。另外，他接到北大數學系主任江澤涵及他的學生吳大猷等人信函，對胡適出任北大校長都異常興奮，希望胡適擔負起領導中國學術發展的重任，對北大的發展要有長遠規劃。因此，他再次提出向美國圖書機關申請捐助科學雜誌、籌措美金兩萬元為同人返北平後從事研究的臨時費，這兩件“都足以鼓勵同人精神”，希望胡適立馬進行。
10月8日，饒毓泰連致胡適兩函，一函指出工學院電學工程系創設勢在必行，馬大猷為主任，王兆振、袁家騮聘為教授。“原子核物理研究北大勢必開辦，且須另籌鉅款。惟現在即須進行接洽人選，清華、中大、浙大、廈大等近都在向各方面覓人，倘我們錯過機會，後將更感困難。”另一函提出聘請錢學森為工學院院長，錢已草擬了工程科學系“組織大綱”：
錢學森先生寄來所擬“工程科學系之目的及組織大綱”草案，此文是他應我之請而作的，我覺得他的意見有許多是和我的相契合的，但和一般工程學者之傳統目的與組織是大不相同……如果北大工程學系能這樣辦，理學院與工學院分界就不致太嚴了。
錢學森所擬草案內容到底怎樣，不得而知。但可從錢學森當時在工程力學上的成就及其對工程科學的看法探知一二。錢學森師從工程力學大師馮•卡門，1939年獲博士學位，在高亞聲速、超聲速空氣動力學及噴氣推進領域進行研究和探索，領會到科學與技術結合的真諦。戰後，隨美國空軍科學諮詢團赴歐考察戰時航空、導彈等技術，日漸形成了他的工程科學思想。他認為工程科學的本質就是“將基礎科學中的真理轉化為人類福利的實際方法的技能”。工程科學家是為了滿足“純科學家與從事實用工作的工程師間密切合作的需要”，他們形成“純科學與工程之間的橋樑”，將“基礎科學知識應用於工程問題”。
在這種觀念指導下，他的“草案”自然關注科學與技術的結合，辦理工學院也必注重理學院的發展。因此，饒毓泰認為他與錢學森的想法大體契合。饒毓泰從當時世界科學發展態勢及錢學森在工程力學上的卓越貢獻出發，對邀請錢學森回國在北大創設工學院一事之熱切可想而知。按照錢學森的綱要草案，北大理學院與工學院學科可相互交叉，這也是科學發展日漸交叉與交融的趨勢，工學院的創辦也可直接促進北大理學院的發展。
9月19日至10月8日，饒毓泰為北大的發展連致4函，胡適卻沒有迴音。10月13日，饒毓泰再次致函胡適，說因所商量的問題關係“北大前途甚大”，請胡適回函“指示以便分別進行”。並再次指出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勢不容緩，須儘快延攬人才。次日，胡適復饒毓泰長信，具體內容不得而知，僅知決聘錢學森為工學院院長，也請饒毓泰約定物理系及工學院人才。
戰後隨著原子科學的發展，各機構和高校之間人才競爭可謂激烈。10月23日，饒毓泰致函胡適談及彭桓武來電，說清華、中大都有電請他，他尚未決定。饒毓泰說：“彭君成績極好，治學問態度亦好，我極盼望他能來北大與馬仕俊合作。”錢學森沒有訊息，“大概他在慎重考慮中”。兩個月之後的12月31日饒毓泰致函胡適，談及碰到馮·卡門：
曾和他敘說北大開辦工學院之目的與計劃，他極感興趣，並允向錢學森先生詳談，請他開始規劃，雖則一年內不能回國。
鑑於錢學森沒有迴音，饒毓泰欲透過錢的老師馮·卡門做工作。另外，還談及促使北大畢業生趙廣增回北大一事，趙在密西根大學得博士學位，歸國後任教中央大學，“近見他在《美國物理學報》所發表的論文頗有價值”。
饒毓泰、胡適自9月開始商談聘請人才建設北大，到年底似毫無成效。期間除信函外，他們似還曾有過面談。饒毓泰接10月14日胡適覆函後，15日致函胡適稱：“若能購到車票，我明日晚車來紐約看你。”同年12月11日，也有類似面談校事的信函。是否成行不得而知，胡適日記中也無相關記載。無論如何，饒毓泰、胡適往還商談雖頻繁，但人才的聘請似並不順利，發展北大學術的藍圖似也就僅僅停留於商討中。
1946年1月14日，饒毓泰致函胡適談及因錢學森一兩年內不歸國，北大工學院的創設成了問題，因為郭永懷、林家翹唯錢學森馬首是瞻。因此饒毓泰除馮·卡門這一條線外，還讓北大畢業生郭永懷轉告錢學森，胡適掌北大後北大學術發展面臨的大好形勢，而且北大開辦工學院，“無傳統的負累，有布新的勇氣，凡關心中國工程科學前途者不應該錯過這個機會”，還是希望錢學森到北大，即使推遲到1947年秋也虛位以待，但需要他“立即答應負責規劃”。對聘請錢學森可謂“意誠”，但錢最終未選擇北大，自然也就影響到在力學上造詣很深的郭永懷、林家翹的去向。另外，信中還談及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泡利對馬仕俊的讚賞，言及美國物理學會在哥倫比亞大學開年會時他會與張文裕、馬仕俊見面，將一同拜訪胡適。
