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思想之流
吾人不可謂現在之X
因生現在之Y
實則過去之ABC……
與現在之X合而生現在之Y也。
—羅素物之解析—
國父說：【主義是一種思想】，但思想的形成，決不是偶然的。它有來龍，有去脈。它好像一條奔流，驚濤駭浪，滾滾而東，然而這樣的浩森淵深究竟是從何而來，又向何處而去。所以我們就不能不探本窮源，追溯它的過去，也不能不順流直下瞻望它的將來。中國民族原是繁殖於黃河兩岸，黃河究竟起源於何處呢？李白說：
【黃河水之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所謂【天上來】，也不過是一種象徵之詞，關於河源問題，漢唐以上，大家都還是撲朔迷離，不知所自。山海經，水經注的記載，可謂荒誕無稽。到了漢朝，張謇出使西域，才黃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於闐，合而東注蒲昌，實則仍是妄談。直到清朝康熙時，才知黃河之源頭了，出自青海的巴顏喀拉山，名阿吞河，首見窮源探本。是非榮恰。黃河至長，約五千餘里，其間所經地域，記載出來，也是非常複雜。我們對於這條河流的研究，需要窮源而逐流，倘我們要研究三民主義這一條思想的長流，當然這方法，我們也非採用不可了。實則這種方法，一般人都稱為歷史方法。因為一種主義的產生，必然有它自己固有的文化基礎，它的發展也必然有它逐漸銳變的演進過程，它的前途，也必然有它光明璀璨的偉大遠景，要把握這一條思想之流，只有採用歷史的研究方法。（溯往以窮其悠久的淵源）而歷史方法的第一步，是溯往。溯往要注重主流。我們知道一切事物，它都有發生、發展及其演變的蹤跡，有連續不斷的脈絡，有奔來眼底的趨向，由葉可以溯枝，由枝可以溯幹，由幹而本，由本而根，逐段推進，它的構成原素，固如 國父所說：
1有因襲我國固有之思想者。
2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蹟者。
3有吾所獨見而創穫者。
這三個構成原素，除了國父自己的創穫者外，前兩個構成原素，都似乎和三民主義有繼承的血脈關係，我們要追溯而探出其真正的淵源，便應該分別何者屬於【因襲】，何者屬於【規撫】，如探黃河之源，應分別主流與支流，譬如從開封起程，溯流而上，便有涇水，渭水，倘若不從主流前進，直向河套而行，輕易的走入了它的支流涇渭兩水。以為黃河之源，即在此地，那末黃河的極其遠長的源頭，我們便不易窺見了。
研究三民主義文化的淵源，在增加民族自信力的工作上，頗為重要，最切忌的是我們過於短視的只就近百年史或近代史來觀察，而忘卻了我們五千餘年的文化史。有些研究者，他們固然用歷史方法，惟其眼光，總是向前瞻跳，多不願向後回頭，即使他們偶然替代三民主義的思想起源問題，好像以為 國父思想的重要部分仍然是歐美的學術來的。這樣的錯誤就因為他在溯源中，不能分別主流與支流的差異。例如民權主義，國父在中國革命史一文中，自述：
【以民立國之制，不可不取之歐美。】
又在許多演講中，自述他的主義與美國林肯總統之民有、民治、民享相向。中國方面關於民主的固有文化。 國父又謂為：
【有其思想而無其制度。】
於是研究者溯源至此，有些人便陷於斷港絕潢，以為三民主義的淵源似乎是西方的文化了。某先生在所著【中國應當幹什麼】一文中說道：
【中國立國五千年來，遭專制政治的虐害是太過長久了，讓我們必須澈清我們的腦筋，我們的心臟，我們的課本，把孔子的意識及餘毒掃除乾淨，孔子的教義從始至終是封建專制的。】
他在文中痛斥孔子是保守主義。以為民權主義的淵源和孔子沒有關連，它完全是基於歐美的政治哲學，然而他便忘記了 國父民權主義早就說過：
【中國所受君權的影響，可以說是利害參半，但是根據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來講，如果用民權，比較還是適宜得多。所以兩千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張民權。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便是主張民權的大同世界。】
