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伯樂和千里馬”的新觀點——讀韓愈《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在韓愈的作品中，《馬說》應該是最知名的幾篇之一。“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的名句是大多數學生都熟知的。對於後人來說，韓愈被打上了鬱郁不得志的“千里馬”的烙印，中唐時期的朝廷也揹負上缺乏伯樂的罵名。

很大程度上，作品一旦公開，作者也就不再享有專屬解釋權。對於韓愈來說，這篇文章只是他作於貞元十一年（795年）至十六年（800年）間的作品。這期間他因此三次博學宏詞科考試失敗，被迫離開長安，在河南東部、江蘇北部的幕府中擔任一般職務。可以視作韓愈對自身命運的悲憤之作。

但十年後的810年，已經踏入官場近十年的韓愈關於“伯樂”“千里馬”已經有了新的認識。這是被前者的名氣所遮掩了的。這篇《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便是例證。

1、

該文章是韓愈被貶為河南縣令後為當地知名的隱士溫處士溫造所作。溫處士與韓愈同時期的作品《送石處士序》中的石處士同屬一地，文字是如此寫的：“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也就是說，兩人分別在洛水的北岸以及南岸隱居，是當地最具才華，知名度最大的隱士。

這兩位自然是“千里馬”，但他們都遇到了伯樂，而且伯樂把他們兩個人都收入麾下。

文章開頭說一段典故或者說寓言。即“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郡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意思是，有人說，傳說春秋中期秦穆公時，以善相馬著稱的一個人叫伯樂的，經過出產良馬的冀州北部（今河北、山西一帶地方），結果馬群就空了。他解釋說，此空主要是指良馬空，換言之伯樂把良馬都帶走了。

這是本文的背景。既有千里馬，又有伯樂。

韓愈接下來講更真實的案例。也就是發生在他身上的。即“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同“斧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在韓愈眼裡，他所在的東都洛陽就是士大夫的冀北之野，這裡又許多人才，其中特別優秀的有石洪、溫造。結果在810年，一位將軍名叫烏重胤的，擢升為河陽（河南西北部，今孟縣區域）節度使。上任三個月就開始大肆招攬人才，先找了隱士石洪，以禮相待、曉之以理，吸引他選擇了出仕，後透過石洪的推薦又吸引了溫造的加盟。

這兩人是什麼情況呢？石洪的特點是博學多才。韓愈在《送石處士序》寫道：“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荀子·王霸》：“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溫造的特點是家世顯赫，隱居之前便曾受到天子的喜愛。據《新唐書·溫造傳》記載，“天子愛其才，問造家世及年，對曰：‘臣五世祖大雅，外五世祖李，臣犬馬之齒三十有二。’帝奇之，將用為諫官，以語洩乃止。復去，隱東都。”

作為地方官的韓愈自然就不滿了。他說：“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大意思是，你烏將軍今天從我們這邊挖走一個人才，明天又挖走一個人才，而像我這種剛剛在這裡作父母官的、上上下下的其他官員、洛陽縣（今河南洛陽市東北）、河南縣（今河南洛陽市）的大夫門，如果有什麼“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的，該去哪裡找這樣的人才諮詢問題，士大夫們辭去官位應該找誰同遊，年輕的後輩們應該找誰詢問道德和學業的問題，還有就是那些東西往來官員來到此地，也就不能去拜訪他們了（從這些細節來說，中唐時期的隱士是地位不低的）。

也就是說，韓愈把這件事看成了兩地“人才戰”。現在來說，烏重胤所在的河陽節度使，和洛陽縣、河南縣屬於河南，應該是不分你我。但在當時卻屬於兩地，前者管轄河陽三城、五縣（河陽、河清、濟源、溫縣、王屋）和懷州、衛州。後者屬於河南府。有意思的是，韓愈本身就是河陽人。有“大義滅親”的味道。

2、

這就是新問題。應該說，這在當代極為常見。但是在那個人才發掘程度更低的時代裡，仍然出現了挖牆腳的難題。當然，韓愈是一個識大體之人。所以他也反問自己說：“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意思是，如果人們如此讚揚說，“烏將軍成為河陽節度使後，東都的隱士消失了”，這難道不也是一件大好事嗎？

韓愈始終保持著強烈的自省精神。他還說：“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意思是，天子治理天下，主要依靠宰相和將軍。宰相在朝廷求賢，將軍在幕府求得謀士和武將，這樣國家得不到治理，是不可能的了。

但是，作為地方官，他仍然感到不悅。所以，在文末直白表達了這一困惑。即“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于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這也算是一份特別的歡送序，有一定的不滿的色彩。也就是說，那時候的人已經開始意識到，人才的流動對於地域發展的關鍵作用。我們今天這些所謂一線城市，它們的輝煌也是透過利益槓桿從各地“挖人”成就的。放大到全球的話，美國的崛起也有賴於此。這更是關係到未來國運的核心問題，不得不重視。

當然，這其中也不乏風險。具體到被挖走的石洪和溫造，前者的資料缺乏，似乎仕途不順，後者的話則成長為一代名臣。似乎缺乏資料記載溫造在烏重胤麾下當差的情況。但歷經三朝，從京兆府司錄參軍一路升遷為御史大夫，有“平定興元兵變”“興修水利”之功績，是清晰的。劉禹錫有詩讚譽：“旌旗入境犬無聲，戮盡鯨鯢漢水清。從此世人開耳目，始知名將出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