對於戰後北大的復員與發展，1945年10月17日，代理北大校長的傅斯年曾致函胡適談及他的規劃。理學院各系，數學系“充實，可惜多在國外”；物理系很好，“也可添人”；化學系曾昭掄極熱心，“目下人太少”；地質系“空空如也”，但可請北大畢業生回來；生物系“甚好”。對於新設農學院、醫學院、工學院，“以好辦否為標準”，農第一、醫第二、工第三。添聘人才兩個標準：科學需要；特殊人才不以需要為限，“儘量網羅”。可見，傅斯年與饒毓泰在北大理學院的認知上“英雄所見略同”，在人才聘請上也有共識。饒毓泰在美國與胡適商量為北大聘請人才也為國內同仁所認同，而且還引起了國內北大同仁的共鳴。
1945年11月5日，江澤涵致函胡適，談及北大數學系人才的聘請，想將北大數學系辦理成數學中心的雄心壯志也顯而易見。1946年1月14日，江澤涵致函胡適說北大復員，文、理、法三院教授“缺少，還待努力”；增設工學院，“樹人師來信說過，正和你商談院長人選。院長似宜速定，然後才來得及物色教授，否則新增的學院無從著手”；算學系希望赴美訪學的許寶騄、程毓淮等人歸國，更希望饒毓泰能早點回國，聘任的教授也早日到校。
對於有人主張北大物理系專作分光學研究，新興的原子核物理與雷達科學由其他學校負責，饒毓泰很不以為然。1946年3月3日，他致函胡適說：
弟意科學研究本無固定題目，更不能由他人指定。北大對於分光學方面雖曾作些研究，然並不以此自限……得其人，附以工作之環境與裝置，任何題目都可研究，不限於分光學，更不限於原子能。
信中對國內局勢發展似也很不安，“國內整個局勢至是，吾人計劃不知能否實現到何種程度”。並督促胡適接洽朱蘭成，函張文裕“重申北大對於原子能方面之研究願盡其最大之努力”。
到5月，饒毓泰已準備啟程回國，還致函胡適提醒聘任人才。14日致函胡適，新聘陳新民、汪德熙兩人為工學院冶金學副教授和化工副教授，新聘教員回國旅費也要胡適另想他法，不能坐待教育部經費。兩日後再函胡適說，據吳健雄告哥倫比亞大學物理教授H。 W。 Farwell退休後願以畢生所藏物理雜誌捐贈中國某一大學，因託吳介紹北大。Farwell答應，雜誌交由吳健雄照料。饒毓泰要胡適致函Farwell表示感謝，並對物理系聘請人才有所交代：“胡寧有電來接受北大聘，其餘接洽的十日內可得切實答覆。張文裕近又動搖，我們最困難的關頭是在今年。”
此後，饒毓泰、胡適相繼歸國。9月，胡適正式就任北大校長，饒毓泰繼續擔任理學院院長。在美期間他們往還商討延聘的人才，饒毓泰推薦的除外國人外，計有理學院數學樊畿，物理張文裕、彭桓武、馬仕俊、張宗燧、趙廣增、胡寧，化學馬祖聖、李卓皓，生物汪敬熙，地質李四光、楊鍾健，天文學黃昆，工學院錢學森、郭永懷、林家翹、朱蘭成、馬大猷、王兆振、袁家騮、陳新民、汪德熙。除李四光、楊鍾健、汪敬熙三人與他基本上同輩，已在各自的學科上做出了突出貢獻外，其他人也都是一時翹楚，是當日中國在各自相關領域內最拔尖的人物。
饒毓泰聘請人才的唯一標準是學術成就，見到“好苗子”就動心，而且往往以北大母校情感相號召，如任教中央大學的北大學生趙廣增。這說明饒毓泰作為老一輩物理學家，不僅敏銳地認知到當時世界學術發展的趨勢，而且對他的學生輩所學與才華也“瞭若指掌”。
但因各種各樣的原因除張宗燧、胡寧、馬祖聖、黃昆等少數幾個人最後應聘到北大外，其他人不是回國後到了其他地方，就是流落海外。試想，如果這些人都按照饒毓泰的預想任教北大，北大成為世界學術中心自不是問題。當然，雖然錢學森沒有應聘到北大，北大工學院還是於1946年創設，由饒毓泰推薦的馬大猷擔任首任院長。
饒毓泰、胡適在美期間的商談雖沒有什麼結果，但執掌北大學術發展大權的胡適並沒有忘記饒毓泰在北大建立原子物理研究中心的建議與構想。
三、從臨時性慾求到制度化“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
胡適正式就任北大校長之時，內戰烽煙已起，經費難以為繼成為辦理大學者所面臨的共同困難。1947年7-8月間，胡適致函國民政府高官白崇禧、陳誠，請他們從國防經費中撥出專門款項資助北京大學建立原子核研究中心：
我今天要向你們兩位談一件關係國家大計的事，還要請你們兩位把這個意思轉給主席……我要提議在北京大學集中全國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物理學者，專心研究最新的物理學理論與實驗，並訓練青年學者，以為國家將來國防工業之用。