這錯誤由於對於民權主義的淵源，不尋求它的主流，竟走進它的旁溪小澗上去了。國父的民權主義雖對於歐美的政治制度有所取資，但那只是【規撫】，而不是其【因襲】。所謂【因襲】，那是主流的繼承問題，不是支流的歸屬問題。
研究三民主義思想的起源，我們應當由洪門的反清扶明開始，溯流而上，便是太平天國的民族意識政治經濟等制度，再上則有晚明諸遺老如顧亭林、黃宗羲、顏習齋，李二曲等的節氣與學術。由此逆潮至周秦時代如墨家道家法家以及管子孫子的政治經濟思想莫不與三民主義有著血緣關係，不過三民主義繼承的文化傳統，仍應以儒家為主。如禮運的大同思想，實則為三民主義的真正淵源。大同篇內主張老終壯厚，男分女歸， 國父因本之以演為民族主義，選賢任能，講信修睦，因本之以演為民權主義，貨物其荒棄於地，方惡其不出於身，因本之以演為民生主義。所以我們研究三民主義思想的起源，必須以 國父因襲之中國固有之思想為主流，西方學說不過是其規撫時的借鏡，而中國固有學說中又必須以儒家學說為主流，如此探溯，而三民主義的真正起源，我們才能在五千年的固有文化中有所闡明。
（循勢以觀其演變的歷程）
歷史方法的第二步是【循勢】，而循勢必須明其背景。黃河入海蜿蜒曲折，非直向而行，水性雖無不向下，惟所經地區，倘遇山嶺聳峙，崗變起伏，河道便成為一不規則的曲線了。欲明瞭河流的趨向，便不能不先明瞭山脈的縱橫，從山脈的迴環往復中以推斷河流的趨赴，這就成為【循勢】。一種主義的發展，循勢之法，即是觀其所遇的時代背影。
研究三民主義的演進過程，我們若從它的時代背影起來觀察，其演進發展的原因，可謂最鮮明的了。然而以時代背影來研究三民主義的演進發展，是重要的，不可以它的【演進】而誤認為它已【變質】，尤不可以它就來思想的比較豐富充實去，使以為它過去的思想是殘缺不完的。插柳成蔭，初植的幼苗後來逐漸變成為千條萬線的大木，無論如何演進發展，柳終是柳，它決不至於變質為松柏，有些研究者常以三民主義演進發展的量變，誤解為三民主義的質變，這都是一種不十分明白時代背影的錯誤。例如崔書琴先生的【三民主義新論】，固然用歷史方法，但他不能充分應用時代背影的觀察，所以解釋仍次明瞭，甚至於有些解釋，仍不免陷於錯誤，他在民族主義的歷史發展（見中央週刊五卷八期）一文說道：
【民族主義的最後說明，見於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與民族主義的演講，前者繫於民國十三年一月發展，後者繫於同年二月講完，二者所含的原則，可以代表 中山先生的最後一絲，以前他的言論或主張，如有與這些原則相牴觸者，我們認為他已經變更或放棄。】
但 國父以前的言論和這些原則相牴觸者究竟是那些言論呢；崔先生並未指出。而崔先生認為 國父已經變更或放棄的言論，究竟 國父是否真正變更了或放棄了呢？
歷史研究法，主要就是研究在某一時期某一時代背景下，所以產生某一種的理論，因而我們可以明白某一個主張或言論，前後雖有不同甚至於似乎矛盾，但為了是受著但是他的條件所限制，事實上仍然是合理而可以解釋的。至於它的基本原則，則始終如一，當然並無所謂牴觸，也用不著什麼變更與放棄了。
他應用歷史方法研究的結果，以 國父晚年的思想為最後確定的思想，無異於以國父晚年思想較早年思想為正確，然而我們以為 國父晚年思想較早年思想較為充實，尚可以說得過去，如說早年思想較晚年思想為不確定，不能不有所變更或放棄，這就不知所云了。
民族主義的基本原則，在於求【民族的平等】，國父由早年的排滿主義，漢族中心主義，發展為後來的五族共和，以及反帝主義，求中華民族之自由平等，進而求一切弱小民族的自由平等主義固日有演進，而其求民族平等是一致的。早年與晚年的不同，是時代背影的不同，故要求的目的也不同，而其求民族平等的原則卻前後一致。所以既無牴觸，自然也沒有什麼變更或放棄！倘若認早期的三民主義為殘缺不完，而以後期的三民主義總算為確定，便要陷（某不可名狀人物）知變而不知常的新三民主義論的覆轍了。依這樣的【新論】推論下去，則 國父與中同盟中華各時期的演詞是否有些言論也要放棄了呢？所以用歷史方法應注意的我們知【變】尤其要知【常】，在事物的萬變中絕對不可忘記了那一個【不變】。
