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駕駛罪，你可能不知道的那些辯點

危險駕駛罪，已經成為我國發案量最多的一類罪。由於危險駕駛罪案情簡單，量刑較輕，緩刑比例高，所以很多當事人不找律師，認為作用不大，法院開庭也只是走走過場。

但是，一旦入刑終身就會有犯罪記錄，影響巨大，尤其對於某些人來說更是如此，比如：公務員、國企高管、上市公司負責人、名人等。

雖然該罪案情簡單，但對於專業律師來說，沒有不能辯護的案件，沒有完美無缺的指控，只要足夠的專業和認真去審視案件，辯點往往就會與你不期而遇。

主體辯護

坐在駕駛座上的人，就一定是開車的人嗎？一般人認為的常識，在法庭上有時卻並非如此。

實踐中，警方在取證過程中存在“唯酒精論”的傾向，忽視對飲酒過程、駕駛過程的取證，有時會導致在案證據不足以證明嫌疑人有實際駕駛的行為。

在安徽某地的一則判決中【（2018）皖07刑終50號判決書】，法院認為被告人陳某不構成危險駕駛罪。該案中，雖然有證人證明被告人陳某喝了酒，被抓獲時在駕駛座上睡覺，但是不能證明其醉酒後駕駛過車輛到達案發地。雖然被告人陳某也無法解釋如何開車到案發現場，但不能排除系他人駕駛的可能性。

另外，在山西的一則判決中，也有同樣的認定。在該案中，雖然有證據證明被告人張某醉駕，但被抓獲時，張某是坐在副駕駛座上的，法官認為現有證據只能證明張某是乘車人，不能證明有駕駛行為。

可見，即便醉酒的人在車上被抓個現行，如果控方的證據不足以證明有駕駛行為，也不構成危險駕駛罪。

程式辯護

醉酒的人一旦被抓，就是吹氣、驗血、訊問、羈押等一系列程式，一般人都是老老實實配合，不敢提出任何異議。但是在律師的眼裡，卻並非如此，血液採取的方法、消毒劑使用、盛裝容器、標識與封裝、保管與送檢，甚至一般人看來板上釘釘的鑑定意見等方方面面都有可能存在問題，而這，有時會起到起死回生的作用。

例如，王某某危險駕駛案中，血液酒精含量86毫克/100毫升，超過了入罪標準。但我們發現，其是喝酒後馬上開車被抓，隔了一小時後提取血液。

根據有關測算，酒精度和時間關係是開口朝下的拋物線形狀，拋物線定點峰值對應時間是1。5-2小時。也就是說，如果喝酒後馬上開車被抓，此時酒精含量應該屬於低點，而隔了一個小時後去驗血，此時酒精含量達到頂峰。

如果鑑定下來是85毫克/100毫升左右，按照業內通行的每小時10毫克/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清除率推算，則被抓時酒精含量可能低於80毫克/100毫升。律師向檢察院提出了這個問題，最終，檢察院作出了不起訴決定。

實踐中，還存在這樣的問題：

比如，警方在當事人血樣提取登記表中對盛裝容器僅註明A、B管，未註明是否使用抗凝劑及容器具體編號，無法確定當事人血液的對應和唯一性。有時甚至存在同一當事人血液提取在試管規格、醫務人員提取量、鑑定樣本容量三者不一致的情況。

比如，消毒液存在使用含醇類即酒精，尤其是含有酒精的碘伏溶液的情況，酒精的使用就會嚴重影響酒精鑑定的精準度。

除此之外，警方有時會對醉駕當事人濫用強制措施，任意適用延長拘留期限30天。根據刑訴法規定，適用拘留強制措施一般3日至7日，特殊情況下延長至300日。而醉駕案件根本就不具有延長30日的法定事由。

“道路”辯護

由於醉駕入刑，很多好酒之徒有所收斂，不再酒後駕車，改為叫代駕，但有時發生代駕來了找不到車的情況，或者代駕開車到小區，但是小區不讓代駕進的情況，這時候，醉酒的人經常會腦袋一熱，主動上去開車，認為只是簡單的“挪挪車”，不能算醉駕。但是，並不是所有的檢察官、法官都這樣認為。

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雖在單位管轄範圍但允許社會機動車通行的地方，包括廣場、公共停車場等用於公眾通行的場所。對於企事業單位、校園、住宅小區等單位管轄內路段、停車場是否屬於“道路”，判斷的關鍵在於其是否符合道路的公共性特徵。如果只允許與管轄單位及其人員有業務往來、親友關係等特定事由的來訪者的機動車通行，則不屬於允許社會機動車通行的地方，不能認定為道路。

在廣東某市的一則案件中，被告人王某酒後讓代駕送其回家，代駕將車輛停在小區樓下附近路邊後離開。王某下車後發現停放車輛位置不當，遂開車在小區裡另尋停車位，過程中與小區內停放的一輛車輛發生剮蹭，對方車主報警。交警接警後趕到現場將王某抓獲。

然而，後來法院認為：王某醉酒後在半封閉小區內以挪車為目的駕車的行為，雖然造成剮蹭他人車輛的危害後果，但遠低於醉酒在道路上駕駛行為的危險性。因此，王某的行為不符合危險駕駛罪的構成要件，不構成危險駕駛罪。

我們也曾處理過這樣一個案件，當事人劉某跟朋友喝酒後，叫了代駕司機，因代駕司機找不到具體位置，劉某就自告奮勇將車輛從停車場內挪動20米開至停車場出口時被查獲。案件移到檢察院，律師跟檢察官反覆溝通，認為劉某酒駕地點在停車場，行駛距離較短、速度較慢，沒有發生實際危害結果，建議不起訴。最終，檢察院予以不起訴。

曾有學者呼籲，醉駕入刑雖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酒後駕車現象，但是也付出了巨大代價，因該罪而入刑之人眾多，影響極其巨大，必須對入刑尺度進行限縮。然而，大局如此，作為專業律師，我們無力改變，唯有在每一起醉駕案件中做到極致，尋找轉機和空間。