現在中國專治這種最新學問的人才，尚多在國外，其總數不過七八人，切不可使其分散各地，必須集中研究，始可收最大的成效。此七八人之名如下：
錢三強 現在法國居利實驗室，已接受北大聘約。
何澤慧女土（錢三強夫人，其成績與其夫相埒） 現在法國居利實驗室，已接受北大聘約。
胡寧 前在美國，現在愛爾蘭國立研究院，已允來北大。
吳健雄女士 現在哥倫比亞大學（曾在美國戰時原子能研究所曼赫丹設計工作），已允來北大。
張文裕 現在美國普林斯敦大學，已允來北大。
張宗燧 現在英國劍橋大學，願來北大。
吳大猷 北大教授，現在美國密昔根大學。
馬仕俊 北大教授，現在美國普林斯敦研究院。
袁家騮（吳健雄之夫） 現在美國普林斯敦大學，已允來北大。
以上九人，可謂極全國之選，皆已允來北大。他們所以願來北大之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他們都不願分散各地；二是因為北大物理學系已有點基礎：三是因為他們頗喜歡北大的學術空氣。
我們仔細考慮，決定把北大獻給國家，作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人才羅致，由北大負全責。但此項研究與實驗，須有充分最新式裝置，不能不請國家特別補助，使我們可以給這些第一流專家建造起一個適宜的工作場所。
我們想請兩位先生於國防科學研究經費項下指撥美金五十萬元，分兩年支付，作為北大物理研究所之裝置費……其購置細賬，均由北大負全責隨時詳報告國防部稽核……
我寫此信，絕對不為一個學校設想，只因這些國外已有成績、又負盛名的學者都表示願來北大作集中研究，故為國家科學前途計，不敢不負起責任來，擔負這個責任。科學研究的第一條件是工作人才。第二條件才是裝置。現在人才已可集中，故敢請國家給他們增強裝置。
胡適明確提出集中研究原子物理的中國專家於北京大學，把北大物理系建設成為中國原子能研究中心。他以將北大獻給國家的姿態允諾擔負原子能研究的責任，北大負責人才聘請，政府負責儀器裝置的鉅額資金。這樣，人才與裝置齊全，科學研究可以順利進行。聘請人才中有的並未接受北大邀請，如錢三強夫婦，胡適這裡將他們列為前排並宣稱已接受北大的聘任，可能是認為他們的發現能引起白崇禧、陳誠的重視——他們1946年底關於鈾四分裂的發現曾轟動世界，自然為國內所矚目。
原子彈爆炸以後，國民政府也曾積極尋求機會開展原子能研究，軍工署派出華羅庚、吳大猷、曾昭掄三人各帶兩名學生赴美學習研製原子彈知識。結果到美后美國人並不對中國人開放原子彈的秘密，只得將學生送入學校進修，各位老師也成了訪問研究者。同時，國民政府還想透過接收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日本人所謂的原子彈研究專家從事原子彈研究，也未能“遂願”。1946年6月，國防部設立原子能研究委員會，由俞大維具體負責，與此前成立的“國防科學委員會”合作進行原子彈研製，蔣介石指示給予50萬美元的撥款。1947年4月21日，國防部長白崇禧向蔣介石呈送《要件簡報》，呈請撥款240餘萬美元創設原子能研究所。蔣介石以“國庫支應浩繁”批示緩辦。
胡適此時提出將北大物理系建設成為原子能研究中心，正好切合了國民政府特別是白崇禧成立原子能研究所從事原子彈研製的欲求。與政府想掌握原子能的秘密，直接從事原子能研製不一樣，以饒毓泰、胡適為代表的學術界想從事原子能的基礎研究，雖“風馬牛不相及”，但共同的話題也會引起共鳴。
面對國共內戰正酣的政權之爭局面，胡適這時提出這樣的建議與欲求自然是“火中取栗”，極其不合時宜。而且設立在“偏處一方”的北平而不是首都南京，自然不見“交下辦理”。於是我們看到吳大猷當年8月19日致饒毓泰、鄭華熾的信——吳大猷還是太“書生氣”，這樣嚴重的軍政局面下，還要胡適、饒毓泰等直接向蔣介石建議，並“隨時隨刻留心”籌備經費，“為研究工作之用”，實在是“不識時務”。當然，他信中下面一段倒是說出了一些實情：
目前許多人在外，不願返國，理由不外數端：（一）在外多能覓得位置，與昔日生在美時正值depression，處處無錢情形大不同。（二）在外工作自遠較在國內為便。（三）國內不僅生活艱苦，即一般政治……等情形，太令人失望。
面對國內“令人失望”的大環境，吳大猷希望與饒毓泰等一起在北大校園內塑造研究氛圍這樣的小環境，並說只要國內政局穩定，不僅中國的“人才”們願意回國到北大，一些外國大佬也可請到北平，正如抗戰前狄拉克、維納、馮·卡門、玻爾等大師紛紛前往北平講學一樣。但是，國內政治局面卻不理想，依靠政府中某些高官的“發善心”來發展學術可能是“緣木求魚”，不僅靠不住，而且也不能建立長效機制。面對這樣的形勢，胡適開始尋求制度化的保證，實現學術獨立之夢，以維持學術發展的延續。