此種方法去，最好將 國父全部遺教不論是論文，演講，函電，雜著依其發表的年次，分別排列，我們配合近百年史冊黨史逐年閱讀，於是， 國父思想演進發展的歷程，也就瞭如指掌了。在胡編民智版的遺教中，已有一個以著作年表為序的全集篇目索引，初學者，倘能依照此表的索引，披閱一遍，那是於歷史的研究工作，可以說是極有裨益。應用歷史方法研究三民主義，除【溯往】以窮其悠久的淵源，【循勢】以觀其演變的程序，我們還有瞻來以觀其偉大的遺緒。主義不是死的，它必然要隨時代的演進而日愈發展，所以我們不謹要溯往、循勢、而且更要【瞻來】， 國父逝世以後， 總裁蔣先生繼承遺志，努力國民革命，統一中國，領導抗戰，在主義方面，日愈發揚光大。我們研究主義，對於繼承 國父遺教的 總裁言論，尤其不能不詳細研讀。然而所謂【瞻來】，在歷史方法的研究中，我們必須知其衣缽的一貧， 總裁言論 對於國父遺教，固然大有發揚，但仍然是一脈相因，並沒有任何修正，也沒有任何矛盾。有些研究者不照此意，竟然謂 總裁對於 國父思想，已經有所更訂，這樣的錯誤，都是由於他們用歷史方法而不知其一貫性所招致的。例如這幾年來，由梧州中學校長李宗漢同志，提出來的 國父與 總裁關於陽明學說已有矛盾的一個疑問。為了這個疑問，他竟六次澄請中央要求解釋，且竟敢於印行小冊子主張刪去孫文學說中對於陽明學說的批評。實則他的荒謬，完全由於他不能正確的應用歷史方法以致引出極狂妄的結論。
總裁於知難行易之後，又提倡一種力行哲學，對於 國父所嚴格批評的王陽明學說，發表了不少相當尊重的意見，表面看來， 總裁言論與 國父遺教似乎有些矛盾，其實這樣的觀察是極其錯誤的。關於這個問題，我已在中央日報【黨義研究】副刊寫了一篇【 總理 總裁對於陽明學說的意見】一文，群加刨析；又歷次在政治部黨義版各期有很長的演講，現在拙著【孫文主義破疑】一書，可以作為參考。在此不必詳論，不過我們應該知道，這些研究者的疑點，不外食：
國父在知行總論中曾經說過心裡建設【有此十說以為行易知難之鐵證，則知之匪艱，行之維艱之古語與陽明知行合一之格言，皆可從根本上推翻矣】。又說：【推其意亦以為知之匪艱而行之維艱苦也。】足證 國父謂陽明的知行合一說，與知之匪艱，行之維難說其意仍然相同，而 國父以為知難行易說，皆可將此兩說根本推翻。但 總裁在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的經過的階段中，又說：【 總理生在滿清末年，與王陽明生在明季，同是看著中國人中了幾千年來知易行難的毒……所以王陽明便用性質和一的學說來醫治當時的民族性。】又說：【 總理所講的知難行易的【知】，和王陽明所講的知行合一的【知】，其為知的本體自然不同，而其作用是要人去行一點，就是注意行的哲學之意是相同的，至少可以說知行合一之說比知易行難之說，已有很大的進步。】
依以上所述， 國父視陽明學說與傳說之說其意可謂相等， 總裁卻以陽明學說較之傳說大有進步，甚關於以為在重行的一點上陽明學說卻與 國父的學說用意卻相同。皮相看去，中間好像有若干距離，倘若我們能夠善用歷史的研究方法，從 國父的時代與 總裁的時代上，去看這兩位革命 領袖對於陽明學說所觀察的不同角度，其間的距離可以說完全是不存在的。
我們須知，國父之所以要提倡知難行易說，完全由於 國父是處在創立主義的時代，主義既未能深入人心，黨員的信仰亦未能十分堅定，不能不使一般人知道創立的艱難，而使其增加實行的勇氣，所以才闡明知難行易的學說。到了 總裁，三民主義已家喻戶曉，問題已不在知而在於行，因而提倡行的哲學，主張力行。而陽明的即知即行說，在我們的文化中，尚有很大的潛力，若果利導之以力行三民主義，於實踐上不無裨益。此外 國父的【知】，原為學問的【知】，陽明的【知】，是良知的【知】，前者屬於知識範圍，在科學昌明分知分行的今日，誠如 國父所說不能合知行於一人之身。但後者的知，屬於道德良心的範圍，無論任何時代，任何個人，皆應即知即行。所以 總裁之推崇陽明者在此，況陽明學說的【知】，其本身混【知】與【智】而為第一， 國父與 總裁皆各有所據而發，並且也各應乎當時的實際需要，他們思想，可味完全一貫，實不容有何懷疑。然而諸如此的研究，實有關歷史方法的善於應用了。
歸結來說，研究者的一條三民主義思想的長流當然要用歷史方法，但用歷史方法：第一要【溯往】以窮其淵源，而溯往必須分別支流與主流。第二，要【循勢】以觀其演進，而循勢必須明其不變的本體，第三套【瞻來】以窺其遺緒，而瞻來必須知其繼承的一貫性，果能如此研究，那便易於登堂而入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