1946年10月20日，胡適出席中研院評議會，第一次提出政府若能給予十年安定的環境，“並作財力人力之補助”，中研院也可像芝加哥大學、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和加州理工學院一樣成為世界著名學術機構。次年8月26日，出席中研院院士選舉籌備會，正式向蔣介石提出發展教育的十年計劃，並在上海、北平先後講話予以闡述。9月18日，撰成《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下簡稱“十年計劃”），28日發表在《中央日報》，指出實現中國學術獨立之路：
我很深切地感覺中國的高等教育，應該有一個自覺的十年計劃，其目的是要在十年之中建立起中國學術獨立的基礎。
我說的“學術獨立”當然不是一班守舊的人們心裡想的“國漢自有學術，何必遠法歐美”。我決不想中國今後的學術可以脫離現代世界的學術而自己尋出一條孤立的途徑，我也決不主張十年之後就可以沒有留學外國的中國學者了。
我所謂“學術獨立”必須具有四個條件：（一）世界現代學術的基本訓練，中國自己應該有大學可以充分擔負，不必向國外去尋求。（二）受了基本訓練的人才，在國內應該有裝置夠用與師資良好的地方，可以繼續作專門的科學研究。（三）本國需要解決的科學問題、工業問題、醫藥與公共衛生問題、國防工業問題等等，在國內應該有適宜的專門人才與研究機構可以幫助社會國家尋求解決。（四）對於現代世界的學術，本國的學人與研究機關應該和世界各國的學人與研究機關分工合作，共同擔負人類學術進展的責任。
很明顯，胡適這裡的學術獨立，是要求中國學術能獨立於世界學術之林，能獨立從事學術研究，獨立解決中國社會的工農業和國防問題，更重要的是，要為人類學術的發展做出中國人自身的獨特貢獻。對於如何做到“學術獨立”，他也有他自己的近期規劃，就是十年內分兩步走，“集中國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個到十個成績最好的大學，使他們盡力發展他們的研究工作，使他們成為第一流的學術中心，使他們成為國家學術獨立的根據地”。要實現這個近期規劃，最重要的自然是經費獨立與保證，按照憲法規定：“教育文化科學之經費，在中央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在省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二十五，在市縣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三十五”。
也許正是看到國共兩黨內戰正酣，“學術獨立於世界”無從談起，胡適要求在憲法體制下建立起學術獨立發展的機制。因此，胡適的“學術獨立”其實包含有兩個層面，一是對外的，相對世界的中國學術獨立；二是對內的，相對政治的獨立，前提是經費的獨立，並保證學術自由研究的獨立。後者是前者能最終實現的條件，以學術獨立於政治來達到學術獨立於世界的目標。
問題是學術獨立於政治的基本保證是經費的獨立，而經費需要政府提供，又要求政府不干涉學術自由獨立研究，這如何能夠得到實現與保證？胡適相信只要按照憲法行政，經費獨立自然得以保障，學術獨立於政治也就一定可以實現。現實是，政府並不按照憲法行政，在政權利益之爭局面下，不僅學術研究的經費難以保障，個人的生命安全也不能保證。但無論如何，胡適基於憲法行政的考慮，對他的計劃充滿信心。
雖然胡適集中人才、集中經費的論調一出，激起強烈社會反響，在教育學術界引起軒然大波，但面臨國共內戰殊死決鬥之際的政府並未予以理會。可見，無論是胡適還是因胡適言論而捲入論爭中的各位學界中人，他們一廂情願的言說與欲求，在制度化的政治壁壘面前是多麼地無力與無用。
無奈之餘的胡適開始將目光轉向社會，從中基會的款項中找門路，以實現他在北大建設原子能研究中心的計劃。1948年中基會捐25萬美元作為幾所大學的“復興”費，因胡適的地位，北大分得其中十萬元。胡適決議這十萬元集中投給物理系，並委託吳大猷在美國主持籌劃延聘物理學人才和購買圖書儀器。對於北大將十萬美元專用於物理一系，與當初饒毓泰、胡適往還商討集中力量原則相一致，也與上書白崇禧、陳誠意旨，“十年計劃”中的觀念相統一。當年2月13日，胡適致函中基會幹事長任鴻雋催問款項落實情況之外，談及以北大作為表率，解決其他學校在經費集中使用上可能出現的紛爭。後來，饒毓泰也致函任鴻雋，請求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儘快早日撥付款項。
1948年7月1日，中基會與北大終於就這十萬美元的經費使用達成協議，胡適、任鴻雋分別代表北大、中基會簽訂合約，規定款項北大僅能用於向國外購置理科圖書儀器，不得用作建築、薪津及其他任何行政費用，甚至不能用於儀器圖書的運輸、保險等。在物價飛漲、生活朝不保夕的內戰情勢下，這樣嚴格的合約規定，真正體現了以胡適、饒毓泰為代表的北大和以任鴻雋等為代表的中基會在發展中國學術上的良苦用心。可惜，計劃還未來得及實施，政權轉換迫在眉睫。12月15日，胡適乘坐國民政府搶運北平學人專機離開了他生命中最為重要的北大。翌年1月20日，以減輕北大負擔、保全中基會基金，將十萬美元借款全數歸還中基會。
這樣，以饒毓泰開啟、胡適具體操辦的將北大建設成為原子能研究中心的夢想終歸破滅。對於此事，1962年2月5日農曆新年，因馬仕俊的突然自殺，胡適的日記中有長長一段的哀悼：
寫信給吳大猷，剪報上的馬仕俊死耗給他看。我在信裡提到……北大決定不分散此款，把十萬元全給物理系為建立“現代物理學”之用。當時饒樹人主持北大物理系，請吳大猷在美國主持籌劃延聘物理學人才，集中北大，建立一個現代物理的中心。……
不幸這個好夢絲毫沒有實現，我就離開北大了……
正如余英時所說，在北大建立原子能研究中心一事，胡適“至老不忘，可見是他在北大校長任內精心籌劃的一件頭等大事”。
自1945年9月饒毓泰向胡適提出將北大建設成為原子能研究中心以來，這一學術發展規劃經歷了饒毓泰、胡適之間商討——胡適向白崇禧、陳誠的單獨欲求——公開提出“十年計劃”——從中基會借款十萬美元自行發展四個前後又相互交錯的階段，最後終因內戰與政權的急速轉換而未能實現。
這一學術規劃夢想破滅，像馬仕俊這樣的才俊最終“流落”異邦，自感無法趕上物理學的迅猛發展，在澳大利亞悉尼自殺。饒毓泰、胡適一再想聘請的那些海外英才們，除1949年前回國的彭桓武、錢三強夫婦、張宗燧、陳新民、汪德熙外，胡寧1950年回國，黃昆1951年回國，錢學森、張文裕、郭永懷歷經周折後分別於1955、1956年回國。這些迴歸大陸的才俊們，雖然為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但因各種各樣的原因，大多數並沒有充分發揮他們的才能，未能在人類知識視野的擴充套件上貢獻其應有的力量，可謂“才情未盡”。而吳大猷、馬仕俊、樊畿、李卓皓、林家翹、吳健雄、袁家騮、朱蘭成、王兆振等都未能歸國，甚至連汪敬熙也滯留美國，他們在海外為人類知識視野的擴充孜孜以求，在人類智力史上熠熠生光，一些人如吳大猷、樊畿、王兆振等對臺灣科學技術的發展也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
四、學術獨立的夢想
所謂學術獨立，正如陳旭麓在討論胡適“十年計劃”時所說，是與西方發達國家比較之後，“別人有更好的學術文化出現在我們眼前，而為我們所遠不及，由不及而有爭取獨立的思想”。作為後發展國家，追求學術獨立於世界學術之林，建立起自己獨立的學術發展軌道，自行從事獨立的學術研究，在解決實踐活動中出現的各種各樣實際問題的同時，為人類知識視野的擴充套件做出貢獻，而不是跟隨在別人後面亦步亦趨，一直是近代以來代代中國人的夢想。
早在1877年，李鴻章、沈葆楨等在奏請派遣船政學生出洋留學時，就已深刻地認知到只有全面掌握西方科學技術知識，中國所師之“長技”才不至於“隨人作計”落到“終後人”的下場，已經有尋求中國科學獨立的思想萌芽。可惜，在漫長的晚清革新曆程中這僅僅是“靈光一現”。直到1910年，一群留學美國的學子籌劃創立中國學會留美支會時，才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國學術獨立的欲求，認為創設學術性社團組織不僅能增進學問、砥礪道德，造就中國之培根、牛頓、蘇格拉底，還能使中國學術發達，成為世界學術中心，使五大洲學子象他們負笈美國一樣來我神州求學“取經”。這是此後以任鴻雋、趙元任、胡明覆、楊銓、秉志等為代表的、以民間學術社團引領中國學術獨立的肇始。
1914年，胡適在《留美學生季報》上發表《非留學篇》，指出“留學為國家之大恥”，留學的目標是“使後來學子可不必留學，而可收留學之效”，“留學當以不留學為目的”。第一次發出他關於學術獨立的聲音。十年之後，未有留學經歷但長期從事教育研究的舒新城發表《留學生問題》，說派遣留學生的目的“在於提高學術以謀教育獨立”。並在1927年出版的《近代中國留學史》中明確提出“留學均當以研求學術以改進本國文化為目的”。
無論是留美學子創立學術社團的籲求，還是胡適、舒新城對留學目標的宣揚，他們學術獨立的物件都在國外。1928年，羅家倫出任改制後的國立清華大學首任校長，在就職演說中提出了學術獨立的宣言，表明國人對學術獨立的追求已經從留學海外轉向國內教育界：
國民革命的目的是要為中國在國際間求獨立自由平等。要國家在國際間有獨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須中國的學術在國際間也有獨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把美國庚款興辦的清華學校正式改為國立清華大學，正有這個深意。我今天在就職宣誓的誓詞中，特別提出學術獨立四個字，也正是認清這個深意。
學術獨立於世界是國家獨立於世界的基礎，羅家倫將爭取中國學術在國際間的獨立自由平等地位的作用與意義作了提升。以庚款興辦的清華改制有學術獨立的深意，清華大學也就有了爭取中國學術獨立的重任。隨著中國近代學術的發展，學術獨立意識已經成為學術界共同的信念與追求。
在學人不斷呼籲中國學術獨立於世界的同時，一批從事科學研究與組織科學研究者苦心孤詣，身體力行，逐漸建立起中國近代學術的各個門類，以真正達到學術獨立的目標。1929年11月，清華大學首任理學院院長葉企孫在清華校刊上發表 《中國科學界之過去、現在及將來》，說“沒有自然科學的民族，決不能在現代立腳得住！”他與後來繼他擔任理學院院長的吳有訓都認為，清華設定理學院的目的為“求國家學術獨立”。按照吳有訓的理解，“所謂學術獨立，……不但能造就一般需要的專門學生，且能對該科領域之一部或數部，成就有意義的研究，結果為國際同行所公認，那麼該一學科，可以稱為獨立。”與多年後胡適在“十年計劃”中的認知一樣，在葉企孫與吳有訓看來，中國學術的真正獨立，不是停留於口頭紙上的空言，而是做出真正的、舉世公認的科研成就，在擴充套件人類知識視野上做出自己的貢獻，發出中國人的聲音。
抗戰前，中國學術獨立的步伐穩步向前，物理學研究者的論文大都在國外著名雜誌上發表。玻爾來華期間，吳大猷等還曾就最新研究成果向玻爾討教，玻爾對在中國看見這樣前沿的研究成果“顯然有些意外”，在講演中專門提及。學術研究的進步，致使大學教師的聘定也發生了轉變：“以前國內大學的教師，資格很隨便，只要是留學生，似什麼都可以教；結果當然不免有缺點。現在大學聘請教師，不但要問所學的專門學科，且須顧及已發表的研究工作及其價值。”
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雖然打斷了這種學術獨立的快速發展步伐，但中國對學術獨立於世界的追求並未停止。1943年7月，中國科學社等六學術團體在重慶北碚召開聯合年會，蔣介石書面致詞也要求學者們致力於純粹科學的研究，逐漸消除對科技先進之國的“依賴性”，建立“本國獨立之學術”，使中國能立於“現代國家之林”。
抗戰勝利後，中國國際地位大大提升，大批教授與青年才俊也透過各種各樣的機會到世界各學術中心或訪問研究或留學深造，一些學科的一些研究成就已為世界所稱道，如數學方面陳省身、華羅庚、許寶騄等“都被外國的數學大師約去共行研究”。可以說，戰後在中國實現真正的學術獨立的大好局面特別是人才培養與聚集上再次顯現。因此，饒毓泰與胡適書信往還商討在北大建立學術研究中心，胡適提出學術獨立的計劃，可以說充分體現了他們對中國學術發展態勢的準確認知與把握。無獨有偶，當時正在英國布里斯托爾大學師從未來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莫特的黃昆，1947年4月1日，致函因不善於物理實驗而產生幻滅感的楊振寧說：
我每看見Mott一個人所有的influence，就有感想。真是所謂“萬人敵”的人，他由早到晚沒有一刻不是充份利用。作自己研究，幫助許多人作研究，organize各種不同和Lab內Lab外的專門討論，參加國家各種technical committee，款待各種各式工業inspection以捐錢；處理系內各事，還時時出國去演講……。也就是像他這樣的少數幾個人就支住了整個英國的科學研究。
假如你對科學研究本身還有faith的話。能比build up一箇中國物理研究中心再富於adventure和excitement的還有甚麼呢！？我相信你一定多少存有這樣的雄圖，那麼甚麼事又該能使你disillusion呢？……Consistently的發展這想法，比方說，successfully組織一個真正獨立的物理中心在你的重要性應該比得一個NobelPrize還高。
深受導師莫特影響的黃昆，要做中國學術界的“萬人敵”，也有理想在中國建立一個物理學的研究中心。並建議楊振寧走出個人主義的自怨自艾，投入這樣的宏業中。黃昆之所以有這樣的理想與抱負自然不是一時熱血的憑空想象，以他在國內燕京大學、西南聯大接受的訓練，在英國受莫特的培訓及其將與馬克斯·玻恩的合作研究，他對世界學術發展前沿與中國學術現狀有深切的瞭解與理解。他與他的老師吳大猷、吳大猷的老師饒毓泰一樣，認識到戰後中國有建立世界學術中心的機會與機遇。
當然，黃昆雖克服各種困難回到了中國，但他建立中國物理研究中心的偉業並沒有實現，要像莫特那樣少數幾個人就能扛起英國科學大旗的事業，在中國也未能完成。反倒是未聽從他意見回國的楊振寧在美國還真是獲得了諾貝爾獎，被認為極大地提升了中華民族的自信心。歷史在這裡開了一個看似苦澀但似亦必然的玩笑。
正如胡適的“十年計劃”一樣，近代知識分子對中國學術獨立的追尋，除了獨立於世界學術之林的層面而外，還有獨立於政治的追求，這以蔡元培的探索為代表。蔡元培學術獨立思想的淵源可能來自於他在德國所受到的薰陶。德國是學術自由理念及其制度的發源地，威廉•洪堡在提出“教學與科研合一”的大學核心理念時，更提出了大學“寂寞和自由”的兩個組織原則。大學教師和學生應甘於寂寞，“寂寞”是從事科學研究的前提條件，意味著不為外界政治、經濟、社會利益所左右。“自由”也包含三個層面，因為大學獨立於政治，教師完全服從科學的內在需求自由地從事科學研究，學生和教師一樣“為科學而共處”，所以大學教師、學生都是自由的。
蔡元培1917年就任北大校長後，除提倡科學研究之外，極力提倡“教授治校”。但學校內部的“教授治校”只能夠保持學校行政系統不干涉教授或學生進行學術研究的獨立與自由。要做到教育與學術的真正獨立，不受政治變換的影響，就需要國家建立獨立的教育或學術體制。1922年3月，蔡元培在《新教育》雜誌上發表《教育獨立論》，不僅系統闡釋了他關於教育和學術獨立的主張，而且提出實現教育獨立的方略。他開宗明義指出，“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因此他反對任何政黨控制教育，也要求教育擺脫宗教的羈絆。
蔡元培“教育獨立”論出籠後，激起強烈的社會反響。他還專門設計一個方案，就是將教授治校的範圍從學校擴充套件到整個國家，即以大學院為核心的大學區制度。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在蔡元培看來，歷史給予他實現理想的機遇。他親自出任大學院院長，在全國實施大學區制度。可惜，這一以法國大學區制度為基礎，吸取美國、德國等國教育制度的舶來品，完全水土不服，很快宣告失敗。
教育獨立運動雖成為“絕響”，但學術獨立於政治的追求並沒有走到“盡頭”。可以說，胡適“十年計劃”中關於教育獨立的籲求不僅接續了蔡元培的思想，更重要的是鮮明提出了學術獨立於政治的要求。
在爭取學術獨立於政治的過程中，中國學人已經更深刻地認識到，學術有其自身獨特的價值，完全可以因之而獨立於社會。早在1905年，王國維就提出“欲學術之發達，必視學術為目的，而不視為手段而後可”。他指出，學術論爭與研究應只認是非真偽，與國家、人種、宗教等完全無涉。1918年7月，陳獨秀也發表文章宣稱中國學術不發達的主要原因是學術不獨立，指出無論是文學、史學、音樂，還是醫藥、拳技都有其獨立的價值，不必攀附其他，他呼籲學者們自重，特別是自尊其所學。1941年，賀麟在《學術與政治》更提出學術本質上就是獨立、自由的，自有它“特殊的廣大的範圍和領域，別人不能侵犯”。將學者爭取學術獨立等同於爭取學者個人的尊嚴與人格獨立，並認為不能獨立自由的學術不是真正的學術。與此相應的是，當日的學者們也認知到作為學術之一部的科學，不再是救國強國的工具，它自身具有豐富的內涵，其本質是擴充套件人類知識視野，科學也完成了從救國工具向追求真理的學術事業轉變，迴歸科學本身。
相映成趣的是，1945年9月，很為胡適所蔑視的馮友蘭有鑑於中國已成為世界五大強國之一，強調必須利用這個機會充實自己，使我們成為真正的強國。要達到這個目的，最根本的事情是“必需做到在世界各國中，知識上底獨立，學術上的自主”。因此，他向出席教育部全國教育善後復員會議的袞袞諸公建言“替國家定下知識學術獨立的百年計劃”，就是要集中力量將已有根底和成績的幾所大學辦成真正的學術中心即“大大學”，使它們“能夠包羅永珍，負其時代使命”。對於這些學術中心，政府要儘量予以財政支援，社會不能對它們有急功近利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國家社會要持不干涉的態度”，“要與他們研究自由，並且要與他們以選擇人才的自由”。
馮友蘭先於胡適提出集中力量建設幾所已有基礎的“大大學”的呼籲與欲求，可以與胡適遙相呼應，也表明胡適的“十年計劃”有相當的社會基礎，“所道不孤”。
無論是幾代中國人學術獨立追求的歷史與孜孜以求，還是戰後國際形勢、中國學術發展的良好態勢與人才聚集情況，饒毓泰、胡適乃至黃昆等人此時從學者個人角度出發提出的學術發展規劃，不僅是他們作為學人的自覺，更是中國學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邏輯性產物。不僅反映了饒毓泰、胡適、黃昆等對世界學術發展的態勢有清醒的認知，也表明了他們對中國學術發展與人才聚集有清晰的瞭解。他們的學術發展規劃是學人自感學術發展的需要，自主地進行學術發展的規劃，是學術自身發展的邏輯需求，充分體現了學術發展的內在規律。他們學術規劃的實現需要社會環境的配合，非常可惜的是，由於政權的轉換，胡適、饒毓泰甚至黃昆等人戰後相關中國學術獨立的規劃都未能實現，成為一個不可企及的夢想。
時至今日，中國學術還沒有完全建立起自己獨立自主的學術體系，向學術先進國家派遣留學生仍然是我們學術生活中的主旋律。中國學術無論是政治上的獨立還是在世界學術之林的獨立，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可能是蔡元培、胡適、饒毓泰乃至黃昆等當年沒有預想到的。
要真正解決這種學術發展內在需求與外部條件的矛盾，學術必須有自己獨立的社會地位與機制，不受制於外部社會條件的變動。這樣，學術才能維持其獨立，才有長期獨立自主發展的可能性，才有延續性，才能形成自己的歷史與傳統。
問題是，隨著科學的發展，學術研究已經完全不同於它早期以個人愛好為特徵的時代，已完全體制化與職業化，進入所謂的大科學時代。特別是隨著國家科學政策的出現，政府與政府資助在學術發展上作用與地位越來越重要。政府政治追求的是實用，是個人或團體之私利；學術追求的是真理，是人類知識之擴充套件，學術與政治之間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學術一方面要求獨立於政治，一方面又需要政府的大量經費，如何把握與界定學術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就成為值得不斷探討與思考的問題。
也許正是由於清醒地認知到政治變動對學術發展的致命傷害，深切地體會到政治對學術發展的巨大影響，胡適在“十年計劃”中提出了“爭取學術獨立”的一個方案，即以法律為基礎建立學術獨立於政治的完善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制度化政府經費額度，而如何支配經費完全由學術界自行解決），排除行政權力對學術干涉，保障學術研究與學術發展的自由。當然，歷史證明，這種法制基礎需要更高層次的政治制度穩定，否則，學術獨立於政治根本無從談起。
在中國這樣一個政治不具備連續性的國度，隨著一個政權倒臺，其實行的學術管理與學術政策也“隨風而逝”；甚至在同一政權領導下，一屆政府甚或一個部門領導人，對其前任也很少“蕭規曹隨”，往往是另闢一片天地，造成學術發展的非連續性。1934年，胡適演講《科學概論》說，科學進步有賴於持續性的學術機關儲存已有的知識、方法、技術與工具。西方科學發達得益於此，東方科學的不發達也是因為無此傳統。包括胡適在內的幾代學人學術獨立追求夢想的破滅，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政治變動造成的，這也使得學術發展的延續性被破壞，學術獨立自然也就難以實現。
希望中國學術在不久的將來真正能實現獨立，不僅獨立於世界學術之林，也獨立於政治變動，真正實現學術發展的延續性，為人類學術的進步與人類知識視野的擴充套件作出應有的貢獻。
原載《中國科技史雜誌》2014年04期，經作者授權刊載，略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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